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是由《政治與法律》發表的一篇政治論文，恪守“研究政法理論，推動法制建設”的編輯方針積極推出國內外法學研究的最新成果。其特點是：面向實際，不發空論;注重理論、不就事論事;力求觀點新顏，言之成理，為學科建設和法制建設服務。她是政法界的學術論壇，政治理論研究的向導，政法實務工作的助手。創刊25年來,《政治與法律》以內容豐富、觀點鮮明、文字精煉的辦刊特色，受到中外廣大讀者的歡迎。

　　摘要：馬克思在創立自己的哲學理論體系時，其世界觀經歷了一個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轉化的歷史嬗變過程。具體表現為：在大學時期，馬克思形成了唯心主義的世界觀;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開始向唯物主義世界觀轉型;而在克羅茨納赫時期，馬克思則站在唯物主義立場上進行戰斗;到了《德法年鑒》時期，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轉變就基本完成了。而馬克思正確世界觀的確立，為其構建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體系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平臺。

　　關鍵詞：世界觀 馬克思 實踐唯物主義

　　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的轉化階段，那時馬克思的基本觀點還是唯心主義的，只是朦朧孕育著唯物主義的成分。而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則唯物主義的成分已經占了大部分，雖然還有黑格爾的理性主義成分。這一時期，馬克思從黑格爾走向費爾巴哈，即用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觀點和方法來批判黑格爾法哲學。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首先繼承了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然后又不斷的揚棄它，超越它。

　　一、大學時期—馬克思唯心主義世界觀的形成

　　在馬克思哲學思想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康德與費希特的理性主義思想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馬克思形成了他自己稱之為受康德和費希特影響而產生的“理想主義”哲學。即對“應有”和“現有”關系的解讀中，秉持：“現有”是“應有”的實現，當“現有”不符合“應有”時，就需要依據“應有”去改變“現有”。但是馬克思很快就發現了了康德和費希特哲學思想中的內在矛盾。馬克思在《黑格爾.諷刺短詩》一文中寫到：“康德和費希特在太空飛翔/對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而我只求深入全面的領悟/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1]馬克思發現，康德和費希特把理想和現實、原則和實際對立起來，結果只是在空談理想，無法解決實際問題。在現實世界面前，康德與費希特哲學顯得軟弱無力，加之馬克思在與“博士俱樂部”成員接觸后建立了同黑格爾哲學的緊密聯系，因此，經過一番激烈的思想斗爭后，馬克思就同康德和費希特的哲學實現了決裂。

　　1837年4月至5月期間，馬克思在柏林郊區施特拉勞休養，這時他通讀了大量的黑格爾著作，結識了博士俱樂部的許多成員，參加了青年黑格爾運動，開始轉向黑格爾哲學。1841年3月，馬克思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這篇文章，折射出馬克思青年時期的精神世界奧秘，也體現了當年馬克思的理論思考。列寧曾經針對博士論文所表述的思想評論說：“馬克思在1841年大學畢業時提出了一篇伊壁鳩魯哲學的學位論文，馬克思就其哲學觀點來說，當時還是一個黑格爾唯心主義者。” [2]

　　總之，從根本上來說，此時馬克思的哲學觀點，在本質上還是屬于唯心主義的。盡管如此，我們也要看到，馬克思的博士論文依然是其從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向新世界觀前進的起點，在以后的時期，馬克思明顯開始了向唯物主義的轉變過程，《萊茵報》時期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階段。

　　二、《萊茵報》時期—馬克思唯物主義世界觀的轉型

　　在《萊茵報》工作期間，馬克思遇到許多現實的利益問題，促使他表明自己的態度。當時的德國處在封建專制制度的統治下，官僚、貴族、地主對勞動人民百般壓迫。這嚴酷的現實，強化了馬克思用哲學理論去闡述眾多復雜現實問題的決心。

