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新聞是對新近發生事實的報道，新聞更是自由的。但是這個事實卻只是表面航的事實，新聞自由也只是在一定范圍內的自由，這就是新聞行業里的新聞控制。本文是一篇優秀的新聞傳播論文，請大家作個參考。

　　摘要 進行新聞控制的中介是新聞媒體結構，而新聞媒體所有制由單一結構向著混合結構的發展，表明新聞媒體結構所發生的這一變化，將保障新聞控制合法性與有效性的一致實現。

　　關鍵詞 新聞控制,新聞媒體所有制,新聞媒體結構

　　新聞控制就是在新聞體制的基礎上，對新聞傳播活動，特別是針對新聞媒體所進行的種種調控與制約。因此，如何進行新聞控制，實際上將涉及與新聞體制相關的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行業性的新聞調控，主要對新聞媒體結構進行調控;另一方面是規范性的新聞制約，主要是對新聞媒體傳播活動進行制約。

　　事實上，新聞媒體結構與新聞媒體傳播活動是密不可分的，新聞媒體結構的現實類型如何，將決定著新聞媒體傳播活動的可能傳播范圍;而新聞媒體傳播活動的現實效應如何，則將規定著新聞媒體結構的可能演變趨向。在新聞媒體結構的類型演變與新聞媒體傳播活動的效應范圍之間，隨著基于不同新聞體制之上新聞控制的進行，也就相應地形成了新聞控制的不同類型。

　　從新聞體制的角度來看，無論是新聞媒體結構，還是新聞媒體傳播活動，新聞控制類型與新聞媒體結構類型直接想相關，而與新聞媒體傳播活動間接相關。這是因為，新聞控制往往是通過對新聞媒體結構進行行業性的新聞調控，來達到對于新聞媒體傳播活動進行規范性的制約。這就是說，離開了行業性的新聞調控，是無法實現規范性的新聞制約的。

　　當然，這也并不是說，規范性的新聞制約沒有行業性的新聞調控重要。恰恰相反，如果沒有規范性的新聞制約，行業性的新聞調控是根本不可能進行的。這無疑證明了，在新聞媒體結構與新聞媒體傳播活動之間，雖然可以在理論上進行有所側重的討論與分析，而在現實的新聞傳播活動之中，實際上是無法真正剝離開來的。這首先就意味著在新聞控制中，對于新聞媒體傳播活動所進行的新聞制約，在一般情況下，是通過對于新聞媒體結構的新聞調控來實現的，因而新聞媒體結構具有著某種中介性質。與此同時，這也就意味著，新聞調控與新聞制約將會是一個共時性的新聞控制過程，盡管兩者之間在新聞控制類型上的表現具有著直接與間接之分。

　　在所有新聞媒體及其新聞傳播活動之中，從紙質媒介到電子媒介，如果說對報紙曾經進行過有效的新聞控制，那么，對網絡如何進行新聞控制，如今乃是令人頭疼之事，因其難度最大而只能訴諸新聞傳播活動的未來發展。因此，對廣播電視進行新聞控制，無疑成為現實可行的研究重點。這就在于，廣播電視居于從報紙向網絡的媒介發展之間，對廣播電視進行新聞控制，不僅可以承襲曾經有效的經驗，而且更能夠為指向未來而提供現實的種種教益。

　　由此可見，面對廣播電視如何進行新聞控制，必須回到廣播電視新聞媒體的所有權這一根本上，并且以新聞媒體結構的演變為主，來對新聞控制進行當下討論。這是因為廣播電視這一電子媒介所需要投入的資金量比較大，因而在所有權的判別上就更為明晰，實際上也形成了私有、公有、國有三種廣播電視業所有制，而與之相對應則是新聞媒體結構從單一所有制的廣播電視業結構，向著混合所有制的廣播電視業結構發展。

