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現代民主最引人注目的結果之一就是逐漸的然而穩定地削弱階級差別，同時把社會平等推進到人人期待他人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平等對待自己的地步。我們必須消除在老與少、男與女、高貴與低俗之間的任何差別。結果，共同的禮貌處于歷史最低點，不健康的怨憤情緒處于最高點。人人都懷疑自己沒有得到足夠重視，人人都擔心自己以禮貌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尊重被錯誤地當作順從和屈服。權威被人質疑，除了不公正地濫用權力，什么也不是。但人們似乎從控制一切的相對主義中尋找真正的權威，聽命于時尚潮流和自我幫助產業中不斷更新的大師。與大眾文化標準保持一致的壓力非常巨大，以至于人們的個性本身遭受威脅。

　　關鍵詞：西方哲學稿件,平等,神話

　　整個十八世紀理性主義者反對世襲特權和教會的力量體現在美國的開國宣言文件中，尤其是《獨立宣言》中，人人平等首先被托馬斯·杰斐遜描述為“神圣的和不能否認的”權利，后來被本杰明·富蘭克林改為“不言自明”的權利，替換的理由僅僅是杰斐遜對于神圣性的宗教情感。結果造成是我們相信的神話：人人平等。但是，真正的平等只能出現在最高層級的形而上學意義上，即我們顫抖的和赤裸的靈魂將來某一天要平等地站在上帝面前。而在物質層次上，現在冒著聽起來顯得陳詞濫調的危險，我要說沒有兩個人是一模一樣的，也就是說人們是不平等的。而且，自由的理想意味著隨著時間的推移，不管是社會上還是經濟上的某種程度的不平等應該是逐漸增加的而不是減少的。平等的理想對于自由產生不良影響，給人們施加壓力，朝著平庸的方向趨同。

　　盡管正義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真實的，(在這個意義上，正如在伊斯蘭，法律就是真主的替身)，但如果國家嘗試完全平等地對待每個人，結果將是對所有人的不公平，同時也帶來對我們所有人的標準的降低。當文化優越性的等級(原來被看作美德和智慧)被取消后，人們被推回到追求物質享樂的動物水平，金錢成為權力，權力就是一切。等級差異依然存在，但它建立在最原始的標準、胃口和激情的基礎上。因為越來越多地稱贊普通人，在公共生活、文學、音樂等任何方面的趨勢是難以避免地走向平庸。

　　現代人對待個人的態度的表現如“狄克和簡”說明人們不再使用敬稱，甚至不再使用先生和夫人，連名字也縮短了。如今人們被當作消費和生產單位的術語來討論。我們作為消費者被分析和切割以便更好地滿足特殊選擇和口味，這是歷史上從來沒有的。那些政客匍匐在經濟的偶像面前，連續地、費力地討好已經自滿的中產階級，這個階級的生活目的似乎就是忙著消費。

　　這種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的喪失沒有產生幸福，反而產生怨憤、羨慕、懷疑和痛苦。等級差別取消后的社會中產生的怨憤似乎比有秩序的等級社會產生的怨憤還多。從前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士兵和商人、牧師和貴族都知道他們在社會中的位置，都能夠很容易地禮貌地與他人交流，也不覺得羞恥。用自己的雙手勞動，用自己擅長的手藝掙錢是讓人幸福的經歷，但是在現代生活中，所有這些都隨著土地變革而消失了。拔高的稱呼越來越多，正如勞動生活越來越被看作苦役。從擔任社會中某一關鍵角色而產生的強烈歸屬感消失了：個體屠夫、面包師、蠟燭制造者現在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雇傭最便宜和最可消耗的勞動力的大公司。結果，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和忠誠的紐帶松散了。

　　我們生活在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就是階級流動性的貧富兩極對立的世界，進入其他優越地位的階梯已經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最空虛的措施：個人銀行賬戶的平衡。美德被懷疑是個用來欺騙人們奪取自己應得的快樂的陰謀，智慧被大學圍欄里的大孩子推到一邊，大學教授把知識推向更加專業化和孤立的境地。

　　在社會最下面則是憤怒情緒如絲絲冒煙的即將爆炸的大鍋。正如理查德·威福(Richard Weaver)說的，“如果我們賦予感情比思考更多的意義，那么簡單推延一下將很快得出結論，我們更看重短缺的東西而不是應得的東西”[1]。斯坦利·庫茨(Stanley Kurtz)在《國家評論》上探索了這種憤怒的發泄口“黑人解放神學”：

