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黨的整體意志的統一性與黨員個人意志的分散性之間的矛盾，決定了政黨凈化始終是黨內監督的一項基本功能，但是這種政黨凈化隨著黨內外形勢變化，呈現出了不同的階段性特征‍‌‍‍‌‍‌‍‍‍‌‍‍‌‍‍‍‌‍‍‌‍‍‍‌‍‍‍‍‌‍‌‍‌‍‌‍‍‌‍‍‍‍‍‍‍‍‍‌‍‍‌‍‍‌‍‌‍‌‍。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政黨凈化只有限定在一定范圍內，才能對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產生積極作用，否則就會發生“異化”‍‌‍‍‌‍‌‍‍‍‌‍‍‌‍‍‍‌‍‍‌‍‍‍‌‍‍‍‍‌‍‌‍‌‍‌‍‍‌‍‍‍‍‍‍‍‍‍‌‍‍‌‍‍‌‍‌‍‌‍。黨內監督政黨凈化的邊界集中體現為：黨員、干部標準不能混淆于公民標準;黨內監督的方式只能采用紀律處分、組織處理、組織處置等，不能將國家暴力機器引入黨內;黨內監督應當以發揚黨內民主、維護內部團結為目的，不能簡單采用懲辦主義‍‌‍‍‌‍‌‍‍‍‌‍‍‌‍‍‍‌‍‍‌‍‍‍‌‍‍‍‍‌‍‌‍‌‍‌‍‍‌‍‍‍‍‍‍‍‍‍‌‍‍‌‍‍‌‍‌‍‌‍。

　　關鍵詞：黨內監督;政黨凈化;凈化邊界;生成邏輯

　　無論是資產階級政黨，還是馬克思主義政黨，都注意凈化自己的隊伍，這是一條基本規律。對于中國共產黨而言，黨內監督中的政黨凈化，一方面保障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黨內得到統一執行，維護黨內團結統一;另一方面將黨內存在的腐敗分子、異己分子、不合格黨員等一切消極因素，通過紀律或組織措施清除出黨。

　　政工師論文投稿刊物：黨政干部論壇(月刊)創刊于1986年，由中共湖北省委黨校;湖北省行政學院主辦。始終堅持以“廣開黨政工作思路 博采干部探索精華”為辦刊宗旨，密切關注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熱點、重點和難點問題。

　　一自我保護、吐故納新與自我革命：政黨凈化功能的階段性特征

　　保障黨內團結統一，清除黨內消極因素，是各階段黨內監督政黨凈化功能的基本內容。在此基礎上，每一時期的政黨凈化又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革命時期黨內監督政黨凈化功能的自我保護特征比較明顯，改革開放新時期政黨凈化功能具有顯著的吐故納新特征，在新時代這種政黨凈化功能增加了自我革命的內容。

　　(一)政黨凈化功能的自我保護特征

　　在白色恐怖下，共產黨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生存并繼續戰斗。在這種外部環境下，黨內需要建立嚴密的組織體系和自我保護措施。

　　未執政的共產黨時刻面臨兩大組織問題：第一，黨內出現叛徒，背叛黨的組織。在殘酷的革命斗爭中，部分黨員，甚至黨的干部或因理想信念動搖，或因物質誘惑，背叛革命，背叛人民，給黨的事業帶來嚴重損害。大革命失敗前，黨內因意見分歧而產生的出黨、脫黨問題比較多。土地革命時期，黨內也存在一些叛徒和異己分子。革命高漲時，許多投機分子趁公開征收黨員的機會混入黨內;白色恐怖一到，投機分子反水，帶領反動派捉拿同志，黨的組織和黨的干部遭到嚴重破壞。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黨內的一些墮落分子也叛黨投敵。為防止黨內出現叛徒和異己分子，出賣黨的組織，就有必要加強對黨的組織和黨員群眾的監督。

