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社會文化論文發表餓了亨廷頓“文明沖突論”的文本解讀，“文本解讀”是一種在文學或者哲學上很常用的方法，在對亨廷頓的文本解讀主要沿著其“思想產生的背景”，“思想內容”以及“研究歷史與最新動態”等3個主要方面的脈絡來進行。
 

　　摘要：蘇聯的解體，冷戰的結束，讓那些精通“預測”的現實主義大師們啞口無言，實際上，無論是新自由主義還是新現實主義都不能為蘇聯的解體自圓其說。理論通過使現實簡單化，使我們相信世界是不斷變化的，而且理論還提供了政治的理性基礎，所以一旦理論失去了這些功能，當理論不能說明重大事情的來龍去脈，不能向我們展示“當前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樣?”的時候，我們就必須反思一下我們的思路和觀念。冷戰的結束實際上給眾多新型理論——例如兩枝世界理論，軟權力思路研究，地緣經濟理論，世界秩序新論，文明沖突論等——以嶄露頭角的機會。而其中，以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最有影響力，也是最引起人爭鳴的一個重要理論話題。而在對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大加撻伐的同時，許多的學者并沒有很好的理解或者詮釋作者的思想，人云亦云，出現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觀點。因此，本文的主旨就是通過對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的文本進行解讀，以期能夠更好的了解亨廷頓的思想脈絡，以及隱藏在文本背后的真實意圖等。

　　關鍵詞：社會文化論文,文本解讀,文明,文化,宗教,文明的沖突,文明的共存

　　(I) “文本解讀”簡介

　　“文本解讀”——這種解讀的方法更多的運用在文學或者某些哲學的對象領域中。例如，在哲學范疇內的文本研究方法，主要有胡塞爾的“現象學的進入”，加達默爾的“解釋學語境”、巴赫金的“復調邏輯”，阿爾都塞的“癥侯閱讀法”以及巴特—克里斯多娃的“后現代互文性文本理論”。【1】而所謂的“文本”，根據當代法國著名哲學家保羅·利科的理解，其就是通過書寫固定下來的任何話語。一定的文本的存在，對于讀者當然是確定的，但文本所表達的內容具有什么樣的思想性質，卻并不是對于所有讀者都是一樣確定無疑的。而作為解釋學所積極提倡的一種研究方法，文本(text)研究所極力強調的是解讀文本，努力做到對文本的正確理解和避免誤讀。當然，正如聶錦芳先生所言：“……然而同時又必須保持警覺，即文本與原始思想之間其實不可能是完全對應的關系，就是說作者的思想未必已經完全通過文本表達凈盡了。而文本研究必須盡可能根據文本及其相關文獻把文本與作者思想之間的一致或差池作出分析。這樣，從文本本身出發雖然最初提煉和抽象的只是文本中的問題和思想”【2】，但無論如何，也正如聶錦芳先生說的：“但上述各項細致的工作已經廓清了它們產生的文本語境、原初含義，以及相同問題的內涵演變與當代體征，這就使我們既看到歷史延續和累積，也可以把握創新與重構，使文本中原始思想的當代價值得以真實的顯現出來。”【3】作為一種解讀的方法，文本解讀也需要一定研究思路，而這種思路，按照聶錦芳所說的：“……要以文本本身為本位、從文本出發，先對其產生背景、過程、版本淵流、文體結構、思想內容、理論體系、研究歷史與最新動態等多個方面一一進行詳實的梳理、考證、分析和闡發，在此基礎上從文本中抽象、提煉出重要思想與問題;然后再把這些思想和問題放在思想史的演進過程和當代社會的變遷中，理性而客觀地為其現實價值定位”。【4】在這里，由于學生本人的知識乃至能力所限，也不可能全部按照這種研究思路來進行。事實上，對于亨廷頓的文本解讀，也沒有必要完全按照這種研究思路來進行。“過程”，“版本淵流”，“文體結構”等流程上是可以忽略的，亨廷頓不是馬克思，恩格斯，也不是阿多諾，在文本解讀的研究思路上，有一些流程我們可以放棄，因為他的思想畢竟沒有上升到哲學的高度中去，也沒有馬克思，恩格斯等哲學大家的思想深刻。然而，另一方面，有一些“流程”可以借鑒運用到亨廷頓的文本解讀中來，從“產生的背景”，“思想內容”，“理論體系”乃至“研究歷史與最新動態”等多個方面來進行解讀，我們或許可以更好的理解亨廷頓的思想，也可以更好的將其納入整個研究的框架中比較分析。最主要的是，這種分析接近于與作者直接對話，能夠通過自己的解讀獲得作者的思想，而不是人云亦云，讓自己在別人對亨廷頓思想的撻伐聲中迷失了方向，不懂得鑒別對與錯。

