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循證教學具有求真(以最佳證據支持最佳實踐)、民主(研究者、管理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共同參與和協調)、共享(證據的無邊界傳播)、高效(以最低成本獲取最大利益)等積極價值，但同時也存在著證據拒斥經驗、技術僭越藝術、規范腐蝕創新、科學凌駕于價值之上的局限及風險。循證主體只有致力于平衡與彌合循證教學過程中出現的多重張力，循證教學才會走得更穩、更遠。

　　關鍵詞：循證教學;證據;有效教學;科學實證主義

　　近些年來，循證教學因其背負循證之名、科學之譽，與有效教學、教育評估、教育公平、教育政策研究與制定等議題緊密關聯而備受學術理論界的青睞，成為當代教育教學領域中一種勢不可擋的新思潮。但在由邊緣話語走向中心地帶的同時，其效用卻因被某些人士寄予了無正當理由的期望[1]而出現了明顯濫用、錯用的現象(似乎什么教學話題都可以融入循證教學的框架里來談論，似乎什么教學問題都可以遵循循證教學的方法得到有效解決)，嚴重影響了循證教學的聲譽和實踐推廣。循證教學不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更不是一個“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裝的大籮筐”。

　　外延的過度泛化只會使其喪失作為一個專業術語存在的價值，也不利于完善對這一問題的研判與深究。在系統推進循證教學的初級階段，我們需從生成背景及理念主張兩個向度重新審思循證教學，既要明確其“何所為”“如何為”等基本問題，又要探討循證教學所面臨的科學實證主義質疑和挑戰，明確其“何所不可為”“何所不能為”等有關其可行性所指涉的限度問題，進而尋求教學證據與教學實踐相融合的適切性發展模式，以期對目前的循證教學研究與實踐能有所鏡鑒。

　　一、循證教學的生成背景

　　20世紀90年代以來，循證實踐以其明確的證據定級標準和相對固定的實施步驟[2]促進了醫學實踐領域的科學化進程，并迅速滲透、擴展至其他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教育自然也概莫能外。如今，循證教學作為循證教育學的延伸或是分支已成為全球循證實踐浪潮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至少與以下三個方面的事件或趨勢有關。首先，全球循證實踐的勃興尤其是循證教育學的發展對教學實踐提出了新要求。循證實踐最早出現在醫學領域。1996年，SackettDL首次提出循證醫學的概念，其基本內涵是“遵循證據進行治療的醫學”。

　　具體而言，就是“醫生嚴謹、清晰、明智地運用當前最佳證據，進行醫療決策和制定治療措施的醫學”[3]。可以說，循證醫學的發展為醫學實踐科學化帶來了“戲劇化的進步”。該領域的Cochrane協作網如今也已發展成為國際性的循證醫學證據平臺，為全球各地醫學界開展醫學研究與實踐提供著持續更新的證據資源。DavidHargreaves提出了循證教育學的概念。他認為教師也應當像醫生一樣，使自己的實踐嚴格地遵循研究證據。這一理念一經提出便獲得了教育學界人士的熱烈呼應，并在政策話語中開始顯現。2002年，美國總統小布什簽署的《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中就多次提及教育要基于科學的研究證據。

　　此后，美國的“有效證據信息中心”“綜合學校改革質量中心”“最好的證據百科”，英國的“為政策與實踐提供證據和合作中心”，國際性的“坎貝爾合作組織”等，各種官方、半官方或民間組織都投入了大量的資金來支持“基于證據的研究”。[4]在此背景下，教學實踐層面的循證需求慢慢浮出水面。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聚焦教學實踐的循證研究，并陸續出版了《循證教學：一種有效的教學方法》[5]等一批高質量的研究成果，循證教學的理念和實踐開始變得越發明朗起來。

　　其次，教育信息化時代的開啟為循證教學的研究和實踐提供了重要的技術支撐。20世紀末，人類社會進入高度信息化時代，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迅速崛起，大數據、人工智能、數字化、泛在化、區塊鏈等技術革新蜂擁而至。受此影響，現代教育借助信息技術實現了對教學過程、教學情境以及教學結果的全程監控和全面監測，匯聚了規模更為龐大、速度更為快捷、類型更為豐富的海量數據，不僅為教學證據的轉化、生產、應用和推廣提供了廣泛而有深度的基礎質料，而且為教學證據的搜集、整理、歸類以及構建大型的循證教學證據庫和證據平臺提供了技術可能性。與傳統教學相比，現代教學已然進入了一個技術驅動的科學化時代。

