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年丁玲重寫《杜晚香》的初衷是與新時期讀者交流，寫作和發表的一波三折折射出她在新時期的特殊處境和文學堅守‍‌‍‍‌‍‌‍‍‍‌‍‍‌‍‍‍‌‍‍‌‍‍‍‌‍‍‍‍‌‍‌‍‌‍‌‍‍‌‍‍‍‍‍‍‍‍‍‌‍‍‌‍‍‌‍‌‍‌‍。 從莎菲到杜晚香，是丁玲“一體性”“生命結構”中的文學表達，內蘊了20世紀中國女性主體成長史和社會主義革命史的個體實踐‍‌‍‍‌‍‌‍‍‍‌‍‍‌‍‍‍‌‍‍‌‍‍‍‌‍‍‍‍‌‍‌‍‌‍‌‍‍‌‍‍‍‍‍‍‍‍‍‌‍‍‌‍‍‌‍‌‍‌‍。 《杜晚香》是一種“信仰寫作”，是晚年丁玲重返新時期的路徑和起點，是接續“左翼文學”“延安文學”的一次嘗試‍‌‍‍‌‍‌‍‍‍‌‍‍‌‍‍‍‌‍‍‌‍‍‍‌‍‍‍‍‌‍‌‍‌‍‌‍‍‌‍‍‍‍‍‍‍‍‍‌‍‍‌‍‍‌‍‌‍‌‍。 新啟蒙主義的歷史敘述征用了年輕一代的集體記憶，用“斷裂性”取代了“一體性”。

　　關鍵詞：丁玲; 新時期文學; 《杜晚香》; 女性主體; 信仰寫作

　　丁玲在寫作之初因創造了“莎菲”這一“‘五四’退潮后小資產階級叛逆、苦悶的知識女性中最重要的典型”①，被譽為“五四的女兒”，在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她的“左聯時期”“陜北時期”和“五十年代”也是文學史敘述的重要內容。 然而，“晚年丁玲”卻在文學史中消失了，洪子誠僅在“老作家的散文”一節中舉例、提及了《“牛棚”小品》②。 這種現象可能源于晚年丁玲在新時期的邊緣位置，以及給當時讀者留下了一個充滿爭議的印象，而這種印象又強化了文學史敘述。 如果我們從文學史重返文學現場，就會發現晚年丁玲選擇了一條個性化的路徑重返新時期，而起點正是《杜晚香》③。

　　與《莎菲女士的日記》《在醫院中》相比，有關《杜晚香》的研究很少④，而且以新啟蒙主義的負面評價為主，其豐富性和重要性都被遮蔽了。 《杜晚香》是一種“信仰寫作”，內蘊了20世紀中國女性主體成長史和社會主義革命史的個體實踐，是晚年丁玲力圖接續“左翼文學”“延安文學”傳統的重要嘗試。 本文以《杜晚香》為中心，考察晚年丁玲重返新時期的路徑和起點，探討“信仰寫作”和新時期文學的關系。

　　作者：原 帥

　　一 重寫和發表

　　《杜晚香》最早寫于1966年4月，后散失。 晚年丁玲重寫《杜晚香》的初衷是與新時期讀者交流。 1978年7月重寫，8月底寫完，立刻讓家人審讀。 9月9日記：“最使我高興的是祖林來信，他對《杜晚香》一文，贊頌備至。 ”⑤10月31日記：重寫了《杜晚香》八九兩節，陳明仍不滿意，“這幾天我又日夜愁思。 我發現讀者變化很大，而我的文風恐甚不合時宜。 ”⑥直到12月，陳明在北京奔走時，兩人還在不斷寫信討論、修改《杜晚香》。