　　第二，敵特分子混入黨內，破壞黨的組織。大革命失敗后，尤其是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針對共產黨的特務活動比較猖獗。1939年國民黨在“溶共”“限共”“防共”方針的指導下，制定了一系列針對共產黨的秘密文件。從該時期中國共產黨黨內文件中也可看出國民黨的特務活動。1939年10月，中共中央做出了《關于反奸細斗爭的決議》，其中提到：“敵人不僅公開地在軍事上圍攻八路軍，政治上破壞共產黨，而且隱蔽地派偵探奸細混入我們的內部，來瓦解我們的軍隊與政權，破壞黨的組織。”[1]抗戰勝利后，國民黨的特務活動變本加厲：一些特務以隱蔽形式打入劇團、學校或合伙經商發展特務;有的拉攏控制一些民兵隊長、武委會主任，掌握兵權，伺機暴動;還有一些特務以財物、美色等直接誘惑、收買、腐蝕黨的干部。為了防止奸細混入黨內，破壞黨的組織，亟需在組織內部建立嚴密的自我保護措施。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健全和完善黨內監督機制，加強對黨的基層組織和所有黨員的監督是一項極為重要的自我保護機制。

　　政黨凈化的自我保護特征基本體現為：第一，清除叛變分子和異己分子。我們黨在總結歷史教訓基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這些措施大多與黨內監督相關，或者屬于黨內監督的手段方式，或者從屬于黨內監督的基本內容。1937年7月中央組織部做出的《關于所謂自首分子的決定》以及1940年11月中央組織部制定的《關于叛徒自首分子及非叛徒自首行為的規定》等，均有叛徒、自首分子的界定標準和處罰規定。為鞏固黨的組織，黨中央制定了關于在敵占區應付敵人自首政策的辦法的規定。在審查黨員中，為防止出現“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悲劇，明確了黨員忠誠與否的標準。黨員是否忠實，取決于本人對黨的是否忠實，而不決定于其入黨時介紹人的政治關系;決定于本人現在的政治立場，而不決定于他過去的政治關系。

　　第二，重視和加強秘密工作。在白色恐怖之下，為防止被敵人破獲，黨的組織內部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嚴格的秘密工作體系。1930年4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秘密工作給中央各部委的信》，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黨的秘密工作的嚴密性和體系性：每一機關中，必須指定一個同志為房長，房長必須嚴厲地督促同志注意秘密工作;每一機關的同志與每一機關有關系的同志，必須有口供的準備與警號的布置，口供必須經常聯系，警號必須通俗易懂;絕對禁止私人的來往，與工作上不必要的同志來往關系;無論何時，不得直接乘車至機關門口與附近;遇到紀念節或特別事件示威行動時，如不經中央之允許，概不許自由參加;在途中遇到同志，絕不應互相招呼;一切文件的攜帶，更應注意技術之改善;地址之保存與通知，更應特別注意技術上之改變。[2]除健全秘密工作外，還實行黨員候補期制度。實行候補期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保障黨組織有考察新黨員的機會，以防止投機分子的侵入。

　　(二)政黨凈化功能的吐故納新特征

　　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黨內監督的政黨凈化功能與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相比具有明顯不同。政黨凈化的吐故納新特征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嚴格入黨程序。嚴格入黨程序和手續是保證黨員質量的基礎和前提。新中國成立后，大多數地區在發展黨員過程中堅持了原則，將大批優秀分子吸收進黨內。但是，有的在條件不成熟時即開始了發展工作，也有的地區實行“自報公議黨批準”的建黨方法，放棄了黨的領導。針對這些問題，1951年4月9日，劉少奇在全國第一次組織工作會議的總結報告中指出，必須嚴格入黨程序，提高黨員標準。嚴格入黨程序，表現為完善黨員預備期制度。黨的八大通過的黨章，將黨員候補期改稱為預備期，期限由之前的6個月延長為1年，這一規定一直延續至今。嚴格入黨程序，還表現為健全入黨介紹人制度，申請入黨的人，必須有兩名正式黨員做入黨介紹人，以便于加強對申請入黨者的指導和教育。嚴格入黨程序，也表現為提高黨員標準。在具備基本條件之后，黨中央研究提出了共產黨員標準的八項條件，即更高的條件，這些條件也為之后的發展黨員工作提供了借鑒。

