摘 要：對中共上海初創的具體過程，一些史料有不同的記載和說法‍‌‍‍‌‍‌‍‍‍‌‍‍‌‍‍‍‌‍‍‌‍‍‍‌‍‍‍‍‌‍‌‍‌‍‌‍‍‌‍‍‍‍‍‍‍‍‍‌‍‍‌‍‍‌‍‌‍‌‍。 一些中共創建參與者回憶,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逐漸變為黨組織‍‌‍‍‌‍‌‍‍‍‌‍‍‌‍‍‍‌‍‍‌‍‍‍‌‍‍‍‍‌‍‌‍‌‍‌‍‍‌‍‍‍‍‍‍‍‍‍‌‍‍‌‍‍‌‍‌‍‌‍。 此說頗有可疑之處。 日本人坂西多郎記述：先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再建黨。 此說只了解一些表象，不了解黨的組織已先于團秘密創建。 維經斯基向俄共中央遠東局的報告中說，是組建“革命局”。 分析各種史料，可知黨的具體創建過程大致為：1920年維經斯基到上海后，與陳獨秀聯系，召開社會主義者座談會。 曾計劃召開各地革命團體代表會議，未行。 7月初，維經斯基的上司到中國督陣，加快建黨。 維經斯基隨即在上海建立“革命局”，繼而北京等地亦成立同樣組織。 維經斯基和陳獨秀主持的上海革命局，為中國共產黨總部，其他城市的革命局是黨的支部。 上海革命局創辦外國語學社和社會主義青年團，掩護黨的秘密活動，開展宣傳、組織和工運工作。

　　關鍵詞：中共上海初創; 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社會主義青年團; 革命局

　　有關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創建的歷史，在既有史料的基礎上，以往研究已取得很大的進展。 但是，對于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初創的具體過程，不同的史料中有不同的記載，而涉及一些關節點的史料又嫌不足，因而，對史料的不同取舍，影響到對中共具體創建過程的認知。 故而，在史料不很充足的情況下，研究的關鍵在于對現有史料的判別和分析。

　　黨校論文投稿刊物：中共濟南市委黨校學報(雙月刊)創刊于1984年，是中共濟南市委黨校、濟南市行政學院、濟南市社會主義學院主辦的哲學社會科學綜合性理論刊物。

　　中共上海初創史料中的不同說法

　　有關中共上海初創的具體過程，一些史料中有不同的說法。 例如：

　　中國共產黨上海創建的一些參與者，在回憶錄里說：中共在上海的創建，是1920年春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到上海后，先舉行社會主義者座談會，繼而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后來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基礎上，演變為上海共產主義組織。

　　日本坂西多郎的報道說：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步驟，是維經斯基與陳獨秀密商，先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然后建黨。 “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則是與建黨同時的事：“經磋商再四，第一步，先收羅左傾及有革命性之青年，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 ”后來，“在社會主義青年團中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共產黨方具雛形”。 [1]61，62

　　維經斯基寫信向俄共中央遠東局匯報中共上海建黨經過：他來上海后開展各項活動，與中國革命活動人物廣泛聯系，曾計劃召開各地革命團體代表會議，以成立黨。 而后來成立上海黨的核心組織“革命局”，接著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還擬成立北京(已成立)、廣州、漢口等處“革命局”(相當于原來中共黨史著述所稱的各地“共產主義小組”)。

　　只有從不同說法的史料分析入手，才能厘清中共上海初創的具體過程。

　　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建黨說

　　一些參與上海建黨活動者的回憶錄說：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到上海后，找到陳獨秀，先召開社會主義者座談會，繼而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最后成立共產黨。

　　李達說：“威琴斯基到了上海，訪問了《新青年》、《星期評論》、‘共學社’等雜志、社團的許多負責人，如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及其他各方面在當時還算進步的人們，也舉行過多次座談……最初參加座談的人還多，以后就只有在當時還相信馬列主義的人和威琴斯基交談了。 ”“在這時候，‘中國共產黨’發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 ”[2]7李達于是年8月由日本回滬，8月以前的情況他未親歷，只能是聽聞。

