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國演義》通過大量的關于人才流動變遷的描寫，揭示了“得人才者得天下”的規律。本文希望通過對我國史傳文學的集大成者《三國演義》進行文本分析，聚焦“鞠躬盡瘁”與“楚才晉用”這對矛盾現象，考察小說中關于人才流動關鍵節點上的典型人物與事件，以從古代文學視角窺探中國傳統的人才流動觀。

　　【關鍵詞】史傳文學;人才流動;“楚才晉用”;“鞠躬盡瘁”

　　三國時期，群雄爭霸，外交上呈縱橫捭闔之勢，各路英才奔趲競流，既有“楚才晉用”的現象，也有“鞠躬盡瘁”的歷史佳話。可以說，與兩漢的大一統相比，三國的政治情勢相對要復雜得多。因此，《三國演義》(以下簡稱《演義》)中，一則簡單的人物流動事件，背后往往牽涉極為復雜的大文本敘事。這與當時現實的復雜性是密切相關的。

　　如何招攬人才，始終是三國掌權者們共同面臨的時代課題，也是決勝天下的關鍵。然而，當前學界對三國時期的人才流動現象及其在傳統文化背景下折射出的士大夫階層察隱抉微時流露的價值取向認知依然是模糊的。本文希望通過對《三國演義》小說中涉及人才流動關鍵節點的典型人物與事件進行考察，挖掘中國傳統文化視域下的人才流動觀。基于“小說即現實的投影”原則，該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歷史與現實借鑒意義。

　　一、“鞠躬盡瘁，死而不已”

　　當初，徐庶談到諸葛亮“不可屈致也”，于是劉備三顧茅廬而遂愿之。諸葛亮出隆中，輔佐劉備二十一年后，仍不忘其三顧之恩遇。《前出師表》中已經言明：“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1]字里行間充滿為報知己厚遇的感激之情。可以說，善衡量時務的諸葛亮，正是被劉備三顧茅廬展現出的這份尊重與賞遇框限了一生。為了報答這份知己之情、君臣恩義，諸葛亮雖知北伐逆時背勢，但“士為知己者死”，心中明知不可為而依然選擇“鞠躬盡瘁”，甚至深謀遠慮，培植蔣琬、費祎、姜維以輔佐后主，使蜀漢政權又得以延續近三十年，做到了“死而不已”。

　　二、劉備對龐統“以貌取人”，導致不同的人才流動效應龐統被稱為“鳳雛”，與“伏龍”齊名，《演義》中第五十七回《柴桑口臥龍吊喪耒陽縣鳳雛理事》詳細描述了其因相貌被劉備大加冷落，僅被委任耒陽縣令，“才位不倫”的遭遇。于是就有了龐統“玄德待我何薄”的感嘆，一度欲相辭而去①。

　　后在張飛的力薦、諸葛亮的再推薦下，劉備對自己以貌取人的過失幡然悔悟，向龐統請罪且拜其為副軍師中郎將，才有了君臣遇合的景象。正是劉備對臥龍諸葛亮等與鳳雛龐統截然不同的人才禮遇，導致了人才的流向意愿迥異。李贄就對劉備的“以貌取人”進行了批評：“士元貌惡，仲謀、玄德俱輕之，何以貌相天下士也?”毛宗崗將曹操、孫權與劉備對龐統的態度進行了比較：“曹操初見龐統，恭敬之極，仲謀、玄德反不如之。”[2]這其中寓含了深刻的教訓義理。下文將對曹操的攬才之道進行專門的論述。

　　三、曹操“不拘一格攬人才

　　”與人才的忠誠在軍閥混戰，政治黑暗，群雄逐鹿的東漢末年，曹操麾下聚集了郭嘉、程昱、典韋、許褚、龐德等一大批智者、能人，可謂謀士如云、猛將如雨。這其實與曹操“不拘一格”的攬才之道密切相關。[3]曹操招攬賢才，從來不問出身;任用官員，從來不看門第、地位。

　　例如，被曹操提拔為大將的樂進本為帳下吏出身;滿寵官至汝南太守，最初系為一郡的督郵。曹操“不拘一格”的用人之道還體現在他不計較人才之前嫌，對于投誠歸降的人才，一律既往不咎甚至委以重任。例如陳琳曾撰寫《為袁紹檄豫州文》辱罵曹操，但被曹操擒住后反而被任命為司空軍謀祭酒職務，從此陳琳為曹操所用，直至丁酉大疫爆發，染疾去世。此外，曹操深諳人無完人的道理，選擇不計較人才身上的一些缺點、問題和小毛病。例如，兗州叛亂后，魏種叛逃，曹操大感意外，勃然大怒。但魏種被擒后，曹操并未選擇殺掉魏種，認為其有地方治理才能，反而任命魏種為河內太守。正是曹操的這種以真心換真心，充分信任人才的策略，換來了人才對其的絕對忠誠。

　　四、徐庶的“身在曹營心在漢”