　　第二，組織處置不合格黨員。處置不合格黨員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的基本內容‍‌‍‍‌‍‌‍‍‍‌‍‍‌‍‍‍‌‍‍‌‍‍‍‌‍‍‍‍‌‍‌‍‌‍‌‍‍‌‍‍‍‍‍‍‍‍‍‌‍‍‌‍‍‌‍‌‍‌‍。列寧在領導創建新型無產階級政黨中明確指出：“寧可十個辦實事的人不自稱為黨員(真正辦實事的人是不追求頭銜的!)，也不讓一個說空話的人有權利和機會當黨員。這樣一條原則在我看來是毋庸置辯的。”[3]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時期也非常重視不合格黨員的組織處置工作。在改革開放的形勢下，我們黨面臨的內外風險和多方面的挑戰都使處置不合格黨員更具緊迫性。不重視不合格黨員的處置工作，必會對黨內政治生態帶來消極影響。所以，黨內監督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把不合格黨員排出黨外，尤其是經過批評教育仍不改正錯誤的黨員。處置不合格黨員與查處違紀黨員存在本質區別：一個是因為不符合黨員的標準，達不到黨員的資格或條件，一個是因為違反了黨規黨紀;一個采用的是批評教育、勸退、除名等方式，一個主要采用警告、嚴重警告、通報批評等紀律處分的方式。

　　第三，堅決清除貪污腐化分子。該階段黨內監督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堅決清除腐敗分子，不僅包括“大案要案”，也包括“小官貪腐”問題。黨的十三大報告指出：“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黨內反對腐敗的斗爭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容忍腐敗分子留在黨內，就會使整個黨衰敗。對經不起考驗的黨員，首先要滿腔熱情地進行教育……對于那些敗壞黨和人民事業的腐敗分子，必須采取堅決清除的方針，一經發現立即處理，有多少清除多少，決不能姑息養奸。”[4]清除貪污腐敗分子與組織處置不合格黨員之間也存在本質區別，但是兩者發揮的政黨凈化功能是相同的。

　　(三)政黨凈化功能的自我革命特征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也是我們黨最大的優勢。”[5]黨的自我革命以不斷提高黨的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為著眼點。

　　黨內監督政黨凈化功能彰顯自我革命特征的理論邏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黨內監督的政黨凈化功能具有自我革命特征，是由新時代黨的建設的總目標和總要求決定的。新時代黨的建設的總要求包含兩個鮮明的主題：一是提高黨的領導能力和執政能力;二是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領導能力和執政能力的大小、強弱，直接關系我們黨是否具有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的能力及其水平;先進性和純潔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質屬性，保持、發展先進性和純潔性始終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根本的思想政治任務，關系黨的生死存亡和前途命運。這兩個主題，一個主“外”，一個主“內”。中國共產黨要在“外”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在“內”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就必須不斷推進黨的自我革命，實現黨的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作為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重要環節，黨內監督的一切努力應當緊緊圍繞黨的自我革命展開和推進。

　　黨內監督政黨凈化功能彰顯自我革命特征的實踐邏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黨內監督的政黨凈化功能具有自我革命特征，也是基于新時代黨內監督具體實踐的考量。

　　第一，清除黨內消極力量的徹底性。列寧指出：“刑罰的防范作用，決不在于刑罰的殘酷，而在于有罪必究。重要的不是對犯罪行為處以重刑，而是要把每一樁罪行都揭發出來。”[6]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始終保持對腐敗問題的高壓態勢，以零容忍態度，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契合了人類社會懲治犯罪的這一共同規律。習近平同志指出，在黨風廉政建設中應堅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懲，任何人觸犯了黨紀國法都要依紀依法嚴肅查處，絕不姑息，黨內決不允許腐敗分子有藏身之地。在反腐敗工作中形成了上無禁區、下無“死角”、內無盲區、外無空白的懲治腐敗格局。

　　第二，監督權力運行的全過程性。為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里，習近平同志在十八屆中紀委三次會議上提出了三條意見，即強化制約、強化監督和強化公開。把推動紀律檢查工作雙重領導體制具體化、程序化、制度化作為深化紀檢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實現派駐全覆蓋，全面落實中央紀委向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派駐紀檢機構，實行統一名稱、統一管理，同時加快研究制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派駐機構工作規則和考核辦法;實現巡視監督全覆蓋，創造了黨內監督和群眾監督互相補充的監督形式;一體推進國家監察體制和紀檢監察機構改革，推動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等等。

