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曾被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卡爾稱為“尊重事實的偉大時代”[1]‍‌‍‍‌‍‌‍‍‍‌‍‍‌‍‍‍‌‍‍‌‍‍‍‌‍‍‍‍‌‍‌‍‌‍‌‍‍‌‍‍‍‍‍‍‍‍‍‌‍‍‌‍‍‌‍‌‍‌‍。在經歷了中世紀基督教神學對史學的桎梏，以及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的人文主義史學洗禮后，進入工業革命的歷史研究活動，在19世紀整個歐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西方自然科學的巨大進步，使得歷史學也努力更接近近代科學的觀念，注重原始檔案研究與考證的“科學的歷史學”逐漸構成了歐洲歷史研究的主流體系，以至于19世紀被認為是近代西方史學的全盛時期，而被譽為“歷史學的世紀”‍‌‍‍‌‍‌‍‍‍‌‍‍‌‍‍‍‌‍‍‌‍‍‍‌‍‍‍‍‌‍‌‍‌‍‌‍‍‌‍‍‍‍‍‍‍‍‍‌‍‍‌‍‍‌‍‌‍‌‍。而檔案的功能與屬性也伴隨著歷史科學的興起發生了轉變。

　　一、檔案學的史學來源及其特征

　　16世紀至18世紀末是檔案科學發展的第一階段，檔案服務對象僅局限于律師或官員，主要從事法律、政治和外交事務工作，檔案人員職能被認為是“政治科學的文獻保管員”，類似于官方而非社會的文獻資料保管員，負責保存和整理文件資料的任務[2]116。不同以往的是，19世紀開始，歷史科學研究從史料的維度重新認識了檔案的作用。檔案作為歷史記憶的載體，其價值被當時的歷史學家們所追捧。當時的歷史學者們標榜“尊重事實、如實直書”，埋首于各類檔案資料，以求發現新的客觀材料，在歷史中顯現出更加嚴謹、科學的態度。檔案工作者實際上是接受了一些檔案培訓的歷史學家，他們不僅需要具備歷史學學歷，同時還必須掌握編纂中世紀和現代社會文件的能力[3]。于是在諸多的檔案分類方法中，會將不同的歷史階段作為檔案分類整理的主要線索，以便于歷史研究。

　　檔案館人員評職知識：如何申報檔案類課題

　　法國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徹底改變了檔案作為少數人捍衛權力使用而被封存于庫房的命運。《穡月七日檔案法令》的頒布，使普通公民自由地利用檔案進行研究的觀念逐步得到社會認同。突破蒙昧主義的歷史研究，在文獻資料搜集和利用方面的需求越發提高，大量檔案被視作歷史研究的寶藏，這便對檔案的開放和管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歐洲各地的檔案館成為了歷史學家們的辦公室，服務于歷史學家的專門機構，而檔案工作者也被視為歷史學家的“仆人”。新的國家行政體制建立，檔案的歷史價值被看作是檔案工作新發現的特征，歷史價值變為了檔案的第一價值。檔案價值轉變這一理論對后來檔案學產生了重要影響[4]。

　　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在歷史學步入科學殿堂、檔案科學進入第二階段的同時，檔案的性質與作用也發生了強而有力的轉變，表現為從檔案館賦有的法律性任務轉移到其他歷史性任務中，從國家的目的轉移到研究領域中。檔案人員發展了古文書學、年代學、徽章學、古文字學等各門歷史學的輔助學科。直至二戰后的幾年間，檔案作為歷史研究的輔助性學科其工作與歷史科學始終互為聯系、比肩共生。如皮埃爾·諾拉所言：檔案事業的解體、分化與對檔案事業的價值判斷是并行不悖的，是同19世紀的歷史科學相互影響的[5]118。正因如此，檔案學的理論與實踐基礎一定程度上一直被視作是在歷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建立起來的。

　　19世紀歐洲史學的興盛離不開一手檔案資料的發掘與開放，正是大量檔案作為社會財富被廣泛珍視與利用的價值觀念的普及，才讓歷史研究在政治體制、國家認同、外交政策等方面產生了較大影響。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檔案學也通過不斷適應歷史學科的發展，為自身的形成乃至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奠定了基礎。

