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集體行動理論和尋租理論相結合的基礎上，奧爾森提出了制度僵化思想，分析民主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民主制度為經濟增長創造了條件，但它也為利益集團尋租提供了通道，限制了競爭性市場的發展。政治動蕩能夠瓦解分利集團網絡，解放市場潛能，在經濟增長過程中起到創造性破壞的作用。

　　關鍵詞：專業核心論文發表,利益集團,尋租,集體行動,經濟增長

　　二戰后，西方民主國家在經歷經濟平穩增長后，出現了經濟停滯、通貨膨脹等問題。針對經濟滯脹現象，研究者開始反思政府干預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并再度對自由市場產生興趣。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奧爾森將集體行動理論與尋租理論相結合，提出了制度僵化思想，論述民主國家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的根源，以及擺脫經濟困境的方法。

　　一、制度僵化：民主與資本主義的矛盾

　　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中，奧爾森認為集體行動是供給集體物品的過程，搭便車將導致集體行動的困境。集體行動理論表現出靜態分析的特征，它沒有重視時間序列對集體行動的影響。而在《國家的興衰》中，奧爾森指出，集體困境的歷史記錄能夠為集團決策提供信息，具備領導能力的政治企業家可以為集體行動提供組織條件。在政治穩定的民主社會中，潛在集團將逐漸轉變成組織化利益集團，它們將采取行動分割社會資源，對經濟增長產生消極影響。利益集團的分利行為增強了市場壟斷性，使政府的公共性萎縮，最終導致社會活力喪失和經濟增長緩慢，出現“制度僵化”現象。制度僵化是指制度缺乏彈性和靈活性，政府對于公共問題缺乏快速回應能力，市場不能及時有效地配置資源。

　　在制度僵化思想中，奧爾森所說的利益集團或分利聯盟(distributional coalition)是指特殊利益集團，它們是“公司或個人聯合而成的組織，它們或抬高所售商品的價格，或影響政府”。利益集團采取的分利行為可以區分為兩種形式，一是采取院外游說活動，通過影響立法過程謀求優惠政策。另一是在市場中建立壟斷組織，以減少社會總產出為代價增加其成員的收入。前者通過影響立法以實現有利于利益集團的再分配，這具體表現為保釋破產企業，阻礙資源從低效率部門流向高效率部門。后者通過建立壟斷組織提高商品價格和減少商品產量，將消費者剩余轉化成生產者剩余的同時造成無謂損失。由于壟斷組織進行集體決策時需要一致同意，這導致企業決策遲緩，產品價格趨于剛性。無論是游說政府還是壟斷合謀，它們本質上都是分利行為，將集團的狹隘利益建立在社會的公共利益之上。

　　制度僵化的機理是比較明晰的，首先，潛在集團克服集體行動的障礙轉變成組織化利益集團，隨著政治穩定的延續，社會中利益集團的數量愈來愈多。其次，利益集團將在兩條“戰線”上展開再分配斗爭，一方面在經濟市場領域尋求壟斷地位謀取超額利潤，另一方面在政治市場中游說政府，謀求社會資源的再分配。最后，利益集團的再分配活動導致生產性活動下降，經濟寄生性增強。如果社會群體將擁有的資源用于生產活動，人們可以從社會總福利的增加中獲益。然而，當人們紛紛組建利益集團相互對抗、游說政府時，圍繞已有社會資源的再分配將導致利益集團身陷囚徒困境。任何集團退出競爭將惡化自己的處境，而繼續參與競爭則面臨資源浪費的結局，經濟增長意義上的集體行動的困境出現了。

　　早在《民主的經濟矛盾》中，布里坦就深刻地指出民主社會遭受“內部矛盾”之苦。民主制度保障了公民權利，但也為利益集團的游說活動打開了方便之門，利益集團對狹隘利益的追求將阻礙資本主義的發展。制度僵化思想秉承了布里坦的觀點，它從集體行動的視角反思民主制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強烈地聲稱民主與資本主義存在負相關”。民主政府是公民進行集體決策和維護公民權利的政治制度，而現代資本主義是基于成本—收益的原則，利用勞動力和資本進行自愿交易獲取個人利益和創造社會財富的市場制度。民主制度保護了公民的平等權利，這是對前現代社會財產決定權力(利)的否定，為經濟增長提供了支持性的激勵結構。但在實際的政治過程中，民主制度還存有“內在的缺陷”，它為利益集團的產生提供了土壤。在現代分工社會，市場領域的專業化促進了生產效率的提高，這刺激了經濟增長;而在政治領域，專業化導致人們沿著行業或職業界限組建特殊利益集團，通過影響公共決策促使社會資源流向自己所屬的集團，這又阻礙了經濟增長。在政府與市場之間存在深刻的社會沖突。此外，分權制度雖然能夠限制政府權力，但也為利益集團接近政治過程提供了多重渠道，提高了政治游說的有效性。利益集團通過利用自身的組織優勢，在政府過程中將社會影響力轉化為政治影響力。各種獲得政府支持的分利行為正是利益集團游說政府和政府最終為利益集團“俘獲”的結果。利益集團的分利活動導致社會資源從生產渠道退出，轉向了政治游說，創造性活動為分利性活動所取代，不斷增加的政府規制阻礙了市場競爭。

