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鄉村教師形象是鄉村教育發展的動態名片，對于鄉村教育師資的引進與保留有著重要的影響作用。對當前鄉村教師形象發展進行審視，發現當前鄉村教師形象呈現出“神圣化”與“污名化”對立、“堅守”與“逃離”反差、“榮譽”與“落后”悖逆等形象癥結，整體形象不佳。分析緣由，教師本體性價值的迷失、鄉村教育生態系統的失諧、網絡媒介敘事慣習的偏誤是問題形成的誘因。據此，研究提出應以歸正鄉村教師形象建構的價值取向為邏輯起點，基于生態發展觀協調構建鄉村教育體系為解決動力，以規制媒介敘事偏好為條件保障，以期建立具有真實穩固、積極正向、和諧統一特征的新時代鄉村教師形象。

　　關鍵詞：鄉村教師;教師形象;形象建構;鄉村教育

　　形象是人類社會交往互動的應用介質之一，正向良好的形象是“人”自我持存的一種內在精神需求，也是“人”自我發展的內生動力。鄉村教師形象作為鄉村教師群體在道德、修養、行為等綜合展現給社會公眾的整體印象，影響著鄉村教師的職業吸引力與職業幸福感。對于穩定鄉村教師隊伍，吸納更多的人才投入鄉村教育具有重要意義。

　　2020年《六部門關于加強新時代鄉村教師隊伍建設的意見》發布，提出要重視鄉村教師隊伍建設的重要意義。面對新形勢新要求，當前，鄉村教師隊伍仍然面臨著結構性缺員較為突出、職業吸引力不強等問題，要把鄉村教師隊伍建設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面對鄉村教師職業吸引力的問題，鄉村教師形象建設則是一個重要視角。

　　2019年2月15日，教育部教師工作司司長任友群在召開針對《關于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的新聞發布會上指出，“要大力加強師德師風建設，全面提振新時代師道尊嚴，塑造新時代教師形象。”[1]顯然，在“十四五”規劃開局之際，立足鄉村振興背景要求塑造良好的鄉村教師形象則是大勢所趨。然而在城鄉二元結構壁壘與鄉村教育發展不充分的窘態轄制下，叩問鄉村教師形象現實，發現當前鄉村教師形象呈異化之態，因此，探索鄉村教師形象異態緣由，解蔽沉疴痼疾，重建鄉村教師形象，是當下亟需關注的重要議題。

　　一、鄉村教師形象的價值意蘊

　　在我國教育改革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教師形象”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承載著時代和社會對教師的期望，也反映了特定的教育理念與價值追求。[2]鄉村教師形象作為社會大眾對鄉村教師群體的一種整體認知與印象建構，是鄉村教師群體的社會地位、職業角色與人格肖像的一種“他者”描述，影響著鄉村教師隊伍的發展與鄉村教育建設。

　　(一)鄉村教師形象影響教師的職業自我認同與社會認同

　　鄉村教師形象在不同層面影響鄉村教師的職業自我認同。良好的職業形象能夠提升職業人的自我效能感與成就感，讓人獲得倍受尊重的情感體驗與自我肯定的積極心態，形成篤定的職業自我認同，即明晰的職業認知、堅實的職業情感承諾與積極的職業價值評判。首先，積極的鄉村教師形象有助于教師建立積極的職業認知。鄉村教師的職業認知是指教師對職業本身的自我覺知、自我歸納與自我概括。

　　鄉村教師整體形象的優劣會對個人職業認知的建構產生一定的影響，積極的鄉村教師形象能夠提升教師的職業期待，激勵教師以積極、正向的心態正視自身的職業。其次，正向的鄉村教師形象利于鄉村教師的職業情感承諾，情感承諾指個體對認同對象的情感卷入、依戀和承諾。[3]

　　例如，鄉村教師對其職業形象認可，甚至引以為傲，則會對其職業角色生發出依戀感與歸屬感，對職業產生更多的熱情與期望。反之，則有可能產生職業信念猶疑，難以建立真正的職業情感卷入，會進一步抑制鄉村教師教育情懷的萌發。最后，鄉村教師形象影響鄉村教師的價值評判，即職業形象的高低會影響教師對工作角色、所屬范疇及工作價值的判斷。積極的價值評判意味著教師對自己工作的認可，對自己工作內容的價值肯定，對自己工作范疇的積極確認。