　　邵力子回憶：“一九二〇年五月間在上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參加研究會的有：李達、李漢俊、沈玄廬、施存統、陳獨秀、陳望道、戴季陶、邵力子等。 此外，商務印書館有沈雁冰、楊賢江(編《學生雜志》)，也常常在一起談談，但未參加研究會。 研究會成立半年多，逐漸轉變成共產主義小組的性質。 成員起了一些變化。 有的因思想習慣，有的因工作關系，先后退出。 ”[3]61-62

　　陳望道回憶：“我于一九二〇年四、五月間到上海。 ……大家(戴季陶、沈玄廬、李漢俊、陳獨秀、邵力子、陳望道——筆者注)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經常在一起，反復的談，越談越覺得有組織中國共產黨的必要，便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這是一個秘密的組織，沒有綱領，會員入會也沒有成文的手續，參加者有：陳獨秀、沈雁冰、李達、李漢俊、陳望道、邵力子等,先由陳獨秀負責(當時就稱負責人為‘書記’)。 ”“‘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進行了下列幾項工作：1.辦了一個平民女校……。 2.辦了三個工會：印刷工會、郵電工會和紡織工會。 3.辦了一個青年學校，當時叫S.Y.(即社會主義青年團)。 4.宣傳工作……。 ”“‘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第三國際有聯系，重要的事情找他們商量。 ”[4]20-22按照陳望道回憶的說法，“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與共產黨幾乎就是一回事。

　　先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再成立中國共產黨的說法，被主流黨史著作所采用。 然而，由“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演變為中國共產黨的說法，也有可疑之處。

　　據載：在北京，最早成立過“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但對其成立的時間有不同說法。 有說1920年3月在李大釗領導下北京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5]152注⑤劉仁靜說，他是1920年冬天參加的。 [6]114而朱務善說，1918年李大釗和高一涵發起組織了“馬爾格士學說研究會”，但未開展工作‍‌‍‍‌‍‌‍‍‍‌‍‍‌‍‍‍‌‍‍‌‍‍‍‌‍‍‍‍‌‍‌‍‌‍‌‍‍‌‍‍‍‍‍‍‍‍‍‌‍‍‌‍‍‌‍‌‍‌‍。 1920年組織起來，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學日刊》公開宣布。 [7]118-120羅章龍說：“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發起于一九二〇年三月。 ”[8]188按照這些回憶，北京建黨過程確實循此程序——先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后來才成立“共產主義小組(團體)”的。

　　有的回憶錄對上海先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后建黨的說法不認同，說不記得有“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如沈雁冰說：“小組在當時有個名稱，我忘記了，但不叫共產黨，也不叫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黨成立后，有‘社會科學研究會’作為公開活動的場所。 ”[9]46

　　而據張國燾說：1920年夏(7月下旬)，陳獨秀曾經對他談到建黨后的工作打算，除了準備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外，“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也應同時組織，但比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還要松懈一些，即是說每個會員只要有興趣研究馬克思學說就行了，不須參加黨的實際工作”。 [10]97按這一說法，是黨組織成立后，再考慮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如果上海建黨前已經建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那么，陳獨秀應當說：繼續保留或重新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而不會說，建黨后，在建團的同時，再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先成立黨組織，后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說法似乎得到旁證。 中國共產黨1920年在上海創立后，1921年4月13日《民國日報》刊登了《馬克思學說研究社章程》，其宗旨為：“本社專以研究馬克思底學說為宗旨。 ”研究會的活動方式是共同研究馬克思學說的書籍，共同討論，請有研究者講演。 [11]15

　　還有一說：在建黨過程中，是在社會主義青年團中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據稱：“一方面即由獨秀找北平李大釗、廣州譚平山到滬，與戴季陶、沈玄廬密商; 一方面在社會主義青年團中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共產黨方具雛形。 ”[1]62

