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是由《文學評論》發表的一篇文學期刊，創刊于1957年，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辦的全國性文學研究和理論批評的大型學術刊物。刊物重視對新時期文學成果的研究和評論，注意扶植中青年文學研究工作者，為繁榮文藝，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做出自己的貢獻。主要發表關于文學理論、中外文學史上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學史問題、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文學創作和理論的研究和評論文章。

　　摘要：本文擬從《圍城》這部小說諷刺特色的角度分析它的語言藝術，以此來表現錢鐘書先生博學睿智的才識，以及他精辟辛辣、幽默雋永、細膩婉轉的語言風格。

　　關鍵詞：《圍城》;語言藝術;諷刺特色

　　《圍城》是錢鐘書先生創作的唯一一部長篇小說，從它的藝術價值看，是中國現代文學少數可以傳世的佳作。它的創作基調是諷刺，其語言的獨特性在于強烈的諷刺性，他嶄新的創造在于通篇作品中沒有用說教來揭露他所看到的社會弊病，而是活用諷刺來展示各個側面的丑惡。

　　一、諷刺手法在《圍城》中靈活多樣

　　《圍城》中的語言獨具特色，無處不閃爍著幽默、諷刺、智慧的火花，《圍城》中活用諷刺恰到好處，可謂新奇巧妙，充分體現了作者駕馭語言的高超技術。

　　一是善于運用文言文語句進行諷刺。錢鐘書先生接受過良好的中國古典文學的熏陶，在《圍城》中，錢鐘書靈活地運用了文言詞語對人物進行刻畫與諷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寫到方遁翁時，就有如下描述：“女人留洋得了博士，只要洋人娶要她，否則男人至少是雙料博士，鴻漸，我這話沒說錯罷?這跟‘嫁女必須勝吾家，娶婦必須不若吾家’，一個道理。”這里的“嫁女必須勝吾家，娶婦必須不若吾家”是一句文言文，作者通過這一句話，諷刺了方遁翁的男尊女卑的思想，也諷刺了他賣弄學問的本質。還有點金銀行周經理的這樣一段話：“賢婿才高學富，名滿五洲，本不須以博士為夸耀。然令尊大人乃前清孝廉公，賢婿似宜舉洋進士，遮幾克紹箕裘，后來居上，愚亦有榮焉。”這段話整段都是文言文，作者就利用文言文的作用讓讀者與自己產生共鳴，諷刺周經理的虛偽、虛榮、市儈的嘴臉。

　　二是借用英文進行諷刺。一般來說，行文中，現代漢語能表達清楚的，就不需再借用外來詞語了，胡亂地使用會有反效果。然而，錢鐘書先生在小說中運用了英文，卻是達到了諷刺人物的效果。如：張吉民接待方鴻漸時所說的一段話“Hello! Doctor方，好久不見!”“Sure!have a look see!”“Sure!值不少錢呢，Pleny of dough。并且這些東西不比書畫。買書畫買了假的，一文不值，只等于Waste paper。磁器假的，至少還可以盛菜盛飯。我有時請外國Friends吃飯，那就用那個康熙窯‘油底藍五彩’大盤做Salad dish，他們都覺得古色古香，菜的味道也有點Old-time。”在這里，作者生動形象地刻畫了張先生那種崇洋媚外的丑態，諷刺了他善于賣弄自己，炫耀自己的走狗身份。

　　另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錢先生常常利用諧音在人名、詞語的翻譯上做文章，以達到諷刺的效果。例如李梅亭在自己的名片上將“李梅亭教授”譯成英文“professor may din lea”(五月，吵鬧，草地)，錢先生還假借趙辛楣之口將“梅亭”與“mating”(交配)聯系在一起，飽含諷刺之意，使假道學李梅亭的好色本性再一次自然地流露出來。

