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社會文化論文發表了三十年代的蘇聯社會及文化思潮研究，社會的組成是非常復雜的，包括法律、文學藝術、歷史、政治、社會風俗等等，論文就蘇聯社會及文化思潮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社會文化論文,文化思潮

　　外界對蘇聯社會的印象通常是鋪天蓋地的標語、領袖的畫像和雕塑、大小會議上的慷慨激昂的發言等等，并且認為這就是蘇聯社會的本質。他們據此得出結論：蘇聯社會是由一個固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主導的，而且從1917年11月7日以來就是這樣。

　　然而，事實遠非如此。十月革命后的頭二十年，盡管大部分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術語還在使用，蘇聯政權也依然自封為馬列主義者，但是，伴隨著經濟和政治的變化，蘇聯的社會思潮和意識形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原來的社會主義目標被拋棄，政權的實際目的，僅僅在于維持它的穩定和權威，在于建立一個民族國家。為了給剛穩定的秩序以及它所需的社會政策辯護，也為了給已落空的革命希望一個說法，斯大林政權對意識形態進行了一次徹底的修正。

　　1929年以前

　　俄國革命并非從剛生下來的第一天起就是一個板著臉孔的馬列主義老太太。事實上直到1929年，蘇聯知識界還保持著相當的活力與自由。許多舊文人還能夠繼續他們的工作。知識界跟外部世界的聯系還保留著。蘇聯的藝術和科學總體上跟世界的其他地方齊駕并驅。現代主義也跟國外一樣，活躍在俄國的舞臺上。在社會科學方面，黨的信條盡管占據主導地位卻并不僵化。在社會政策方面黨繼續宣揚革命理想，盡管在實踐上調子已經降低了。黨對俄國的文化落后性有了更敏銳的認識。

　　同時，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官僚主義在不斷滋長。列寧在1922年就批評國家機構跟沙俄官僚機構沒什么兩樣，只不過涂了一層蘇維埃油彩。工人反對派受到批判，工人們對工廠的控制早在1921年就受到了責難，收入不平等現象在發展。人們努力保持革命理想，實行了以下一些措施：進步的教育，男女平等，反宗教運動，以及黨的“最高定額”，即為黨員所規定的最高收的限制等。

　　1929至1932年

　　1929年，斯大林擊敗了黨內最后一個反對派后，確立了黨的絕對的權威。在此基礎上斯大林實行自上而下的革命，以完成如下目標：

　　(1)使社會的各個階層，特別是農民和知識分子，在黨的直接控制下聯合起來;

　　(2)加速國家資本主義工業基礎的發展;

　　(3)把政治上的控制手段，引入到社會政策領域。

　　這一時期文化和社會政策的主題是紀律以及黨至高無上的教義。根據這個主題，黨對傳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經濟決定論者(他們現在被稱作布哈林反對派)發動了全面的攻擊。這些學者失去工作;著作得不到發表;有的人以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了。取代這些人的是在各行各業工作的黨員，他們的特點是把權力看得比學術良心更重要，他們滿腦子黨的權威觀念，壓制所有的異端思想。在藝術和哲學領域，具有唯意志論色彩的馬克思主義(根源于列寧革命前的思想)占了統治地位。總的來說，這是一個極端的馬克思主義被應用于社會科學的時期。不過，這一時期自然科學還保持著相對的自由。

　　1932至1937年

　　隨著經濟和政治的急劇變化，極端馬克思主義顯然過時了。極端馬克思主義的盛行使一個又一個理論園地荒蕪了。文學方面，很少有價值的作品得到發表;在歷史學方面，學生連歷史事件的年代表也搞不懂;哲學家只會背教條;誰也不把法律課程當一回事。

　　蘇聯政權認識到，它正在利用的“無產階級”思想和政策并非最適合于它的目標，因此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極端馬克思主義接著就在各個領域遭到了否定。那些曾經在黨的名義下宣揚和應用這些觀點的人們，被宣布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破壞分子，并且在遭到了清洗。革命知識分子風氣隨之被傳統主義所取代。黨仍然牢牢控制著文化，只是它的文化政策向相反方向轉了180度大彎。