　　(II)“文本解讀”的思路簡介

　　正如我前面所說的，但在這里，有兩點說明。

　　第一：盡管“版本淵流”這一個環節被我所省略，但是我個人覺得還有必要說下。在當前評價亨廷頓的眾多文章中，我注意到其中的大部分學者只是將注意力放在亨廷頓的一篇論文——《文明的沖突?》和其后的一本著作——《文明的沖突與國際秩序的重建》上，雖然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兩個主要的學術成果沉淀了亨廷頓主要的思想——文明的沖突。但是，如果我們要深究下去為什么作者會重視文明(文化，宗教)這些“觀念性因素”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而不是我們平常所說的“物質性因素”?為什么作者會主張文明的“沖突”?為什么文明之間的沖突不是東方壓倒西方就是西方壓倒東方的“零-和”結局?為什么他會在最后擺脫理論家的“本份”，給美國政府乃至西方文明國家出謀劃策呢?，我們就很有必要附加的研究作者在此前或者此后的一些“文本”——《第三波——二十世紀末民主化》、《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以及在《文明的沖突?》發表前幾天他在國際學術季刊《國際安全》發表的一篇論戰性的文章——《國際領先為何重要?》，通過這些附屬的文本與之前的兩個文本共同進行研究，會讓我們全面的認識亨廷頓的思想。例如，在面對“政治沖突的本原”這個問題上，中國的學者更多的傾向于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那個觀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文化或者文明作為一個觀念性的要素，其屬于意識的范疇，也將其生硬的歸入到上層建筑的范疇中去。于是，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在這個問題上，有些學者如此批評亨廷頓：“國家之間的政治行為是勢力-利益行為，國家之間的關系是勢力-利益關系”在國際政治領域，精神性的文化宗教傳統沒有多大的規約力，“利益重于文化”【5】;另外一個學者則說得更具體：人類沖突的根本原因是經濟因素，與經濟因素無關的沖突只是個別現象，“未來的沖突的強度將取決于未來的經濟環境……的壓力的大小，如果未來的經濟環境是寬松的，那么看不出會有其他理由導致重大沖突。”【6】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看法有合理的一面，但應該說“經濟決定論”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一條公理，充其量只是一個沖突的原因而已，很顯然，并不是所有的沖突都起源于經濟矛盾。中國學者的這種觀點更多的是越俎代庖，用自己的觀點、思想代替別人的思想、觀點，既不懂得“移情”，也不懂得先認真的剖析再做定論。事實上亨廷頓是研究第三世界民主化進程的泰斗級人物，其也研究過暴力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一方面，他承認一個國家的經濟發達有助于政治穩定和減少暴力沖突;另外一個方面，他論證了動亂未必起因于貧窮。他還指出，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種族矛盾比貧窮更容易導致暴亂”。【7】其次，在研究世界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時，亨廷頓認為經濟發展水平與民主關系固然十分密切，同時也必須注意“文化傳統”等其他因素;其在《文化的重要作用》這本中所做的序言也明顯的體現了這一點。“在實踐上，儒教或儒教影響下的社會一直是不歡迎民主的。”“在實踐上，除去一個例外(土耳其)，沒有一個伊斯蘭國家在任何一關時間內維系過完全的政治民主制度。”【8】以此分析，“亨廷頓從未承認過經濟矛盾導致政治沖突的簡單因果關系，他的文明沖突論是有其相應理論基礎的，其首要前提是：宗教信仰，文化傳統，種族歸屬感，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等精神因素，同經濟利益，實力等物質因素相比，更能影響政治結果”【9】。“在現代世界上，宗教是激勵和動員人們的一個重要力量，甚至是最重要的力量”。【10】因此，將這些附屬的文本參與到原先的原本中去，或許我們可以理解為什么作者會認為是文明、文化等“觀念性因素”的沖突而不是所謂的“經濟利益”的沖突會是未來沖突的主流，也可以批判的看待某些中國學者對亨廷頓的批評觀點。