　　三是巧妙活用詞語進行諷刺，使得語言有別樣的異味，給人一種新的感覺。例：“后來跟中國‘并肩作戰’的英美兩國，那時候只想保守中立，中既不中，立也根本立不住。結果這‘中立’變成只求在中國有個立足之地，此外全讓給日本人”。“中立”作者在這里分拆開來變成“中不中”“立也不立”“在中國有個立足之地”這幾種思想，滑稽地嘲諷了英美兩國的無能。其中“并肩作戰”也屬于詞語的超常用法中的變異方式。

　　此外，《圍城》中諷刺手法靈活多樣，比喻、用典、重復、比較、推理等手法處處見鋒芒，達到近乎完美的諷刺效果。

　　二、諷刺對象在《圍城》中無所不包

　　錢鐘書先生在小說《圍城》中，諷刺的對象相當廣泛，無所不包，他在自序中說：“在這本書里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寫這類人，我沒有忘記他們是人類，還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而這一類人物，就是當時的病態的知識分子。《圍城》中常用詼諧的鋒刃刺向這些所謂的“無毛兩足動物”。

　　可以說，在《圍城》里的“蕓蕓眾生”中，幾乎每個人物出場時作者都對其肖像進行了一番諷刺性描繪。常常采用既含蓄而又挖苦的漫畫式筆法，令其形神畢露。例如，那位出場一次的“哲學家”，他的名氣是靠同外國著名哲學家通信和會面獵取來的。當他沾沾自喜吹噓他同羅素會面的對話時，其實是在揭露自己的空虛和無聊。再如三閭大學校長高松年，自稱是一位研究生物的老科學家，人們卻看不到他的科學家風范。其實是一位心術不正，好色貪杯玩弄權術的學界官僚，他本身就是那所黑暗腐敗的大學的化身。在法國取得文學博士頭銜的蘇文紈號稱“才貌雙全”的“女詩人”，但她的“得意之作”竟是抄襲的一首德國民歌。自稱是“詩人”的曹元朗，其“杰作”《拼盤姘伴》，令人發噱作嘔。這兩個最后卻結成秦晉，確是“珠聯璧合”。像這樣的例子，在《圍城》中隨處可見。每一個人物，在錢鐘書的筆下都化作一幅幅諷刺性極強的漫畫。

　　在《圍城》中，作者不但對“知識分子”行車走卒之輩進行盡情調侃嘲弄，就連那些沒有生命的事物也要戲謔一番。如“桌子就像《儒林外史》里范進給胡屠戶打了耳光的臉，刮得下半斤豬油”，寫的是鄉村小旅館里骯臟的桌子：“侍者上了雞，碟子里一塊像禮拜堂定風針上鐵公雞施舍下來的肉”，寫的是西貢酒家里堅韌異常的“佳肴”;“這不是煮過雞的湯，只像是在里面洗過一次澡”，寫的堂堂的三閭大學系主任宴請賓客的清淡如水的雞湯;“魚像海軍陸戰隊，已經登陸了好幾天;肉像潛水艇士兵，會長期伏在水里;除醋以外，面包、牛油、紅酒無一不酸”。這一串不相宜的事物寫是方鮑二人一整天“什么都別扭”的倒霉相，作家擷取人生中富有諷刺喜劇色彩的片斷，調色畫像，渲染加工而進行的輕松的幽默。

　　在人物的展示過程中，作者對官場腐敗、政府無能、學術虛偽、社會落后等都不失時機的進行嘲弄諷刺，錢仲書的筆觸及了那十里洋場的政界、銀行界、新聞界、和工商界的丑陋，還描寫了寓公們的可笑可鄙生活。那么下面各例則是作家刻意用他那支戰斗的筆，對當時社會上的政治群丑、無聊文人的丑態所制作的活畫像：“可是方鴻漸也許像這幾天報上戰事消息所說的‘保持實力，人造戰略上的撤退’”。借方鴻漸的表現批判了國民黨投降賣國的政策。又如把方鴻漸一行人在泥濘路上鞋底上沾滿的泥巴比作“抵得貪官刮的地皮”，把店里長久銷售不掉的半生不熟的肥肉的顏色比作“像紅人倒運，又冷又黑”，鋒利而貼切，逗人發噱。這些脫口而出的比喻，看似漫不經心，實質包含著作家對那些食人者無情的鞭笞和批判。對書中刻畫的那些道貌岸然、整日掛著牛津、劍橋的幌子標榜自己，招搖過市，實則不學無術的無聊文人，作家同樣地用他那支辛辣的筆觸，借用諷刺性的比喻，將他們的面紗揭去，還之以本來面目。