　　回北京后，丁玲將稿子送去《人民日報》，“他們回話說，文章太長，不擬在報紙上刊用，能壓縮一點最好”，“但我個人雖然經過幾十年的改造，也改造了一些，但有些性格仍然難改”⑦。 5月1日回復姜德明：“《杜晚香》一稿，最近因故，尚未修改。 ”⑧之后又送去《人民文學》，“一個編輯來西郊友誼賓館找我，我不在，她把稿子放在門口傳達室，留了一張紙條，說他們的刊物準備登載，只是覺得文章結尾有點重復，是否刪去一些。 ”⑨這個編輯是王扶，她的回憶是主任“讓我編個理由去退稿”⑩，她有糖尿病，等了一上午，身體不適，無奈簡單地寫了幾句套話，把稿子留在傳達室。 5月16日，《十月》的蘇予、劉心武來訪約稿，丁玲幾度“猶豫”，終于“打開書桌抽屜，拿出一篇稿件來，卻沒有馬上遞給我，仍然說：‘我怕你們年輕編輯看了，覺得我這種東西老舊。 ’”11劉心武一口氣讀完后“于激動之中”給丁玲寫了一封長信。 5月21日，又寫了第二封信，告知《十月》已決定發表，正在做插圖，編輯部已有“四位同志讀過，兩位激賞(其中有我)，一位認為有特色，另一位年輕同志雖然覺得不太習慣，也贊成發表，您瞧，《杜晚香》畢竟是香的，我相信發表后，能贏得不少讀者贊賞的。 ”126月，吳芝蘭去取《杜晚香》時才得知稿子已被拿走，她趕緊向丁玲轉達副主編劉劍青的叮囑：“要是我把一篇稿子給了一個編輯部，他們未能與我面談，只在信封背后寫了幾句意見就把稿子放在了傳達室，我也會產生誤解的。 ”13于是丁玲打電話與《十月》交涉，提出用《“牛棚”小品》交換。 緊接著《人民文學》副主編葛洛找到劉心武家里，要求立刻帶他去《十月》編輯部取回《杜晚香》。 在車上，葛洛告訴劉心武，“丁玲復出首發作品，必須由《人民文學》實行，這是中央的指示。 ”14剛到編輯部，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嚴文井已經等候，他也接到了中央命令，最后稿子被兩人拿走。

　　晚年丁玲渴望用作品與讀者交流。 很多青年讀者給她寫信，直言當在報紙上看到她的消息時，情感上難以接受，直到反復讀過《杜晚香》，發現她“這樣愛人民，這樣愛祖國”15，才從內心徹底接受了她。 這種糾結的心理生動地反映出，在歷史轉折時期青年人的心靈震蕩和觀念重塑。 而尖銳的批評更多，認為“莎菲”被馴服了，《杜晚香》是“政治功利與道德訴求的聚合”16，是文學的失敗。 在新啟蒙主義“政治/文學”二元對立的闡釋中，晚年丁玲和《杜晚香》由此得到負面評價，進而被文學史遺忘。 然而，如果寫作的“起點”完全是“政治功利”的話，那么晚年丁玲應該選擇更直接、便捷的方式，如寫作革命回憶錄或節選長篇小說，但是她卻選擇了“重寫”這種比較含蓄、“笨”的方式，尤其是她已經意識到“讀者變化很大”、自己的文風是“老舊”“不合時宜”的; 如果重寫《杜晚香》的目的完全是“政治功利”的話，那么她理應順從《人民日報》《人民文學》的修改意見，但是她卻寧可放棄，也堅持一字不改。 重寫和發表的過程是比較痛苦的，晚年丁玲的倔強，表現出她對“文學”的堅持，即對自己難改的創作“性格”、所堅守的文學觀念、所積累的創作經驗充滿信心。 經過學習和踐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丁玲早已成為一名“黨員作家”。 會前，“陳云找丁玲和劉白羽談話，提出‘對于共產黨作家來說，首先是共產黨員，其次才是作家’，‘不但組織上要入黨，思想上還要入黨’，‘共產黨人應該在意識形態領域斗爭中起先鋒作用’。 這些話使丁玲受到震動。 ”17對丁玲而言，“政治”和“文學”“黨員”和“作家”不是二元對立的，而是辯證的一體性關系。 于是，在新時期她一方面會以“黨員”的身份發言，又因其發言“落后”于文學主潮，故被視為保守; 另一方面，她又會以“作家”的身份發言，在旗幟鮮明地宣揚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同時，還常常表現出敏銳的感覺、直率的批評和包容的態度，而這些具體的、文學的話語卻被文學史遮蔽了，或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無論是在1950年代給文學研究所的學員講課，還是在1980年代向文學愛好者談創作，丁玲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認識是一致的，她始終認為“對于作品應有很嚴格的政治要求，而這個作品又是用最高的藝術形式表現出來的。 如果藝術性不高，政治思想再好，也還是宣傳品，是教科書。 ”18因此，只有回到具體的語境和“丁玲的邏輯”，才能正確理解晚年丁玲的心靈、寫作以及與新時期文學的關系。