　　第二：在“思想內容”這一個環節上，我將重點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關鍵詞匯和疑難語句的解讀;一個是探索“思考邏輯”。在關鍵詞句的問題上，我認為很有必要對亨廷頓所闡述的文明、文化、認同、宗教、種族等概念進行解讀。一方面，這些概念是多么的復雜，對于文明乃至文化的定義，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可以讓大家可以接受的共同定義，愛德華.泰勒對文化的定義仍然具有影響力，但其“最復雜的整體”這一文化概念幾乎具有無所不包的內耗，因而也就是失去了解釋力【11】。亨廷頓對文化乃至文明的定義也注定是不完備的，這也是為什么許多學者批評亨廷頓文明沖突論的一個原因。然而，另外一個方面，我們應該承認，這些概念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我們不能拋棄對這些概念的解讀。于是，正如約瑟夫.拉彼德在《文化和認同：國際關系理論回歸》中說到的：“…….可是，我們的任務既不是要冒險進入概念的沼澤，繼續使考慮的兩個術語(注：文化和認同)陷入困境;也不是要通過明確限定‘操作定義’，完全回避這個沼澤。因為問題并不在于缺乏潛在有益的定義，而是太多了。換句話說，挑戰并不是要積極推動一些共識的，但武斷的簡化，而是要深思熟慮的提出同公開的理論使命相匹配的優勢定義。”【12】而做到這一點，“就是要重新思考徹底地把文化從具體地單一概念改造為一個更多細微差別的，微調的語義場(semantic field)。它拒絕‘一致的文化整體’的迷信和萊布尼茲‘單子’(monad)的比喻”，“因為這些迷信和比喻趨向根據界限，同質和自然的永恒性詳細闡述文化。”【13】因此，盡管有一些學者不同意亨廷頓關于“文明”，“文化”等關鍵詞匯的定義，但是只要作者能夠按照其理論匹配一個“合理的定義”，并且在適當的時候轉換它的定義并取得成效，那我想這就是作者的成功。當前，對于亨廷頓的“文明”定義大加撻伐的學者大有人在，其認為亨廷頓對“文明”的定義和劃分不夠精確。【14】詹姆斯.科斯說，亨廷頓舉出的八大文明中，只有四種文明是同宗教認同的，而經濟最發達的兩種文明——西方文明和日本文明，都是世俗的。【15】徐國琦在《亨廷頓及其文明沖突論》中則說：“單從地理上談論文明，是不科學的，理應包括文明的現代含義，即把工業文明、科技文明、現代化等作為文明定義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從文明的現代意義上來看，根本不存在什么文明的嚴重沖突。”【16】這些學者有一個共同的缺陷就是將自己所認為的文明定義強加到亨廷頓的定義上，這是一種越俎代庖的做法，也正如王緝思所說的：“就這個意義上講，定義沒有絕對的錯與對之分。重要的是，同一作者對概念的使用不要前后矛盾，對他的批評應該先從他設定的定義出發，而不是從批評者設定的定義出發”。【17】因此，對于我們來說，關鍵是如何理解亨廷頓所界定的“文明”，“文化”，這才是最主要的，而不是“先入為主”——這是文本解讀的一個最大的弊病。另外，對于亨廷頓所界定的概念或者說定義是否出現“前后矛盾”的現象，這一點也是不可忽視的。

　　再次，在對亨廷頓的“思考邏輯”的探討上，我將重點選擇幾個部分。第一：對亨廷頓在回答 “為什么文化共性促進了人們之間的合作與凝聚力，而文化的差異卻加劇分裂和沖突?”這個問題背后所體現出的因果邏輯分析;第二：針對亨廷頓所劃分的“西方與非西方”的內在邏輯分析;第三：針對亨廷頓所提及的“文明沖突的宏觀與微觀層次的邏輯分析”第四：針對亨廷頓“文明的沖突的必然性與多元文明的共存”之間的邏輯進行分析;

