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現代社會出現了很多道德困境，這導致以解決道德難題為使命的應用倫理學的產生。依據道德困境產生的原因，可以把道德難題區分為三類，即相關事實不清而導致的事實性難題;道德規范缺失和沖突而導致的規范性難題;以及道德范疇和道德推理的有效性難以確證而導致的元倫理難題。規范性難題是應用倫理學研究和實踐中碰到的最普遍的道德難題，主要表現為三類：規范缺失性難題、規范沖突性難題和角色沖突性難題。其中，規范缺失性難題和對抗性的規范沖突性難題，是應用倫理學關注的重點。我們還通過對代際正義、環境倫理學、安樂死以及醫生角色沖突的具體分析，揭示了這些道德難題的具體內涵，為我們解決這些難題提供了指引。

　　關鍵詞:期刊雜志發表,思想哲學論文,道德困境,道德難題,規范缺失,角色沖突

　　現代社會出現了很多道德困境，這導致以解決道德難題為使命的應用倫理學的產生。一般而言，我們只要有了對特定的道德情境和與此相關的道德規范的理解和把握，在權衡利弊得失之后，就可作出道德判斷和選擇。這里不存在道德困境。但如果我們在做出道德判斷和選擇時，對相關事實情境的理解有分歧，可依據的道德原則又相互沖突，或是道德范疇及道德推理的有效性難以確證，就會陷入難以進行道德判斷和選擇的困境。這時道德難題就出現了。由此，我們可以依據道德難題產生的原因，把道德難題區分為三類：即相關事實不清而導致的事實性難題;道德規范缺失和沖突而導致的規范性難題;以及道德范疇和道德推理的有效性難以確證而導致的元倫理難題。規范性難題是應用倫理學研究和實踐中碰到的最普遍的道德難題，主要表現為三類。

　　一、規范缺失性難題

　　現代社會的道德困境往往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傳統的倫理學理論和道德規范體系似乎已無力引導我們走出困境。按憂那斯的說法，這是因為傳統倫理學具有的如下幾個特征。(1)在時間上具有當下性。它們都對活動的直接標準加以規定,并且活動的主體和對象是同時存在的。(2)在空間上具有相鄰性。倫理地域被限定在這樣一些范圍內:倫理主體和對象作為鄰居、朋友或敵人相處,或作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弱者與強者以及所有人與人相互作用的角色相處。所有的德行對于這些相近的活動范圍都適用。(3)倫理學知識注重此時此地,是一種適用于所有具有善良意志的人的知識。由于傳統倫理學的上述特點，其確證和提供的道德規范適應的是傳統社會的道德實踐，但由于現代社會出現了處于傳統倫理學視野之外的具有嶄新性質的活動領域和利益關系，要調整這些活動和關系，必然面臨傳統倫理學理論和道德規范體系的某種空白而出現道德難題，即所謂規范缺失性道德難題。

　　代際正義就屬于這類難題。代際正義是調整人類社會世代之間的利益關系的道德規范。我們可以把社會中各個世代之間的關系主要歸納為三種形式：家庭中的世代關系、同時存在的各個世代之間的關系和跨越時間的非同時存在的世代之間的關系。顯然，就家庭中的世代關系而言，我們清楚對于長輩和后代應盡的道德義務。如父母子女之間的相互義務，對于未成年的子女來說，父母有撫養教育的義務;對于成年的子女來說，對長輩有贍養盡孝的義務。如果沒有做到這一點，就會受到道德或者法律的制裁，在這里沒有規范缺失的問題。就同時存在的各個世代之間的關系而言，我們也清楚無論對于上代還是后代都有應該履行的道德義務。如社會福利、保障體系、義務教育制度的建立，都規定有代際之間的權利和義務，因此，在處理同時存在的世代之間的倫理關系時，也不存在規范缺失的問題。規范缺失性道德難題只出現在跨越時間的非同時存在的世代之間的關系之中。這個意義上的代際正義主要調整的是非同時存在的當代人和后代人之間的關系，這里的后代人是指“和現在的世代沒有重疊的那些世代”[1]，具體來說是“那些將生活在未來，但是直到現在最后一個活著的人死亡以后還沒有出生的未來世代”[2]。AvnerDe-Shalit準確地概括出了這種世代之間關系的五個方面的特征[3]。(1)對這個世代關系中的世代之間的傳遞問題，人們必須考慮在技術進步的條件下，現在的資源更符合未來的生產潛力要求，因此，從一個世代到另一個世代的物品傳遞意味著后者將獲得比前者因此遭受到的損失更多的價值。(2)在這種世代關系之中，預測后代人的需要和偏好是困難的，即使能夠預測，在與當代人的需要和偏好進行比較的時候，也是極為復雜的。(3)我們與后代人在經濟上的交流完全是單向的。我們為后代人進行儲蓄、或對他們施加經濟壓力，他們都不可能進行回應，或者是在經濟學意義上對我們進行“懲罰”。(4)后代人的人口規模是未知的。在這種世代關系中，不同的人口規模將影響對各種物品的分配方式。反過來，不同的分配方式又對后代人口的數量和身份產生影響。(5)在這種世代關系中，許多當代人采取行動的結果是不可逆轉的。例如，造成某種物種滅絕的行為。這種不可逆轉性影響了我們對后代人義務的本質問題的思考。