　　從私有廣播電視業結構的國家代表美國來看，其最大特點就是市場競爭激烈。到20世紀末，“美國私營商業廣播電臺占全國廣播電視的總數的93%。私營商業電視臺占全國電視臺總數的76%”。這就表明，市場競爭促進了廣播電視新聞傳播，特別是電視新聞直播的重大改變。不過，在美國除了私有廣播電視業之外，還有公有廣播電視業，而公有廣播電視業的宗旨是為公眾提供教育或服務，因而被稱為公共廣播電臺與公共電視臺，而其主辦者可分為四類：州政府、地方教育部門、高等學校、非營利性公共團體。經費來源根據美國國會在1967年通過的公共廣播電視法案，主要依靠政府和經辦部門的撥款或基金會的捐款、大企業的贊助、觀眾的自愿捐款和出售節目的收入。所以，1968年就成立了公共廣播公司，旨在統籌聯邦政府撥款的分配和使用，協調公共廣播電臺，公共電視臺之間的關系，促進公共廣播電視的發展。①

　　在美國，不僅公有廣播電視業受到根據國會立法建立的管理機構的管理控制，而且私有廣播電視業也同樣受到根據國會立法建立的管理機構的管理控制。不過，由國家立法設立的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雖然是新聞傳播的最高管理機構，但發揮作用有限。這主要是因為它受到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和第五、六修正案(即保障憲法條文的實施)的限制，使它在進行新聞控制時往往舉步維艱。

　　這就表明，無論是政府，還是行業所設立的管理機構，在進行新聞控制之中必須依法實施，與此同時，管理機構所進行的新聞管理控制，不僅應該體現出對于廣播電視新聞媒體的法律保障，也更應該有利于推動廣播電視新聞媒體展開行業道德的自我約束，只有這樣，新聞控制才是真正有效的。

　　除了依法建立的管理機構所進行新聞管理控制之外，還由美國政府實施新聞行政控制，表現為剛性的新聞制約與柔性的新聞調控兩種方式，政府在以司法行政權強制實行剛性新聞制約的同時，更是通過其他渠道來非強制地實行柔性新聞調控。所以，實行軟性的新聞調控是政府主要采用的新聞控制方式，這就是說，美國政府實施的新聞行政控制是以新聞調控為主的。

　　最主要的柔性新聞調控形式，就是政府通過各級公關網絡來有效地利用公務信息，使新聞傳播活動在無形中受到新聞調控。在美國，從聯邦政府到州政府，都設立公共關系機構，試圖通過這樣的機構來樹立政府形象。據統計，聯邦政府有6000人從事公關工作，每年耗資1.64億美元。白宮還有單獨的公關機構，尼克松當政時就擁有一支60多人的公關隊伍。在1985年財政年度，政府的公關開支達4.36億美元。

　　美國新聞媒體面對政府公關人員所提供的政府消息，往往會在有意無意之中受到其無形的調控——正如美國學者所說的那樣：“他們想當政府的批評者。他們竭盡全力避免成為政府的工具，但他們明白，白宮、國會議員和行政官員在利用他們，而他們對此無能為力。官員是他們的消息來源，反過來官員們又利用他們的語言把這消息公之于眾。”②無庸諱言，這只是從柔性新聞調控的負面影響來看問題。事實上，通過公關渠道進行政府公務信息的發布或透露，不僅可以使公務信息迅速成為新聞，而且還可以揭示或暴露政府內部的陰暗面。“水門事件”的揭露，對于美國社會產生的新聞沖擊所形成傳播效應，應該說是具有典型性的。

　　相對于美國以私有廣播電視業結構為主，英國則以公有廣播電視業結構為主，并且成為公有廣播電視業結構的國家代表。英國廣播公司作為公營廣播公司獨霸英國的廣播電視業，一方面推動了英國新聞事業從廣播業階段向著電視業階段的迅速發展;另一方面英國廣播公司壟斷電視的一統天下格局，已經極大地阻礙了英國電視業的正常發展。由此，在英國興起了“壓力運動”，成立了“大眾電視委員會”，強烈要求建立私營商業廣播電視臺以促進新聞傳播活動的全面發展。可以說，通過公眾輿論施加壓力以推動新聞媒體結構的及時調控，也就成為英國實施新聞控制的公共方式之一。