　　根據上述史料，就上海而言，以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建黨的說法，尚難定論。 按照一些說法，“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并非建黨的預備和前奏，而是在建黨之后或建黨過程中成立的。 故此說只能懸疑。

　　先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建黨說

　　1920年中國共產黨創建之后，日本《勞動》月刊發表坂西多郎撰寫的文章，報道中國共產黨創立活動的情況，說中共的創建，是先從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開始的。 這一資料說：“民八，陳獨秀自北大教育長被逐抵滬，時適胡漢民、戴季陶、廖仲愷、沈玄廬等在滬辦《建設》雜志及《星期評論》; 無政府主義者遣派金家鳳、袁振英等在滬倡無政府主義。 此時新文化運動者會集上海，《新青年》月刊亦遷滬出版，甚為蓬勃。 而蘇俄適派俄人維丁司克偕同楊明齋，及韓人安某，攜款到滬，為蘇俄作宣傳，并負組織共產黨之責任。

　　抵滬后住霞飛路716號，即現在道路協會原址。 遂與陳獨秀密商進行，時陳住漁陽里二號(即現銘德里)寓柏文蔚處。 經磋商再四，第一步，先收羅左傾及有革命性之青年，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 其時又以國內思潮洶涌，倡無政府者最多，反對孔孟及舊禮教者亦甚多，反對軍閥者亦極努力，故由獨秀與季陶等決定約集施存統、沈玄廬、陳望道、李漢俊、金家鳳、袁振英、俞秀松、葉天底等各個社會主義者，在戴宅密商組織辦法。 當時以法界當局對革命黨之行動甚注意，上海流氓又時時索詐危害，乃由張繼、柏文蔚二人之與法界有關系者出為相助，即以戴季陶住宅漁陽里六號(即現新銘德里)為團址，并辦一外國語學校以避耳目。 團務即由施存統、葉天底、俞秀松、袁振英、金家鳳主持; 事務由俞秀松主持; 總務由楊明齋擔任。 但此項組織尚系各個社會主義混合物，而非馬克思主義之干部。

　　故當時曾推定八人籌辦《共產黨》月刊，其人選至復雜，有陳獨秀、張崧年、袁振英、金家鳳、俞秀松、施存統、沈玄廬及楊明齋等，一切經費當時均由維丁司克擔任之。 當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之時，當有日人坂西多郎及韓人柏克及安某等參加之(日本《勞動》月刊上關于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情形完全刊出即系坂西之作也)。 ”[1]60-61

　　這一資料有一些明顯的情節錯謬。 例如：陳獨秀擔任過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不是此材料中所說的“北大教育長”。 社會主義青年團于1920年8月22日成立，當時由俞秀松、楊明齋主持工作。 而施存統早在7月已赴日本，故說青年團剛成立時，施存統即參加主持團務，顯然不對。 施存統于1922年1月回國，被授命恢復工作陷于停頓的青年團。 5月，青年團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施存統擔任青年團中央書記。 [12]72從坂西文將施存統排列于主持團務工作第一人這一情節分析，坂西此文可能撰寫于1922年施存統主持青年團中央工作之后。

　　雖然坂西文中所述有些情節不確，但是，此文對中共創建的一些操作過程，敘述似乎是清晰的，也有與實際情況吻合之處。 最關鍵的是，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秘密成立后，確實以青年團和外國語學社的公開外衣作掩護，開展活動。

　　辦外國語學社，教授外語，這是極為正大光明的事，這樣的信息可以公開發布。 《民國日報》中華民國九年(1920年)九月三十日，曾在頭版刊登《外國語學社招生廣告》：“本學社擬分設英法德俄日本語各班，現已成立英俄日本語三班。 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課一小時。 文法讀本由華人教授，讀音會話由外國人教授。 除英文外，各班皆從初步教起。 每人選習一班者，月納學費銀二元。 日內即行開課。 名額無多，(有)志學習外國語者，請速向法界霞飛路新漁陽里六號本社報名。 此白。 ”[13]62