　　馬克思認為，哲學是符合時代的需要和愿望而產生的，反過來指導現實的發展。他說：“哲學家的成長并不像雨后的春筍，他們是自己的時代、自己的人民的產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貴和看不見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學思想里。”[3]馬克思還以實際行動反對當時的“自由人”組織只強調抽象理論批判，脫離社會實踐的錯誤觀點，這個組織屬于青年黑格爾派。馬克思毫不客氣地淘汰掉他們給《萊茵報》撰寫的文章，并給他們提出了具體要求：“少發些不著邊際的空論，少唱些高調，少來些自我欣賞，多說些明確的意見，多注意一些具體的現實，多提供一些實際的知識。”[4]從這里可以看出馬克思已經意識到必須使哲學從單純地論述理論問題進步到和當前的政治現象相結合的高度，而這正是馬克思由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轉變不可缺少的前提。

　　1836年普魯士政府提出法案規定，未經林木占有者許可，不得揀拾枯枝，否則以盜竊論處。這是一個代表林木占有者利益而壓迫貧困農民的法律，省議會居然通過了這一法律。對此，馬克思在《萊茵報》上發表了《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第三篇論文)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的文章。馬克思嚴厲批判了這一反動法案，馬克思認為：“如果法律把那種未必能叫做違反森林條例的行為稱為盜竊林木，那么法律就是撒謊，而窮苦人民則成為謊言的犧牲品。”[5]法律剝奪窮人的這種習慣，就是明顯地保護林木所有者的特權。經過這場辯論，馬克思更加關注了對經濟問題的研究。

　　馬克思在《萊茵報》上發表的《摩塞爾記者的辯護》是他為貧苦農民爭取權利的另一篇重要文章。在《摩塞爾記者的辯護》一文中，馬克思深刻指出：“在研究國家生活現象時，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視各種關系的客觀本性，而用當事人的意志來解釋一切。但是存在著這樣一些關系，這些關系決定私人和個別政權代表者的行動，而且就像呼吸一樣地不以他們為轉移。” [6]這些論述，進一步表明了馬克思的世界觀正在向唯物主義轉變。

　　《萊茵報》時期，馬克思既沒有完全擺脫黑格爾哲學的影響，又發現黑格爾哲學的思辨性質與現實不可解決的矛盾。對這種矛盾，馬克思非常痛苦，于是開始打破思辨哲學的空談惡習，把哲學與現實問題結合起來，而且在實踐上與青年黑格爾派徹底決裂，也正是這種矛盾促使馬克思去清算過去的哲學信仰，逐步轉向唯物主義。因此， 1914年，列寧在《卡爾·馬克思》一文中寫到：“1842年，馬克思在《萊茵報》上發表了一些文章……。從這些文章可以看出馬克思開始從唯心主義轉向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轉向共產主義。” [7]

　　由此可見，馬克思從研究哲學轉而研究經濟學，是他思想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轉折，為以后建立統一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如果馬克思不把哲學理論與現實相結合，便不能徹底突破黑格爾思辨哲學的束縛，也不可能超越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的唯物主義。

　　三、克羅茨納赫時期——馬克思站在唯物主義立場上戰斗

　　1843年5月，馬克思移居到克羅茨納赫，他為了弄清《萊茵報》時期尚未明確的問題，便潛心研究世界歷史，于1843年7—8月間，寫下了五本筆記。馬克思對世界上幾個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進行了大量的系統的摘錄。在摘錄中，他深入考察了不同國家及其不同發展階段的所有制關系、階級結構、國家和法的性質，以及人民群眾在歷史運動過程的作用等等。后來，《歷史——政治筆記》的資料被馬克思的一系列著作加以運用和發揮。如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論猶太人問題》、《德意志意識形態》等著作中，就多次引用這些摘錄的資料。《歷史——政治筆記》為馬克思創立歷史唯物主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是馬克思走向唯物主義的紐帶。1843年夏天，馬克思寫下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手稿，也正是得益于這些研究。《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是馬克思對黑格爾法哲學的第一次集中批判，是馬克思在這一時期的重要著作。這是馬克思自覺轉向唯物主義的標志，意味著馬克思開始站在唯物主義的立場上，把唯物主義作為觀察問題的新視角。

　　此外，費爾巴哈的哲學唯物主義對馬克思的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一個因素。費爾巴哈在1841年6月發表了《基督教的本質》，此書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反響，對當時人民的思想解放起了重要作用。從1843年10月馬克思致費爾巴哈的信中，我們可以知道馬克思已經把握了《基督教的本質》的第二版序言。正是受到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方法論的啟迪，即把費爾巴哈關于“顛倒的原則”，運用于社會生活領域，以此來批判黑格爾的法哲學。馬克思把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方法論用于分析復雜的社會現象時，就必然要求把唯物主義同社會歷史結合起來，這樣就必然會導致對費爾巴哈哲學的超越，從而走向歷史唯物主義。