　　鄉村教師形象同時關乎鄉村教師的社會認同。形象影響著教師社會交往的“前臺信息”，職業形象是職業個體或群體與社會互動的“前臺”之一，通過前臺信息，互動個體會潛在性地或有意識地選擇一種相應的行動方式;同時，這種根據前臺信息選擇的行動方式會影響著社會交往互動的效果。用古斯塔夫·伊克海澤的話來說就是，“個體將不得不采取行動來有意無意地表達自己，反過來其他人又會不得不以某種方式接受他所造成的印象”[4]。良好的鄉村教師形象是鄉村教師與社會良性互動的一種有效的身份信息，有助于鄉村教師獲得社會大眾的職業認可與職業信賴。

　　(二)鄉村教師形象涵攝鄉村教師職業吸引力與職業競爭力

　　一方面，鄉村教師形象影響鄉村教師職業吸引力，牽動著鄉村教師師資的引進。正向良好的職業形象會使得大眾對鄉村教師職業賦予美好的職業期望與職業想象。正向賦值越高，職業吸引力越強，從而能夠吸納更多的人才投身于鄉村教師行列。另外，在職業選擇的他人影響中，個人的社會交往網絡及重要他人對鄉村教師職業的評價、信息傳遞也往往會影響著個人的職業選擇，而這很大部分又會受到鄉村教師形象的影響。因此，鄉村教師形象也影響著教師職業的隱性推動力，影響到個體的職業選擇。同時，鄉村教師形象隱性影響鄉村教師職業與其他職業的成員競爭。當個體在各種可選的行業之間進行抉擇的時候，各職業之間很大程度上就在悄無聲息地進行著競爭。

　　一個職業要招收新成員，必須擁有一定的“招聘資源”，既要有一定的吸引因子(例如薪酬福利、權利)，又要有一定的促進因子(例如聲望、社會地位等)[5]，鄉村教師形象關系著鄉村教師職業的促進因子，影響著職業競爭力。良好的職業形象能夠提升鄉村教師職業在成員競爭中的優勢同時帶來一系列的正向效應。一方面，在最初的職業選擇時能吸納人才，讓鄉村教師“下得去”;另一方面，在職業發展中，自身的職業競爭力足夠強也能有效抑制鄉村教師流失，讓鄉村教師“留得住”。

　　(三)鄉村教師形象濡染鄉村教育自信與鄉村社會活力

　　鄉村教師形象影響著整個鄉村教育系統的話語生態，是鄉村教育形象展現的動態名片，影響著鄉村教育發展的自信與鄉村社會活力。鄉村教育自信具體是指鄉村教育場域中實踐主體對鄉村教育的理性認知并能正確發揮主觀能動性，以深入鄉村教育實踐。它是鄉村教育可持續發展的不竭動力與情感支持。鄉村教師是鄉村教育實踐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良好的職業形象與較高的職業尊嚴能夠提升鄉村教師的專業公信力，從而提升鄉村教育發展的自信心，使得鄉村教育發展能夠堅定自我，扎實地依靠鄉村教師的自我力量發揮其優勢，堅定依托鄉村的獨特文化資源積極作為。

　　另一方面，鄉村教師形象的優劣也影響著公眾對鄉村教育發展的期望與信心。當社會公眾對鄉村教育保持信心與期望時，則會有更多的社會力量愿意投入到鄉村教育事業的建設中，因此，能有效地提振鄉村教育發展的自我信心。其次，鄉村教師形象建構是激發鄉村社會活力的有力契機。

　　隨著時代發展，進城務工逐漸成為鄉村潮流，“留守老人”與“留守兒童”現象比比皆是。鄉村社會成為一個由“弱勢群體”占比的社會，低沉、衰頹的精神樣貌嚴重滯礙鄉村社會發展活力的生發。而鄉村教師的形象構建則能有效激發鄉村社會發展活力。鄉村教育活力為鄉村社會活力生發“輸血”，教師作為鄉村教育的堅實分子，“熱情飽滿、積極有為的鄉村教師形象”可以改變鄉村學校辦學活力的低迷之態，并且刺激社會活力生發。同時，鄉村教師作為鄉村振興的重要力量，良好的形象有助于社會公眾破除對鄉村的陳舊印象，積極正向的鄉村建設者的符號信息也有助于改善鄉村社會的風貌，助力構建鄉土社會朝氣詩意的生活棲息圖景。

　　二、鄉村教師形象發展的問題審視

　　鄉村教師形象建構是鄉村教師自我與社會互動過程中進行的一種符號化生產，符號在社會生活中傳遞著一定的信息，同時受到諸多因素影響又不斷地變化形構衍生出新的符號。審視當前鄉村教師形象，發現其符號鏡像呈現出刻板、標簽、消極化傾向，整體形象不佳，主要表現為搖擺不定、抵牾反差、模糊悖逆等異態特征。