　　徐庶之所以選擇投奔劉備，除了認可其代表了漢室正統以外，更為主要的原因還在于認為劉備為人重情義，不論是貧賤還是顯達時都視朋友如手足，廣受天下人贊譽。這說明領導人的德行在吸引人才向其流動過程中會產生積極的溢出效應，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曹操雖然非常重視人才的價值，但招攬人才時不擇手段。為了得到徐庶，曹操不惜劫持徐庶的母親作為人質，迫使徐庶離開蜀漢來到許昌。但強扭的瓜不甜，徐庶“身在曹營心在漢”，從此“一言不發”，余生虛度。

　　即使是在赤壁之戰這種關乎曹魏政權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徐庶雖已識破龐統的“連環計”，卻依然選擇不向曹操道破玄機，任由其損兵折將，元氣大傷。而徐庶因為對劉備忠義立場的由衷認可，選擇了“走馬薦諸葛”。《演義》中提到：“庶曰：‘某所以與使君共圖王霸之業者，恃此方寸耳。今以老母之故，方寸亂矣，縱使在此，無益于事。使君宜別求高賢輔佐，共圖大業，何便灰心如此?’”徐庶不僅向劉備表明心跡，還親自跑去請求諸葛亮輔佐他心里的忠義之君。可見，徐庶在蜀漢陣營中是一個忠義的典型。

　　從人才流動的角度考察徐庶在曹魏陣營與在劉蜀陣營中的表現，可以認識到，違背人才本身意愿，甚至采用不道德的手段強行留住人才，實屬有害而無益。[4]綜上可知，曹操之所以能從一個普通的低級官吏，到最終統一黃河中下游的廣大中原地區，戰勝軍事力量比他強得多的袁紹，與孫吳及劉蜀政權形成“三國鼎立”之勢，根本上得益于其禮賢下士、知人善用、惜才、愛才的用人策略。

　　曹操三次頒發“求賢令”，就充分體現了這一用人思想。但曹操的攬才及用才之道屬于棄“儒”從“法”，體現了法家的詭詐之術，講究實用，而遠離儒家遵從的“真誠”與“忠信”價值觀。曹操為了招攬人才，可以使用欺詐、脅迫等不道德手段，甚至是濫殺無辜，其功利主義傾向從古到今為世人所鄙夷。

　　五、孫權引才“以意氣相投”

　　孫權之所以能長期雄踞江東，與曹魏政權以及劉蜀政權爭圖天下，普遍認為其關鍵就在于孫權的用人之道。

　　例如，正是周瑜認為孫權能“親賢貴士”，所以有把握留住魯肅。就連洞若觀火的諸葛亮也認為孫權能做到“賢能為之用”。陳壽的“屈身忍辱，任才尚計”八個字則對孫權的為政之道進行了總體概括。早在建安五年(200年)，孫策臨終前將身后東吳大權托付給孫權，而沒有傳給呼聲較高的其三弟孫翊，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舉江東之眾，決機于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即孫策認為舉全國之兵，與敵人進行陣前對殺，爭霸天下的能力比孫權強，但自己識才、引才的能力不如孫權，認為孫權極擅長“舉賢任能”，更加有利于東吳政權的穩定與延續。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更是將孫權的引才、用才策略評價為“以意氣相投”。

　　例如，《三國演義》中第29回《小霸王怒斬于吉　碧眼兒坐領江東》中寫道：“瑜奉命親往，見肅敘禮畢，具道孫權相慕之意。肅曰：‘近劉子揚約某往巢湖，某將就之。’瑜曰：‘昔馬援對光武云：……今吾孫將軍親賢禮士，納奇錄異，世所罕有。足下不須他計，只同我往投東吳為是。’肅從其言，遂同周瑜來見孫權。”[5]

　　孫權初次會見魯肅，就對其“甚敬之”，并“與之談論，終日不倦”。在后來的交往中，張昭對魯肅進行誹謗，孫權篤信魯肅是與自己志趣相投之人，不僅未受張昭的影響，反而對魯肅“益貴重之”。從此，魯肅充分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為江東孫吳政權的穩定與延續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勞。[6]從道德角度而言，三國之中，孫權表現得最為反復，例如時而聯劉，時而向魏稱臣，但也表現得最為靈活務實。

　　這種靈活務實體現在了孫權用人的謀略與手腕不拘一格上。例如，明知龐統親近劉備政權，但依然大膽用之。再如，知道諸葛瑾與諸葛亮是手足兄弟，仍任命諸葛瑾為外交使者，發揮諸葛瑾在吳蜀聯盟中的優勢，而擱置對其的嫌疑，即使是在讒言滿天飛的時刻，也對其信任有加，喊話讓其放心。孫權的這種用人格局與眼光，在當時詭譎的三國局勢下是十分難得的。因為，在三國爭奪天下的大背景中，需要根據宏觀局勢的變化，特別是利害關系的變化進行策略調整，選擇合作或者對抗。