　　當時舉辦青年團也是可以公開說的‍‌‍‍‌‍‌‍‍‍‌‍‍‌‍‍‍‌‍‍‌‍‍‍‌‍‍‍‍‌‍‌‍‌‍‌‍‍‌‍‍‍‍‍‍‍‍‍‌‍‍‌‍‍‌‍‌‍‌‍。 以青年團書記俞秀松的名義，曾發出一則《青年團籌集基金啟事》。 內稱：“國家民族之強弱興替，及社會之健全與否，系于青年。 以是，近代國家咸趨重青年運動。 對于青年團之組織，無不充分發展。 無論通商大埠及農村小鎮，到處普遍設立，均有健全之組織。 發展青運，尤以軸心國家最稱完備，與其軍事政情之進展，相為比例焉。 ……本團不揣棉薄，矢志為民請命，忘其固陋，銳意為民前驅。 祗以成立伊始，粗具規模，擬辦各點，經緯萬端，因乏相當之基金，猶感進行遲緩。 敬希邦人君子及當代宏達，鼎力匡襄，予以惠助，俾基金有著，團務自易策動……”啟事末尾署：“諸暨俞秀松撰”，鈐“柏青之印”。 [13]96-97

　　顯然，辦外國語學社，目的是培養黨的干部。 而學社發布招生廣告和發布青年團募集基金啟事，看來主要用意并非為招徠多少學員和募集多少基金，意圖顯然是公開身份，取得安全保障，應對可能的密探和干擾，從而掩護黨的秘密活動。

　　然而，坂西文敘述創辦青年團的情況，畢竟是只了解到中共創建活動外表的情況，并不真正了解中共秘密創立的過程。 早在青年團和外國語學社創立之前，以“革命局”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就已秘密產生了。

　　維經斯基的工作進展和創建中共的計劃

　　共產國際派來中國幫助建黨的維經斯基，曾陸續向俄共中央遠東局寫信，匯報他在上�；顒拥那闆r。

　　他到上海經過一段工作后，于6月向俄共(布)中央遠東局海參崴分局外國處寫信，報告工作進展。 他說：“在加強聯系和完成我擬定的計劃方面，工作有些進展。 現在實際上我們同中國革命運動的所有領袖都建立了聯系。 ”[14]28這指的是，維經斯基到上海后，首先與《新青年》主編陳獨秀聯系，繼則與《星期評論》主編戴季陶和李漢俊、沈玄廬和共學社張東蓀等社會主義者等人士聯系，開座談會，了解他們的思想，同時介紹宣傳蘇俄革命后的情況。 他把這些社會主義者頭面人物稱作中國革命運動的“領袖”。 他信中說，他還通過一些朋友在上海之外的漢口、廣州、南京等地開展工作，與當地的革命者聯系。

　　他說：“目前，我們主要從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團體聯合起來組成一個中心組織。 ……為了協調和集中各個組織的活動，正在著手籌備召開華北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聯合代表會議。 當地的一位享有很高聲望和有很大影響的教授(陳獨秀)，現寫信給各個城市的革命者，以確定會議的議題以及會議的地點和時間。 因此，這次會議可能在7月初舉行。 我們不僅要參加會議籌備工作(制訂日程和決議)，而且要參加會議。 ”[14]28-29

　　信中透露了維經斯基在上海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的計劃安排，就是通過陳獨秀聯系國內“各個城市的革命者”，準備在7月初召開一次“華北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聯合代表會議”。 這里的“華北”，不同于通常所指的地理范圍。 當時蘇俄人士把廣州稱為華南，把長江一帶說成“華北”。 維經斯基擬議在上海，由陳獨秀聯絡召開各地革命團體代表的會議，以便聯合起來，組成一個“中心組織”(統一的團體)。 這表明，維經斯基決不局限于在上海建立黨組織，而著眼于建立全國性的黨組織。

