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高級經濟師論文發表了中國經濟的八大增長潛力，論文旨在為上述中國經濟增長率的估算補充分析中國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總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幾點潛在的增長點，以及中國消費市場的巨大農業生產潛力。
 

　　關鍵詞：高級經濟師論文,中國經濟發展

　　中國經過長達3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后，呈現增長放緩的態勢。對待這種態勢，有各種不同的解讀：第一種是帶有樂觀情緒的觀點，該觀點認為，這僅是暫時現象，與國際經濟環境疲軟有關①，一旦國際經濟形勢得到改善，中國經濟將繼續保持以前的高速增長態勢②[1];第二種是帶有悲觀情緒的觀點，該觀點認為，增長放緩僅僅是開始，中國經濟可能出現“斷崖式”下滑的可怕結局③;第三種持較為中庸的觀點，該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將是常態，今后不可能再重現過去那種高速增長的現象，也不會出現“斷崖式”下滑的結局。目前學術界和實務界持第三種觀點者居多。

　　對中國經濟增長率的關心除了擔心經濟增長率過低會影響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以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十三五”期間，預計中國每年將新增1 000萬就業人口，經濟增長率過低將無法吸納這些新增就業人口的就業，從而可能引發社會危機。我們根據2012～2014年中國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情況推算④，在不考慮經濟結構升級因素影響的條件下⑤，“十三五”期間的就業彈性大約為180萬人。那么要解決每年新增1 000萬人的就業問題，就必須保持每年不低于5.56%的經濟增長率。

　　為了回答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究竟有多大的問題，郭豫媚和陳彥斌(2015)根據統計數據測算了中國1979～2020年的潛在經濟增長率[2]。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樂觀預測是7.87%，悲觀預測是5.47%，基準預測是6.31%。林毅夫(2014)通過國際經濟史的比較研究，認為由于中國還具有較大的后發優勢，因此如果能夠充分利用這種優勢，從2008年起中國還有20年年均增長8%的潛力[3]。梁建章和黃文政(2014)認為，林毅夫忽略了中國勞動適齡人口減少和人口老齡化的因素，考慮這一負面影響，他們認為，未來幾年中國經濟實際增長率應該是5.5%～6.9%[4]。上述研究結果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這些研究都不是建立在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分析之上的，因而有美中不足之感。

　　本文不打算對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率進行估算，因為筆者認為郭豫媚和陳彥斌(2015)、林毅夫(2014)以及梁建章和黃文政(2014)等人的估算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過去20多年間，我國經濟增長點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房地產業，二是出口。房地產業在過去20多年，特別是近10多年間可以說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大動力，它具有很強的關聯效應，上下游涉及許多相關產業，長期以來房地產開發投資占到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20%，占GDP的10%左右。但目前城市居民的住房需求已經基本得到了滿足，97%以上的家庭都擁有自己的住房[5]。從剛需的角度而言，對住房需求強烈的主要表現在低收入居民、新成家的年青居民和農村轉移到城市的居民，這部分居民需求雖然也很大，但相比以前要小得多。另外，由于金融制度改革，人們有了更多的低風險、流動性較強的投資渠道，而且投資回報率大于投資房地產業，因此改變了部分人把房地產作為投資手段的偏好，使得房地產行業的需求減緩，其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在不斷下降。

　　與此同時，商品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也在減緩。一方面在于國際經濟環境不佳，另一方面中國經濟規模已從2010年的5萬億美元上升為2014年底的10萬億美元，世界市場再也難以提供與中國經濟增長同步的進口需求，更何況還存在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利率上漲等要素價格上漲帶來的商品出口阻力。

　　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必須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筆者認為，中國經濟還存在很多增長點[6-7]，只要努力挖掘，這些經濟增長點足以推動中國經濟在未來若干年保持年均5.56%～7.5%的經濟增長率�，F撮其要，列出以下主要潛在經濟增長點。