　　六、許靖政權依歸的復雜性與劉氏正統觀

　　許靖(147年—222年)，字文休，豫州汝南平輿人，東漢末年至三國時期蜀漢重臣、名士，以品評人物而聞名于世。許靖的政權依歸選擇可以概括為遠董卓、避孫策、拒曹操、應劉璋、投劉備，表現為十年的顛沛流離。這種選擇與當時許多能人謀士以利害為取舍，以家族利益為優先，一切以攀附強權為準則的路徑完全不同。個中緣由，除了與許靖的性格相關以外，還與其政治立場所秉持的劉氏正統觀有密切聯系。

　　關于許靖的政權歸依變遷動機存在很多爭議。一種觀點認為其品行俱佳，堪為世人楷模。例如，袁徽評價許靖：“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已來，與群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后己，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隱，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宋忠評價許靖：“文休倜儻瑰瑋，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為指南。”

　　諸葛亮評價許靖：“靖人望，不可失也，借其名以竦動宇內。”等等。而另一種觀點認為其政治立場不堅定，實為不忠不義且貪生怕死之輩，徒有虛名而已。其中屬史家孫盛對許靖的批判最為嚴厲，指責他有“四失”：“靖處室則友于不穆，出身則受位非所，語信則夷險易心，論識則殆為釁首。”意思是指許靖在當官之前，與堂弟許邵不合，兄弟間都做不到友好相處;許靖當官之后，未擇良木明君，而是跟從暴虐的董卓;許靖背棄劉璋而降劉備，沒有信用可言;許靖之所以多次流亡，效忠不同的政權，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遠見卓識。

　　當然，孫盛與許靖對漢統承續者的認定不同，導致了孫盛對許靖流轉于多個政權經歷的評價可能存在極大的主觀性與偏見。孫盛認為曹魏政權才是唯一的合法政權，因此對許靖堅決拒絕曹操、投降劉備的取向極為不滿與不屑，其批評難與事實相符。裴松就針對孫盛之于許靖的批評提出了不同看法。裴松有言：“至于友于不穆，失由子將，尋蔣濟之論，知非文休之尤。盛又譏其受位非所，將謂仕于董卓。卓初秉政，顯擢賢俊，受其策爵者森然皆是。文休為選官。

　　在卓未至之前，后遷中丞，不為超越。以此為貶，則荀爽、陳紀之儔皆應擯棄于世矣。”即裴松認為許靖與許邵不合，主要是許邵心胸狹窄所致;在董卓入京前，許靖就已在朝中擔任官職了，不存在主動抉主問題。事實上，許靖內心是將董卓視為賊寇的，其在《奔孔伷自表》中談道：“黨賊求生，情所不忍;守官自危，死不成義。竊念古人當難詭常，權以濟其道。”許靖稱董卓為“賊”，可能就是對董卓的真實評價。面對董卓為首的淫暴軍閥，群士反卓，周毖被殺，許靖自陷危機，倉皇南渡，不做徒勞犧牲，情有可原，表明許靖并不是一介迂儒。

　　其實，不論是曹操、孫權還是劉備，在招攬人才與使用人才上都表現出了非凡的格局，為爭奪人才資源使出了渾身解數，使出的謀略講究“出奇”以求“制勝”。其中的爾虞我詐，非史書所能道盡。當然，在實際的三國人才爭奪戰中，一定是謀士們費盡心思，武將們頭破血流，充滿了明爭暗斗，蠶食鯨吞的，絕不是幾個人物事例可以全面概括的。這也為本文后續開展深入研究提供了一個重要方向。

　　七、討論與結語

　　《三國演義》作為中國古代史傳文學巨著，生動鮮活地反映了中國傳統精英人才的流動觀。書中頗具代表性的劉備“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出山的情節之所以為人津津樂道，就是迎合了精英知識分子群體內心將“是否受到尊重”作為流動決策的重要依據，體現了“士為知己者死”的價值觀。這一價值觀體系在龐統、徐庶、魯肅等典型人物及相關典型事件中或正或反都得到了體現與印證，可以說已經深深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血脈之中，影響著古今一代又一代的社會精英們[7][8]。理解并重視這一價值觀傳統對當今社會人才資源的開發與使用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及啟示意義。特別是對于精英知識分子而言，其不會因純粹的經濟原因而選擇流動，生活環境以及精神層面的激勵措施(包括身份認同和社區氛圍)被認為遠比經濟激勵、就業機會等重要得多，越是高級別人才越是如此。

　　參考文獻：

　　[1][5]羅貫中著,吳小林校注.三國演義校注[M].臺北:里仁書局,1994.

　　[2]毛宗崗評,陳曦鐘等輯校.三國演義:會評本[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3]趙偉.從曹操“求賢令”看其用人心理[J].蘭臺世界,2014,(30):138-139.

　　[4]郭碩.制造曹操:兼論歷史人物研究范式的問題與取向[J].云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19(1):59-67.

　　[6]馬瑞.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從《三國演義》中的人才流動看“君臣遇合”[J].雞西大學學報,2013,13(5):108-109.

　　[7]劉子寧,劉付周.三國時期曹操、劉備、孫權的用人之術[J].領導科學,2020,(2):86-89.

　　[8]付開鏡.曹操、孫權、劉備“能服于人”的不同境界[J].領導科學,2020,(11):90-93.

　　作者：李傲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