　　維經斯基信里講到，準備請來開會的，除了社會主義者，還包括無政府主義者。 有的學者認為，在這一點上，維經斯基與陳獨秀存在著建黨指導思想的分歧。 有的著作認為：維經斯基(俄方)與陳獨秀“在中國建黨指導思想上有一個重大的分歧。 俄方只求迅速建立起一個對中國現存政府不利的革命政黨，明確認為可以容納無政府主義者”。 “陳獨秀則要建立信仰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黨。 ”[15]249-250

　　此說似值得懷疑。 事實上，中共在上海發起創建也好，在北京、廣州等地建立黨組織也好，開始都有無政府主義者和具有無政府主義思想者參加在內。 建黨時陳獨秀就認為：“我們都不愿意政治背景復雜或人格有缺陷的人參加進來; 但也主張不管過去信仰那一派的社會主義或無政府主義，只要現在能信仰馬克思主義并參加實際工作，就可以接受入黨。 ”[10]96可見，陳獨秀建黨時，也不排斥信仰過無政府主義的人參加。

　　劭力子說：“‘五四’前后，馬克思主義者是和無政府主義者在一起工作的……許多人對馬克思主義沒有認識。 有的甚至以為俄國革命勝利，虛無黨也有功勞，因此一部分人接受了無政府主義思想。 ”“在馬克思主義小組里，沈玄廬有無政府主義思想傾向，但不是無政府主義者。 ”[3]70俞秀松日記里說道：“經過前回我們所組織底社會共產黨以后，對于安那其主義和波爾雪佛克主義，都覺得茫無頭緒，從前信安那其主義，的確是盲從的。 ”[16]297這說明，參與中共創建活動的俞秀松，當時也是信奉安那其主義(無政府主義)，分不清楚無政府主義與列寧布爾什維克主義(共產主義)的區別。

　　后來，維經斯基準備在7月初召開全國性的革命團體代表會議的計劃并沒有實現。 有的學者說：“由于陳獨秀的抵制，維經斯基計劃在7月初就召開陳獨秀‘寫給各個城市的革命者’派來的(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聯合代表會議’，‘把各革命團體聯合起來組成一個中心組織’的意圖，沒有實現。 ”“維經斯基顯然聽取了陳獨秀的意見，變通辦法，采取在上海座談會的基礎上成立共產黨發起組的方式。 ”[15]249-250計劃中的會議未召開，恐怕實際原因并非如是。

　　原來，維經斯基的上司、共產國際遠東局東亞書記處臨時執行局主席維連斯基-西比里亞科夫，于7月初親自到中國催促成立中國共產黨來了。

　　上海建立革命局，中國共產黨創立

　　像當年維經斯基等人幫助中國建黨的有關報告這樣一些檔案資料，是中共建黨活動的重要記錄‍‌‍‍‌‍‌‍‍‍‌‍‍‌‍‍‍‌‍‍‌‍‍‍‌‍‍‍‍‌‍‌‍‌‍‌‍‍‌‍‍‍‍‍‍‍‍‍‌‍‍‌‍‍‌‍‌‍‌‍。

　　1920年7月4日，維連斯基帶著他的幾名助手來到北京。 當時俄共駐上海、天津等地的代表被召集到北京，于7月5日至7日舉行在華俄共黨員第一次代表大會。 會議的首要內容，就是檢查在華工作的“組織成果”。 這“組織成果”，自然指的是推進中國共產黨創立工作的進展：“即將舉行的中國共產主義組織代表大會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17]41

　　維經斯基原先計劃在7月初舉行的中國各地革命團體代表大會沒有舉行，他加緊推進上海中共創建工作。 實際是如何進行的呢?