　　一、城鎮化對中國經濟增長有巨大的拉動潛力

　　據《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數據，截至2014年底，按城鎮常住人口衡量的城鎮化率為54.77%，而發達國家的城鎮化率超過了80%，如果中國每年城鎮化率提高1個百分點，那么從2015年起還需要20～25年左右才能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據朱孔來、李靜靜和樂菲菲(2011)的研究，我國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可以維持7.1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率[8]。

　　城鎮化之所以可以促進經濟增長，一是城鎮化可以帶動基礎設施的投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據鄭新立(2015)等人的研究，每增加一個城市人口，需要增加城市工程性基礎設施投資達10萬元以上，每年增加1 000萬城市人口，拉動城市工程性基礎設施投資可達1萬億元以上[9]。目前，中國城鎮化不但工程性基礎設施數量不足，質量也不高，同時各項社會事業發展滯后，公共社會服務水平亟待提高。因此，我國在推進城鎮化的進程中，既要加大投資，彌補工程性基礎設施數量不足的問題，又要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增加社會性基礎設施投資，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走集約、智能、綠色、和諧的新型城鎮化道路，同時還要推進城鄉發展在建設規劃、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的一體化。根據世界銀行的最新研究(黃劍輝，2014)，在可預期的將來，拋開城市社會性基礎設施的投資，單就中國工程性基礎設施投資每年將超過GDP的13%[7]。因此，城市化是推動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非常重要的動力。 　　二是城鎮化可以帶動消費的增長。據黃劍輝(2014)等人的研究[7]，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將帶動1 000萬以上的農村人口進入城鎮工作、生活、就學，這不僅有利于解決城鄉差距問題，還能增加農民收入，刺激消費增長，增強經濟的發展后勁。

　　二、與民生改善相關的公共消費型基礎建設投資具有廣闊的增長空間

　　所謂與民生改善相關的公共消費型基礎建設投資是指，直接進入未來百姓消費的、具有一定公共產品性質的基礎建設投資，它包括交通基礎設施、城市基礎建設、防災抗災能力、農村的垃圾和水處理、空氣質量的改善、公共保障性住房的建設等(李稻葵，2014)[5]。這類公共消費型投資不同于一般的固定資產投資，它們并不形成新的生產能力，因此不必擔心此類投資會形成新的產能過剩。

　　中國交通基礎設施規模較大，但人均水平仍較低，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較大。2012年中國公路網密度為44公里/百平方公里，好于中等收入國家水平，但僅為法國的1/4。鐵路網密度為0.71公里/百平方公里，遠低于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水平，是歐盟的1/7，美國的1/3。中國交通基礎設施不但人均水平較低，而且質量不高。據世界經濟論壇《2012-2013年全球競爭力報告》顯示，中國基礎設施質量全球總排名第69位。因此，中國的交通基礎設施既存在加大投資力度的空間，也存在升級改造的空間。

　　我國的通信基礎設施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2014年中國互聯網普及率為47.9%，與發達國家80%左右水平相比差距較大。

　　目前，我國國民，尤其是城市居民，與發達國家國民的生活質量的差距，主要不在于一般性私人物品的擁有量和品質，譬如空調、冰箱等家用電器，甚至私人小汽車等較高檔私人物品，而在于空氣的質量、飲水的安全、交通的便利和舒適度，以及應對災害的能力等。這類物品本質上屬于公共消費水平的范疇。這類物品的投資周期長、投資回報率低，但投資數額較大，對經濟增長有較大的拉動作用。目前我國固定資產投資中約有25%用于此類投資，這一比重未來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此類投資不僅不會加重產能過剩的問題，反而有助于化解這一難題。此外，它還有利于直接提升我國國民的幸福指數，因而最具有投資潛力和價值。