　　最后，正如聶錦芳先生所說：“文本研究的落腳點是對其思想的評價。評價需要有參照系，因此研究者不能僅僅囿于文本領域內思考問題，必須在比較的視野內，即將此前所獲得的作者及其文本中的思想置于人類思想史的進程和圖景中，通過與其他流派、人物、文本的比較，凸現其內涵與特點;放在歷史變遷與當代社會的格局中，通過理論與實踐的比照，闡發其現實價值與意義研究歷史與最新動態”【18】因此，在我們對亨廷頓的相應的文本進行解讀并洞察其思想之后，我們很有必要將作者的思想放入到相同流派不同學者的思想框架中進行比較研究。當然，我們不可能像聶錦芳先生所說的那樣面面俱到，我們只是選擇一些比較有意義的，或者說在我看來比較重要的方面進行比較研究，來為作者的思想定位。為此，我將作者的思想置入“文明或者文化”的研究框架內。在這個框架內，從事此種研究的有湯因比，斯本格勒，英國學派的懷特等大家，將其思想與這些大家的思想進行對比，在這個框架內為作者的思想做一個簡單的定位，有利于獲得進一步的認識。

　　(III)亨廷頓文明沖突論“背景”的簡單探討

　　任何一種思想的源泉都是來源于作者生活的背景或者說環境。所謂的“烏托邦”或者“理想國”等類似的思想也是對現實生活的一種反判或者超越。正如湯因比如此評價包括柏拉圖《理想國》在內的“烏托邦”思想：“至于烏托邦的那些理想國，它們是靜態的假定。因為這些著作都是行動的綱領，卻偽裝成想象中的逼真的社會學;他們想刺激起來的行動幾乎永遠都是某一個正在衰落中的社會在某一個階段上的‘挽救狂瀾的行為’，如果不來這樣一種認為的制止下降的運動，這個社會結局一定會衰亡。絕大部分的烏托邦的最大希望只是想挽救下跌的運動，因為除非一個社會里的成員已經失去了再進步的希望，否則就不大會想到寫一本論烏托邦的書。”【19】任何一種思想都是來源于現實而不是脫離現實的天馬行空，同樣，亨廷頓的文明沖突思想也是如此，并沒有例外。于是，我們也要研究一下亨廷頓思想產生的背景。這個背景，在我看來，主要分為兩個，一個是國內背景，一個是國際背景，將兩者有機的結合起來，或許我們可以略知亨廷頓為什么要提出“文明的沖突”這個論題。

　　從國際背景來說，一方面，冷戰的結束，使得全球政治在歷史上第一次成為多極的和多文化的。20世紀80年代，隨著共產主義世界的崩潰，冷戰的國際體系成為歷史。在后冷戰的世界里，我們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樣的?我們的未來到底如何呢?對于這些問題，傳統的現實主義乃至自由主義大師們都不能很好的回答，更主要的是，作為“理論”，沃爾茲宣稱其要能夠“預測”到未來國際政治的發展變動，至少是重大事件的發生，但是，對于蘇聯的解體，對于那些迷信所謂的“物質性”因素(權力，軍事等)的現實主義大師們來說，他們也不能自圓其說。一個傳統的問題又回到了我們的面前，正如霍勒斯的一句名言所說的：“你可以把自然連同長柄叉一塊兒丟掉，可是她還將回來。”【20】人民和民族正試圖回答人類可能面對的最基本的問題：我們是誰?他們用人類曾經用來回答這個問題的傳統方式來回答它，即提到對于他們來說最有意義的事物。而這個最有意義的事物，在后冷戰的世界里，就是祖先、宗教、語言、歷史、價值、習俗和體制。他們通過認同于部落，種族集團，宗教社團，民族以及在最廣泛層面上認同文明，因此，在后冷戰的世界里，人民之間最重要的差別不是意識形態的，政治的，經濟的，而是文化的區別。