　　這次轉變表現在文學和藝術上，是拉普和其他此類文藝組織的清洗，以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原則的確立”。在歷史學方面，到1934年已倒退到傳統的“國王-戰爭”模式，并且給沙皇俄國的過去恢復了名譽。心理學方面，逐漸從強調環境的條件作用轉變到強調個人的意志和責任。政治學家也跟在斯大林屁股后亦步亦趨，1937年后他們拼命論證國家是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主要工具，同時也是抵抗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的主要工具，只要這些需要存在，國家就不會消亡。

　　在社會政策上也有了相應的變化。由于黨發現僅僅靠強制還不足以激發無產階級的積極性，因此它逐漸轉向建立傳統的政治秩序：對國家和法律的美化;對階級分化的鼓勵;作為激勵因素的收入差別;傳統的權威式的家庭;最后還有教育政策的轉變，目的是培養適應新的官僚主義工業秩序所需的既自信又順從的性格。

　　文學和藝術

　　在20年代，正如在其他文化領域一樣，作家們也亨有廣泛的自由。盡管一些極端主義文學團體建議黨直接掌管文學，黨并不要求所有作品都符合它的官方標準。列寧、托洛茨基、布哈林全都贊同：“任何文學潮流，學校、團體都不能在黨的名義下獲得成功”。

　　1929年，黨開始把作家組織起來。黨把全權授予極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學團體，這個團體是在拉普的名下組織的，它著手把無產階級文學的標準，強加給所有的作家。那些堅持藝術自由的團體以及一個認為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寫出無產階級文學的馬克思主義團體，都受到了審判。甚至著名的無產階級詩人弗拉基米爾?馬雅可夫斯基也受到了批判，這促使他在1930年自殺了。

　　在拉普領導下，文學毫無成果。1932年，黨的領導認識到這一形勢，解散了拉普，并且使拉普領導人成為替罪羊。就這樣，1929-1932年的極端的“無產階級”政策作為反馬克思主義被否定了，與此同時，黨的一貫正確的形象得到了維護。那些負責管理這個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的人，突然變得因循守舊，并且開始橫眉冷對所有的文藝革命實驗，說它們是“資產階級形式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文學的新官方路線，很快推廣到其他藝術形式上。起初大家并不明白它的含義，直到不斷有一些作家和藝術家因為不能緊跟而挨批，黨的目的才變得一目了然了。

　　其他藝術領域的轉變模式也和文學的相似：最初都經歷了始于1929年的無產階級宣傳的時期，續而遭遇了一次或多或少總有點忽然的變化，從激進的無產階級內容轉變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傳統主義上了。轉變的時間表，在戲劇和電影方面是在1932年;音樂方面是1932至1933年;建筑學是在1935年左右。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藝的特征是：滿懷熱情的民族主義(與民族主義宣傳和民族主義歷史學的復辟相呼應);對古典作家的推崇(與為沙皇俄國的過去正名相呼應);感情多于理性分析的批評;迎合大眾的趣味。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任何背離都會被扣上“形式主義”的帽子。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定義下，好和壞被刻板地規定了，沒有什么價值的連續，也不存在中間路線。

　　“新蘇維埃人” 就是具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種人生觀的人。馬克西姆?高爾基最先描敘出這種樂觀的、個人主義的、理想化的所謂“新蘇維埃人”。一個文學綱領要求：不朽的作品應該表現“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斯大林式的人，計劃經濟的創造者，必須展現出全部精神風貌;這些作品將揭示出那種人的精神力量是如何鍛造的，他的靈魂是怎樣形成的，以及他的思想是如何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教導下得到加強、豐富和武裝起來的。”簡言之，“新蘇維埃人”都是高大全式的人物。

　　這種新的個人主義實際上主要是為了適應領導的需要和為他們所擁有，他們是“歷史的創造者”。而對群眾而言，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看上去是為了讓人民和政權同心同德，也為了在幻想中滿足他們對權力的渴望和對控制自己命運的夢想，以及刺激他們參與政權實行的目標的熱情。