　　三、環保產業發展潛力巨大

　　雖然近年來我國財政用于環保的支出逐年增加，但環保投入占GDP的比重仍然偏低，參照發達國家的情況，中國環保投入占GDP的比重至少應達到2%～3%，但截至2012年底這一比例只有1.6%，還存在較大差距。目前中國制造業的生產能力和生產規模已居世界前列，但不少行業存在高污染、高能耗的現象，將這些行業升級為綠色環保的現代化制造業需要大量的投資，其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十分強勁，而且還能提高國民的生存幸福感。根據李稻葵(2014)的測算[10]，僅五大耗能行業――有色金屬、鋼鐵、電力、化工、建材，更新一遍高污染、高能耗的產能，需要10年時間，其每年將拉動GDP增長1%。

　　朱建華、徐順青和逯元堂等人(2014)對環保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計量研究[11]，其研究結果表明，環保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環保投資增加1個百分點，能拉動經濟增長0.13個百分點。

　　中國政府充分認識到環保產業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2013年8月國務院下發了《關于加快發展節能環保產業的意見》的國發(2013)30號文件，在該文件中提出了到2015年底實現環保產業總值4.5萬億，年均增速15%以上的目標�！秶鴦赵宏P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將節能環保產業確定為7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因此，如果國家政策和目標能夠得到切實貫徹，那么環保產業將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其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是巨大的[12]。

　　環保產業不但對經濟增長具有巨大的拉動作用，而且其對擴大就業也具有十分積極的作用。據張平淡(2013)的研究[13]，環保投資總額增加1倍，就業規模將提高2個百分點。

　　四、生產性服務業對經濟增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

　　生產性服務業可以通過勞動力市場、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產生直接的影響，也可以通過制造業產生間接的影響[14]。當不斷有生產性服務業從制造業中分離出來，形成獨立的部門時，可以為工業部門提供更加專業化的服務，這種面向生產行業的服務業具有高附加值、高知識、高人力資本和高集聚度等特點[15]，使得生產的價值鏈朝兩端移動，對經濟增長產生推動作用。

　　經濟發達的國家，其生產性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都超過40%，而我國生產性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遠低于40%，具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根據侯淑霞(2014)的測算[16]，截至2011年底，我國經濟較發達的省市，譬如北京、上海、山東、天津、江蘇等，其生產性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雖然較高，但也只有24%左右，而經濟欠發達的新疆、甘肅、四川等省份，其生產性服務業的貢獻率不足11%。總體而言，如果我國生產性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每年增長1個百分點，將有20多年的發展空間。

　　據劉純彬和李筱樂(2013)的研究[14]，生產性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具有非線性性，目前我國生產性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處于邊際遞增的區間，貢獻率大約為0.26左右，即生產性服務業增長1%，其對人均GDP增長貢獻率為0.26%左右，隨著我國加大對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貢獻率還將不斷提升。因此，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將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又一重要引擎。

　　五、“后發優勢”與“先發優勢”并舉促進中國經濟快速發展

　　所謂“后發優勢”是指，較不發達的經濟體可以通過向發達經濟體學習先進的技術和商業經營模式，以及向發達經濟體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商品，從而提升本經濟體國民的收入水平。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麥克?斯賓塞所領導的增長委員會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有13個經濟體充分利用了這個后發優勢，每年GDP的增長速度都超過了7%，維持了25年或更長時間。發達國家人均GDP年均增長2%，加上人口增長，平均每年的GDP增長一般為2.5%～3%，而這13個經濟體的增長速度比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高2倍還多。 　　如何判斷后發優勢的潛力，林毅夫(2014)認為可以根據一國人均GDP與發達經濟體的人均GDP的差距[2]。根據麥迪遜的最新數據，按照1990年的不變價國際元計算，2008年中國的人均GDP為6 725元，為美國當年的21%。這一水平相當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我國臺灣在1975年，韓國在1977年與美國的人均GDP的差距水平。在這一差距水平上，日本、新加坡、我國臺灣和韓國分別維持了20年年均9.2%、8.6%、8.3%和7.6%的經濟增長率。這四個經濟體也是上述利用后發優勢取得年均7%或更高、維持25年或更長時間的13個經濟體中的幾個。當然，并不是每一個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存在差距就一定具有后發優勢。但改革開放30多年的經濟發展歷程表明，中國經濟是一個趕超型、學習型的經濟，能不斷從發達國家學習新的商業模式和技術，具有顯著的后發優勢。因此，林毅夫(2014)認為，根據中國人均GDP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差距，以及國際經驗，中國利用后發優勢從2008年開始還能夠保持20年年均8%的經濟增長潛力[2]。

