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代政治哲學對規范性的研究方法存在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的二元對立。政治問題的多元性和復雜性的趨勢凸顯，爭論雙方的內在缺陷導致了政治理論與社會現實的偏離。由此，語境之于規范性政治理論的作用引起了學者們的重視。政治哲學中的語境論圍繞著正義理論的建構、抽象原則的解讀、政治理論與社會實踐的互動關系等問題展開，吸收并綜合各方的優勢，克服它們的不足，進而在很大程度上調和了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的二元對立，疏解事實性和有效性之間的張力為政治哲學研究提供了一種具有多元性、動態性和整體性的研究方法。

　　關鍵詞:語境論,政治哲學,規范性政治理論

　　自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研究主題轉向規范性以來，一直存在著自由主義(liberalism)和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的爭論，其實質是普遍主義(universalism)和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的二元對立。當今政治事件呈現出多元性和復雜性的特征，政治理論所涉及的領域也不斷擴展，各種立場固有的內在缺陷使得政治哲學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困境。

　　這個困境體現在:一方面，研究的視野從地方性政治生活轉變為與政治相關的公共領域，開始關注全球視域中政治事件;另一方面，研究的問題轉變為倫理、文化、經濟、法律、政治等有關人類生活的多元的、復雜的問題集合。如何找到一個各方均能接受的研究方法，使規范性政治理論適應多元化需求，就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為此，政治哲學家們越來越認識到語境之于規范性政治理論的作用，諸如卡倫斯(JosephCarens)、帕雷克(BhikhuParekh)、杜利(JamesTully)和莫多德(TariqModood)等多元文化主義的學者，都將其理論描述為語境論[1]1。本文立足于政治哲學發展的這一趨勢，試圖揭示語境論進路的形式特征，由此闡明語境論之于當代政治哲學研究的意義所在。

　　一、政治理論需要語境要素的介入

　　政治理論中規范始終是與善、機構和社會關系等要素密切相關的，這些要素涉及的語境是指與政治論證對象有關的某些事實，而這些事實可以通過語境分析進行解讀。由此，一個語境就表征了一組規范性實踐，那么規范就不再是“任意的思想網絡要素、一種抽象的理論”[1]2，而是始終與特定時間、歷史和文化密切相關的。換言之，政治理論把對語境要素的分析作為研究的起點，語境本身就成了新的問題域。在面對具體的社會實踐時，有必要首先確定政治理論的前提條件和適用范圍。

　　其一，語境是政治理論的問題來源。政治理論是問題導向的(problem-oriented)，也是受問題驅動的(problem-driven)。因此，政治理論首先會嘗試分析出現在特定政治和社會語境中的問題。換言之，政治理論的語境分析方法并不是首先構建完整的正義理論，然后將其代入任何出現的問題中，而是將理論發展看作是對政治問題及其語境進行反思的結果。“我們只需要考慮在語境中提出的觀點，并使之具有可理解性。”[2]231例如，抽象的公平分配原則本身是語境無涉的，而使用這條原則對WTO的公平性進行評判，就構成了它的一個特定語境。

　　政治理論要面對的一個問題是原則和現實的偏離，那么語境論的應對策略就是對存在于特定語境中的普遍性概念進行重新思考。例如，公民義務是一個語境無涉的概念，而移民對于特定歷史中國家移民制度的預期，就構成其特定語境。更深一層，問題的本身也依賴語境，對問題的解答不僅是一種描述，當存在某種緊張、困境或其他方面的問題時，那么一組語境事實就會構成一個問題。語境論縮小了描述性理論和規范性理論兩者之間的距離，使規范性理論成為顯著的問題導向型理論[3]。所以，對政治理論的研究，首先應當分析其所處的特殊語境，這是將語境作為政治理論之問題來源的首要條件。