　　第三，黨內監督方式的革新性。一段時期以來，我們黨在法規制度建設中存在著黨規黨紀與國家法律相重復，黨規黨紀沿用法言法語的問題。在管黨治黨的實踐中，不是以黨規黨紀為準繩，而是以國家法律為依據，導致黨員干部只要不違反法律就是好同志。習近平同志強調：“一些人在腐敗泥坑中越陷越深，一個重要原因是對其身上出現的一些違紀違法的小錯，黨組織批評不夠，批評教育不力，甚至睜一只眼閉一只眼。”[7]為解決這一不正常情況，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推動全面從嚴治黨的全局出發，提出了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的命題，落實監督執紀“四種形態”，豐富和發展了執政黨建設理論，折射出新時代管黨治黨理念的變化。

　　二標準、方式與目的：考察政黨凈化功能邊界的幾個變量

　　改革開放前，黨內監督政黨凈化的實踐表明，只有限定在一定范圍內的政黨凈化才能對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產生積極作用。超過了一定范圍，黨內監督政黨凈化功能就會發生“變異”，或者面對黨內消極因素而無能為力，或者助長類似的消極問題，或者擠壓黨內積極因素存在空間，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現象。

　　(一)政黨凈化的標準

　　作為政黨組織的中國共產黨，其組織和成員具有明確的行為規范和道德標準;作為社會個體的公民，也有合乎法律規范和公序良俗的行為準則。政黨凈化的標準就是黨章、黨規、黨紀中對黨的組織、黨員干部、黨員群眾的相關規定。將公民標準應用到黨內，必然弱化黨的先進性;將黨的標準應用到公民，也不符合政治現實。任何形式的混淆，都會使黨遭受極大的損害。不能將黨的標準與公民標準相混淆，實際上涉及如何處理黨規與國法關系的問題。第一，黨規黨紀嚴于國家法律法規。理論上，黨的性質、宗旨、使命決定了對其內部成員的規定必然嚴于非內部成員;實踐中，黨員、干部發揮先鋒模范帶頭作用始終是我們黨實現對一切工作領導的重要途徑和方式。但是，黨規黨紀嚴于國家法律，并不意味著在具體處罰規定上黨規黨紀重于國家法律。第二，黨規黨紀不能悖于國家法律基本精神。領導立法、保障執法、帶頭守法也是我們黨實現對一切工作領導的必然要求‍‌‍‍‌‍‌‍‍‍‌‍‍‌‍‍‍‌‍‍‌‍‍‍‌‍‍‍‍‌‍‌‍‌‍‌‍‍‌‍‍‍‍‍‍‍‍‍‌‍‍‌‍‍‌‍‌‍‌‍。在這個過程中，可將經過實踐檢驗、符合群眾期盼、現實條件可行的黨規黨紀通過立法方式上升為國家法律，以更好地實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二)政黨凈化的方式

　　政黨凈化的方式，主要有三類。第一類，紀律處分。根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警告、嚴重警告、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開除黨籍是紀律處分的主要形式，紀律處分是對違紀對象產生的政治上的影響。第二類，組織處理。根據《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關于在查處違犯黨紀案件中規范和加強組織處理工作的意見(試行)》規定，組織處理分為停職、調整和免職3種;2014年1月15日發布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又明確分為免職、辭職、降職3種;《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責任追究辦法(試行)》規定的組織處理方式包括調離崗位、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降職等方式;《關于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規定的組織處理方式包括責令辭職和免職等。組織處理是對違紀對象產生的直接影響，是在崗位、職務、名譽、經濟待遇等方面對其施加的影響，對某些問題更能對違紀對象產生震懾作用。第三類，組織處置。發現黨員有思想、工作、生活、作風和紀律方面苗頭性傾向性問題的，以及群眾對其有不良反映的，黨組織應當及時進行提醒談話(提醒談話);對黨員不按照規定參加黨的組織生活、不按時交納黨費、流動到外地工作生活不與黨組織主動保持聯系的，以及存在其他與黨的要求不相符合的行為、情節較輕的，黨組織應當采取適當方式及時進行批評教育，幫助其改進提高(批評教育);對缺乏革命意志，不履行黨員義務，不符合黨員條件，但本人能夠正確認識錯誤、愿意接受教育管理并且決心改正的黨員，黨組織應當作出限期改正處置(限期整改);最后一種組織處置方式是除名。