　　通常認為后發優勢只發生在國與國，或一個獨立的經濟體與另一個獨立的經濟體之間，但是事實上，一個大國內部也存在類似的“后發優勢”現象，譬如在中國這樣的大國，各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可以通過地區間梯度轉移和升級而獲得快速經濟增長[6]。根據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黃劍輝(2014)的研究，依據2012年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人均GDP的統計數據，全國各地發展水平可分為四個梯隊：第一梯隊人均GDP超過10 000美元，共有6個地區，即天津、北京、上海、江蘇、內蒙古和浙江;第二梯隊人均GDP在10 000～6 000美元之間(高于6 091美元的全國平均水平)，共有8個地區，即遼寧、廣東、福建、山東、吉林、重慶、湖北和陜西;第三梯隊人均GDP在6 000～4 000美元之間，共有13個地區;第四梯隊人均GDP在4 000美元以下，有4個地區。按照世界銀行公布的2012年不同經濟體人均國民總收入的分組標準，中國第一梯隊的地區已達到或接近高收入國家的水平，第二、三梯隊的地區大體處于上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第四梯隊的地區大體處于下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因此，中國各地區可以依據這種差距，做好后發優勢這篇大文章，就能夠發揮追趕效應而獲得快速發展。

　　中國既具有“后發優勢”，也不乏“先發優勢”。所謂“先發優勢”是指，依靠科技創新和高素質的人力資源，生產領先其他經濟體的高附加值的產品，從而提升本經濟體國民的收入水平。雖然中國從總體而言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但并不意味著中國沒有“先發優勢”。中國在不少領域處于世界領先水平，譬如航空航天、超級計算機、超級雜交水稻、造船、高速鐵路等。據美國《科學與工程指標2008》的數據，美國具有大學學位的科學工程勞動力總量為1 700萬人，而中國2008年科技人力資源總量達到4 600萬人，其中具有大學學位的2 000萬人。中國研發人員總數達109萬人，研發人員數量居世界第2位[17];截至2014年底，中國大學生、研究生在�？側藬颠_2 647萬人，居世界第1位，正源源不斷地為國家建設輸送各種人才。另外，中國研發人員的工資水平較低，在國際研發領域具有比較成本優勢。

　　近年來，中國政府十分注重研發投資，2012年中國的研發投資超過1萬億元，接近GDP的2%，比2000年的研發投資增長了11倍以上。在研發年均增長率和總投資方面，中國居世界第2位。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歐洲和日本等發達經濟體在世界研發中所占比重下降了0.6～1.7個百分點，而中國則上升了2.2個百分點。正因為如此，中國在專利和商標權申請領域于2011年躍居世界第1位，至今仍保持這一地位。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強調要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目前，創新驅動的效果正在逐步顯現，2014年前三季度，高新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增速分別為12.3%和11.1%，明顯高于工業平均增速，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4.6%。[18]2013年中國全要素生產率(TFP)水平是1978年的近3倍;1978～2007年間，TFP對人均GDP增長的貢獻達到77.89%[19-20]，這表明中國創新驅動戰略正在顯現其強大的生命力。