　　其二，語境是理解政治理論的前提。我們理解普遍原則和概念之前，首先要對其所應用的語境進行限定。政治原則和概念只有相對于某個特定語境才有意義，同一個抽象的原則和概念在不同的語境中就會有不同的含義。政治理論是相當抽象的，比如羅爾斯主義的某些部分，并且它們是在理想條件下對政治原則和概念進行辯論，而與現實情況無涉。語境論認同抽象的政治理論的本質內容，但也對其抽象性進行批判:一方面，政治理論關注于抽象概念的解釋，使其脫離人們面臨的具體政治問題;另一方面，將政治論點建立在哲學家的直覺之上是不可靠的，因為與實際案例相比，基于直覺做出的前提假設脫離了現實生活。

　　比如，“無知之幕”的假設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從語境論的角度看，脫離具體語境的問題和解答都是沒有意義的。現實生活中的政治事件具有復雜性和豐富性，難以用一兩條普遍原則予以說明，我們無法真正明白普遍原則和理論構想的含義，除非將它們放在各種特殊語境下進行解讀和應用[4]3。因此，理解抽象理論的前提是首先對抽象理論所應用的語境進行必要的解讀。

　　其三，語境是規范性實踐的約束條件。語境對規范性實踐的約束在于，確定特殊語境中最重要的規范和解釋方法。語境沒有為任何政治論證提供規范性的論據和結論，它的作用只是限制了規范性實踐的適用范圍。特定語境中不會只存在一個相關規范，且對相關規范地解釋也不是唯一的，例如英格蘭和威爾士的仇恨言論法律案例中，最重要的規范是平等，而實際上公共秩序和反歧視也同樣出現在這種法律體系中。

　　因此，我們在考察某個特定語境時需要確定哪種規范對該語境是最重要的，進而確定解釋該規范的方式。需要注意的是，對規范地解釋需要遵守兩個準則[5]:第一，所選的規范必須是對涉及語境的可行性論述的一個要素;第二，在契合語境的眾多解釋中，理論家必須選擇一種能更好地支持該政治理論的解釋。政治事件具有動態性和即時性的特質，對其分析的結果必然是一種漸進式的。在確定正義原則時，語境通過以下兩個方面來發揮作用:第一，在現實條件下，通過不斷探索和評價得出一些普遍的原則，并進一步在實踐中修改和細化;第二，在不預設絕對規范標準的前提下，賦予具體語境中發現的規范以重要權重[6]339。

　　基于此，語境分析的目標不是為研究政治問題找到絕對的正義原則，而是通過對正義原則不斷地修正和細化，為尋找出趨于完善的制度和政策而努力。綜上所述，政治理論專注于為政治判斷提供系統性論據，其適用的范圍以及語境對其影響都是需要首先討論的，那么語境事實就是該政治論證的前提。

　　首先，語境論將普遍原則應用到特定語境中，那么有關語境的事實就成為該論據的經驗性的前提，語境就成了政治理論的問題來源。其次，語境分析不僅僅是作為對特定案例下探求普遍原則的必要先決條件，還能劃定其適用范圍。再次，語境事實被調用來限制和指導結論，在選擇特定語境時，也就選定了該語境下的局部規范，特定的語境會強烈預設特定的規范。最終，在對語境充分討論的基礎上建構的政治理論能更好地解釋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社群的行為模式、思考方式和價值決斷標準。

　　二、政治哲學的語境論進路

　　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者們關注規范性政治理論中語境要素發揮的作用，旨在說明“政治進程是何以運作的，哪些結論是依賴于其所處語境”[2]4，并在各自領域中形成了豐碩的成果。具體地說，主要有三個向度:一是關于語境與政治理論實質內容的關聯性，主要是正義理論的語境論建構;二是關于語境對政治理論的解釋作用，主要是一種語境論的案例研究方法;三是關于政治理論和法律政策的有效性闡釋，主要是一種語境論的政策研究方法。這三個向度涵蓋了從政治理論的建構，到政治理論解釋方法，再到政策的制定與修改，語境論事實上成了一種更普遍的政治理論研究視角[7]1，從而形成了一種政治哲學的語境論進路。