　　二 從莎菲到杜晚香

　　反思新啟蒙主義的局限，賀桂梅提出了“作家的革命現實實踐、主體人格的塑造及其文學創作形式”是一種動態的“一體性內在精神結構。 ”19“夢珂”是法語“我的心”的音譯，隱喻了丁玲的文學“原點”，即表現女性主體的成長。 莎菲大膽地追求愛情，卻發現凌吉士“豐儀的里面是躲著一個何等卑丑的靈魂”20，陷入了靈肉分裂的痛苦。 夢珂勇敢地沖出家庭，不甘心做“家庭的玩偶”，卻淪為“機械復制時代”的商品，女性的私人經驗被制度化地觀看、消費。 五四式的個人解放已經到頭了，預示了丁玲的“左轉”，只有走向“十字街頭”，才能擺脫“室內”所攜帶的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壓迫; 只有實現民族解放和階級解放，才能真正實現女性解放‍‌‍‍‌‍‌‍‍‍‌‍‍‌‍‍‍‌‍‍‌‍‍‍‌‍‍‍‍‌‍‌‍‌‍‌‍‍‌‍‍‍‍‍‍‍‍‍‌‍‍‌‍‍‌‍‌‍‌‍。 然而，從“室內”走向“十字街頭”是相當艱難的，丁玲自陳，她多次進入工人家屬區，卻遭到對方的警惕和敵意; 她搜集有關難民的材料，但是在寫作時調動的仍是對故鄉的記憶和想象。 這反映了左翼革命文學的局限，作家們在情感上無法靠近工農大眾，文學無法實現“大眾化”，只能延續“室內硬寫”，這種寫作慣性折射出上海的城市空間和現代的生產機制。 于是，寫作慣性的打破、左翼文學的發展有待更深廣的社會革命。 從這個角度看，丁玲逃離南京、奔向陜北具有文學的必然性。

　　抗戰全面爆發和陜甘寧邊區成立產生出新的革命實踐和新的社會空間，“‘流動’的主體”和新的文學形式正在形成。 《我在霞村的時候》講述了“去延安”的故事，《在醫院中》講述了“在延安”的故事。 丁玲在與“去延安”的女性知識青年交往的過程中，發現“她們都富有理想，缺少客觀精神，所以容易失望，失望會使人消極冷淡，銳氣消磨了，精力退化了，不是感傷，便會麻木”，于是她想塑造一個“能夠邁過荊棘，而在艱苦中生長和發光”的形象來“說服與鼓勵她們”，在寫作中“以為只有把周圍寫得更多荊棘，我的女主人公才能有力量。 ”21丁玲思考、表現的是在抗日民主政權中女性主體成長所面臨的新問題。 延安的“醫院”不是“鐵屋子”，而是“被鄉村所包圍的現代性空間”22，陸萍不是“在延安”時才生病，而是從上海“去延安”的路上就已經病了。 陸萍“病”的隱喻，不是單向的“壓抑/反抗”，而是雙向的：既批判醫院工作人員的精神麻木，又理解被敵人封鎖、物資匱乏、缺乏科學的無奈; 既肯定陸萍的負責任、講真話、敢斗爭，又批評她的主觀主義。 小說的結尾表達了“丁玲的邏輯”：“新的生活雖要開始，然而還有新的荊棘。 人要經過千錘百煉而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 人是在艱苦中成長。 ”23丁玲清醒地認識到女性主體成長的艱難性。 社會主義革命既改造外部世界，又改造內心世界，丁玲一方面提出“即使在進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這里更需要督促，監視”，“我們需要雜文”24，另一方面“勉勵”女性“得首先強己”“下吃苦的決心”25。

　　經過學習和踐行《講話》，丁玲的情感和文風發生了變化，關注的對象從“去延安”的女性知識青年、農村婦女干部轉移到“落后的”“老百姓婦女”，從《夜》到一份三千多字的長篇小說殘稿反映了這一過程。 在殘稿中，丁玲明顯表現出對“最聰明最妖媚”、有著“招人的神光”26的婦聯主任張桂云的厭惡，她依靠民主政權實現了個人解放，正在鬧離婚，但是對婦女工作卻沒有熱情。 丁玲提出了女性解放的新任務：“以‘進步’為名被選出來的婦女能人，需以合適的方式再還原到‘老百姓婦女’中去，她們的工作和表現，不能只為凸顯自我的價值，還要能帶動整體的活力”27，這項任務是由杜晚香完成的。