　　三、諷刺藝術在《圍城》中顯赫地位

　　一部優秀的小說應描繪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巴金曾說過，讀者關心的是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運，傳統的小說一般比較注重小說的思想內容，講究故事情節的完整性和曲折性。而《圍城》給我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倒不是作品的主題、故事情節，而是鐘書先生那種所特有的對社會、人生獨特的、辛辣的嘲諷。小說雖也有一個較為明顯地主題，卻沒有一個完整的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主題、情節不被讀者所重視，不是因為作品的主題，情節沒有什么社會價值，而是因為錢鐘書先生那種對生活獨特的、辛辣的諷刺藝術特別突出搶眼，引導讀者眼光由社會朝心理病態及丑惡靈魂的挖掘轉移，不以激烈的矛盾沖突取勝，而以精妙有趣的諷刺藝術感染讀者。

　　諷刺藝術在《圍城》中的地位是非常明顯的。不似傳統小說借助典型的環境加以渲染，而主要是通過各種諷刺的藝術手法刻畫人物。作品雖然也注重描繪時代背景，并使其成為作品的重要內容，但在處理它與人物形象塑造的關系上是無法比擬的。一部好作品至少應該在某方面具有鮮明的特色，才能顯示出作者的獨特個性和品質。比如契柯夫的作品辛辣諷刺，帶著“含淚的微笑”;歐•亨利追求精巧的構思;茨威格擅長描寫女性……《圍城》所表現出來的是錢仲書的學者式的幽默諷刺，這種諷刺絕不同于新文學史上其他類似的諷刺小說家。

　　正如黑格爾所說：一切精神活動的目的都在于使人的主觀意圖與倫理世界和自然界的客觀規律的結合，即它的自由，并且成為有意識的。由此可見，藝術的使命在于現實的調和。如果不能調和，則遁入其身。按照黑格爾的觀點，對現代人來說，出路只有一條，即到主體的內心自由中尋找避難所。作為藝術，應該有各種表達其意義的手段，不同的藝術，表現手法亦不同。《圍城》則采用高明的諷刺藝術。錢鐘書先生在《圍城》中，通過諷刺的多樣性的使用，讓人們感受到諷刺背后對方方鴻漸等人的一些同情。錢鐘書先生冷眼旁觀，忽冷嘲，忽熱諷，出盡了那些庸俗知識分子的洋相，表現出知識分子對悲慘命運的那份無奈，讓人于幽默中體會到潛藏于后的悲劇意味以及對生命的無奈。

　　總之，《圍城》的諷刺藝術，給我們展示了一個豐厚獨特的新天地，在小說里對社會不容情面的蹊落、挖苦的背后，又蘊涵著作者那樣多的對人生的熱望，通過方鴻漸的命運，剖析當時灰暗社會的丑陋，更重要的是想喚醒在“圍城中徘徊、掙扎的人們，沖破圍城，去走自己的新路”。因此，錢鐘書先生獨特的諷刺藝術，不僅在《圍城》中獨占鰲頭，而且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參考文獻：

　　[1] 章曉俊.淺談《圍城》的諷刺藝術特色[J].湖州師范學院學報，2002(s1).

　　[2] 裘新江.投向人性丑惡的理性之光——吳敬梓與斯威夫特之諷刺比較[J].滁州師專學報,1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