　　(一)“神圣化”與“污名化”的兩極對立

　　受到傳統教師形象的影響，鄉村教師也繼承了以往教師的一般傳統形象，通過對于教師的隱喻可見一斑。教師常被比作“春蠶”“紅燭”“孺子牛”“人梯”等等，這些隱喻傳遞出奉獻、大愛、無我等歌頌意味，超拔的精神特質給予了教師形象的圣潔性，鄉村教師當前形象也刻印著過去傳統教師形象拔萃出來的投影，使得鄉村教師極富“神圣化”的形象意味。同時受到古代文人“士”的形象影響，精神境界烘托了鄉村教師的“圣人化”形象底蘊。但對教師過分嚴苛“無欲無求”“盡可犧牲”“淡泊明志”的圣人作為，忽視鄉村教師作為一個普通人的心理與情感需求，則會使得鄉村教師蒙受“過度”的精神負累，使鄉村教師形象被迫架空。

　　另外，由于鄉村社會是一個面對面的熟人社會，空間的密切性與穩定性使得“文字”需求小，也造成鄉土社會在知識文化累積方面“天然”不足。[6]歷史的沉淀下，鄉村教師一直是鄉土社會中重要的“知識分子”，占有絕對的文化資本優勢，在傳統的鄉村社會中地位較高，備受鄉民的尊崇。這也使“尊師重道”的傳統社會風氣在鄉土社會更為濃厚，鄉民對鄉村教師寄予了深厚的信任與更高的期望，從而加劇了將鄉村教師抽象為完美人格的“超人”“圣人”的形象。

　　另一方面，在傳播媒介中，鄉村教師“失德”“失范”的報道頻出，鄉村教師形象“污名化”愈演愈烈。有報道“江蘇某偏遠鄉村的小學教師吳良(化名)利用批改作業之機，兩次對班上一名8歲女童實施猥褻”[7]“四川56歲鄉村教師奸淫小女生”，刻意突出“56歲”的年齡特征，有意突出“鄉村教師”這一身份，強化了民眾對中年鄉村教師猥褻性侵的印象特點。[8]

　　鄉村教師師德不端、行為失范，讓民眾本來就怒不可遏，加之網絡輿情的推波助瀾，一時使得“鄉村教師”成為眾矢之的，為人師表的形象折落為“道德敗類”。個案化的例子在媒體的曝光下持續發酵，使得鄉村教師形象受損，“顏面”盡失。總之，無論是“神圣化”抑或“污名化”都是對鄉村教師形象的過分描摹與夸大虛化，都不能客觀、真實地呈現鄉村教師的本真樣貌，因此也造成鄉村教師的內在認同矛盾。

　　(二)“悲情堅守”與“無奈逃離”的矛盾反差

　　網絡媒體的發達，讓大眾對社會百態多了一個可視的窗口。透過網絡媒介窺視鄉村教師，發現鄉村教師“悲情堅守”的形象常見聞于網絡與大眾熒幕，“清貧苦寒”“悲情奉獻”“無怨無悔”是大眾傳媒樂于選用描述鄉村教師“堅守”鄉村故事的標簽詞匯，也因此加重社會對鄉村教師悲情化的形象認識。

　　“山村教師張寶華：三尺講臺甘守清貧，無怨無悔”[9]“2020‘尋找最美鄉村教師’——張圣霞：扎根山區，無怨無悔”[10]“鄉村教師張瑞紅強忍病痛十多年堅守三尺講臺”[11]等等。從新聞媒體標題中可以窺見鄉村教師“悲情堅守”的形象。有學者通過對2011至2014年的“尋找最美鄉村教師”節目進行統計發現，投身于大山、高原的占55.8%，重疾、殘廢以及因公殉職者占32.6%，新聞媒體播布下的最美鄉村教師形象存在悲情化的特征。[12]將鄉村教師的形象描摹為悲苦凄涼、催人淚下似乎才合理。

　　鄉村教師“悲情堅守”的形象一方面讓人感嘆鄉村教師的偉大，另一方面不免讓人生發出從教鄉村必然是犧牲，必然是艱苦的不良印象。我國有300萬名鄉村教師，遍布祖國各地。近幾年，隨著各項政策的提出，在福利待遇、生活環境等有一定的改善提高。仍然刻意描繪鄉村教師的悲苦形象以頌揚犧牲奉獻精神是否得當，是當下值得反思的問題。其次，鄉村教師“無奈逃離”的形象日漸引人注目。鄉村教師“離崗”“流失”等問題已經不是什么隱晦的秘密。