　　在這個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險的沖突越來越讓位于所謂的“文明的沖突”。事實上，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索馬里部族的流血沖突，盧旺達部落的流血沖突波及勒烏干達、扎伊爾、布隆迪，波黑、高加索、中亞或者克什米爾境內的文明之間的流血沖突，在南斯拉夫的沖突中，各派陣營清晰可見。俄羅斯向塞爾維亞人提供外交支持，而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和利比亞向波斯尼亞人提供資金和武器。在9-11中，好戰的伊斯蘭恐怖主義份子炸毀了美國的雙子星塔，在許多人的眼里，這是一個典型的文明沖突的力證。這些活生生的事實在現實主義乃至自由主義的解釋失靈之后所造成的思想真空中獲得了生存的空間，于是，其也被醞釀成“文明的沖突”。如果說我們并不在意這些事實，那么，我們或許就不會對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大加撻伐或者指責。正是因為我們承認了這些事實，承認了文明在新的世紀里在國際政治所扮演的重要性，亨廷頓的“文明沖突思想”才會落地生根，霎時枝繁葉茂!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必須看到，“20世紀的下半葉，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在全球展開，同時也發生了一場全球性的宗教復興。吉利斯.凱伯爾稱這次復興為‘上帝的報復’，它遍及所有的大陸、所有文明，實際上所有的國家。70年代中期，如凱伯爾所說的那樣，世俗化和宗教與世俗主義相適應的趨勢發生了‘逆轉’。一種新的宗教方法開始形成，它不再旨在適應世俗價值，而是旨在為社會組織重建一個神圣的基礎——如果必要的話，通過改變社會來達到目的。這種方法以多種形式表達出來，它提倡從失敗的現代主義中擺脫出來，將挫折和窮途末路歸因于脫離了上帝。它的主題不再使教義現代化，而是‘第二次向歐洲宣講福音’，其目標不再是使伊斯蘭教義現代化，而是‘使現代性伊斯蘭化’”【21】

　　在宗教的復興過程中，最典型的就是“原教旨主義”東山再起。“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印度教、佛教、東正教都經歷了原先的因某種原因皈依宗教的信徒掀起的信奉、傳播教義和舉行儀式的新浪潮。在所有這些宗教中原教旨主義運動都專注于對宗教教義、體制的凈化，其方式是好戰的，并根據宗教信條來重塑個人、社會和公共行為。”【22】雖然原教旨主義的運動，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給全球的政治帶來了巨大的影響，然而，它并不是這次宗教復興的唯一內容，而只是更大的宗教復興的一部分而已。在前共產主義國家，宗教的普遍存在和現實意義一直都是不言而喻的。宗教復興席卷了從阿爾巴尼亞到越南的許多國家，填補了意識形態崩潰后造成的空缺。在俄羅斯，東正教經歷了一場重大的復興。而與此同時，中亞出現了伊斯蘭教的復興，“盡管這場復興涉及到一些原教旨主義的政治運動，并得到了來自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外界鼓勵，但它基本上一場基礎及其廣泛的，主流的文化運動。”【23】

　　這場涉及全球范圍內的宗教復興也為冷戰后的人們尋求新的認同提供了一個基礎，而我們或許可以理解為什么冷戰后的人們不會重新認同意識形態，也不是像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中所說的——非西方國家注定要認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那樣。在亨廷頓文明的沖突思想中，他將“文明”限定在更小的一個范圍——“宗教”——或許我們可以明白其中的來由。