　　歷史學

　　歷史學的轉變是忽然和激烈的。1929年以前，普羅科夫一派的歷史學家在史學領域占據了統治地位。普羅科夫是職業歷史學家，同時也是老黨員，共產主義學院和紅色教授學院的領導。普羅科夫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在歷史學領域的一統天下，在1929至1930年間，非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被根除了，所有重要的職位都被安插上新訓練的黨員。

　　普羅科夫以黨的名義灌輸的這種史學思想，其特點是絕對的經濟決定主義，對俄羅斯歷史的嚴厲的反民族主義態度，以及在階級斗爭和社會經濟形態的僵硬框架中對歷史的高度抽象的處理。在他的歷史視野中，個人僅僅是客觀力量的辦理人。由于這些因素，特別是因為他踩著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向上爬，他的確是目中無人。普羅科夫的這種態度，象他對異端史學思潮的毫不妥協一樣，使他走向了極端。普羅科夫提出，“過去的歷史就是今天的政治”，它只不過階級斗爭的一個工具。無所謂客觀性。所有科學僅僅是的科學，所以科學家不能不站對立場。普羅科夫認為，俄國在發展上并不曾落在西方后面。這樣他就能夠證明十月革命是一個自然的進程，同時也反駁了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

　　然而，1929年以后，黨就樂于強調俄國過去的落后，以使之與在社會主義之下的發展過程聯系起來，并強調群眾的意志和熱情等主觀因素的重要性。唯意志論的馬克思主義取代了決定論馬克思主義。

　　法 律

　　在法學界，傳統馬克思主義決定論遇到了現實的激烈挑戰。此前的觀點是：法律嚴格地說是資產階級社會秩序的體現。如同國家政權一樣，它是無產階級在反對舊社會的殘余的斗爭中所使用的基本手段，然后，它就將消亡。這一理論實施的結果是：民法被忽略了，法律學校日漸式微;犯罪與懲罰的概念受到了否定，因為它表達了個人責任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見解。

　　1936年，隨著新憲法的確立，法學的整個革命的定義忽然間被拋棄了。斯大林提出了“法律的穩定”。法律消亡的觀念被宣布是破壞性的，國家首度檢察官帕蘇科尼斯盡管公開作了檢討，但還是在1937年初受到了貶黜。他的位置被他以前的助手安德烈?維新斯基接替了。法律不再從屬于政治的便利。“革命的合法性”被重新定義為對法律的嚴格遵奉。傳統的法律語言、革命前的法學專家回到了他們的位置上。“犯罪”、“處罰”以及個人罪行的概念也恢復了。對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的責任的確定標準也大大放寬了。

　　只要蘇聯領導層仍舊從革命變化中得利，它就視法律為黨和它的政策取得至高無上的權威的攔路石。當穩定成為領導層主要的關注點，法律就在它的最傳統的形式下恢復了(當然，要貼上“社會主義”的標簽)，以此來支撐國家的權威和增強個人責任感。在這方面法律與政治學理論、哲學、家庭政策及教育學緊密聯系。

　　政治學理論

　　政治學領域的變化更深刻地詮釋了蘇聯官方思想的變化。黨原本把無產階級國家看作是必要的罪惡，國家注定要在革命的改造后消亡的;如今卻轉了180度大彎，把國家吹捧為社會組織的最高形式和偉大的創造力量。

　　1929年之前，蘇聯的政治學理論多多少少還保持原貌。人們認為黨領導下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它是在過渡時期鎮壓前資產階級的抵抗所必需的。當過渡時期結束，社會主義完全變為現實后，國家也將和法律一樣消亡。

　　斯大林大權在握后，在政治學理論搞了兩項意味深長的創新。其一為一國社會主義理論，根據這一理論，國家在國防方面負有重任，甚至到“共產主義”也如此。其二是對黨的領導作用的突破。他提出黨不僅起革命的準備和執行作用，而且還負有革命后組織社會主義秩序的責任。“無產階級需要黨”，斯大林斷言，“不僅為了實現專政，更是為了保持、鞏固和擴大專政，以實現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和集體化時期，社會和文化生活都被置于黨和國家的無所不包的控制之下。而在理論上，斯大林開始著手強化國家的職能。他從“辯證法”中找到了理論武器。在1930年6月的黨的十六次代表大會上提出：