　　維經斯基在8月17日向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寫信報告說：“我在這里逗留期間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組成(4名中國革命者和我)，下設三個部，即出版部、宣傳報道部和組織部。 ”[18]31此信中還說：“我們現在的任務是，在中國各工業城市建立與上海革命局相類似的局，然后借助于局代表會議把工作集中起來。 目前還只建立了一個北京局，該局在按照我的指示與米諾爾同志和柏烈偉教授合作。 現在我把米諾爾同志從天津派往廣州，他要在那里組建一個革命局，下面暫設兩個部，即宣傳報道部和組織部。 ”[18]32-33“在成立廣州局的同時，我們在漢口也成立一個局。 ”[18]35信中還說：“我們對最近工作的展望是：希望在這個月內把各種革命學生團體組織起來，建立一個總的社會主義青年團。 這個社會主義青年團，要派代表參加我們的(上海、北京和天津)革命局。 ”[18]33-34

　　經過7月初維連斯基在北京召集的在華俄共黨員第一次代表大會，維經斯基擔負的幫助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加快了步伐。 他改變了原先召開全國代表會議建黨的主意，而是采取分別在幾個重要城市，首先在上海秘密建立黨組織的辦法。

　　他計劃和實施的幾項建黨工作過程是：

　　1.原先計劃7月初召開的各地革命團體代表大會，予以放棄，而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 這是維連斯基親到中國來催促加速創建中國共產黨的結果。

　　維經斯基來華的使命和工作，就是創建中國共產黨。 他的上司維連斯基親自到中國來督陣，檢查他的工作和組織成果，也是創建中國共產黨。 而他8月17日向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信中報告說：“我在這里逗留期間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 ”他把成立上海革命局視為他的“工作成果”。 這不正好說明，革命局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嗎?

　　2.在上海設立革命局，表明中共黨組織架構的建立。

　　“革命局”是維經斯基在向上級報告時對機構性質的稱謂，并不一定是機構的實際名稱，實際名稱應該就是他要創建的中國共產黨。

　　上海革命局由5名成員，即維經斯基和4名中國革命者組成。 正如《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第一卷)一書編譯者所注：“在4名中國革命者當中肯定有陳獨秀。 ”[18]31注⑤維經斯基和陳獨秀是創立中國共產黨的核心人物(另有其他三人)。 故革命局的成立，標志著上海中共黨組織領導核心建立起來了。 而革命局“下設三個部，即出版部、宣傳報道部和組織部”。 這表明，黨組織具備了分工負責的執行機構，有了工作班子。

　　維經斯基報告說：“《中國社會主義報》出版者李同志是我們上海革命局成員。 ”[18]35《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第一卷)一書的編譯者注：“李同志”指李震瀛。 查李震瀛為天津覺悟社成員，在南開大學學習。 1921年秋在北京加入中國共產黨，后被派往上海，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干事兼《勞動周刊》編輯。 1920年他不可能為上海革命局成員。 參與上海建黨活動的，確有一個“震瀛”，但那是袁震瀛，即袁振英。 “李同志”當為李漢俊。

　　報告說：“宣傳報道部成立了俄華通訊社，現在該社為中國31家報紙提供消息，因為北京成立了分社，我們希望擴大它的活動范圍。 我們通訊社發出的材料都經一位同志之手。 ”[18]32該信編譯者注：這一同志即楊明齋。 楊明齋為維經斯基秘書，為中國人，他擔任俄華通訊社的社長，又擔任掩護黨秘密活動的公開機構——外國語學社社長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總務工作，處于關鍵崗位。 按照維經斯基報告中說到的，社會主義青年團，要派代表參加革命局，故楊明齋很可能是上海革命局成員。

　　3.上海的革命局是中國共產黨的總部。

　　維經斯基報告說：除成立上海革命局外，還安排建立北京革命局、廣州革命局和漢口革命局。 建立這幾個地方的革命局，正好與過去著述中所稱這幾個地方建立“共產主義小組”的回憶相吻合。