　　從國內背景來說，美國國內出現的多元主義思潮，在亨廷頓看來，正在侵蝕美國的立國之本——由西方文明所界定的民族認同以及美國信條原則所界定的政治原則。而在亨廷頓看來，第一個原則比第二個重要得多，正如他說到：“在一個世界各國人民都以文化來界定自己的時代，一個沒有文化核心而僅僅以政治信條來界定自己的社會哪里會有立足之地?”【24】事實上，亨廷頓在其有關文明的沖突的反批評文章中，也承認他的憂患意識來源對美國國內“文明沖突”的憂慮，他說：“……文明范式可能對美國也是有意義的。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這樣橫跨文明斷層線的國家趨向于分崩離析。美國的統一自始自終建立在歐洲文化和政治民主的孿生根基之上。這兩者一直是一代代的移民融入美國的立國之本。美國信念的精髓是個人的平等權利。歷史上的移民和被放逐的人群在美國社會里為爭取平等待遇而進行的斗爭中，都奉行這一新的原則并從而使之保持活力。最顯著而成功的努力是50年代和60年代由小馬丁.路德.金所領導的民權運動。但是，自此之后的要求卻從個人平等權利轉到了黑人和其他群體的特殊權利(矯正行動和類似措施)，這種訴求同作為美國政治統一之基礎的根本原則是完全背道而馳的：他們拒絕一個個人平等的‘不論膚色’的社會，而是促成一個由政府賦予某些群體以特權的有‘膚色意識’的社會。與此進行的一場運動，是知識分子和政治家開始推行一種‘多元文化主義’的意識形態，并開始堅實要從非歐洲人全體的觀點出發，重寫美國的政治史、社會史和文學史，走到極端的是，這一運動要把少數民族集團里名不見經傳的領導人的重要性提高到同開國元勛平起平坐的地位。特殊群體的要求和多元文化主義的要求都會導致美國國內的文明沖突，導致小阿瑟.施萊辛格所說的‘美利堅分裂國’。”

　　“美國正在民族上和種族上越來越多樣化。根據人口統計局的估算，到2050年美國人口將有23%的拉美后裔，16%的黑人，10%的亞裔美國人。過去美國成功的從幾十個國家吸收了千百萬移民，因為他們使用了占優勢的歐洲文化并熱情的接受了自由、平等、個性主義、民主的美國信念。當美國人口的50%變成拉美裔或者非白人時候，這一模式還會繼續占上風嗎?新移民能夠同化到迄今為止在美國占統治地位的歐洲文化中趨么?如果他們不能，如果美國變成真正的多元文化，內部的文明沖突蔓延，它還能繼續作為一個自由民主國家而存在下去嗎?美國的政治自性扎根于它的建國文獻所闡明的原則之中。如果美國非西方化了，這是否也意味著它的非美國化?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如果美國人不再堅持奉行他們的自由民主的，根植于歐洲的政治意識形態，我們所認識的這個美國就會不復存在，就會步另外那個以意識形態為規范的超級大國之后塵，進入歷史的垃圾堆。”【25】

　　在這里，我們可以清楚的意識到美國國內種族問題及其文化問題是如何嚴重的影響亨廷頓的思想。其將國內問題與國際問題聯系起來，這無可厚非，正是國內問題的嚴重性使他對擴大化了的認同——文明——在國際政治中所發揮的影響充滿了敏感性。但是，在這里，我想說一點，在將國內的種族問題和文化問題轉移到國際上的文明沖突問題的過程中，這種轉移是不是有缺陷的呢?在美國，對于那些聚集在一起的少數民族——例如黑人，華人，柬埔寨人，印度人，猶太人與各自偉大的文明有什么關系呢?美國的少數民族群體并不是從他們祖輩居住的地方隨機抽出來的。“在美國的一百萬華人代表不了比他們多一千倍的全中國人。在美國的印度人也代表不了全體印度人。美國的每一個少數民族群體都是如此。訪問愛爾蘭的人會驚訝的發現那里的情況跟美國波士頓的愛爾蘭裔居民大不相同。而原因呢?是因為當年移居美國的愛爾蘭人只是來自愛爾蘭的某些地區和階級，還是因為美國的文明或文化對世世代代的愛爾蘭裔人口產生了影響?”【26】今天的美國少數民族更多的是來自移民的結果。“而移民的確是來自原先各個社會的特定的地區，階級和亞群體，那些地區和亞群體往往有著向外移民的傳統……他們在僑居的外國逐漸形成了一個少數民族群體，而這些人的原籍很可能只是同一個或者幾個很小的地區”。內森.格萊則繼續說到：“那么，試問這些人如何能體現或代表他們原籍的‘文化’呢?……如果我們說的是大概念的文化，例如儒學文化，佛教文化或道教文化，那么那些來自中國南方沿海地區，連中國的‘貫話’(普通話)都不會說的貧苦農民，能讓我們看到這些文化的什么東西呢?那些來自意大利南方、沒有受過教育的意大利窮人，又能讓我們對意大利文化了解多少?能說它體現的是天主教歐洲、地中海沿岸、農民生活的文化或者文明嗎?從文化解釋的角度看，這些范疇都太大，太廣闊了。”【27】同樣，亨廷頓在將國內體現出的文化問題或者種族問題映射到國際上的文明問題時候，從國內不同種族的沖突問題轉移到國際上文明的沖突時，這個過程很可能存在了缺陷。如果不理解這一點，我們就不能很好的理解為什么過去歷史上的移民們都能夠遵守美國的信條，深受美國的影響而成為美國的一份子，而今天這些移民、新群體為什么就不能遵守美國信條了呢，而美國人就擔心了呢?不可否認，這些群體本身會受到所在國的文化或者說文明等的影響，但他們并不一定可以代表他們那個群體更大范圍的文化或者說文明，也不一定說他們的文化就不能就同化甚至被改變。然而，在我們聲稱文化可以改變的今天，我們卻陷入了文化不可改變的沼澤中，因為我們一直都用過去幾千年的文化傳統來解釋今天發生的一些行為乃至現象。