　　“我們在致力于國家的滅亡，同時，我們堅持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它是至今存在的所有國家形式中最有力、最強大的統治。我們越是把國家的力量發展到極致，為國家的滅亡所準備的條件就越充分：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原則。這是?矛盾?的嗎?是的，這是?矛盾的?。但這個矛盾是活生生的事實，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徹底反映”。

　　1934年，斯大林總結出“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原理：

　　“毫無疑問，無階級的社會不會自動地產生。它的實現和建立，有賴于全體勞動人民的努力，有賴地無產階級專政的組織的加強，有賴于階級斗爭的深化，有賴于階級的廢除，有賴于消滅資產階級的殘余，以及與國內外的敵人進行斗爭”。

　　1936年新憲法發布后，黨宣布階級已消失，階級剝削已不存在。然而，領導集團完全無視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原理??階級對抗源于社會沖突，不但沒有減弱而且加強了無產階級專政。在大清洗中，加諸政治反對派的罪名與其說是社會性不如說是精神性的??“人類的渣滓”、“白衛軍的應聲蟲”、“托洛茨基-布哈林的狐朋狗黨”，等等。似乎反對派打從娘胎里出來就是壞蛋。這種態度的變化和對人類行為的社會學解釋的轉變緊密相連，如今強調的是在歷史和刑法中的個人的意志和責任。

　　斯大林宣稱：“我們國家主體，在培育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目標的指引下，通過經濟的、組織的、文化的和教育的工作，通過以社會主義的精神對人民進行再教育”，已經使新的社會秩序變為了現實。盡管他避而不談蘇聯社會犯罪的社會根源，卻大談不斷加強政治鎮壓的必要性：“國家要求保護社會主義財產，防止盜賊與小偷危害人民財產職能，以取代鎮壓的職能”。最重要的是，國家不得不承擔起國防的責任。

　　一旦達到“共產主義”階段，國家是否就會“消亡”呢?斯大林解釋說，恰恰相反，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如果“資本主義環境”繼續存在，國家就不會消亡。在必要的時候，“忠誠的學生”斯大林并不在意對導師的“失誤”作直接的批評。他說：“一般來說，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國家的滅亡的普遍原理，不能放到一個孤立國家的社會主義勝利這個特殊的例子中”。1926年底，在答復左翼反對派對“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的攻擊時，斯大林堅持已見，“恩格斯……會歡迎我們的革命，并且說：讓所有老教條見鬼去!蘇聯的勝利的革命萬歲。”

　　實際上，國家在“共產主義”階段需要保留，并不是因為資本主義環境。事實恰恰相反，斯大林主義國家必須依賴對資本主義環境的恐懼才得以繼續存在。自二戰以來蘇維埃俄國對國際社會存在敵意，這就是其意識形態功能的關鍵所在。

　　社會風俗

　　在革命初期，布爾什維克對舊社會的遺產抱有敵意，傳統家庭也受到了破壞。蘇維埃政權的早期措施包括：使婚姻世俗化;宣布男女完全平等;限制父母的權威;使墮胎合法化;規定離婚只要一方提出要求就有效。那時人們旗幟鮮明地提倡自由戀愛，柯倫泰是自由戀愛的榜樣。多數人希望家庭“逐漸消亡”，希望它成為一個完全不定形的聯合體。根據這種理論，1927年法規規定同居或者未登記的婚姻在法律上和登記的婚姻同等。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對舊式家庭的批評加大了火力。安排義務勞動有時不給一點補償就把家庭分開。甚至把建筑物設計成適應為公共生活而不是單個家庭使用的。禁欲主義發展起來，認為只有遠離社會娛樂的人才有美德。