　　需要注意的是，上海革命局與北京等處革命局不是平行關系。 因為上海的革命局首先建立，而且由維經斯基和陳獨秀主持，顯然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總部，其他地方的革命局則是中共的支部。 維經斯基8月17日信中說，北京局已經設立。 陳獨秀指定的張申府和李大釗當為其核心黨員。 據張申府回憶：“一九二〇年八月間，陳獨秀來信對我說，北京只有李大釗和你兩個人可以談成立黨的事。 ”后來他們發展黨員，首先發展了張國燾。 [19]548這就是說，北京的黨組織的核心成員，是由上海革命局陳獨秀指定的‍‌‍‍‌‍‌‍‍‍‌‍‍‌‍‍‍‌‍‍‌‍‍‍‌‍‍‍‍‌‍‌‍‌‍‌‍‍‌‍‍‍‍‍‍‍‍‍‌‍‍‌‍‍‌‍‌‍‌‍。 其他地方的黨員，也是由陳獨秀、李漢俊等指定聯系發展的。 由此可見，上海革命局與北京革命局是黨的總部與支部之間的關系。

　　4.1920年8月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

　　維經斯基8月17日信中說，希望在這個月內建立一個總的社會主義青年團。 果然，8月22日，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 當時參加中共上海黨組織創建的俞秀松年齡最小，任青年團書記，而楊明齋擔任團的總務工作。 前引坂西多郎載于日本《勞動》月刊的文章亦說，社會主義青年團，事務由俞秀松主持，總務由楊明齋擔任。

　　5.上海革命局全面開展宣傳、組織和工會工作。

　　維經斯基在信中簡述了上海革命局各部門的工作開展情況：宣傳報道部成立俄華通訊社，組織部忙于在學生中間做宣傳工作，并派遣他們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聯系，組織部要召開工會和行會代表會議，成立工會中央局。 該信編譯者注：“工會中央局是指工人委員會。 ”[18]32注⑥此注所言疑非是。 工會中央局是指領導工會工作的機關。 中國共產黨組織領導工會工作，后來成立了勞動組合書記部。

　　中共黨組織在上海的初創

　　綜合上述幾方面的資料分析，可以得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創建組織的大體過程，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步，1920年4月，維經斯基到達上海，找到陳獨秀，籌劃組建共產黨的工作。 四五月間，召開社會主義者座談會，了解各個社會主義者的思想主張。 建黨，先要摸底排隊，這符合事理邏輯。 至于是否建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只能懸疑。

　　第二步，6月，醞釀組建中國共產黨組織。 當開始提出建立一個政治社團時，張東蓀以只參加學術討論，不參加新建政團，首先退出。 這時，戴季陶暫還參與密商。 據云：戴參與起草討論黨的綱領具體條款。 但在這一過程中，戴季陶借口不同意加入共產黨者不能跨黨的規定，他不能與孫中山割斷關系，因而退出。 有一次開會，沈玄廬勉強拉他去參加。 第二次戴便明確表示不參加了。 [20]35據俞秀松日記記載，6月中旬確實醞釀建黨。 [16]297施存統、陳公培參加起草討論黨的綱領十余條，后來他們還分別帶去日本和法國。 [20]34

　　第三步，7月初，共產國際遠東局東亞書記處臨時執行局主席維連斯基，親自到中國來督陣，加快中共黨的創建。 維經斯基放棄他原來召開各地革命團體代表大會的計劃。 19日召開中國積極分子會議，成立革命局。 起初參與中共發起的有陳獨秀、戴季陶(半途退出)、李漢俊、沈玄廬、施存統(已赴日本)、陳公培(后去法國)、俞秀松、陳望道、邵力子和楊明齋等人。 而維經斯基、陳獨秀等五人組成革命局，建立了核心，中國共產黨初步形成了組織。