　　二、史學研究與檔案學的發展

　　啟蒙時代的懷疑主義和批判精神為19世紀歷史研究的進步鋪平了道路。檔案館內檔案文獻的極大豐富，讓眾多歷史學者有了更多以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的機會，歷史研究的范圍也從史料文獻的單一匯編擴大到了對民族國家以及政治事件的理性論述。而檔案學的發展，在法國、德國等國家賦有政治需要和民族覺醒色彩的歷史研究活動中迎來了重大轉折。

　　法國在經歷大革命過后，社會動蕩，管理無序。雅各賓派奉行與傳統決裂的激進政策，這使舊時的貴族檔案文獻遭到了極大破壞。拿破侖執掌政權后，任命加繆和多努先后出任法國國家檔案館館長。加繆成立了檔案保護委員會，大力推動全國各地所涉及王國體制和公共權力的文件進行集中統一保存[6]，并在1794年6月促成了世界檔案法史上第一部成文大法《穡月七日檔案法令》的正式頒布。1804年，歷史學家出身的多努接替加繆出任館長。多努受到普遍尊敬不僅因為具有廣博的知識，同時還由于其在檔案史料考證和歷史撰寫方面豐富的經驗而在法國科學史中占據了重要地位。

　　1830年七月革命后，被稱為政治學派的一批史學家登上法國政治舞臺，其中代表人物便是時任內政大臣的基佐。他的歷史研究主要關注社會和文明的演變。基佐利用他的職權，與梯也爾、米涅等著名學者組成法國歷史學會，促進作為國家制度的歷史研究事業的發展。當時學者和政府時常抱怨各地方檔案館檔案收集與保存的混亂無序。基佐指出造成這種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地方檔案館缺乏對各類歷史檔案的充分搜集以及集中統一保存。鑒于此種情況，基佐下令搜集各地歷史檔案，并編制詳細的目錄索引和標注卡片。此舉大大改善了檔案館的歷史檔案搜集情況，為后來法國檔案分類項目奠定了一定基礎。此后，基于真實歷史研究和更好利用檔案的目的，諸多歷史研究者對檔案進行了分類細化。在提出對政治——歷史視角下的時間階段分類方式進行革新的進程下，法國政府對混亂的庫存檔案開展了系統梳理，對檔案分類整理進行了改革，重新制定了分類方案，最終依托《關于各部和各地區檔案整理與分類的指示》創立1841分類體系，第一次闡釋了尊重全宗原則(Respect des fonds)，這在今天被看作為來源原則的起源[7]。

　　另一個在檔案科學發展進程扮演重要角色的國家德國，出于對國家和民族熱愛的歷史研究，讓大規模查閱檔案的必要性越發凸顯。當時的歷史學家、漢諾威檔案館館長佩茨已著手編纂《德意志史料集成》這樣的檔案文獻匯編巨著。對檔案文獻的倚仗，在德意志史學研究中有著悠久的傳統，而檔案的分類與保管也順理成章成為了史學家們關注的對象。

　　蘭克無疑是19世紀德意志史學甚至歐洲史學領域的集大成者。在歐洲的檔案館中，蘭克發現了一條更為嚴肅認真的歷史研究道路，他領悟到近代歐洲的歷史必須借助新鮮的、當代的資料予以重寫[8]179。“務實”使蘭克史學成名，他完全不相信傳說、道聽途說、街談巷議，簡言之，他不相信一切不能加以完全證實的東西。在他看來，判定歷史真相的最好辦法就是利用原始資料，特別是檔案材料。為了避免使用那些不負責任的材料，歷史學家必須利用檔案和文獻[9]。英國史學家古奇曾這樣評價蘭克：他也許不是第一個使用檔案的人，但卻是第一個善于使用檔案的人‍‌‍‍‌‍‌‍‍‍‌‍‍‌‍‍‍‌‍‍‌‍‍‍‌‍‍‍‍‌‍‌‍‌‍‌‍‍‌‍‍‍‍‍‍‍‍‍‌‍‍‌‍‍‌‍‌‍‌‍。他開始時，著名的歷史家都相信回憶錄和編年史是首要的權威資料。而在他停筆時，每個歷史學家都學會了只滿意于當事者本人以及同他所述事件有過接觸的人的文件和通訊[10]213。