　　黑人解放神學的創立者和領袖詹姆斯·庫恩(James H. Cone)是紐約協和神學院系統神學查爾斯·布里基斯(Charles A. Briggs)崗位杰出教授。美國當選總統奧巴馬的精神導師杰里邁亞·萊特牧師(Jeremiah] Wright)承認庫恩的工作是三位一體觀念的基礎,庫恩說三位一體是最能表明他的觀點的教堂。庫恩在1969年的書《黑人神學和黑人權力》是黑人解放神學的基礎文件，比七十年代橫掃拉美的受馬克思主義啟發的影響很大的解放神學還早些。萊特的彌撒和聲明中多次出現庫恩的著作，盡管萊特和庫恩在一些次要問題上有分歧，但庫恩的神學是尋找萊特觀點形成的思想背景的第一個也是最好的地方。

　　庫恩認為馬爾科姆X(Malcolm X)是帶領他打破神學滿足感的人，尤其是馬爾科姆排斥基督教的做法，他認為那是白人的宗教。用馬爾科姆的話是：

　　白人給我們黑人洗腦，讓我們把目光關注在黃頭發、藍眼睛的耶穌身上。我們在崇拜一個在長相上都和我們不同的耶穌，是的。黃頭發、藍眼睛的白人教你和我信仰白人耶穌，教我們歌唱、贊美他們心中的上帝，白人的上帝。白人教我們終生贊美耶穌，等待死后的天國。而白人在堆積著金色美元的當今世界享受奶與蜜的天堂生活。

　　在六十年代后期，馬爾科姆X的批評(萊特稱為“破壞性的”)被黑人權利運動的創建者如斯托克利·卡邁克爾(Stokely Carmichael)、黑豹黨、朗·卡尼加(Ron Karenga)等采用。受到馬爾科姆拒絕基督教以及參加爭取黑人權利運動的影響，年輕的神學家和小馬丁·路德·金的虔誠追隨者庫恩開始讓黑人權利與基督教和解。他沒有排斥馬爾科姆對于‘黃頭發、藍眼睛的耶穌’的蔑視，相反，他開始相信耶穌是黑人，真正的基督教是建立在耶穌是黑人的基礎上，在全力支持黑人的解放事業。正宗基督教將帶來激進的社會和政治轉變，如果需要的話，即刻發動暴力革命。[2]

　　非常明顯的是，黑人解放神學和伊斯蘭類似，前者把世界分為黑與白，后者把世界分為信徒與非信徒。甚至可以說黑人解放神學通過消除基督教的慈父般上帝、后來的兄弟之愛等基本概念顛覆了基督教，用仇恨的義務代替了博愛的義務。這是顛倒了的基督教，真正的問題在于這種信仰體系是否還應該看作基督教。

　　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主流基督教堂里對于平等的渴望是否已經取代了更加根本的博愛概念。博愛包含了平等所沒有的責任問題。博愛的核心在他人，而平等的核心在自己。結果現代社會盛行的自我非常好地體現在西奧多·達林普爾(Theodore Dalrymple)的書《贊美偏見》中，這里不再贅述。但是當平等被多數人提升到摧毀了所有權威來源的高度，那么人類很可能淪落到從前強者為王的動物境地。

　　盡管平等對高貴和權威產生不利影響，但博愛不會。博愛不受能力和水平差異的影響，本來就應該如此。博愛是更高尚的概念，社會應該建立在這個概念，而不是神話般的，無法達到的平等概念基礎上。社會或許能公平地對待不同的人，但是在它平等對待所有人時肯定損害社會的結構本身。社會必須有機構，否則就無法存在。人類成為簡單的個別經濟單位的群體，唯一的區別只是經濟上的成功，這是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國家的必然結果。

　　另一方面，文化是獨特的人類成果，它不僅是經濟因果關系的結果，還是人類想象力的創造，是分享形而上學夢想的結果。這種夢想通過一種對充滿愛心的造物主的信仰來維持，該造物主希望所有孩子都把對方看作兄弟姊妹。我們現在正失去這個夢想和它所創造的文化，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平等神話造成的。

　　注釋：

　　1 Weaver, Richard, Ideas Have Consequenc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pg. 37

　　2 Kurtz, Stanley “The God of Black Power” National Review May 19,2008

　　譯自：“The Myth Of Equality by Rebecca Byn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