　　循證教學力圖將科學取向的教育思想借由技術的廣泛應用滲透到教育教學活動的全過程，成為技術驅動科學教學范式的一種新典范。證據的背后是技術的強有力支撐，通過對教學證據的技術化處理，實現教師更科學、更高效地教以及學生更科學、更高效地學成為循證教學未來發展的主攻方向。

　　再次，教育學研究領域的實證研究取向傳導至實踐領域，引發了對教學實踐科學化的思索、探討和嘗試。教育學研究的專業性一直備受質疑，將教育作為一種專業實踐，促進教育研究以及教育實踐的科學化一直以來都是學界同仁的不懈追求，再加上政策層面、期刊帶動以及研究方法擴散等現實因素的助力，一些具有行動力的研究者開始走出“思想實驗室”。

　　深入到教育實證研究領域，試圖通過實證的方法和數據把教育學打造成一門真正的科學。經過這幾年的努力，教育研究已逐漸從哲學思辨的獨斷與傲慢中解放出來，實證研究在教育領域獲得了持續擴張。更為重要的是，教育研究領域的“脫虛向實”行動傳導至實踐領域，引發了實踐領域科學化的努力和嘗試，一些實證研究者由對理論的精致建構轉向了對實踐的現實關懷。

　　他們立足于教育實踐情境中的具體問題展開有針對性的調查研究，力圖為教師教學實踐提供真實有效的研究成果，以促進其科學、高效地教學，這一行動為循證實踐在教學領域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契機。循證實踐呼吁將實踐嚴格地建立在科學研究證據的基礎之上，這一點與教育實踐當下的科學化訴求不謀而合。教學應當立足于證據或至少從證據中獲取信息的理念為實踐者所為之向往，而理論研究應為教學實踐提供完美的證據基礎也在一些教學研究者內部達成共識。至此，有關循證教學的研究和探討在教育研究領域全面鋪開，循證理念也在教育實踐領域落地生根。

　　二、循證教學的發展向度：內涵及精神要義

　　循證教學，即“基于證據的教學”。有研究者將其定義為：“將最佳證據用于教學決策和教學實踐的哲學……突出基于證據對教學的積極干預和改進。”[6]還有學者認為循證教學是“教育者在充分考慮受教育者文化及價值觀的基礎上，遵循研究者創建的最佳證據或教育指南，在管理者的協調下進行的實踐”。[7]可以看出，學者們對于循證教學的界定側重點不盡相同，雖然循證教學的影響力日益擴大，但循證教學本身并未形成一個公認的經典定義。而且，循證教學乃至循證教育學本身都明顯地帶有循證實踐特別是循證醫學規制的痕跡。

　　從這個角度來講，循證教學尚不具備作為一個成熟理論體系所應有的一套邏輯自洽的術語體系和言說框架。因此，本文在此無意對循證教學這樣一個新興且處在急速發展階段的事物下一個規定性定義。不過，從多元循證主體參與的角度來審視循證教學，我們倒可就其精神要義略窺一二。正是這些精神要義中所暗含的理念主張引發了循證教學的全球風靡。這些理念主張主要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研究者：以創建最佳教學證據為宗旨促成最佳教學實踐證據，“用以證明的憑據。”[8]在循證教學中，證據的意義遠非如此，而是更具“能動性”。它不只是被用來充當證明某種存在物之合理性、有效性的憑證，而且深究于哪些證據在何種情境中最為有效，從而尋找出最佳證據并據此改善教學實踐，以達成“最佳教學實踐”的目的。顯然，這么高級別的研究證據的獲得只能依靠專業研究者來完成，他們相對于普通教育者有著更為豐富的理論背景、專業的研究技巧和充裕的研究時間，能夠通過科學規范的研究提供科學性、真實性與相關性較高的教學證據。一般而言，教育研究者對最佳證據的創建基于兩個層面的操作：

　　一是按照一定的專業規范和科學標準對教學研究領域中已然存在的有關某一實踐主題的眾多研究成果、研究文獻或研究證據進行系統綜述或元分析，以期為科學教學實踐提供最佳證據支持。JohnHattie的《可見的學習：對800多項關于學業成就的元分析的綜合報告》就是一個利用元分析技術對已有研究證據進行評估的研究項目。[9]他的最新數據綜合超過了9.5萬項研究，涉及3億多名學生、1600多項元分析，是目前史上最為宏大的基于證據的教學研究綜述。

　　二是圍繞現存證據不足、存疑或不確定性的教學主題進行的原始研究，以知識發現和知識創新為首任，為循證教學提供值得信賴的科學證據資源。其中，研究設計的規范程度(內部效度)以及與實踐的契合度(外部效度)是衡量研究證據科學與否的重要標準。從研究設計的科學規范程度來看，大規模、大樣本、多中心的隨機控制試驗所獲得的證據級別最高，準實驗研究、相關研究以及質化研究獲得的證據次之，專家意見和個人經驗則位居末流。從解決實踐問題的契合度和有效性上來看，更適合解決實踐問題的證據級別會更高。