　　制度僵化思想促使人們重視政治因素和經濟因素的互動作用，提請人們認識到，只有研究一國的政治制度才能理解一國的經濟績效。由于奧爾森主要論述政治穩定和經濟增長的關系，認為隨著制度年齡的增加經濟增長將趨于緩慢，制度僵化思想因此被視為政治經濟學的范疇。從制度僵化思想對民主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分析中可知，民主對經濟增長的消極作用并非直接發生，經濟增長緩慢和現代社會的組織基礎有關。民主和資本主義的關系往往被稱作政治和市場的關系，但是，人們正確理解這種關系還必須關注社會領域中的利益集團。民主和資本主義之間的沖突是由于社會中不斷滋生利益集團，它們借助民主制度的通道采取游說政府和壟斷市場等分利行為，最終限制了資本主義經濟增長。

　　二、制度僵化的根源：利益集團尋租

　　在公民具有合法結社權的民主社會中，人們不僅能夠從市場交易中獲益，還可以通過組建或參與利益集團追求共同利益。利益集團在國民收入中擁有一定的比例份額，它們可以通過兩種方式為其成員謀取利益：其一，提高國民收入，從而使其成員按原有的份額取得更多的收益;其二，在原有的國民收入中為其成員爭取更大的份額，從而也可以增進其成員的收益。經濟增長符合每個集團的利益，但經濟增長具有集體物品的屬性。當利益集團促進經濟增長時，必須承擔所有的成本但只能分得有限的收益份額，大部分新增社會財富流向了其他集團。與此相對，當利益集團通過游說政府轉移社會資源時，它們可以贏得更大的收益份額，并將成本轉嫁給其他集團。從邏輯分析的角度，利益集團從事生產性活動的激勵非常弱，而從事分配性活動的激勵卻非常強。利益集團成員一般愿意生活在繁榮的社會中，但如果利益集團也像“理性人”那樣決策，它們就會拒絕為社會繁榮作出貢獻，盡可能地再分配已有社會資源，從而導致“特殊利益集團搭乘國家經濟的便車”。利益集團在轉移已有社會資源時，其行為本身是理性的，但當每個利益集團都參與再分配的競爭時，就會出現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的問題。在集團范圍內，存在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沖突，個人搭便車導致集體行動的困境;在國家范圍內，存在集團利益社會利益的沖突，利益集團搭便車導致經濟增長的困境。

　　奧爾森將特殊利益集團稱作分利聯盟，將分利聯盟采取的集體行動稱作分利行為，并認為經濟停滯源于利益集團通過尋租活動分割社會資源。尋租是指“為競取人為制造的財富轉移而采取的浪費資源活動”。有的研究者將分利集團的尋租比作分蛋糕，即一人所得就是他人所失，尋租是在社會范圍內重新分配財富的零和博弈。與此相反，奧爾森認為利益集團尋租是導致社會總福利減少的負和博弈。分利集團的集體行動伴隨大量的尋租成本，它們從再分配中所得收益小于給社會造成的損失。利益集團在采取游說活動時，只承擔社會成本中的私人成本，而大量的外在成本則轉移給分散的大眾，所以利益集團沒有動力減少無謂損失。政治市場具有不可分性，利益集團能夠借助政府干預將所應當承擔的成本轉嫁給社會，尋租的過程正是這種成本外部化的過程。經濟增長是資源從低效能用途流向高效能用途的自發過程，只要允許各種資源不斷地流入高回報率部門，則該部門的投資回報率最終將與其他部門持平。在出現集團尋租的條件下，資源不再流向出價最高者，而是流向游說能力最強者。利益集團尋租的直接后果是財富的轉移，但它的間接后果更為隱蔽、更具破壞性，尋租最終導致個人行為激勵的扭曲。在尋租盛行的世界中，市場為制度僵化所困擾，無法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人們的生產性和創造性激勵嚴重受挫，社會的精神氣質和演化方向也將發生改變。

　　布坎南等公共選擇理論家指出，利益集團尋租的根源在于政府職能的擴張。社會既可以通過市場的無形之手配置資源，也可以通過政府的有形之手配置資源，而“當制度從有序的市場轉向直接政治分配的近乎混亂的狀態時，作為重要社會現象的尋租就已經出現了”。大政府導致了利益集團尋租，人們需要制定嚴格的憲法約束政府權力，切實保障公民的財產權。不同于布坎南等人的視角，奧爾森認為政府低效率配置社會資源不是尋租的原因而是尋租的表現。尋租的根源并非政府職能的擴張，而是利益集團采取了分利性集體行動。政府職能的擴張是利益集團游說的結果而非其原因。依據經濟合作組織24個成員國的統計數據，默雷爾證實了奧爾森的觀點：與其說政府職能的擴張導致了尋租，不如說政府機構自身就是利益集團的創造物。