　　(一)正義理論的語境論建構“何謂正義”是政治哲學的核心問題，涉及對諸如社會的善、制度的合法性與合理性等抽象的政治價值進行一種評價性的論述。語境論并不關注對政治理論的正當性辯護，而是關注政治價值和規范性問題的評判標準。正義理論的語境論建構是“嘗試明確表述那些已經融入特定傳統和生活方式的現有規范和價值標準之集合的理論”[7]7。

　　諸如沃爾澤(MichaelWalzer)、哈貝馬斯(JurgenHarbermas)和米勒(DavidMiller)等人主張，正義原則不是恒定不變的，而是與具體語境關聯的，它植根于特定的社會語境中，并與人類不斷變化的生活實踐相關。正義理論不僅需要考慮其語言的意義，還需要考慮其使用者的政治立場和目的意圖。學者們對政治價值的不同側重，其建構正義理論的視角也不同:其一，語境論思想蓋源于沃爾澤“分配正義”的論述，他對善的社會意義的解釋是一種語義的語境論(sematiccontextualism)[6]340。

　　正義理論的建構是從解釋善的涵義開始的，“不同的社會的善有不同的主體、依照不同的程序、出于不同的理由加以分配;實現正義的途徑在于對不同善的社會意義的解釋，而社會意義本身則是歷史特殊主義和文化特殊主義的必然產物”[8]。人們對正義的認知是隨著歷史和文化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的:一方面，特殊的歷史時空決定了人們對正義的認知，如奴隸制在古希臘時代是正義的政治制度而對現代社會并非如此;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社群對正義的認知亦各異，如在西方人眼中印度的種姓制度是非正義的。

　　由此，實現正義的路徑是“社會的善”得到合理分配，通過達成對特殊善的共識來確定不同的正義領域，并且每個正義領域都有自己的分配原則。質言之，正義理論是文化共同體中的成員間就如何分配“善”達成的共識，這種共識具有語境性和特殊性的特征。其二，哈貝馬斯認為實現正義的路徑是對法律制度和(政治)協商機制合法性的辯護，即一種“程序正義(proceduraljustice)”。

　　他創造性地將其“規范語用學”(formalpragmatics)用以闡述正義理論。政策和法律是人們在對話、協商、交流的過程中達成的共識，而達成某種共識的對話程序必須具有合法性。法律具有事實性和有效性，兩者構成了法律的內在張力。事實性指人們行為的合法(legality)，有效性是指法律本身的合法性(legitimacy)，法律憑借強制力必須得到遵守[9]28-31。

　　這種強制力一方面通過參與政治活動得以體現，如參與政黨活動、參與大選、參與議會的決策等等;另一方面，通過主體之交往行動得以體現，國家的行政權力和公民的意愿通過各種理性的商議和決策聯系起來。基于此，法律制度化的人民主權與非制度化的人民主權的普遍結合和互為中介[9]442，是程序正義的關鍵。

　　其三，“關系正義”(relationaljustice)模式。這種模式通過分析社會成員的關系來確定正義需求。一組社會成員可以表征為一種語境，通過分析成員間的關系可以確認諸如按需分配、應得分配或平均分配等適用分配原則。并且分配原則必須滿足三個要素:第一，具有確定的成員從而形成一個特定的分配領域;第二，具有合理的制度框架，從而通過制度的調整使正義原則發揮效用;第三，可依據正義原則改變制度結構[10]。為此，在解釋一些語境敏感的正義原則時，簡單地認同在任何特定情況下都適用的關系，其自身是合法性會受到質疑，只有當成員關系和特定語境相對應時才能得到適用的正義原則[11]。

　　(二)語境論的案例研究方法

　　語境論的案例研究方法旨在將抽象的政治理論或政治事件置于特定語境中，目的是把抽象的政治理論具體化從而便于理解，或把政治事件轉化為具體且實質的問題從而便于分析。卡倫斯把實際的社會和政治實踐表征為案例，認為語境論是一種案例研究導向理論性的方法論[1]17，以解決具體問題為目標，針對特定的案例展開，其所關心的是“單個案例的具體情況，而非任何普遍性的特征”[12]46。