　　在1935年和1936年官方社會價值觀發生了劇變。劇變的根源無疑是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所導致的社會的反常，包括出生率的下降，離婚率的上升，以及嚴重的少年犯罪問題。但是蘇聯政權把這些問題作為借口，上綱上線地否定早期的解放家庭的政策，就象他們在文學歷史和法律領域所做的那樣。而家庭則被吹捧為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支柱：“所謂‘自由戀愛’和所有亂七八糟的兩性生活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的貨色”。決定性轉變的標志是1936年6月27日通過法律，禁止非醫療性墮胎，給大家庭發特別津貼，離婚必須通過合法程序，并且付一筆補償費。

　　官方為新的政策辯護說：

　　“認為社會主義帶來家庭的逐漸消亡，這是極其錯誤和有害的。他們是些借空洞無物的左的辭句來掩蓋其剝削行為的人。社會主義下的家庭不但不會消亡，而且還會得到加強。斯大林對加強蘇維埃家庭的問題給予了一個極度傳統的定義：‘沒有家庭就沒有國家。對于社會主義的蘇維埃國家來說，只有在夫妻把家庭看作一個長久的聯合的時候，婚姻才具有積極的意義，所謂自由戀愛是一種資產階級傾向，字和蘇維埃公民的行為準則毫無共同之處。進而言之，對國家來說，只有在有了孩子，夫妻們享受了為人父母的至上樂趣的時候，婚姻的價值才會最充分地體現。’”

　　對父母的權威的態度也顛倒了，黨的領導人宣布：“年輕人必須尊敬自己的長輩，特別是他們的父母。”

　　蘇聯政權致力于肯定和恢復傳統。托洛茨基在流放中評論說：“領導集團不是公開宣布，‘我們已被證明過于貧窮和無知，不能創造社會主義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但是我們的兒輩和孫輩將會實現這一目標’。與此相反，他們強迫人們在已被打碎的家庭的外殼下重新膠合起來。不僅如此，他們還認為這種在脅迫之下的聯合，就是偉大的社會主義的神圣的內核。很難看清楚這次倒退的范圍”。

　　二戰時期傳統家庭進一步得到了加強。表現之一就是對孩子的自由的限制和家長權威的加強。1934年規定，16歲以下的孩子不許看晚間的戲劇演出。1945年3月的繼承法給家長以更大的處理財產的權力。1943年在中學廢除了男女同校制度，聲稱要使男孩子們更容易接受軍事訓練，使女孩子們更容易接受家庭訓練。

　　1944年7月8日的一頂法令規定，離婚必須通過十分嚴格的司法程序，還得交一筆數額很高的賠償金。未登記的或者是同居的婚姻不被承認是合法的。私生子無權繼承父親的財產，作為替代，他們可以得到國家的補助金。用一個觀察家的話說，“現在倒是沒有私生子這個法律的污點了，但是孩子們姓母親的姓這一事實揭示出，實際上的社會的恥辱是增多了。”最為意味深長的是給那些養育了十個以上的小孩的母親發獎章和授以“蘇聯英雄母親”榮譽稱號。在物質方面，作為一種激勵措施，給有三個以上的孩子的家庭發補助;而對小家庭或單身的人，則特地課以兩倍的稅。

　　蘇聯政權的目標不僅僅是為了社會關系的穩固，而是為了鼓勵一定模式的家庭，從而為特定類型的國家服務。此外，本身就是傳統主義者的領導集團，發現傳統的家庭關系乃至人際關系，更適合于他們要建立的傳統政治結構。

　　社會分化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警告說，平等的目標不會立刻實現，它必須以通過生產手段的私有財產的廢除為先決條件。盡管如此，平等的理想仍深深植根于西方和俄國的革命傳統。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列寧全心全意地贊同馬克思的原則：使官員的薪金與工人的工資保持同一水平;選舉群眾去掌握管理職能;廢除站在大眾頭上的官僚機構。

　　布爾什維克掌握政權后很快發現，無論是在政府、在工業戰線還是在軍隊中，國家都需要受過訓練的管理專家。因此領導集團頂住黨內左翼反對派的反對，開始重新啟用“資產階級專家”，包括前沙皇官員和軍官。黨根據他們的技能付給他們優厚的報酬。在管理方法上，領導集團看到，從1917年至1918年黨和群眾中存在的無政府主義-工聯主義傾向，成為一個嚴重的弱點。于是，他們逐步重建了官僚機構體系。盡管如此，到1920年，蘇俄實現了幾乎是徹底的平等。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通貨膨脹和匱乏使城市居民的定額供應降到了一個共同的水平。真正的工廠工資的最高額與最低額的幅度是微不足道的。

