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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從明朝中后期開始,蘇州婦女服飾從樸素保守漸趨轉為華美高貴,甚至逾禮越制。這一轉變既與明清時期蘇州商品經濟的繁榮、手工業生產技藝的精細有關,傳統禮教的漸趨敗落和婦女家庭地位的提高也是其重要原因。

　　關鍵詞:國家人文歷史,明清,蘇州,婦女,服飾

　　明清時期蘇州是全國一大都會,經濟發達,賦稅甲于天下。與此相應,蘇州百姓生活相對富裕,以致有“服食器用兼四方之珍奇,而極一時之華侈”[1]之說。這股奢侈風氣的始作俑者是一些富商大賈、巨室豪族,然而論及引領“時尚”者,則非女性莫屬。在當時蘇州“多奢少儉”的社會風氣影響下,婦女們在服飾方面力求華美高貴即其突出表現。

　　一、時尚之都蘇州的婦女衣飾

　　明立國之初,戰火甫熄,經濟蕭條,百姓致力于耕稼、紡織以輸徭役,消費能力有限;朝廷對各色人等服飾有明確規定,以“明尊卑,別貴賤”。

　　在婦女衣飾方面,上至朝廷命婦,下至庶人婦女、奴婢,各有定制,禁止僭越。士庶妻女服制,洪武三年(1370)定為“服淺色團衫,用纻絲、綾羅、紬絹。”洪武五年(1372)又令:“民間婦女禮服惟用紫絁,不用金銹,袍衫止紫、綠、桃紅及諸淺淡顏色,不許用大紅、鴉青、黃色,帶只用藍絹布”,而“凡婢使,絹布狹領長襖,長裙。小婢使,長袖短衣,長裙。”[2]因此,明初婦女服飾樸素守制。

　　至嘉靖(1522—1566)后期,奢侈之風漸起。

　　服飾方面,一改明初情形,趨于華麗高貴,甚至逾禮越制。不僅富貴人家的女性突破品級規定,即便平民婦女乃至被人視為身份卑賤的倡優、婢女及隸卒之婦,也隨心所欲,任意妝扮。生活于嘉(慶)萬(歷)年間(1522—1619)的杭城人張瀚在《松窗夢語》中記載:是時,“男子服錦綺,女子飾金珠,是皆僭禮無涯,逾國家之禁者也”。[3]清乾隆《吳江縣志》也稱,明初吳江女子僅著“裙布荊釵”,“其嫁娶止以銀為飾,外衣亦止用絹”,但“至嘉靖中,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綴獸頭,循分者嘆其不能頓革”。[4]服飾追求華美高貴,為此不惜傾家以赴,尤以清代前期為甚。當時無錫人錢泳感慨系之:“余五六歲時,吾鄉風俗尚樸素……不論官宦貧富人家子弟,通稱某官。有功名乃稱相公,中過鄉榜者亦稱相公,許著綢緞衣服。

　　今隔五十余年,則不論富貴貧賤,在鄉在城,男人俱是輕裘,女人俱是錦繡。”[5]生活在清代中期的蘇州人袁景瀾在《吳郡歲華紀麗》中也說到,“三吳風尚浮華,胥隸、倡優,戴貂衣繡,炫麗矜奇”,“更有販豎妻孥,亦皆綢緞金珠,不肯布素”。[6]即便鄉間亦受此風氣影響,如康熙《常熟縣志》稱,當地“閨媛村媼迨不免焉,而冶容炫服間亦不少”[7]。可見,從明朝后期起,朝廷頒布的有關法律、法規已不能限制江南百姓的日常穿戴。婦女對時尚服飾的追求并不是富貴人家的專利,而成為一種普遍現象。蘇州婦女按照自己的喜好,追逐流行時尚,隨心所欲地穿著扮相。