　　進一步講，在語境論的視角下，政治理論應該在抽象的理論和實踐的具體語境之間擺動，其思想就是要進行一種持續的辯證，通過實踐來不斷地驗證、挑戰和修改理論[4]122。需要指出的是，實踐往往包含著內在的智慧，根植于社會和歷史文化傳統，并且能夠不斷的自我修正[4]121，為實踐賦予一個特定語境要素形成一個具體的案例，通過對該案例的分析可以證實或批判原始理論。

　　語境論通過引入具體案例以對抽象的政治理論之語境進行重建，或對政治事件之語境進行還原，并就語境對政治事件的影響進行解讀，從而具有更強的適用性和可操作性，形成了迥異于其他方法論的特征:其一，對政治理論的語境重建。普遍主義的方法建構的政治理論是概念化的、抽象的，使用者依據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政治意圖對其進行解讀，其結論往往帶有明顯的階級立場，這就會造成理論與實踐的偏離。

　　方法論的語境論主張使用具體的案例來驗證、解釋抽象理論，實質上是對政治理論的語境化過程。政治理論的解讀不僅需要對其概念進行語義分析，還需要對理論產生之社會背景以及使用者的政治意圖進行語用分析，這在兩個方面提出了構建、挑戰和修改理論的可能性[4]122:一方面，思考案例可以使我們定位出理論探求所需解決的實際問題，這可以為我們的理論工作設定計劃，或者指出現有理論中存在的偏差;另一方面，思考實際問題可以使我們意識到理論和實踐之間的沖突，從而促使我們改變實踐方式或修改原始理論。

　　其二，對政治事件的情景還原。政治事件通常隱含著大量的價值預設，如意識形態、民族文化、種族立場等方面。人們在對某個政治事件進行判斷時，經常會在未加反思的情況下，直接做出判斷和評價。例如，在美國發生的白人警察槍擊黑人事件，人們會在對事件本身毫無了解的情形下就斷定為是種族歧視。這種標簽化的思維方式確實簡化了人們的思考和決策過程，但是卻容易造成對事實的曲解。

　　因此，案例分析要求把政治事件置于語境中，對某一特定時間點所獲得的特征和意義進行具體地、客觀地分析，而不是抽象地、主觀地分析。因此把普遍原則應用于特定案例時，要求原則和案例的語境事實相結合。這個過程不是直接的和演繹的，而必須經過語境的調和(contextuallymediated)[13]256-257。

　　(三)語境論的政策研究方法

　　語境論的政策研究方法旨在分析法律政策與語境的關系，從而為社會實踐尋找有效的政策和法律支撐。社會實踐的對象是政治事件，而政治事件是現實的、動態的、正在進行的和處于特定語境的，這里的特定語境是指民族、國家、國際組織等社會語境。由此，法律政策需要針對特定語境進行修正和細化以匹配實踐的需求。“語境論注重動態活動中真實發生的事件和過程，即在特定時空框架中不斷變化著的歷史事實”[14]94，綜合應用語境分析方法來闡述法律政策、社會實踐和特定語境三者的關系，解決實踐提出的具體問題是政治哲學必然趨勢。例如，近年來，穆斯林難民是歐洲社會主要社會問題之一。

　　具體地說，其形成的文化社群與主流社會有兩方面的矛盾:其一，宗教文化的封閉性與主流社群要求文化融合之間的矛盾;其二，要求平等的社會權力與社會資源的稀缺性之間的矛盾。支持多元文化主義的學者們主張采用語境論來調和上述矛盾。其一，社會實踐和政策法律是“Cn和Pn”的對應關系，社會實踐的問題集合表述為語境Cn，政策和法律的集合表述為原則Pn，制定政策和法律的道德基礎表述為價值觀V。

　　針對具體的社會問題，通過對不同語境要素的考查來確認實踐的需求，為細化和修訂原則的理論依據，基于此修正的原則可以獲得成員更廣泛的認可，具有更強的可操作性。這種把語境和原則之間的擺動的方法稱為“迭代性語境論”(iterativecontextualism)[6]339。例如，制定未成年人保護法，其立法的初衷表述為價值觀V，法律條款表述為原則P1，法律制定時的各種社會因素表述為語境C1;社會發展產生了新語境C2，法律條款隨之修正為P2，而其價值觀V保持不變，因而語境的迭代性得以體現。