　　1973年，第一家私營商業廣播電臺倫敦廣播公司開播。至此，英國公有廣播電視業結構的單一壟斷局面被打破。到了1992年，英國政府發表綠皮書，提出對新聞體制進行改革的設想。所有這些依法對新聞媒體結構實施的具體改革，都是為了徹底打破英國廣播電視業的壟斷現狀而進行的行政新聞控制。盡管英國政府對廣播電視新聞媒體結構進行改革的決心很大，但是，整個改革過程表現為一個漸進性的過程，一直延續到二十一世紀的到來。③

　　相對美國與英國，蘇聯廣播電視業成為國有廣播電視業結構的國家代表。蘇聯進行國家統一管理和經營的廣播電視業結構，是由中央、加盟共和國、地方(邊疆區、州)三級的廣播電視媒體所組成的。因此，廣播電視的經費靠國家撥給，中央臺一貫不播廣告，地方臺也只有少量廣告收入。單一的國有廣播電視業結構，產生了以下的三大不足：第一大不足表現為缺少媒體與媒體之間競爭的動力，新聞傳播活動質量無法得到改善;第二大不足表現為廣播電視媒體偏重于向上級負責，新聞傳播活動缺乏主動性和創造性;第三大不足表現為自上而下的宣傳居多，自下而上的表達公意甚少。

　　蘇聯解體之后，作為蘇聯領土上最大加盟共和國的俄羅斯，不僅成為其廣播電視媒體的最大繼承者，而且其中央新聞媒體全都被俄羅斯新聞出版部統管起來，負責進行新聞控制。到了1992年6月底，在俄羅斯新聞出版部登記注冊的新聞媒體，出版物有4000種，各級廣播電視機構300余家。此時的俄羅斯，只有兩個全國性的政府廣播電視機構，除了成立不久的全俄國家電視和廣播公司之外，就是由蘇聯中央廣播電視機構一再改組而成的俄羅斯公共電視公司，專門從事電視傳播活動，51%的股份為國家所有，其余股份出售給12家民間企業或公司。此外，俄羅斯還有將近300家私營廣播電視臺，一般都租用國有媒體的設備播放節目。

　　這樣，隨著從蘇聯的單一國有廣播電視業結構，進而轉變為俄羅斯的國有、公有、私有三者并存的廣播電視業結構，政府進行新聞控制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1992年，根據俄羅斯聯邦總統頒布的《關于俄羅斯聯邦新聞中心的命令》，設立了俄羅斯聯邦新聞中心，其主要任務就是協調國家定期出版物，包括報刊、廣播電臺、電視臺的活動;保證新聞媒體及時、準確地報道有關國內改革進程的消息和對國家政策做出解釋;幫助溝通總統、政府同各社會組織、黨派的聯系;幫助國際新聞界擴大對俄羅斯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的報道，與國外建立信息和文化聯系等等。④

　　這樣，在俄羅斯，除了通過建立行政機構來進行新聞控制之外，還注重運用經濟上有區別地對待的行政手段，來促使新聞媒體走向市場化。一方面，對政府所屬的新聞媒體，除了負責人事組織安排，保證公務信息來源之外，通過直接撥款，來進行大力扶持;另一方面，將其余的新聞媒體推向市場，使其通過市場運作來獲得必不可少的資金。于是，在促成了新聞媒體傳播活動多樣化的同時，也推動新聞媒體結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從新聞媒體結構在三個具有代表性的國家中所發生的現實演變來看，首先看到的就是新聞媒體結構，基本上是從單一的結構類型向混合的結構類型進行著轉換，推進了新聞傳播活動水平的迅速提高;其次是對于新聞媒體結構與新聞媒體傳播活動進行的新聞控制，在手段從單調到多樣進行變化的同時，更注重在法律之內實施以新聞調控為主的新聞控制，尤其是注重新聞調控的有效性，使之與新聞制約的合法性，能夠在新聞控制的實施過程中達成一致。

　　注釋

　　1 陶涵主編：《比較新聞學》，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162頁。

　　2 童兵主編：《中西新聞比較論綱》，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頁。

　　3 陶涵主編：《比較新聞學》，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頁。]

　　4 鄭超然、程曼麗、王泰玄著：《外國新聞傳播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65、266、2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