　　公共選擇理論指出，擁有強制力量的政府包含利維坦的屬性，民主國家存在多數人剝削少數人的傾向，必須通過憲法設計嚴格規定政府的職能范圍，預防多數人對少數人的財富再分配。奧爾森則指出，民主國家的再分配并非和少數服從多數的文本規則相吻合，民主政治的過程是有組織的利益集團對無組織大眾的暗中剝奪，是少數人剝削多數人。民主政府使多數人轉移少數人的財富成為可能，但它也打開了利益集團游說政府的通道。財產從富人向窮人或從窮人向富人的轉移都有可能發生，這兩種形式的再分配也許會相互抵消，但它們卻在導致政府規模擴大這一點上相互疊加，共同造成政府規模和政府職能的膨脹。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制度僵化思想的首要特征在于，它是從集體行動的視角分析尋租過程及其社會影響。奧爾森并沒有直接分析政府職能擴張在何種程度上加劇了集團尋租，而是認為社會本質上是不斷發展的“有機體”，在不存在制度僵化的條件下，經濟增長的目標能夠自動實現。⑥其次，政府職能的擴張妨礙了市場對資源的有效配置，但這在本質上是利益集團束縛政府的自主性所致。政府雖然在事實上成為利益集團轉移社會財富的工具，但始作俑者是利益集團而非政府。最后，為了緩解制度僵化、保障市場在經濟增長中的能動作用，必須減少政府干預，而減少政府干預首先就需要削弱利益集團的力量。

　　三、制度僵化的克服：政治動蕩

　　社會可以從兩個方面促進經濟增長，一是盡可能地創造尚未存在的有利條件，比如加大人力資本、物質資本投入等;另一是盡可能地消除已經存在的不利條件，比如廢除低效的制度、控制尋租活動等。制度僵化思想主要是從后一角度分析經濟增長的動力。社會繁榮的關鍵不在于具備各種優越條件，而在于不存在阻礙經濟增長的制度僵化。實現經濟增長目標首先需要解放被利益集團束縛的經濟活力。既然是內生的利益集團阻塞了經濟增長渠道，那么經濟增長的關鍵就在于疏通這條渠道。

　　為了削弱利益集團的力量，社會需要實施干擾機制。政治穩定是利益集團滋生的條件，當社會中出現政治不穩定時，利益集團的數量和影響力就會受到限制。如果說制度僵化是社會的慢性頑疾，奧爾森則開出了劇烈變革的猛藥。在政治穩定的環境中，內生性利益集團網絡不斷蔓延，最終導致政府職能膨脹和社會活力喪失，而猛烈的外部沖擊能夠瓦解利益集團網絡，將政府和市場從受束縛的狀態中解放出來。政治動蕩雖然干擾了社會秩序，但它同時也摧毀了僵化的結構，在宏觀經濟水平上起到了“創造性破壞”的作用。

　　政治穩定一般被認為是經濟增長的有利條件，但有利條件中包含了消極因素，政治穩定導致利益集團的滋生;政治動蕩一般被認為是經濟增長的不利條件，但不利條件中包含了積極因素，政治動蕩能夠瓦解分利集團網絡。但在民主政體中，政治動蕩不可能在社會中徹底清除利益集團，因為利益集團本身就是現代民主制度的一個結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民主政治充滿活力的體現。民主政府可供選擇的措施不是限制結社權，而是限制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權限，盡可能縮小利益集團的尋租空間。在《國家的興衰》出版后的第二年，奧爾森對通過政治動蕩清除分利集團的觀點進行了調整，他以美國批準投票權法案和廢除種族歧視法案為例指出，“制度上的和平變遷”同樣能夠推動經濟快速增長。此外，還存在其他瓦解分利集團網絡的辦法：制定政策限制利益集團的活動、廢除反映利益集團的立法;提高人們對分利集團造成社會危害的認識、發揮政治家的作用;為了推進改革的順利進行，補償利益受損的集團;促使特殊利益集團更加富有共容性;為了限制工會對勞動力供給的壟斷，從其他國家雇用客籍工人;針對卡特爾或利益集團實施反托拉斯法等等。政府能力的提高、公民文化的培育都能夠直接或間接地削弱狹隘利益集團的力量。

　　四、結語

　　制度僵化思想為人們從社會結構和社會組織的角度認識經濟增長提供了新思路，經濟增長不僅和技術、資本和勞動力等資源的配置有關，它還涉及利益集團、市場和政府之間的互動關系。但制度僵化思想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視，首先，奧爾森常常將利益集團和分利聯盟互換使用，忽視了利益集團在分配社會資源之外還行使其他有益于經濟增長的社會職能。利益集團在政治過程中的作用不是決定于自身的絕對力量，而是決定于和其他利益集團比較擁有的相對力量。利益集團之間的多元競爭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它們的消極影響。其次，制度僵化思想主要論述經濟停滯的社會原因，而沒有詳細分析在分利集團網絡被摧毀后，實現社會繁榮的制度條件。制度僵化思想在解釋國家衰落比解釋國家興盛方面更加富有效力。最后，奧爾森從分利集團的角度解釋經濟增長的機制，但他并沒有就制度類型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提出完整的政府理論。民主政府并非利益集團的被動游說對象，它能夠形成自己的政治生態，這賦予政府獨立決策的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