　　六、中國消費市場具有巨大的增長潛力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報告，2012年發達國家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占比普遍達到70%以上，而中國只有49.2%，除中國外的“金磚國家”也普遍高于60%。中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較低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需求結構問題，在投資、出口和消費“三駕馬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中，長期以來投資和出口都是占主導;二是中國人均收入水平不高，盡管中國經濟總規模已位居世界第2位，但中國人均GDP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屬于人均GDP水平較低的國家。2012年中國人均GDP為6 091美元⑥，列世界80名之外，約為世界平均水平(10 171美元)的60%。而世界前三位的盧森堡、挪威、瑞士人均GDP均超過70 000美元，是中國的10多倍。在“金磚國家”中，僅印度的人均GDP低于中國。

　　2013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努力釋放有效需求，充分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投資的關鍵作用和出口的支撐作用，把拉動經濟增長的消費、投資和外需這“三駕馬車”掌控好，基本原則是擴消費、穩投資、促出口，要努力扭轉消費在“三駕馬車”中的弱勢地位，讓消費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截至2013年底，消費、投資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50%、54.4%和-4.4%，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正在穩步提升，但增長的空間仍然很大。

　　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宏偉目標。如果這一目標得以實現，將形成5億～6億的中等收入人群，這將為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奠定堅實的消費基礎。 　　七、對外投資潛力巨大

　　截至2012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存量)為5 319.4億美元，位居世界第13位，僅相當于美國對外投資存量的10.2%、英國的29.4%、德國的34.4%、法國的35.5%、日本的50.4%。中國對外投資金額占中國外匯儲備的比例較低，中國2012年底外匯儲備余額為3.31萬億美元，是全球第一外儲大國，但對外投資累計凈額占外匯儲備余額的比例僅為16%。外匯儲備余額大、對外投資額度小，因此，中國對外投資空間巨大。

　　在2015年1月16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辦的首次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鐘山指出，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首次突破千億美元，達1 029億美元，同比增長14.1%，繼續保持世界第3位，將很快成為凈對外投資國。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中國對發達國家投資同比增長較快，對美國投資增長了23.9%，對歐盟投資增長了1.7倍，遠遠高于總體增速。同期，中國服務業對外投資也明顯上升，同比增長了27.1%，占對外投資比重接近2/3。

　　我國正在實施“一帶一路”戰略，這一戰略不但能夠加大國內投資力度，而且也能夠加大對“一帶一路”沿線國的投資力度。國家正在落實有關政策，鼓勵優勢產業和富余產能向沿線國家轉移，開工建設一批互聯互通項目，擴大對沿線國家制造業、服務業等其他產業的投資。

　　據統計，目前全國各地“一帶一路”擬建、在建基礎設施規模已經達到1.04萬億元，跨國投資規模約524億美元。與此同時，由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即所謂的“亞投行”)從現在到未來十年，亞洲基礎設施一年投資資金量約8 000億美元，而亞洲這些國家大體上最多能夠解決4 000億美元，資金缺口巨大[21]，中國充裕的外匯儲備資金將能發揮巨大的投資效應，實現中國與亞洲鄰國的雙贏。

　　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將釋放巨大的農業生產潛力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對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做出了三個重大突破，這是繼家庭聯產承包制后農村生產關系的又一次重大調整和改革。正如中國工業經濟學會會長鄭新立(2015)所指出的，如果能夠切實落實《決定》精神，可使農村生產力獲得再一次大解放，為2030年前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提供強有力的支撐[9]。

　　中央精神是明確的，即對農村集體土地明確所有權、穩定承包權、放活經營權。在這一精神指導下，截至2014年6月底，全國已有近26%的農戶全部或部分轉讓了承包耕地的經營權，流轉的土地經營權面積占全國農戶承包耕地總面積的28.8%。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依法、自愿、有償流轉，使多種形式的土地適度規模經營在各地蓬勃發展起來(陳錫文，2015)[22]。目前，種糧大戶、合作社、農業公司已發揮出規模效益。據實地調查(鄭新立，2015)，田埂取消可增加耕地面積5%，采取統一良種、統一深耕、灌溉、施肥、滅蟲，單產可提高30%以上，投資回報率可達30%。譬如北方單季農業地區一個農業勞動力種100～120畝地，中南部雙季農業地區一個農業勞動力種50～60畝地，其勞動生產率就能達到甚至超過第二、第三產業的水平，農民即可成為體面的職業[9]。