　　在新經濟政策時期，由于權力的分散，蘇聯經濟生活中的官僚機構適當地受到了限制。黨和工會代表共同參加工業管理。然而，工資差距反過來提供了物質刺激，到1928年達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比例。黨內和政治生活中的發展則相反：官僚機構的權力得到了系統的加強，而黨員的個人收入保持“黨員最高定額”的限制。平等的理想仍有效地束縛著進一步的收入差別。

　　隨著緊張的工業化的開始，平等的理想明顯地遭到了否定。工會的領導被清洗，新的工會領導人主張工會應更多地代表國家而不是工人利益。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初期，政權依賴宣傳和由于“社會主義建設”而煥發出來的革命熱情的新浪潮。但是沒過多久，貨幣獎勵不得不擴大，取代了底氣不足的革命熱情。

　　1931年，斯大林批評了“左派的工資平等化的實踐”，同時強調貨幣刺激對于培養技能和提高產量的必要性。他在一個工業管理者的會議告誡說，“無論誰要無視熟練勞動與非熟練勞動的區別，按照工資平均化的‘原則’拉平工資水平，他就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違背了列寧主義”。這個新的宗旨很快變得家喻戶曉??人們宣布以前的革命理論為“小資產階級”的和“反馬克思主義”的。1929年放松了最高定額，隨后不公開地取消了最高定額。這件事是黨從一個政治運動向一個社會特權集團的演變的重要標志。

　　1934年，斯大林通過對平等的重新定義，擺脫了馬克思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的尷尬。“每一個列寧主義者都知道”，他說，“(就是說，只要他是真正的列寧主義者)，在需求和個人生活方面的平等，是一種與原始禁欲主義相適應的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的愚蠢，而不屬于按馬克思主義路線組織起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他認為“按需分配”的口號要求不平等，因為人們的需求是不同的;毫無疑問，普通工人與高級官員的需求相去甚遠。從他的口號“干部決定一切”來看，斯大林發現政權的精華是受過良好訓練，得到豐厚報酬的管理者。工資差別和物質刺激由于1935年開始的斯達漢諾夫運動而擴大，并且蒙上了象征性的光環。

　　社會分化在軍隊的發展特別值得注意。1935年，恢復了軍官(除將軍外)的傳統的軍銜，同時產生了元帥的銜頭。隨后，在1939年，將軍軍銜也重返蘇聯。從革命時期的官兵平等，轉為大力強調和對上級的服從。1934年后，由于愛國主義與民族傳統的復蘇，沙皇軍隊的名將成為英雄的模范，甚至以他們的名字來命名勛章。二戰未期，肩章回到了肩上，衛隊也恢復了，政委成為軍事指戰員的從屬，最后，“紅軍”改名為“蘇軍”，從而徹底完成了軍隊在傳統主義路線的重整。

　　有兩種趨勢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對知識分子的社會岐視和政治歧視已經結束。其次，管理的技術精英階級與工農大眾的鴻溝不斷擴大。與舊知識分子成員和解的決策也是斯大林在1931年直接作出的。那時，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如火如荼的階級斗爭逐漸變得注重實際。從這時起，能力和技術(以及政治忠誠)取代階級原因成為負責人員選拔的基礎。1934年后，階級出身不再影響教育的升學。

　　1936年，在新憲法即將出臺之際，官方宣布蘇聯實現了“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按照新的定義，僅意味著階級對抗的消滅。因此，官方宣布蘇聯由三個“階層”或“非對抗性階級”組成：工人、農民和蘇維埃知識分子。同時，新憲法取消了對以前的統治階級成員的所有政治限制。這樣，到1936年，受教育的專家階級，包括舊政權的和在蘇維埃統治下受訓練的人，為重建社會領導集團鋪平了理論道路。斯大林稱這些人為“不帶黨證的布爾什維克”。此后黨很快承認了他們;共青團對知識分子的消極態度在1936年消除了;黨對知識分子的承認是在1939年，其標志是傳統的無產階級優先權的結束。在1941年的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馬林科夫特別批評了在黨和國家負責干部的選拔中，考慮社會背景而忽視技術和個人能力的做法。