　　可見，代際正義問題超出了傳統倫理學理論和道德規范體系的有效邊界，使我們調整這種關系時，面臨無規范可以應用的道德難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代際正義才“使各種倫理學理論受到了即使不是不可忍受也是很嚴厲的考驗”[4]。除此之外，還有種際正義、基因倫理等問題，也都涉及規范缺失性的道德難題。

　　二、規范沖突性難題

　　規范沖突性難題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道德沖突。道德沖突是人類道德生活中最為常見的道德困境。麥金太爾正是從道德沖突出發，來反思近代道德理論的困境的。麥金太爾認為希臘悲劇之所以為悲劇，不是因為當事人的過失，而是因為道德原則存在內在沖突。在具體的倫理困境中，當事人的道德處境與安提戈涅相似。他們不想違背道德義務，但是道德規范提供了相互矛盾的行動方向。道德沖突是道德難題的主要內容，一般來說，道德沖突有兩種類型:其一是對抗性的道德沖突，即相互對立的價值體系之間的沖突;其二是非對抗性的道德沖突，即同一價值體系內諸要素在特定情境里產生的沖突。

　　第一，對抗性的規范沖突。恩格爾哈特曾提出道德朋友和道德異鄉人的概念，道德異鄉人之間的沖突，就是相互對立的價值體系之間的沖突。恩格爾哈特認為后現代的生命倫理學面對的是一個道德多元化的世界，深刻的道德分歧充斥著生命倫理學領域。處于不同道德體系、擁有不同道德傳統的人們，對于人體改造等問題，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由于不能共享道德原則或道德觀，他們之間的道德爭端就難以解決。對于這些持有不同道德前提的人，恩格爾哈特稱之為道德異鄉人，反之則稱為道德朋友。恩格爾哈特的論述具有普遍意義，道德朋友與道德異鄉人之分，不只存在于生命倫理領域，也存在于其他倫理生活領域。換言之，在當代社會，人們常常要在兩種層次上過自己的道德生活，即與道德朋友們共享的生活和與道德異鄉人共處的生活。后者的生活必然要發生對抗性的道德沖突。

　　在生態倫理學領域里，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的沖突就是這種對抗性沖突的典型。這種對抗性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非人類中心主義主張生態系統整體的利益高于人類自身的利益，人的價值尺度低于并服從于自然生態系統的價值尺度，人的利益實現應以不破壞或有利于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為限度。與此相反，人類中心主義則主張人的利益高于一切，人的價值尺度是衡量一切存在的價值標準，只有當所有存在有利于人的存在和發展時，才是“善”的。其二，非人類中心主義肯定自然存在物與人一樣具有內在價值，人與自然存在物是完全平等的，他們之間具有必然的倫理關系。與此相反，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認為只有人才有內在價值，自然存在物只具有工具價值而不具有內在價值。只有人與人之間才存在倫理關系，人和自然存在物之間不存在倫理關系。其三，非人類中心主義在人類對待自然界的行為方式上，強調人類不僅要以自身的尺度行動，而且要以其他存在物的尺度行動。主張通過對自然界的肯定、順應和服從來實現人與自然界的和諧統一。與此相反，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在人類對待自然界的行為方式上，強調無論是對自然界的否定或者肯定，都是以人的尺度為標準的。自然界整體的完善發展應以不損害人的內在價值和生存為度。顯見，這種沖突是基于相互對立的價值體系之間的，具有根本性質的分歧和沖突，由此而導致的社會決策的道德困境，就是所謂對抗性規范沖突導致的道德難題。