　　一些鄉村教師在鄉村任教過程中，面對親人長期分離、鄉村生活單調乏味、薪資微薄等等壓力倍感無奈，從而產生逃離的想法。在教師流動意愿調查中數據顯示，在有流動及流失意愿的教師中，56.1%的教師表示想調動，20.8%的教師表示想改行。

　　可見，鄉村教師逃離鄉村教師崗位的意愿較為強烈。并且在調查研究中發現鄉村教師流動及流失的意愿有一定的“向城性”傾向。[13]這也說明，鄉村教師對其“鄉村”的地域性限制存在否定、排斥，因為鄉村經濟發展、生活水平與城市存在一定差距而存在身份焦慮，從而讓處于一定群體社會關系中的個人產生逃離的思想。鄉村教師“悲情堅守”與“無奈逃離”的形象反差表明了鄉村教師群體的復雜性，內部存在著諸多問題，使得鄉村教師群體形成矛盾的現實形象樣態。

　　(三)“榮譽褒獎”與“失意底層”的倫理悖逆

　　反觀鄉村教師的社會形象，“無限光榮”與“失意底層”的倫理悖逆隱現其中。一方面，鄉村教師是光榮偉大的職業形象認知漸入人心。近幾年，國家注重教師精神獎勵，制定教師榮譽制度，為駐守鄉村一定年限的教師頒發榮譽證書，很大地提升了鄉村教師的職業尊嚴感。在人大代表行列中，鄉村教師的身影也逐漸增多，鄉村教師政治參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鄉村教師的形象地位。社會公益的支持也幫助鄉村教師建立起了“受褒獎”“受重視”的職業形象。社會大眾隨著國家政策及社會公益對鄉村教師的關注支持，對于以往“黯淡”的鄉村教師形象有了一定改觀。另一方面，鄉村教師職業形象又粘附“落后底層” 的刻板認知。

　　古有“落地秀才坐蒙館”之說，意指擔任教職者多為落地秀才或官場失意者，因此從教鄉村也往往被社會大眾揣測為是執教者在社會競爭中“失意”“落敗”而不得已之選擇，層次低成為鄉村教師的隱晦形象標簽。另外，鄉村教師社會地位仍然不高，“底層”形象難破。據調查，我國中小學教師的社會職業聲望已經從20世紀末的第29位降落至21世紀初的第40位，雖然在2015年的報告中有所回升，但僅位列保姆、建筑工人和農民三類職業之前。[14]這些數據無疑表明了我國中小學教師的社會聲望不高的事實，鄉村教師更是如此。鄉村教師專業能力受到質疑，專業與素質被不斷詬病。

　　2018年6月，安徽省出臺了一項備受爭議的政策——招聘2500名中考文化課成績不低于330分的學生，進行5年專業培養后送往各鄉村中小學上崗。[15]引起廣大網民熱議，“學渣”當鄉村教師的教育尷尬現狀不得不引人深思鄉村教師專業水平。無獨有偶，違紀教師“調往鄉村”又加持了鄉村教師質量不佳的形象認知。江西對違規補課的3名教師的處理方式是調往農村。[16]將師德淪喪、師風不良的教師調往鄉村，這樣的處理方式無形中傷害了鄉村教育及鄉村教師的“尊嚴”，“污化”了鄉村教師隊伍的整體素質。

　　三、鄉村教師形象異化的原因厘析

　　(一)“人的遮蔽”：本體性價值的迷失

　　通過鄉村教師“神圣化”與“污名化”的兩極形象反差，可以看到，無論是對“神”的頂禮膜拜還是對“魔”的義憤填膺，始終沒有看到對“人”存在的關注與承認，“作為一個‘教師’的人”替代了“作為一個‘人’的教師”[17]。鄉村教師被強烈的外部規約性裹挾，過度社會本位評價邏輯滯礙鄉村教師職業形象構建。鄉村教師更是鄉村振興中教育振興的行動者，因此職業的社會功能被重點關注，然而對鄉村教師要發揮作用的期待與想象、國家對鄉村教育的要求和期待過分強烈，過度社會本位的形象建構邏輯則會壓制鄉村教師自我的價值呈現，導致“師者”的本體性被遮蔽。