　　(IV)對亨廷頓文明沖突論“思想內容”的解讀

　　對亨廷頓文明沖突論思想內容的解讀，主要分為兩部分，第一是“關鍵詞匯”以及“疑難語句”的解讀(說明：由于時間與篇幅關系，在此學生省略對疑難語句的解讀，在此請老師原諒和理解)。第二是對亨廷頓的“思考邏輯”的探討，主要有四個：第一：亨廷頓在回答“為什么文化共性促進了人們之間的合作與凝聚力，而文化的差異卻加劇分裂和沖突?”這個問題背后所體現出來的因果邏輯分析;第二：針對亨廷頓所劃分的“西方與非西方”的內在邏輯分析;第三：針對亨廷頓所提及的“文明沖突的宏觀與微觀層次的邏輯分析”第四：針對亨廷頓“文明的沖突的必然性與多元文明的共存”之間的邏輯進行分析(說明：由于時間與篇幅關系，在此學生省略了對第二，第三，第四點的解讀，著重講最重要的第一點，希望老師原諒!)

　　第一：亨廷頓聲稱要為冷戰結束后的世界提供一幅既簡單也不過于簡單的“地圖”，而其意圖也是要創建一個新的范式——文明的沖突。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任何一個范式或者說理論都是對現象的簡化加工，任何一個范式也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某一種范式，確實能夠“看到”其他范式看不到的“現象”，但同時它卻不可能“看到”由其他的角度才“看得到”的現象。于是，文明沖突的理論并不一定需要代替其他范式，范式就是一個工具箱，一旦需要的時候，他們就能被使用，關鍵的不是范式本身，而是在需要的時候挑選“工具”的能力。而作為一個范式，作為一套建筑在一個“認知意向”之上的“分析架構”，按照孫隆基的說法：“都有其作為分析對象的‘硬核’現象。這個分析架構的‘先定假設’，正是為了捕捉作為它分析對象的‘硬核’現象才成立的。因此，這套分析架構遂配備有獨具一格的概念范疇，使它能夠對‘硬核’現象照顧得特別周到。然而，當這些概念范疇越出了這個‘硬核’的現象時，這個分析架構就不可避免地達到了它的分析能力的‘邊緣’”【28】。因此，要對亨廷頓的思想進行相應的文本解讀，相應的概念就必不可少。具體到這個問題，其所涉及到的關鍵詞匯(概念)主要是“文明”，“文化”，“認同”，“種族和民族”，而其中尤以“文明”和“文化”為最，以下將重點探討這兩個詞匯。