　　由此可見，黨內監督在政黨凈化中使用的最嚴厲的措施就是開除黨籍，除了紀律處分、組織處理、組織處置的方式外，不能用暴力的方式進行政黨凈化。從歷史上看，這種暴力方式主要有兩類：一是“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最典型的是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期間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二是運用國家暴力機器進行政黨內部凈化。最典型的是蘇共黨內大清洗時期，在黨內監督中引入了國家專政工具，例如警察、法院、監獄、軍隊等。保障黨內監督的政黨凈化運行在合理的空間的范圍內，黨內監督的方式斷不能采用國家暴力方式，暴力方式不僅起不到凈化效果，還會擠壓正常的黨內監督的生存空間。

　　(三)政黨凈化的目的

　　政黨凈化的根本目的在于維護黨內團結統一。因此黨內監督應當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和斗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政黨凈化保障黨內團結統一的目的，決定了在運用監督方式時應減少或避免懲辦主義的態度和作風。黨內的懲辦主義，就是用簡單的對同志的組織上的處分去代替黨內教育，代替黨內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代替黨內對于問題的正常的討論和辯論。這種懲辦主義的錯誤，在過去我們黨的不少組織內曾經出現過，特別是在反對陳獨秀錯誤和反對李立三錯誤中。

　　黨員犯錯誤的具體情形不同，也決定了不能采用懲辦主義。不可否認，在我們黨內，仍有一部分黨員思想覺悟程度不高，對黨的政策還不是非常了解，對黨內法規制度的學習不夠徹底。因這些情況的存在，即便是對黨非常忠誠的黨員，他們在工作中也難免要犯一些錯誤。如何才能防止黨員少犯或不犯錯誤，不斷加強黨內學習和黨內監督、有序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有效途徑。因此，對于犯了錯誤的黨員，不能一概而論，均給予黨紀處分。對于某些錯誤而言，是屬于思想上的認識問題，而不是組織問題，僅僅用紀律處分的方式無法幫助犯了錯誤的黨員徹底糾正錯誤。“如果有人企圖用簡單的組織紀律的處分去阻止或減少黨員犯這類錯誤，去解決黨員的思想問題，并企圖以此去推動工作或改善工作情況。那就是一種完全錯誤的懲辦主義。”[8]

　　綜上，保障黨內監督的政黨凈化功能保持在合理范圍內，黨員、干部標準不能混淆于公民標準;黨內監督的方式只能采用紀律處分、組織處理、組織處置等，不能將國家暴力機器引入黨內;黨內監督應當以發揚黨內民主，維護內部團結為目的，不能簡單采用懲辦主義。

　　三生成邏輯：黨的意志整體性與黨員個人意志分散性之間的矛盾

　　考察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的政黨凈化功能，可以看出存在一對矛盾貫穿始終，即黨的整體意志的統一性與黨員個人意志的分散性之間的矛盾。這對矛盾推動了黨內監督的發展，構成了黨內監督政黨凈化功能演進的基本動力。

　　(一)黨的整體意志

　　黨的整體意志是在民主集中制原則基礎上形成的全黨意志，統一性是其鮮明特點。從結構功能角度分析，黨的整體意志內部存在不同的層級及相應的實踐要求。

　　宏觀層面，黨章、黨的綱領、路線、方針等是黨的整體意志的集中體現，要求廣大黨員，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必須認真學習黨章，嚴格遵守黨章。作為執政黨，我們黨制定綱領、路線、方針、政策、決議等，只是實現黨的領導的開始，僅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第一步。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不是在野黨。在野黨也可以公開樹立起來一面旗幟，也可以提出甚至是不切實際的政治主張，以最大程度地爭取民眾支持。大多數民眾也不會過多地關注實施這些政治主張的現實可能性。我們執政的共產黨則不然，黨公開樹立起來的黨章這面旗幟，不是單存的鼓動式的口號，而是應當立即予以執行的政治決議。

　　中觀層面，黨的整體意志表現為某一歷史階段為解決面臨的突出問題而制定全黨共同為之奮斗的目標。這樣的目標在不同歷史時期具有不同表現形式：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整體意志表現為帶領廣大人民群眾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三座大山”，以實現民族獨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后，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其集中體現。