　　同時，農業科技進步配合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成效不斷顯現。2014年，我國農業科技進步對農業增長的貢獻率達55.6%，其中使用良種對農作物單產提高的貢獻率為43%以上，主要農作物耕、種、收的綜合機械化率已達61%[22]。隨著農業土地改革制度的深入推進，農業科技進步的作用將更加凸現。

　　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建設與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同步推進也將釋放出巨大的農業現代化發展的潛力。截至2014年底，全國農村轉移到非農產業和城鎮就業的勞動力總數已達2.74億人，超過了務農勞動力的總量[22]。這不僅為我國非農產業和城鎮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也為擴大農業經營規模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不斷加速，為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保駕護航。截至2014年底，全國農村已普遍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與城鎮居民接軌的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初步織就了農村居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安全網，這也為農業規�；�經營創造了社會保障基礎。

　　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農業資本化運作的空間將進一步加大，農業生產率將得到進一步提高，現代化、資本化、集約化、社會化的大農業將指日可待。

　　除了上述八個方面對中國未來經濟增長起到巨大的拉動作用以外，我國的金融體制改革、投融資體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科教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區域經濟制度改革，以及政府簡政放權和法治化運作等，也將會釋放出巨大的經濟增長潛力。

　　本文沒有分析對中國經濟增長構成負面影響的因素，譬如，勞動力成本上升較快對制造業的影響、產業結構升級較為困難和緩慢、人口老齡化加速帶來的負面影響、科技原始創新能力不足、資源環境約束加劇、收入分配不合理對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可能帶來的沖擊，以及國際經濟環境不確定性帶來的影響等，這些影響因素有待進一步地深入分析。但筆者認為，困難總是存在的，并且上述困難都得到了黨和政府，以及社會各界的密切關注，正在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應對，因此，雖然這些因素會對中國經濟增長有一定的負面影響，但是并不會對中國經濟增長構成根本性的威脅和挑戰。所以，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是巨大的，“十三五”時期保持年均5.56%～7.5%的經濟增長率完全是可能的。

　�、� 國際金融危機前的2007年，中國經濟增長率為14.2%，2014年則降為7.4%。國際經濟環境至今仍然沒有得到較大改善：美國經濟稍有起色，但還談不算復蘇或擺脫了危機走向了繁榮，歐洲經濟仍然在困境中徘徊，日本經濟低迷無起色。因此，此種觀點認為，目前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主要源于國際經濟環境不佳。 　�、� 王建(2015)認為，美國等發達經濟國家出現“新常態”現象是因為服務業的就業比重超過了一二產業，至少超過50%，同時農民人均收入水平達到4 000美元左右，工業化已經完成，而我國2013年第三產業就業比重僅為38.5%，農民人均收入只有1 000美元左右，工業化還沒有完成，完成工業化還是很長的路要走。因此，他認為，中國經濟并沒有到“正常下滑”的時候。

　　③ ?O咸平在其著作(2012)《中國經濟到了最危險的邊緣》中所持觀點便是這一觀點的國內代表;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在2015年3月6日的《華爾街日報》撰文《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中所持觀點便是這一觀點的國外代表。

　�、� 我國2011～2014年的就業彈性分別為131.29萬人、164.42萬人、170.13萬人和178.65萬人。隨著我國第三產業的不斷發展，就業彈性會越來越大。

　�、� 如果中國經濟結構升級加快，那么中國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會變大。

　�、� 截至2014年底，中國人均GDP為7 572美元。

　　推薦期刊：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月刊)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主辦的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