　　其二，弱勢社群對諸如文化認同、社會福利、受教育權等方面的訴求，這涉及了其公民權利和公共權力的協調，即主流社群采取包容的態度分享社會資源，弱勢社群同樣需要出讓部分公民權利。語境論的視角下，在法律的框架內，不同社群通過溝通、協商來達成新的社會共識。這種溝通、協商可以是正式的政治活動如演講、議會等，也可以是非正式的政治活動如民間文化交流等。

　　基于法律框架內的新社會共識為法律和政策的細化和修正提供了依據。可以說，基于充分地溝通、協商的社會共識所建構的政治理論，是實現上述資源公平分配的分配正義、協商機制合理合法的程序正義、文化融合與社會和諧的關系正義最好途徑。綜上所述，政治哲學的語境論進路的核心，就是解決目前公共領域面臨的具體且實質的問題。學者們嘗試使用語義分析和語用分析的方法來解釋抽象的政治價值，從而找出建構正義理論的方式;將政治理論或政治事件置于特定語境，并為其附以真實的案例，使人們更容易理解抽象的理論;將語境分析方法應用于對法律、政策的合法性與合理性證成，從而架構起了社會實踐、正義原則和語境之間的橋梁。

　　三、政治哲學中語境論方法的意義

　　政治哲學的研究對象具有歷史性、現實性、動態性、復雜性等特點。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的研究方法，無法對當前的政治實踐做出全面的、合理化的解釋;而事實性和有效性之間的張力，容易造成政治理論與政治實踐的偏離。上述兩種二元對立提醒我們“對于不同的方法論立場、理論目標、角色定位以及研究方法等，要持開放的態度”[9]7。

　　語境論進路通過對歷史、文化、種族、制度等語境要素的解讀，將政治哲學研究置于一個綜合性的研究框架中，體現了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其一，建構政治理論時引入對語境要素的分析，可以調和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的矛盾。如上所述，建構政治理論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方法: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普遍主義秉承傳統政治哲學的思維方式，追求統一的價值目標，試圖建立普遍的正義理論。從方法論的角度看，其主張首先確立正義的基本原則和普遍標準，然后通過分析諸如法律、經濟制度、政策法規等顯性的政治元素尋求達成一種政治共識，基于此構建社會的基本制度體系。

　　問題在于，普遍主義建構的抽象的政治理論往往會造成與實踐的偏離。特殊主義認為推動政治實踐的原因不同，其結果往往也存在著差異，從而無法服從單一的法則。正如沃爾澤所說，“道德創造從其產生說是復數的，從其結果說是差別化的。”[15]199為此，其建構政治理論的方法是，通過分析文化、民族風俗、宗教信仰等隱性的政治元素來確定不同政治社群的正義需求，從而建構具有歷史和文化特殊性的政治理論。

　　然而，特殊主義往往被指責為相對主義。語境論以多元論的視角，從兩個方面對上述問題進行辯護，融合了各方的優勢，因而更具有更強的可操作性:一方面，語境論以理解為目的，通過研究具體案例對普遍主義進行辯護。抽象的理論語言創造了一個脫離現實的世界，其看似合理的結論背后隱藏著不確定性，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出于不同的意圖對抽象理論的理解往往千差萬別。訴諸具體的案例目的是明確理論所對應的社會實踐，例如最高法院做出的司法解釋，從而使具有普遍性的理論具有實踐意義。

　　進一步講，案例需要具有五個相關聯的要素[16]:第一，它需要使用案例來闡述理論構成;第二，它需要對體現了理論之基本關切的實際案例進行規范化探索;第三，它引導理論家關注其理論構成是否真正符合他們就特定問題提出的規范立場;第四，它需要找到異于理論家自身理論立場的特殊案例;第五，它提倡考慮各種各樣的案例，特別是要找到那些他們不熟悉且具有啟發性的案例。