　　蘇州婦女在服飾妝扮上的華麗和新奇,加上蘇州地區工商業發達,使蘇州成為當時全國的時尚之都。當時人把流行的服飾與妝扮稱為“時裝”或“時妝”。明人袁宏道《荷花蕩》云:“舟中麗人,皆時妝淡服,摩肩簇舄,汗透重紗如雨”[8],描寫蘇州葑門外旅游勝地荷花蕩游人畫舫云集之景象。當時從蘇州發展出來的新式服裝有“百裥裙”:裙式用整幅緞子打折成百裥,因褶裥多而細,故名;有“月華裙”,即“一裥之中,五色俱備,猶皎月之現光華也”[9],為一種淺色畫裙,裙幅共十幅,腰間每褶各用一色,輕描淡繪,色極淡雅,風動如月華,因此得名;有“水田衣”,亦稱“百衲衣”,以各色零碎錦料拼合縫制而成,形似僧人所穿的袈裟,因整件服裝織料色彩互相交錯形如水田而得名。這種水田衣在明末由民婦之服轉成大家閨秀的服裝樣式,至崇禎年間尤為盛行。發髻有所謂“牡丹頭”、“荷花頭”、“缽盂頭”等種種新式;婦人梳頭有“牡丹”、“缽盂”之名,鬢有“鬧花”、“如意”之號。[10]這三種發髻都屬高髻,以假發摻和襯墊梳理而成,其樣式豪華,高高聳立達七寸余,猶如盛開的牡丹、荷花。腦后梳理成扁平的三層盤狀,并以簪或釵相固定,髻后作燕尾狀,缽盂頭則形如覆盂。這些發髻都是當時最流行的樣式,后由蘇州傳播到其他地區。女性配飾凸顯蘇州手工藝的精巧,如“象生花”:“窮精極巧,與樹頭摘下者無異,純用通草,每朵不過數文,可備月余之用”;又有“絨絹所制者,價常倍之”[9],但不如前者精美逼真。可見“象生花”是一種頭飾,由通草或絨絹制成,特別是前者不但精美逼真,而且價格低廉,是普通蘇州婦女最常使用的頭飾。當時人把從蘇州發展出來的流行服飾稱為“蘇意”或“蘇樣”,影響遍及全國。所以,明人于慎行形容隆(慶)萬(歷)年間(1567—1619)北京城時注意到:“吾觀近日都城,亦有此弊,衣服器用不尚髹添,多仿吳下之風”[11]。甚至遠在西北的涇陽,時人稱:“陜地繁華,以三原、涇陽為第一。其人多服賈吳中,故奢麗相慕效”,“婦女結束若三吳”。[12]可見作為時尚之都的蘇州對其他地區有很大的影響力。影響所及,全國各地婦女紛紛效仿,特別是各地的富裕人家都以能穿地道的蘇州服裝為時尚。

　　二、婦女服飾趨奢的原因探析

　　論及明中后期以來蘇州婦女的服飾趨奢之因,約有以下數端:第一,明清時期蘇州商品經濟的繁榮。經過明初數十年休養生息,江南城市再度顯現強大的生機。元末受打擊最嚴重的蘇州,不但恢復了舊日的繁華,而且成為江南地區的經濟中心。王锜《寓圃雜記》描述了這一變化,明初,蘇州“邑里瀟然,生計鮮薄”;正統、天順間(1436—1464)“稍復其舊,然猶未盛也”;至成化年間(1465—1487),已經是“迥若異境”了;待至其所處之弘治年間(1488—1505),愈益繁盛:“閭檐輻輳,萬瓦甃鱗,城隅濠股,亭館布列,略無隙地。輿馬從蓋,壺觴罍盒,交馳于通衢永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載妓之舟,魚貫于綠波朱閣之間,絲竹謳舞與市聲相雜。”[13]此后直至清代前期,蘇州經濟一直保持著不斷增長的勢頭。它既是一個八方交匯的商業城市,又是江南絲織業的重要基地,造就了一批富商大賈和數量日增的中產家庭,而相對貧困之家也可靠辛勤勞動維持溫飽,甚至步入小康。這是奢侈成“風”的前提。消費能力提高后,人們勢必要突破舊有生活的模式,消費行為更加大膽超前,高消費的生活理念開始在普通民眾中流傳。“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尤其是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和物質財富的豐盈,財富的累積者不甘再過淡泊清苦的生活,于是社會上逾越禮制的情況大量出現。憑借金錢恣意享受的閘門既經打開,便如激流奔涌,一發而不可遏制。”[14]193自此奢侈之風興起,且有愈演愈烈之勢。

　　婦女特別是城市中的女性,易于接收最新的時尚信息,購買最時髦的衣物飾品。不僅處于上層的富戶閨秀和腰纏萬貫的商人妻女,即使是平民婦女,甚至被人視為身份卑賤的倡優、婢女都競相追逐時尚潮流。鄉村婦女在消費方面是相對保守的群體,但地方志的記載也表明,她們受到城市婦女奢侈風氣的影響亦群起效尤:“不論富貴貧賤,在鄉在城,男人俱是輕裘,女人俱是錦繡。”[15]由此可見,在明清蘇州奢侈成風的社會背景下,各階層婦女從傳統女德的崇尚樸素、節儉中走出,參與到奢侈消費之中,在衣物方面的花費已超過生理的基本需要,追