　　第二，在同一價值規范體系內，不同的道德原則規范在運用于同一情境時，彼此之間也會存在著矛盾與沖突的道德困境。套用上述恩格爾哈特的概念，這種沖突是可以發生在道德朋友之間的。

　　我們以不同的道德原則應用到安樂死的情境中所產生的沖突來予以說明。盡管關于安樂死的定義有了初步的共識，即安樂死是指使人生命感受上最小限度地承受痛苦和最大限度享受安詳的一種死亡實施或死亡過程。但安樂死在法律和倫理上的爭論似乎仍未平息，主要在于各種道德原則間的沖突。自主原則是為安樂死的正當性辯護的主要原則。人格利益的核心是人格尊嚴，即個人的自由自主。這意味著要允許人們根據自己獨立的決定去過自己的生活，而不受強迫或干預。同樣，一個人有權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來對待自己的身體，包括選擇死亡。如果人們獨立而理性地選擇安樂死，那么，對人格的尊重將使得社會和他人有義務不干預甚至協助主動安樂死。正如德沃金所說:“在大多數情況下，當我們說某人有權利作某件事的時候，我們的含義是，如果別人干預他做這件事，那么這種干預是錯誤的，或者至少表明，如果為了證明干涉的合理性，你必須提出一些特別的理由。”[5]但在安樂死的討論中，自主原則卻可能與其他的道德原則發生沖突。其一，它會與不傷害原則發生沖突。不傷害原則是由英國思想家米爾最早提出來的，并得到了許多人進一步發展的原則。他主張應當給予個人最廣泛、最大可能的自由，但同時也承認，如果允許一個人隨心所欲，自行其是，必將引起傷害。因此，政府的干預是必要的。安樂死顯然不只是私人的事，它涉及醫生、病人、家屬和社會等多重關系。患者可能與醫護人員發生意愿上或實際利益上的沖突，也可能與家屬發生意愿上或實際利益上的沖突，患者家屬也可能與醫護人員發生意愿上或實際利益上的沖突，而患者、患者家屬、醫護人員等又都可能與代表“社會公意”的“社會”這一抽象之關系主體發生某種意愿上或實際利益上的沖突。可見，安樂死的行為不是自我相關的，而是涉他的行為，都有可能因為傷害到了他人、家庭和社會的意愿和利益而不被允許。不傷害原則當然還包括不允許自我傷害。主動的安樂死也有可能是導致自我傷害的行為。因此，為了當事人自己的利益，可對其自主行為進行干涉，迫其促進自我利益或阻止其自我傷害。其二，除了具體的傷害，安樂死的行為也可能因為冒犯了他人而被限制。冒犯原則常常被用來作為反對安樂死的有力論證。因為安樂死確實有可能冒犯人們的職業使命感和宗教信仰。其三，它會和公正原則發生沖突。

　　需要實施安樂死的病人，常常要花費巨大的醫療資源來維持低質量的生存，動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資源去搶救本沒有救治可能性的瀕亡患者，這會加重患者家庭和社會的經濟負擔，減少醫療機構對其他患者的醫療護理，甚至不利于整個社會的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這在某種意義上是不公平的。可見，社會公正原則的適用，往往是與自主原則相違背的。正是因為這些原則的彼此沖突，導致了安樂死的道德困境。

　　第三，同一道德原則應用于同一情境，也可能發生沖突。以基因改造中的自主原則為例。以前所出現的身體改造行為，如美體美容等，都是當事人的自覺自愿的行動。但基因改造是人們按照自己的意愿來塑造他人個性的舉動，這就必然產生不同主體間自主權的沖突。例如父母有改造基因生產后代的權利，但這同時會限制后代自主選擇的權利。