　　這樣的證據一般需要滿足內部真實性和外部有效性兩個原則。所謂內部真實性即研究證據是否準確地把握了實踐中所要解決的問題;所謂外部有效性即研究證據在由實驗階段擴展至日常教學情境時可推廣和可遷移的程度。概括下來，最為理想的證據是結合了內部和外部效度的系統綜述和元分析。可見，“最佳證據”的獲得并非一蹴而就，它考驗著研究者的學術整合力和學術創新力。它要求研究者始終站在循證的立場上，依托自身的理論積淀、敏銳的事實洞察能力、科學規范的實證研究以及清晰的邏輯闡釋能力達成對教學問題的深刻認知。只有如此，才能創建出最佳證據，實現支持最佳實踐的目的。

　　(二)管理者：以大型教學研究證據庫建設為依托促進集體智慧共享

　　隨著教育實踐領域科學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加之教育技術的迭代升級，針對具體教學實踐問題的研究證據會越來越多，如何優化、存儲并加以推廣，使一線的教育者、受教育者、社會大眾以及相關的管理者都有證可循、有據可依是循證教學開展的關鍵之舉，而建立公開的大型教學研究證據數據庫成為不二選擇。但大型教學證據庫的構建并非易事，它需要強有力的管理者的介入、協調和引導方能實現預期目標。從循證實踐的各參與主體來看，代表國家利益和國家意志的教育管理部門及其管理者相較于其他循證主體，有著更強的社會公信力，具有身份上的先天優勢。而且，教育管理部門參與循證實踐的資源優勢也是其他循證主體所無法比擬的。

　　一方面，教育管理部門有著更多的融資渠道，能夠獲得充裕的資金用以支持循證實踐研究的開展以及后續的證據評估、應用、推廣等相關工作。另一方面，教育管理部門憑借自己的平臺優勢，在改良不同主體信息溝通不暢的時候，又在自身與其他主體之間形成了新的信息障礙，使得研究者、教育者以及受教育者等對其產生進一步的信息依賴，這對凝聚共識，確立共同知識愿景，引導循證實踐鏈條上的各行動主體共赴證據的發現、生產、管理、應用與推廣會產生新的推動作用。有鑒于此，教育管理者應責無旁貸地擔負起組織、協調、引導的重任，積極推動循證教學實踐活動，投身于大型教學研究證據數據庫的創制、建設和完善中來。具體而言，教育管理者的任務或者工作主要可以細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針對教育領域應用理論匱乏、稀缺的現狀，教育管理部門可通過財政資助、課題申報、論文發表等手段調節研究資源的分配，引導研究范式的轉向，以確保實踐領域亟需解決的問題和難題能夠得到研究者的充分關注和研究。第二，組織相關專家對教學實踐領域里已有的研究成果進行二次研究和評估，為教育者提供相關主題的干預措施和干預報告、應對具體實踐問題的實踐指南和操作手冊等，并將它們匯集到證據平臺，方便檢索，使使用者能夠足不出戶就可吸納、運用研究者的集體智慧成果。必要之時，還需加強國際合作，組建專業團隊搜集各國教育資料進行比較分析，開展國際教育調查，進行信息交換，建立共享的國際教育信息數據庫等。

　　第三，營造循證文化氛圍，強化教師的循證意識，提升教師的循證能力，使教師能夠有意識地將證據數據庫中的相關證據順利“翻譯”或遷移到現實教學實踐情境中 來，推動循證教學實踐的順利開展。第四，規范循證教學秩序，保證循證教學體系順利運轉，保障受教育者權益的最大化。從目前的發展情況來看，我國對于循證教學的研究和認識還僅僅處于探索階段。

　　因此，教育管理者在進行證據的挖掘和采集時要求不宜過高，可采取先創建、再完善、后提升的漸進策略，逐步形成有影響力的持續更新的循證教學數據庫。在創建的初級階段，研究者從事的實證研究或元分析、國外相關證據庫的翻譯以及本土化改造應成為證據庫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另外，由一線教師實踐證明的有良好教學效果的經驗證據或總結也可收錄進來。

　　同時還要注重證據形式的多元化，除了規范的實驗研究、教學變革指南、教學研究手冊、教學研究調查報告外，好的教材、教學視頻、教學案例等也可以納入證據平臺，供一線教育實踐者免費使用。有理由相信，隨著研究證據的不斷涌現和累積，教學證據庫的規模將不斷擴容，以最優秀的集體智慧全面支撐和指導個人教學實踐指日可待。

