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就業與增長理論奠基人、現代宏觀經濟學締造者和影響經濟學進程的重要人物之一、2014年度中國政府“友誼獎”得主‍‌‍‍‌‍‌‍‍‍‌‍‍‌‍‍‍‌‍‍‌‍‍‍‌‍‍‍‍‌‍‌‍‌‍‌‍‍‌‍‍‍‍‍‍‍‍‍‌‍‍‌‍‍‌‍‌‍‌‍。

　　編者按：8年前，埃德蒙·費爾普斯在其前作《大繁榮》中肯定了大眾創新的重大意義‍‌‍‍‌‍‌‍‍‍‌‍‍‌‍‍‍‌‍‍‌‍‍‍‌‍‍‍‍‌‍‌‍‌‍‌‍‍‌‍‍‍‍‍‍‍‍‍‌‍‍‌‍‍‌‍‌‍‌‍。 這次，費爾普斯聯合幾位經濟學家，聚焦創新在經濟可持續增長中的核心地位，進一步深入闡釋大眾觀念如何營造積極工作氛圍、推動經濟增長，最終推動國家繁榮等重大議題‍‌‍‍‌‍‌‍‍‍‌‍‍‌‍‍‍‌‍‍‌‍‍‍‌‍‍‍‍‌‍‌‍‌‍‌‍‍‌‍‍‍‍‍‍‍‍‍‌‍‍‌‍‍‌‍‌‍‌‍。

　　對西方世界來說，如何擺脫創新系統性衰退的困境? 對中國來說，如何挖掘創新更深層的潛力? 本書提供了許多值得深思的問題和可以借鑒的經驗。

　　以下內容節選自《活力：創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動經濟增長和國家繁榮》。

　　大眾創新、經濟增長和工作滿意度與社會所信奉的價值觀有關。 目前，西方國家存在著超乎尋常的不滿和分裂情緒，表達了對政治和經濟體制的巨大疏離和不滿。

　　如何在一定程度上詮釋這些變化背后的原因，以及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去彌合這種疏離，并消除不滿?

　　巨大疏離

　　不滿是多樣化的。 而在每一種不滿中，都有創新，或創新損失的身影。一種不滿是對經濟增長或增長失速的普遍失望。 正如瑞·達利歐(編者注：橋水基金創始人)在評價美國，也許是整個西方世界時所說，“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已經數十年幾乎或完全沒有出現過真實收入增長”。 很多人發現他們的收入并沒有比他們的父母高出很多。 這反映了整個西方自半個世紀以前始于美國、后傳至整個歐洲的持續經濟衰退，即TFP(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下降。

　　經濟衰退的原因是創新在總量水平上的嚴重損失——來自硅谷的信息和通信技術的進步只是暫緩了這種損失。

　　創新的下降帶來一系列綜合病癥：不僅工資增長放慢，而且投資回報率出現長期下滑——這是一個不好的征兆。 這些病癥反過來又導致男性勞動參與率的嚴重萎縮和投資的減少。 在一些國家，很多有意義的工作和令人滿意的職業大范圍消失了。

　　這是十分不同尋常的。 我們要回到1945—1975年二戰后的英國或早至1918—1933年的魏瑪共和國才能在重要的西方經濟體中看到這樣的停滯。 西方各國，尤其是那些處于領先地位的國家，正強烈需要重獲經濟的高增長和人類的繁榮。

　　除了總體上的收入增長放緩，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還有另一種不滿情緒在某些國家愈演愈烈。 那就是在一些西方經濟體中，中等收入者的相對工資下降，通常是那些留在農村地區從事農業、制造業或采礦業的工人。

　　更鮮為人知的是來自內部的競爭：城市中有較高能力的人群通過掌握新的技術提高了自己的收入，而大部分農村人口卻沒有這樣的機會。 因此，這些處于工資分配中間位置的勞動者未能跟上那些攀上了分配頂端的人。 由此看來，大部分創新損失拖累了所有收入的增長，而僅有的創新更多地提高了城市工資而不是農村工資，從而造成了農村地區相對收入的損失。

　　這種未能“跟上”的現狀使工業和農村地區的勞動者群體陷入痛苦之中。 有人認為，他們會有一種不被尊重的感覺——他們被有意“拋下”了。 在法國，農民和卡車司機以暴力抗議作為回應。 而在個人主義有著堅實土壤的美國，人們則寄托于毒品和改換選票。