　　三、角色沖突

　　如果說，前述的規范沖突是在社會層面上說的，角色沖突則是在個體層面上說的。麥金泰爾在《道德困境》一文中指出，有關道德困境的哲學討論引人注目。他認為，對一般人來說，這些境遇似乎確實成了問題。他提供了需要考慮的三個例子，其中第一個例子就是角色沖突的例子。它講的是:一個道德上嚴肅的人(此人已承擔或被分派發揮一個以上的社會角色的責任，有人會問我們每個人不就是這樣嗎)發現，履行一個社會角色的責任將阻止自己去履行另一個社會角色的責任。在應用倫理學領域里，角色沖突主要表現為職業角色和其他角色倫理之間的沖突。這種沖突主要來源于以下三點區別。其一，職業道德的落腳點是職業全體，而角色道德的落腳點是社會個體。職業道德盡管看起來是直接約束每一個從業個體的，但實際上的目的在于維護職業整體的信譽與尊嚴。只有通過維護整個職業的利益，才能使每一個從業人員最終獲益。這是職業道德與個體道德的根本區別，否則人們只要根據社會的規范體系來調整職業活動中形成的各種社會關系就足夠了，職業道德就無必要了。而角色倫理約束個體的角色行為，根本目的就是通過這種約束，使個體能扮演好這個角色，從而維護角色個體的尊嚴和人格。其二，職業道德是以職業為存在前提的，是對職業本質的反映，它調整的是通過職業活動而產生的職業內部及外部的各種社會關系，所以它調整的范圍是相對有限的。相反，角色道德的調整范圍就要廣泛得多。它以社會個體的存在為前提，調整著社會個體與自然、社會以及自身的各種關系，而不僅僅是職業關系，如在醫生的角色倫理里，除了與職業道德相聯系的職業角色規范外，還包括了非職業角色，如先賦角色的公民角色，這是一生下來就具有的;還有身份角色，如某一宗教的信徒、某一俱樂部的成員等等。其三，職業的形成與發展需要經過較長的時間，一旦形成則會在很長時期內存續下去。除了該職業的職業操作規范外，該職業世代相續的內在精神對職業的存續與發展發揮著根本的作用。這種內在精神是職業道德的本源。所以，職業道德具有較大的穩定性和連續性。而其他角色倫理就不具有這么大的穩定性，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對同一個角色也許有不同的道德要求，如同是醫生，在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對這個角色要求就不同，所以角色倫理有相對穩定的一面，但同時更具時代性。例如，救死扶傷一直以來就是醫生的職業道德，但現代社會的醫生卻往往被要求對病人實施安樂死。

　　我們以醫生的角色沖突為例。醫生作為從事“專門職業”的人員，接受這種職業團體特殊的倫理規范的制約。忠誠于患者是醫生職業倫理的核心。其一，忠誠包括了誠實的義務，但醫患關系中的具體角色常常要求醫生有善意的欺騙。因為有時如實地通知病情(特別是死亡預后的通知)會造成病患不安，破壞病患希望，減緩醫療效果和導致病人自殺等。況且某些病患(特別是重病且瀕臨死亡的病患)其實并不想知道關于自身狀況的實情。其二，忠誠包括了為患者保密義務，但醫患中的社會角色常常要求為了公共利益或其他利益而放棄保密。如果不相信醫生會保密，病人就不愿意對醫師提供資訊或讓醫師做完整的檢驗，而沒有這些資訊，醫生就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及建議。實際上，保密是忠誠的具體化。但保密有時會與他人、社會的利益相沖突，如患者攜帶了艾滋病毒，此時，醫生一方面要考慮到病人的利益和要求，為之保密，免其遭到歧視和排擠;另一方面，醫生的職業終究與一般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活動不同，它提供的服務與公眾利益息息相關，對于從事醫生、律師及牧師等職業的人來說，最根本的價值是為公眾服務的精神，因此，他在履行對患者的忠誠義務的同時，還要忠于公共利益。為了公共利益，醫生就有可能放棄對患者的保密義務，這兩者就發生了沖突。其三，忠誠包括了醫生信守承諾的義務，但醫師有時會面對沖突的情形。如父母帶小孩就醫，醫療人員應對病人(小孩)負忠實義務亦應對契約的相對人(父母)負忠實義務，此二義務間有可能發生沖突。

　　上述規范性難題所導致的道德困境既出現在傳統倫理學領域，也出現在應用倫理學領域，其中，規范缺失性難題和對抗性難題是應用倫理學關注的主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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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1]D.ClaytonHubin,JusticeandFutureGenerations，PhilosophyandAffairs,Vol.6,No.1,1976,p.70.

　　[2]SeeLawrenceB.Solum,ToOurChildren’sChildren’sChildren’s:theProblemsofIntergenerationalEthics,LoyolaofLosAngelesLawReview,Vol.35,2001,p.171.

　　[3]AvnerDe-Shalit,WhyPosterityMatters,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5,pp.4-5.

　　[4]〔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275.

　　[5]〔美〕德沃金.認真對待權利[M].信春鷹，等，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