　　另一方面，語境論限定了普遍主義理論適用范圍，從而對特殊主義進行辯護。語境論承認諸如自由、平等、自決和正義等普遍主義的價值，但是應該給予這些價值以特殊的解釋。訴諸詞語意義的研究是不完整的，還應該考慮其使用的范圍，例如，自主(autonomy)這一個重要的價值，對于個人代表的是決定自己怎樣生活的權利，而把主體由個人替換為國家，那么其含義變成了國家擁有自決或自治的權利。

　　進一步講，語境論將普遍主義替換為“重復性的普遍主義(reiterativeuniversalism)”其目的在于突出特殊主義的視角以及多元論的趨勢[15]186。需要說明的是，重復不是特殊的而是具有普遍性的[15]195-196:一方面，重復的理由是普遍的。一個道德主體具有創造道德世界，能夠決定其生活方式，那么他必須承認他人具有同樣的能力。另一方面，重復的時機是普遍的。

　　我們可以塑造我們的道德，但是我們必須有所依據，而不能隨意地塑造它們。其二，評價政治制度時通過對語境要素的考察，能夠疏解事實性和有效性之間的張力。它們之間的張力是指事實與價值之間存在著一種邏輯上的斷裂，即事實判斷不能推斷出價值判斷。哈貝馬斯把出于理論研究目的之語言交往擴展到社會實踐中主體間以理解為取向的語言使用，上述內在于語言之中的張力就擴展到了社會事實的世界之中，從而為理解現代政治制度提供了可能。

　　政治制度作為一種社會行為規范無疑具有事實性，但其如何具備有效性就成了論證的主題。政治制度自身正當性、合法性的證成，“不僅需要技術合理性的支撐，而且需要目的性價值的支撐”[17]16。可見，事實性與有效性之間是相互滲透、彼此交融的，政治制度若不具備有效性基礎則無法在主體間獲得普遍承認。進一步講，事實性以陳述為目的，意在描述社會實踐需遵守行為準則;有效性以理解為目的，意在解釋社會實踐該如何進行。事實性是語義分析能夠研究的，而有效性是以理解為取向的語用分析的任務[9]17。

　　由此，語境論調和這種張力的策略是從內在和外在兩個向度對有效性的證成:一方面，內在的向度指政治制度之本身的合法性，涉及在證立和論證諸如法律、政策時需考慮社會的語境要素;另一方面，外在的向度是指政治制度與社會實踐之間的合理性，涉及在特定語境下政治理論如何指導社會實踐的問題。換言之，這就要求政治制度既要獲得普遍認同，又要被有效地執行。綜上所述，語境論進路已經在規范的政治哲學中產生了一定影響，這絕非偶然。

　　首先，和普遍主義相比，語境論在解決正義問題時能夠得到持多元論的政治哲學家的認可。其次，語境論以一種案例研究的方法對現實的、動態的、正在進行的和處于特定語境的政治事件的分析具有方法論優勢。再次，政治哲學研究目的是對我們的實踐提出指導性意見，語境論是連接規范、原則和實踐的橋梁。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語境論仍然會受到相對主義的批判。語境論要成為政治哲學的研究方法必須能夠得出合乎語境的原則;為了帶有批判性，這些原則不能僅僅重復某個體制或社會自由的原則;為了能夠指導行動，批判不能僅僅存在于對矛盾的確認中，而是要提出解決辦法[7]16。而這正是今后政治哲學的語境論進路研究所要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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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工師評職知識：湖南高級政工師評定要求是什么

　　政工師是在企事業單位中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員，政工師職稱等級有初級(助理政工師、政工員);中級(政工師);高級(高級政工師)。湖南高級政工師是政工師的最高級別，需要熟悉政治理論，并能夠主持單位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課題研究，并公開發表出版有較高水平的論文、著作。由于大多數人都是第一次申報高級政工師，小編根據湖南最新職稱文件，總結了湖南高級政工師評定要求，以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