　　知識分子和民眾的分界變得更嚴格了。到1941年，大學教育成為在社會上提升的主要考慮因素。比如說，要在工業管理部門工作，技術學校的畢業生比一個熟練工人更有希望。“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結合”一直是共產主義藍圖中的一個要素，它充分體現在把日常教育與手工技術訓練聯結起來的努力中。但是這個理想最終在實踐中被拋棄了。1937年，工業訓練與學院教育完全脫鉤了。

　　為什么蘇聯政權寧愿以意識形態的讓步和引起普遍反對的危險為代價，有意地促進社會分化?就象斯大林的其他政策變化那樣，向社會不平等的轉化再次表明客觀條件使舊的社會主義理想無法實行。而且，政權還面臨著在社會主義思潮中從未充分考慮過的工業化問題。其結果是，共產主義體系變得與革命前的理論家所預測的大不相同。它的變化并沒有口頭上講出來，而僅僅在實踐中加以暗示，這種實踐的一個方面是：一個組織嚴密的不平等的體系的發展。

　　教育

　　1931年以前蘇聯教育思想界存在百花齊放的局面。直到1929年還擔任教育人民委員的盧那察爾斯基，是激進的教育方法的倡議者，這些方法后來在西方流行起來。馬克思??恩格斯學院教育系的領導認為，由于學校將隨著國家一起消亡，因此組織化的教育僅僅是初步的措施，學校將被“社會主義環境所取代”。據此，他倡導了“非組織化教育理論”或者說“自覺教育理論”。這一理論是和流行于1929年至1930年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機械的決定論的解釋緊密聯系的。但是，包括克魯普斯卡婭在內的許多蘇聯教育界領導人則反對“自覺教育理論”，因為它太無政府主義了。這一時期蘇聯教育界普遍被接受的觀點是人性本善和個人的自學的發展。正式的教育和紀律被限制到最低點。

　　由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影響，也由于對機械主義哲學的否定，劇變的發生是必然的。考慮到要使教育適應經濟發展的緊急需要，黨領導集團在1931年底采取了行動。在一系列法令中，它批評學校消亡的理論是“左的機會主義”;批判激進的教學方法;以放棄工藝和技術訓練為代價，重新建立起單獨的傳統科目的教學;恢復老式的紀律和等級。

　　蘇聯政權在教育上的新態度是和蘇聯心理學上的受官方鼓勵的變化是緊密聯系的。在強調思想和意志的理論得到重新肯定的同時，在教育實踐上的權威理論也恢復了。正如斯大林本人曾經強調的那樣，如今國家依賴組織和權威的力量，以克服物質條件的缺乏，以完成它的目標。知識的反復灌輸的實際效果，正如為使學生更順從社會紀律的規范個性的實際效果一樣，成為蘇聯教育發展進程的準則。

　　在1932-1934年間，向正式的、重視紀律的教育的趨勢仍在繼續，并且擴展到高等教育領域。而此時“左傾”思想不斷受到批判。兩個主要步驟完成了這一過渡。第一個步驟是1936年7月的法令，它廢除了“教育”的科學(兒童成長心理學)，因為它強調諸如遺傳和環境因素等“宿命論決定作用”忽視了據說通過直接地規范個性而激發的巨大的潛能。1937年采取了第二個措施，廢除了學校中的技術訓練，并且退回到傳統科目的完全的教育。在教育政策的這一變化，反映出在知識分子和群眾之間存在的差別正逐漸被接受，它還標志著，消除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的理想，盡管口頭上還在堅持，但是實際上已被拋棄了。

　　推薦期刊：吉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季刊)創刊于2001年，是由吉林省社會主義學院主辦的以統戰理論研究為主的綜合性社會科學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