　　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國際秩序的重建》中對“文明”與“文化”的內涵及其兩者關系做出了簡單的概括。首先，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個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亨廷頓繼續說：“因此，文明是對人最高的文化歸類，是人們文化認同的最廣范圍，人類以此與其它物種相區別。文明既根據一些共同的客觀因素來界定，如語言、歷史、宗教、習俗、體制，也根據人們主觀的自我認同來界定。”【29】所以，亨廷頓所界定的文明或者說文化首先就剔除了“文化或者文明中所包含的‘物質性’要素”，也就是說，亨廷頓所界定的文明或者文化首先就是“觀念性”的，而不是無所不包，廣義上的“文化”或者“文明”。另外，正如海沃德.阿爾克在《外交》季刊發表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亨廷頓對于文明的“定義排除了”世界文明的思想。正是因為亨廷頓認為文明是對人最高的文化歸類，是文化認同的最廣范圍。也正如亨廷頓所提到的，對于“普世文明”一詞的使用將那些歷史上曾經被稱為文明的最大的文化實體叫做“文化”或者“次文明”，這將會造成語義上的混亂。【30】其次，亨廷頓繼續說到：“然而，正如雅典人所強調的，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觀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人類歷史上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被基本等同于世界上的偉大宗教;那些具有共同的種族和語言，但在宗教上相異的人們可能相互屠殺，就像在黎巴嫩、前南斯拉夫和南亞次大陸所發生的那樣。”他繼續提到：“同種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產生深刻的分裂;不同種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趨向統一。人類群體之間的關鍵差別是他們的價值、信仰、體制和社會結構，而不是他們的形態和膚色。”【31】同樣，他又說到：“在戰爭的過程中，多樣的認同隱退了，與沖突相關的認同開始占上風。這種認同總是以‘宗教’來定義的。在心理上，宗教為反對‘不信仰上帝’的力量的斗爭提供了最令人放心的和最堅實的理由，而那種力量往往被視為一種威脅。在現實中，宗教的或文明的群體，視卷入沖突的地方集團能夠尋求支持的最為廣泛的群體。”【32】“…….由于宗教信仰是區分文明的主要特征，因此斷層線戰爭幾乎總是在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之間展開……人類幾千年的歷史證明，宗教不是一個‘小差異’，而可能是人與人之間存在的最根本的差異。斷層線戰爭的頻率、強度和暴力程度皆因信仰不同的上帝而極大的增強。”【33】至此，亨廷頓又將文明的界限或者說內涵縮小了，其所指的文明其實就規約為“宗教”，而“宗教”在文明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在他看來，超過了所謂的種族和民族沖突。所以，亨廷頓說到：“區域政治是種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然而，他又曾經說到：“文明是終級的人類部落，文明的沖突則是世界范圍內的部落沖突。”【34】可以說，亨廷頓在此對文明的定義及其內涵的闡述已經出現了“自相矛盾”的征兆。當然，按照作者自己的話說——“根據文化特征把人們劃分為不同的文明與根據身體特征把人們劃分為不同的種族，其結果有相當大的重合。然而文明與種族并不等同。”【35】——從這個角度來說，如果民族或者種族之間的斗爭恰恰好是由于文化認同或者更廣層面上的文明認同所導致的，那么，種族斗爭就與文明的斗爭重合，區域政治的斗爭其實也是全球文明的斗爭，如果不重合的話，那么，種族的斗爭還是種族的斗爭，文明的斗爭也僅僅是忽略種族的斗爭。從歷史上看，種族之間的沖突往往與文明的沖突相重合。“根據一項統計，冷戰期間共發生的約32次種族沖突，包括阿拉伯和以色列、印度和巴基斯坦、蘇丹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斯里蘭卡的佛教徒和泰米爾人、黎巴嫩什葉派和馬龍派之間的斷層線戰爭。在40年代和50年代，約有一半的內戰是認同戰爭，但是在其后的三十來年中有將近3/4的內戰屬于認同戰爭，在50年代至80年代末期間涉及種族集團的對抗增加了3倍”。【36】冷戰的結束，種族沖突事實上出現了某種高潮，無論是前南斯拉夫的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地亞人、斯里蘭卡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等宗族沖突之間，還是土耳其人和希臘人之間，土耳其和亞美尼亞人之間，車臣人還有印古什人之間，俄羅斯人和車臣人之間的種族沖突，其實背后是深刻的清晰可見的文明沖突。從某種程度來說，區域政治是種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種族政治與文明政治之間的重合大于它們的不相重合之處。而這種種族政治與文明政治，按照亨廷頓的觀點，那就是“從宏觀層面上面看，文明的主要沖突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間展開的，但在微觀層面和地區層面上，它卻是在伊斯蘭和非伊斯蘭之間展開的。”【37】

　　推薦期刊：南方文物(季刊)創刊于1992年，是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館主辦的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