　　求“時髦”。

　　第二,手工業生產技藝的日趨精細。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蘇州能成為當時流行服飾的時尚中心,和其手工業的發展密不可分;而當地流行時裝造成對服飾消費的大量需求,同時也帶動了生產制造業,特別是成衣業與紡織業。”[16]140明清時期的蘇州是國內絲織、棉紡織手工業的中心,有“衣被天下”的盛譽。不僅從業人數眾多,而且產量大、質量精,蘇州手工藝品成為人們爭相購買的名品。在此基礎上,各地爭相仿效蘇州人的穿著打扮,以為時尚,如前引于慎行所云京城情形:“衣服器用不尚髹添,多仿吳下之風,以雅素相高。”[11]京城尚且如此,他方可想而知,所謂“自昔吳俗習奢華,樂奇異,人情皆觀赴焉”;衣飾方面最為明顯:“吳制服而華,以為非是弗文也;吳制器而美,以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吳服,而吳益工于服;四方貴吳器,而吳益工于器。是吳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觀于吳者,又安能挽而儉也?”[17]第三,傳統禮教的漸趨敗落。商品經濟發展帶來開放、創新的心態,儒家的“重義輕利”思想漸被拋棄,人們開始追逐利益,重視物質享受。再加上商人經濟地位的上升,必然會通過各種途徑提高政治地位,導致傳統等級身份制度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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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人們的思想開始解放,不再拘泥于各種禮制和倫理道德,逐漸突破身份禮教的束縛,出現了士大夫所稱的“僭越”行為。過去婦女之所以不敢學上層階級的穿著,一則是害怕違法,一則是心中有愧,自覺不合身份。但晚明以來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就連庶民婦女的服飾與配飾都模仿后妃命婦,像“女子飾金珠”已不再限于高官命婦了。

　　她們不再擔心違法,更無羞愧之心。地方史志多次提到這種情況,如乾隆《元和縣志》稱:“婦人女子,輕裝直髻,一變古風,或冶容炫服,有一衣之值至二三十金者……倡優下賤,帝服后飾”。[18]在蘇州府吳江,“習俗奢靡,愈趨愈下。庶民之家,僭用命婦服飾,加以钑花銀帶,恬不知愧”[19]。隨著奢侈風氣的盛行,各種僭越、逾分之穿著都被視為平常,人們“以過前為麗,得之者不以為僭,而以為榮,不得者不以為安,而以為恥”[20]。可見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及其帶來的社會風氣的變化,婦女觀念發生丕變。她們不再以穿著不合身份的衣服感到有愧,而追逐模仿上層階級的穿著打扮,處處追求高貴華美。

　　第四,蘇州婦女家庭地位提高。隨著蘇州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傳統的“夫婦并作”方式即男女皆參與農作與紡織的生產模式發生了變化,自明代后期起“男耕女織”的分工生產模式逐漸確立。之所以出現這樣的變化,一則是因為明清時期人口的膨脹,使得人均耕地面積縮小,由丈夫一人耕種即可,婦女不需下田,可以有更多時間在家內從事紡織,培養熟練的技術,這更有利于其織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二是在商品經濟刺激下,蘇州的絲織品和棉紡織品暢銷全國,從事紡織能獲得更大的利潤。據明末《沈氏農書》估算,一名婦女織絹的收入相當于兩名男勞動力耕種的收入。

　　《松江府志》記載:“百工眾技,與蘇杭等。若花米踴價,匹婦洗手而坐,則男子亦窘矣。”[21]說明婦女已成為家庭的經濟主力,婦女的經濟收入遠遠高于男子耕種的收入,成為家庭經濟主要來源。

　　另有一些婦女善于治生、辛勤勞作,使得家業日成。明中葉海虞(常熟)《吳敏達妻過氏墓志銘》在敘述吳敏達妻生平時提到,雖“內政紛然”,但她“治之井井有條。以至紡績絲紝縫衣冪酒之事,靡不致勤,雖勞勩弗辭。自是家業日裕,甲于鄉里”[22]28。可見婦女不僅在處理家庭事務方面得心應手,而且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可以發家致富。另一位海虞朱孺人在明宣德至弘治之間(1426—1505),在丈夫去世后,“矢志彌篤,孤燈只影,茹蘗啖水者六十余年,扶衰拯墜,充拓家業,資雄于鄉,乃他田宅,以贈族貧”[22]33-34。遇有男子不事生產,妻子也能挑起養家的重擔,辛勤勞動,不僅是為了維持家庭,而且也為了給丈夫、子女提供一個衣食無憂的環境。

　　婦女經濟地位的提高自然會帶來家庭地位的提高,她們逐漸在家庭內有一定的話語權,能夠決定家庭開支的方向,掌握一定的經濟支配權。這就為她們購買華美衣物從事奢侈消費提供了可能。康熙《常熟縣志》提到:“女子不諳蠶桑,嫻于絡緯紡織,守禮重志節,……而冶容炫服間亦不少。”[7]由此可見,并不是權貴之家的婦女或者品德不好的婦女才艷容炫服,勤于紡織、刺繡的守禮重志的賢婦也同樣衣著華麗奢侈,婦女追求華美衣飾在當時成為普遍現象。

　　結語

　　明清時期蘇州婦女在穿衣打扮方面普遍追求新奇、華美,時刻想把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現在眾人面前,引領全國時尚,其他地區婦女紛起效仿。由此,一方面促進了對蘇州服飾的大量需求,帶動了生產制造業,特別是成衣業與紡織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大量的手工業者,亦藉此營生,從而解決了一部分城市人口的就業問題,有利于社會的安定發展。蘇州女性競逐華服的情況,說明蘇州社會相對其他地區更為開放,婦女有更多的自我意識和獨特個性,這是在全國其它地方不多見的;由此蔚成的社會氛圍更利于蘇州進入近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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