　　微觀層面，維護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黨的整體意志的集中體現，要求廣大黨員必須堅決維護中央權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堅決貫徹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保證中央政令暢通，決不允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決不允許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嚴肅黨的紀律特別是政治紀律，對違反紀律的行為必須認真處理，切實做到紀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紀律沒有特權、執行紀律沒有例外，形成全黨上下步調一致。

　　無論處于何種層面，黨的整體意志具有統一性。這種統一性是黨的力量所在，是實現經濟社會發展、民族團結進步、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證，全體黨員和各級組織必須嚴格遵守并堅決貫徹執行。

　　(二)黨員個人意志

　　分散性是黨員個人意志的突出特征。造成這種分散性特征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黨員職業。在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建黨原則成立共產黨的實踐中，我們就明確了“黨只需要少數的革命職業家擔負日常的黨務”的規定，對于大多數黨員，不能“離開社會的職業而為黨工作”。離開自己的職業為黨工作，一方面易與群眾隔離，不能深入群眾;另一方面，靠黨生活，容易滋生雇傭革命觀念，“做工作就要錢，不拿錢就不做事的現象”‍‌‍‍‌‍‌‍‍‍‌‍‍‌‍‍‍‌‍‍‌‍‍‍‌‍‍‍‍‌‍‌‍‌‍‌‍‍‌‍‍‍‍‍‍‍‍‍‌‍‍‌‍‍‌‍‌‍‌‍。[9]這種傳統一直延續至今。根據2019年7月中央組織部公布的數據，當前“工人(工勤技能人員)651.4萬名，農牧漁民2544.3萬名，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專業技術人員1400.7萬名，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管理人員980.0萬名，黨政機關工作人員756.4萬名，學生180.5萬名，其他職業人員731.4萬名”，[10]幾乎各領域、各職業中均有黨員在發揮作用。但是，職業不同，對黨的理論、政策、方針等的認識程度也有差異，有的認識得全面，有的則較窄;有的認識得深，有的認識得淺，等等，這種情況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中的黨員群眾中表現地最為明顯。

　　第二，黨員的年齡。黨員的年齡結構也會對黨員個人意志產生影響。例如截止到2018年底，“30歲及以下黨員1273.9萬名，31至35歲黨員937.7萬名，36至40歲黨員860.4萬名”。[11]“80后”黨員約占黨員總數的1/3。這部分黨員中的較大部分流動性大、思想活躍、價值觀多元。有剛畢業的大學生，也有入職多年的年輕員工;有從事技術行業，有從事管理行業，等等。思想活躍、價值多元、獨立性較強是這類群體的一大顯著特點。除此之外，在市場經濟環境下，這類群眾流動性較大，“跳槽率”較高。將這部分群體的思想意識凝聚起來，靠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行不通;單靠物質激勵，常常不持久，一些黨員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理解和認識有時不甚徹底。

　　第三，入黨動機。在和平年代，沒有頻發的革命戰爭的外在條件和天然的清退機制，相反加入共產黨之后還會有諸多便利條件，再加上一些組織發展黨員不規范，一部分投機分子混入黨內，入黨動機不純的問題比較嚴重。有的為實現共產主義矢志不渝，有的混入黨內是想撈好處，有的入黨動機模糊不清，等等。

　　為實現黨的整體意志，必然要求加強對黨員的教育、監督和管理。一方面，通過制定嚴格的紀律，保障廣大黨員自覺遵從并認真執行黨的整體意志;另一方面，對于黨內存在的腐敗分子、蛻變分子，黨內監督通過紀律處分和組織處理的方式將這部分人清除出黨，對于雖不是腐敗分子，但不能履行黨員義務的黨員，通過勸退、除名等方式使其流動出黨。可見，黨的整體意志的統一性與黨員個人意志的分散性之間的矛盾，決定了“政黨凈化”始終是黨內監督的一項基本功能。

　　注釋：

　　[1]《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6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692。

　　[2]《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7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67-168頁。

　　[3]《列寧專題文集：論無產階級政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8頁。

　　[4]《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頁。

　　[5]《習近平關于“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重要論述選編》，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281頁。

　　[6]《列寧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64頁。

　　[7]《重拳反腐零容忍——三論學習貫徹習近平同志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1月19日，第1版。

　　作者：楊云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