　　蘭克和蘭克學派的歷史觀與研究方法對后世德國檔案學產生了深遠影響，這其中最為著名的是蘭克的門生聚貝爾。1875年，聚貝爾擔任普魯士檔案館館長。滿足歷史研究仍然是他進行檔案管理的首要目的。他安排了許多歷史學者進入普魯士檔案行政體系開展檔案管理及歷史研究工作。為了更加簡便地查閱和利用檔案，這批年輕的歷史學者們提出了依照國家行政機構體系進行分類整理的結構原則(Strükturprinzip);1881年基于歷史研究需要頒布的《普魯士國家機密檔案館檔案整理條例》又提出要保持機關登記室和檔案室賦予文件原始順序的登記室原則(Registratur)。而結構原則與登記室原則被學者認為共同構成了德國檔案的來源原則(Provenienzprinzip)[11]。

　　三、歷史學對檔案學形成的影響

　　19世紀歐洲史學帶來的影響對于整個西方檔案事業與檔案學的萌芽、發展和形成是貫穿始終的。使歐洲檔案事業得到高度重視，并且不斷發展出檔案保管與分類原則的正是19世紀歐洲歷史學家對于檔案文獻的不斷發掘和研究。這當中許多歷史學家本身也同時從事檔案的搜集保管工作，他們的歷史研究活動在檔案工作和檔案學的發端過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歐洲史學研究向客觀主義的轉變，向我們揭示了檔案文獻在特殊的描述性和歷史性使命中，是如何推動檔案學成為一門獨立科學的歷史進程。1885年，深受蘭克史學影響的法國歷史學家朗格魯，在巴黎出版的《國際檔案館、圖書館和博物館》雜志上發表的《關于檔案館的科學》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檔案學不是歷史學的輔助學科，而應是一門獨立科學的見解[12]。

　　不論是出于政治目還是塑造民族認同，尊重歷史事實、重視檔案考察的歷史研究精神已在19世紀的歐洲蔚然成風。歷史學家們創立了關于檔案史料的科學研究方法，并圍繞檔案文獻的搜集、整理、保管、分類進行了不斷的實踐與探索，在革新與批判中形成了符合檔案特點的、便于查閱利用的整理分類原則，為歐洲早期檔案分類方法與檔案學理論奠定了雛形。盡管由《荷蘭手冊》正式提出構成檔案學理論基礎的“來源原則”是否直接脫胎于法國的“尊重全宗原則”和德國的“登記室原則”尚存爭議，但應該明確的是，檔案學的發源、形成和獨立都無法離開19世紀歐洲歷史研究需要的有力推動。直到今天，檔案人員的工作愈發專業化、職業化，檔案學已發展為了一門具備現代管理科學和信息技術科學，揭示檔案現象本質和規律的綜合性學科，但從檔案內容的角度進行研究，它仍然包含了屬于歷史科學的性質與范疇。

　　參考文獻

　　[1]張廣智主著.西方史學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2][5]赫爾曼·魯姆叔特爾.檔案科學作為科學學科的發展[M]//國家檔案局編.第十四屆國際檔案大會文集.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2:115—127.

　　[3]徐玉清，王紅敏.檔案與信息社會——第12屆國際檔案大會主報告內容綜述[J].檔案學研究，1992(4)：81-85.

　　[4]米切爾·杜琴(Micheal Duchen).歐洲檔案與檔案工作發展的由來[J].酈玉明，編譯.民國檔案，2001(2)：56-61.

　　[6]讓·皮埃爾·里烏，讓·弗朗索瓦·西里內利.法國文化史：第3卷[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作者：黃 朔 李雪婷 楊晶晶 廖 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