　　1927年，穆辛《中國工人運動概述》一文(俄文)記述：“1920年7月19日，‘最積極的中國同志們’的會議在上海召開了。 ”①蘇聯學者舍維廖夫寫道：“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在上海舉行了‘中國積極分子’會議。 這次會議為未來的中國共產黨奠定了基礎。 會上，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堅決贊成建立中國共產黨。 不久，李達、施存統、周佛海、俞秀松和其他人也同意了他們的意見。 這樣，上海出現了以陳獨秀為首的共產主義小組。 ”[5]156

　　現在一些著述根據回憶錄，將中共上海黨組織的創建時間定為1920年8月。 這樣判定可能不準確。 試想，當維經斯基的上司親自從俄國跑來催促他創建中國共產黨后，他不可能拖延到一個多月后再去執行。 他從北京開完會后，會立即加速建黨，7月19日建黨的日期比較合理。 加以7月19日是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開幕日期，這是巧合還是有意選定這個日期，都可以思考。

　　第四步，黨的總部形成后，具體部署建團、宣傳出版和組建工會等工作。 同時聯絡北京等地建立組織，發展黨員。 各地成立革命局，即中共支部。

　　中國共產黨創立后，8月在上海組建社會主義青年團，創辦外國語學社，以公開的團體機構，掩護黨的秘密活動。 施復亮(即施存統)回憶：“青年團成立之初，共產黨員不管年齡大小，都參加進去。 陳獨秀、李達也都參加了。 ”[20]36黨團關系密切，藏黨于團，呈黨團一體化的狀態。 前引坂西多郎的報道中黨團混雜的情況，可能正是這種情況的反映‍‌‍‍‌‍‌‍‍‍‌‍‍‌‍‍‍‌‍‍‌‍‍‍‌‍‍‍‍‌‍‌‍‌‍‌‍‍‌‍‍‍‍‍‍‍‍‍‌‍‍‌‍‍‌‍‌‍‌‍。

　　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于8月出版。 8月15日，李漢俊、陳獨秀發起編辦的上海工人刊物《勞動界》創刊。

　　此后，黨的活動陸續展開。 《新青年》從9月1日出版的第八卷第一號起，實際上開始變為共產黨的刊物。 陳獨秀發表《論政治》一文，明確提出要用革命手段建設勞動階級的國家。 《對于時局的我見》一文露出了“社會黨”名稱，并以“我黨”自謂。

　　10月3日，上海機器工會籌備發起，11月21日成立。

　　11月，《中國共產黨宣言》擬定。 11月7日《共產黨》月刊創刊，亮出了共產黨的旗號。

　　黨的各項具體工作陸續進行，但因陳獨秀和維經斯基相繼離開上海，黨的工作不免受到影響。 直到次年馬林來華，經過籌備，7月下旬召開中共“一大”，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 后來，黨的領導人陳獨秀回到上海，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逐步走向正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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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一九五五年八月二日)[M]//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 邵力子.黨成立前后的一些情況(一九六一年七月)[M]//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 陳望道.回憶黨成立時期的一些情況(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七日)[M]//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5】 舍維廖夫.中國共產黨成立史[M]//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 劉仁靜.回憶“五四”運動、北京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黨的“一大”(一九五七年四月)[M]//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7】 朱務善.回憶北大馬克斯學說研究會(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日)[M]//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8】 羅章龍.回憶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一九七八年九月四日)[M]//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9】 沈雁冰.回憶上海共產主義小組[M]//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0】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一冊)[M].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

　　【11】 馬克思學說研究社章程[M]//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2】 施復亮.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前后的一些情況[M]//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3】 李瑊，主編.俞秀松畫傳[M].上海：學林出版社，2019.

　　【14】 維經斯基給某人的信[M]//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第一卷).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15】 唐寶林.陳獨秀全傳[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16】 俞秀松日記[M]//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籌)，編.上海革命史資料與研究(第1輯).北京：開明出版社，1992.

　　作者簡介：曾景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