　　另外，伴隨著科技、工業、生產的繁榮，物質與金錢成為人們的直接追求，工具理性走向極端，手段成為目的，成了套在人身上鐵的牢籠。[18]在工具理性下，教育成為一 種“產業”，教師成為“工具”，師者個人的人生意義與生存信仰皆被漠視，遂對教師群體缺乏客觀認知，將對個體的斥責轉為對群體的攻訐，“圣者”在事件的發酵中反轉為眾人唾棄的“妖魔”。可以看到，在鄉村教師外在建構過程中，“工具價值”壓制“本體性價值”，使得教師自身身份角色模糊。其次，教師內在“自我”的缺席是導致鄉村教師形象缺乏穩定根基的又一誘因。

　　“首先有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涌現出來——然后才給自己下定義。”[19]薩特用“存在先于本質”的哲學理路強調“人的存在”的必然前提。然而鄉村教師形象卻被“本質為先”所桎梏，先入為主的他者定義弱化教師自我的理想、情感、需求，極力框定教師的外在形象，必然致使本體性價值消弭，真實的“人”“自我”隱匿，外強內虛的虛假性與內外背離的沖突性使得“神圣化”與“污名化”的感性面具在大眾面前任意“變臉”。

　　(二)“生態的失諧”：鄉村教育系統質序繁蕪

　　鄉村教師在鄉村教育生態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是鄉村教育建設發展的中堅力量。鄉村教師影響著鄉村教育生態系統中多方因素的發展建設，同時鄉村教師也受到鄉村教育生態系統的內外多重因素的共同影響。鄉村教師的形象建構亦同樣受到鄉村教育生態系統中諸多矛盾等耦合因素共同影響。

　　一方面，鄉村教育外部生態多重乏力，鄉村教師形象矛盾叢生。首先，鄉村文化生態萎靡，突出表現為“鄉愁”“鄉情”的失憶。鄉土文化在“城市化”的進程中不斷消隱為“邊緣文化”“亞文化”，經濟發展的沖擊使得鄉土人的“鄉愁”“鄉情”越發寡淡。鄉村文化的式微帶來鄉土社會凝聚力的瓦解，鄉村教師的“堅守信心”“尊嚴”“榮譽感”被“離農”文化沖擊，鄉村教師陷入尷尬的出走與堅守的“兩難”境地。其次，鄉村經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來說較為遲緩。

　　當前，隨著鄉村振興計劃等各項文件的出臺，鄉村社會經濟已經獲得了一定的提升進展。對于一些特殊地區來說，“脫貧”已經實現，但是“致富”仍是持久戰，完善的鄉村經濟發展模式還未完成。因此，“落后”的鄉村印象仍然難解，嚴重滯礙了鄉村教師形象的建立。最后，鄉村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優勢未有效開發。鄉土社會優美宜人的 自然環境與淳真質樸的人文環境未得到有效的開發與保護，鄉村“落后”“臟亂”等標簽印象依然存在，因此對于鄉村教師形象也造成一定影響。

　　另一方面，鄉村教育內部生態的失衡，鄉村教師形象陷落。師資結構的非“常態”化，鄉村教師形象受影響。調查發現，鄉村教師隊伍結構嚴重失衡，鄉村專職教師老齡化現象明顯，年輕教師流失嚴重，年齡結構上“斷層”突出。師資結構失衡影響了鄉村教師的隊伍活力，使鄉村教師“暗淡衰頹”“活力渙散”的形象板結化。另外，師資引進上“重量輕質”，也使得鄉村教師水平低、層次淺的形象難化解。

　　當前鄉村教師師資數量仍然短缺，使得部分鄉村地區在師資引進上重視數量而忽視質量，對于專業及學歷層次要求較為寬泛，使得鄉村教師師資隊伍整體素質良莠不齊。為“量”輕“質”可以解決師資短缺的燃眉之急，但是卻會帶來一系列的“負向效應”，“低質量的、不足的學校教育導致貧困家庭缺乏足夠的人力資本，妨礙他們將來獲取較好的工作，不利于他們擺脫貧困，從而導致貧困的代際遺傳，而貧困的代際傳遞又進一步加深了城鄉差異”[20]。

　　四、鄉村教師形象重構的路徑

　　鄉村教師形象建構受到自我建構與他者規訓的雙重影響，作為鄉村教育的建設者與鄉村教師的自我言說者，鄉村教師的形象并非是固定一面的，而可是千面的、個性的、豐富的，但是真實、穩固、和諧、正面應該是新時代鄉村教師形象建構的基本特征，能夠發揮出積極影響、正向效應應是新時代鄉村教師形象建構的內在要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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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光明網“.山村教師”張寶華:三尺講臺甘守清貧，無怨無悔[EB/OL].(2011-09-08)[2021-11-11].

　　作者：楊雪楊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