　　過去，面對這種形勢的工人會遷移到城市，希望能找到與以前工資水平持平的工作。 而現如今，隨著創新在大多數行業普遍衰落，這些工人可能會認為他們無法足夠快地找到工作，由此產生的成本和壓力就不劃算。

　　必須要說，激起中等收入勞動者憤怒的不僅僅是相對工資的下降，還包括腐敗、競爭壁壘、任人唯親和其他阻礙人們擁有“公平待遇”感覺的障礙。 他們缺少使大多數人得以成功的關系或“條件”。

　　此外，隨著“身份政治”的興起，一些勞動者群體聚集的地區可能會突然意識到他們沒有公平地得到他們應有的政治權益，無論真實的情況如何。 一種頗為引人注目的應對方式是民粹主義政黨近幾十年來在法國、意大利、德國和西班牙的出現。

　　如果自主創新沒有嚴重衰落，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的這種疏離和憤怒的反應將會大大減少。

　　顯然，在一個回報性工作機會非常少的國家，很少有人還能寄希望于過上美好的生活。 如果很多人都缺少自主、成功、興盛以及最低限度的自立的滿足感，那么一個國家也將走向分崩離析。

　　重獲增長與繁榮

　　重新實現普遍的繁榮和快速的工資增長，需要使主要經濟體恢復自主創新水平，而這是過去50年來主要經濟體始終無法解決的巨大損失。

　　一個國家的高自主創新水平來自人民的活力，即他們對創新的愿望和能力。 這種活力依賴于以個人主義、活力主義和自我表現概括的現代價值觀相對于傳統價值觀的強度。 我們發現現代價值觀通常對經濟績效具有正向影響，而傳統價值觀則具有負向影響。

　　這些發現指出了前進的道路。 要重新獲得創新的高“欲望”，它對于培養“積極的”價值觀而不是“消極的”價值觀非常重要，正如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要“強調積極”。

　　然而，活力不但需要“欲望”，也需要“能力”。 目前，有大量政策、法律和交易在妨礙或阻止有新想法的人進入。 恢復反壟斷政策將是向前邁出的重要一步。 剝離過度監管對很多未來的創新者來說可能會有巨大幫助。 避免強大的公司與政府立法和行政部門的緊密聯系也是有益的。 另一項關鍵的措施是盡量減少創辦企業、登記財產或獲得建筑許可所涉及的辦事程序‍‌‍‍‌‍‌‍‍‍‌‍‍‌‍‍‍‌‍‍‌‍‍‍‌‍‍‍‍‌‍‌‍‌‍‌‍‍‌‍‍‍‍‍‍‍‍‍‌‍‍‌‍‍‌‍‌‍‌‍。

　　接下來，國家怎樣才能對“新競爭”的受害者做出最好的回應? 當因生產率增長過慢或停滯而無法創造新的工作機會時，勞動力市場就不會再以教科書式的平滑狀態運行，因此對于現在的勞動者來說，重新攀登階梯要比先前困難得多。 恢復高創新水平有一個理想的副作用，那就是幫助這些工作者重新回到他們原有的相對工資水平，也就是重返他們原先所在的梯級。

　　最后，怎樣才能最好地應對人工智能將會帶來或已經帶來的自動化的增長? 首先，如果總的創新帶來足夠的資本節約，從而最終逆轉由自動化造成的勞動力節約，那么粗略地說，社會將只有贏家。 其次，政府可以為每家公司雇用低薪工人提供補貼，以使它們更多地雇用這些工人，從而在就業低端抬高工資率。 我們也可以擴大所得稅抵免范圍從而像幫助家庭那樣去幫助個人。 這樣，社會就可以保護工人群體不會因機器人而丟掉工作。

　　西方教育論文：中西方教育中追求人本主義差異研究

　　“工作”是根本性的。 從經濟學家托爾斯坦·凡勃倫和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到哲學家威廉·詹姆斯、約翰·羅爾斯和阿馬蒂亞·森，再到社會學家貢納爾·繆爾達爾和威廉·朱利葉斯·威爾遜，許多偉大的學者已指出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