　　(三)教育者：以循證實踐框架為路徑保證對教學的有效干預

　　循證教學不只是創制了一套科學的實踐理念，還提供了一個現實可行的實踐框架，有著相對固定、具體的實施步驟，以確保教師在運用最佳證據干預教學實踐時能夠排除其他常規因素的影響，直接對教育結局產生近乎因果關系的特定影響，進而保證最佳實踐的實現。

　　1.明確教學實踐問題。實踐中不斷涌現的“苦惱的疑問”是人類實踐的特有魅力。教師在教學中不僅會面臨一些預定性問題，也會面臨著大量的生成性問題;既有一些結構性問題，也存在著很多非結構性問題。對于各式各樣的問題，教師要有充分的問題意識，要有捕捉問題的能力，能夠清晰地識別并提煉出教學中存在的具體問題、真問題和有意義的問題，然后將其格式化，以適合檢索的方式呈現出來，這是邁向循證教學的第一步。

　　證據的“真”充其量只是教學實踐考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并不能構成證據接受的充分條件。如果僅僅關注證據的“真”而無視證據的“善”，教學證據終將因價值迷失或價值缺位而導致教學異化或被實踐無情拋棄。所以，作為人文實踐的教育教學，無論怎樣變化，其所關注的根本問題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如何讓“人”成“人”。

　　教學實踐的目的不是“知識”而是“教化”，它所思慮的是如何培養人以及人的德性和實踐智慧，讓人成為一個有德性的幸福的人。從這樣一個宏大的價值維度去審視循證教學，它不僅關涉手段、技術、方式、方法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可行性，它還關涉教學證據行為所涉及的倫理議題和道德性證據，關涉教育實踐中既有理性又有情感的具體的“行動者”，關涉以終極價值(比如平等、幸福、民主、博愛……)為旨歸的教育實踐。只有這樣，循證教學才能因其科學性而贏得存在的正當性。否則，它將會在與教育價值的抗爭中掩埋自身。

　　四、結語

　　目前，循證教學雖然在理論和實踐層面取得了很多的進展，但循證教學本身仍是一個模糊的概念體系。從循證醫學到循證教育學，從循證教育學又延展至循證教學，循證教學中所包含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框架基本上都是衍生于循證醫學領域。醫學與教學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存在著科學與人學的分野。

　　因此，循證教學不是簡單地從循證實踐尤其是循證醫學向教學領域的分化，也非簡單地將教學實踐向循證層面延伸，而有待學理層面的專門討論。對于這樣一個尚不成熟的理論體系而言，教育專業研究者的基本立場或許不是不加深究地呼吁與吹捧或走向另一個極端的批判乃至徹底拒斥，而是要從更為專業和規范的角度去思考如何建構、完善循證教學的理論與實踐研究，并在共同體內部尋找共識，進而緩解目前各種話語紛呈、基于立場爭端不休的混亂和無序局面。

　　對于這樣一個尚在探索中的實踐形態來說，教育實踐者的基本立場不應被潮流裹挾，而應在現有的教學證據的支持下，更加堅定教學的自主性，從追求科學的教學過渡到智慧的教學的探索中來，從而實現證據與經驗、技術與藝術、規范與創新以及科學與價值之間的融合與自洽。

　　參考文獻：

　　[1][16]格特·比斯塔.教育研究和教育實踐中的證據和價值[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1(01)：123-135.

　　[2]楊文登.循證教育學理論及其實踐——以美國有效教學策略網為例[J].寧波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2(07)：5-10.

　　[3]楊文登，葉浩生.縮短教育理論與實踐的距離：基于循證教育學的視野[J].教育研究與實驗，2010(03)：11-17.

　　[4]RobertE.Slavin.WhatWorks?IssuesinSynthesizingEducation-alProgramEvaluations[J].EducationalResearcher，2008(01):5-14.

　　[5]Petty，G.Evidence-basedteaching:apracticalapproach[M].Nel-sonThrones，2009:1-7.

　　[6]Topinstituteforevidence-basededucationresearch[EB/OL].(2001-09-10)[2022-01-01]

　　[7]楊文登，談心.教師實踐智慧的五種常見誤解及其澄清[J].教師教育研究，2016(07)：1-7.

　　[8]夏征農.辭海[W].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1109.

　　[9]約翰·哈蒂.可見的學習：對800多項關于學業成就的元分析的綜合報告[M].彭正梅，鄧莉，高原，方補課，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5.

　　[10][11]亞里斯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M].廖申白，譯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38，178.

　　作者：譚轢紗范卿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