　　當馬克思根據理性國家批判德國政治制度時，是無法對理性國家本身提出懷疑的。而只有當其主動放棄舊的理性國家和理性道路等哲學名詞，尋求更加現實的解釋工具時，他才會跳出現存體制，從外部觀察國家政治生活，審視歷史發展的真實動機。因而，擺在馬克思面前的一個重大的嶄新課題，就是要找到一條新辦法，這個辦法能夠克服市民社會和國家間的矛盾對立。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書的核心問題就是市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問題，正如恩格斯在1869年寫的《卡爾·馬克思》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對萊茵省議會辯論的批評，迫使馬克思著手研究有關物質利益的問題，在這一方面他獲得了一些無論法學還是哲學都不能提供的新觀點。馬克思從黑格爾的法哲學出發，得出這樣的結論：要獲得理解人類歷史發展的鎖鑰，不應當到被黑格爾描繪成‘大廈之頂’的國家中去尋找，而應當到黑格爾所蔑視的‘市民社會’中去尋找。” [8] 從這里可以看出，馬克思對黑格爾哲學觀點的批判，提出了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重要觀點，進而使自己的思想前進到一個嶄新的高度。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分析了被黑格爾顛倒了的國家和市民社會的關系，馬克思從批判黑格爾關于家庭、國家和市民社會的關系的論證中，提出了家庭、市民社會是國家決定因素的基本思想。馬克思深刻地指出：“黑格爾想使‘自由自在的普通物’——政治國家——不為市民社會所決定，而相反地使它決定市民社會。” [9]《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手稿的完成，標志著馬克思的世界觀開始轉到唯物主義的立場上了。正如普列漢諾夫所言：“馬克思闡明他的唯物主義歷史觀是從批判黑格爾的法權哲學開始的。”[10]

　　四、《德法年鑒》時期—馬克思唯物主義世界觀轉變的基本完成

　　1843年11月，馬克思遷居法國巴黎。在《德法年鑒》上，馬克思于1844年2月發表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和《論猶太人問題》兩篇文章，這兩篇文章標志著馬克思在哲學世界觀發生了飛躍，基本實現了世界觀向辯證唯物主義的轉變。

　　《論猶太人問題》是《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續篇，初寫于克羅茲那赫，定稿于巴黎。就內容而言，《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揭示了市民社會和國家的分裂，而《論猶太人問題》則探索了解決這一矛盾的具體途徑，探索了如何消除由于異化而引起的把人分裂的方法，提出了“人類解放”的口號，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第一次表述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

　　馬克思的《論猶太人問題》一文的完成，表明他已經與唯心主義徹底決裂了。馬克思在這篇文章里，科學地論證了宗教與社會生活的關系，深入揭露了猶太人的世俗基礎，已經觸及到了社會經濟基礎問題。他指出：“我們不是到猶太人的宗教里去尋找猶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現實生活中去尋找猶太人的秘密。”“猶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做生意。猶太人的世俗上帝是什么?金錢。”“既然這樣，那么從做生意和金錢中獲得解放——因而也是從實際的、現實的猶太人中獲得解放——也就是現代的自我解放。” [11]馬克思在分析了這一問題后指出，猶太人解放實質上是個社會政治問題。只有從政治上解決，才能從宗教中解放。既然猶太人的現實本質在市民社會得到了普遍的真正的實現，得到了普遍的世俗的反映，那么只有擺脫金錢和財產的束縛以后，才能使人類獲得最終的解放。“猶太人的解放就是社會從猶太人中獲得解放。” [12]這樣，人類的解放，就被馬克思歸結為消滅私有財產。

　　馬克思在《德法年鑒》上發表的第二篇文章是《<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這是馬克思1843年《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手稿的一篇導言，從內容上看，它和《論猶太人問題》是一脈相承的。在《論猶太人問題》中提出了“人類解放”的任務，而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則初步解決了依靠誰來完成“人類解放”這一任務和如何實現“人類解放”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