　　杜晚香的原型是鄧婉榮。 1964年5月丁玲從湯原農場調到寶泉嶺農場，協助鄧婉榮從事家屬工作，兩人關系日漸親密。 杜晚香從“老百姓婦女”到“婦女干部”的“成長史”非常經典：幼年喪母、繼母虐待、土改被工作組動員而翻身。 無愛的家庭磨練出杜晚香堅強的求生意志，“她能勞動，她能吃苦，她就能不管闖到什么陌生的環境里都能對付”28，而黨的教育使她自覺到生存的價值：“她覺得能為更多的人做事比為一家人做事更高興。 ”29當丈夫從抗美援朝前線回家后，“她不再把他看成只是過日子的伙伴，而是能終身依靠的兩個有著共同理想、共同言語的神圣關系的人。 ”30超越“家庭”的新的共同體意識形成了。 杜晚香的成長被稱為“‘媽媽’回來了”，這不僅僅是一種革命修辭，更是一種真實的情感體驗，黨組織不僅教給她革命的道理，還填補了她情感的缺失。 也就是說，共產主義信仰內蘊著情感的慰藉，“形成了女性以身心高度統一的方式皈依革命的模式”31。 這種模式反映了歷史的真實，共產黨員的愛情是偉大而動人的，在她們身上，愛情和信仰是融合在一起的，丁玲就是在丈夫胡也頻犧牲后義無反顧地投身革命、奔向延安。 從這個角度看，既是“思想改造”，也是“情感改造”，這就是為什么當毛澤東得知丁玲“能夠和柳拐子婆姨睡在一塊聊天”后“很高興”32的原因。 更有意味的，是女性干部啟蒙了杜晚香，這既避免了革命被愛情消解的危險，又證明了婦女解放運動的成功，它實現了女性的自我啟蒙。

　　1958年，鄧婉榮放棄了“干部”公職，隨丈夫杜奎轉業到了北大荒。 她所在的二分廠七隊“從一九五三年墾荒建隊以來，打了十一年硬仗，年年盈利”33。 小說描寫了兩種“勞動”，一是經濟的，即機械化農業生產，二是倫理的，即“無私”的品質。 李桂是拖拉機手，而杜晚香從事的仍是簡單的體力勞動，如脫粒、翻曬，和家屬工作，如打掃公共衛生、幫助鄰居解決生活困難。 勞動“分工”暗示了女性主體的成長仍有提升的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杜晚香組織家屬自籌自建幼兒園，將婦女從家庭中解放出來，完成了張桂云未竟的動員“老百姓婦女”的使命。 “那時我幫助她學習《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她就認真做到‘毫不利己，專門利人’”34; “三年困難時期”，杜晚香將撿來的麥粒全部交公，引發公婆的不滿，但她依然耐心地說服并以身作則、感召了群眾。 由此可見，杜晚香是“共產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制度培育出來的新人”35。 杜晚香的身體是“瘦弱”的，精神是“沉靜”的，是一種內蘊著強大主體力量的“沉靜”。 她繼續殷勤地侍奉公婆、“尊敬和愛慕”自己的丈夫，很多批評者認為這是晚年丁玲女性主體蛻化的表現，然而“與之前女性小說中的女勞動模范往往被疊加上類似于果斷強悍、雷厲風行等更具有男性領導力氣質的處理不同，小說突出了杜晚香溫和沉靜的一面，暗示了傳統女性氣質在新社會依然有和新的時代精神相結合而轉化的空間。 ”36

　　獎勵“勞模”的目的是教育群眾，杜晚香過去的演講稿都是同志們“翻閱報紙、雜志、文件，翻閱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后精心寫成的，“可是杜晚香總覺得那些漂亮話不是她自己講的。 而是她在講別人的話”。 于是，杜晚香決定“用自己的語言來講”37。 “自己的語言”內蘊著樸素的感情、真誠的信仰和自由的意志，這也是丁玲想說的“自己的語言”：共產主義是自己歷經磨難、自由選擇的信仰，無怨無悔; 新時期歷史反思的目的是更加堅定共產主義信仰。

　　“莎菲式向內的個人主義是脆弱的，但陸萍式‘在艱苦中生長’的主體卻是堅韌的。 這種主體哲學的終點形態，就是那個卑微而強大的杜晚香”，因為她“是外在的革命之光全部轉化為個人的內在修煉。 至此，革命者終于可以超越革命體制而獨立存在了：她不是革命體制的附屬品，而是革命信念的化身。 ”38從莎菲到杜晚香，晚年丁玲完成了20世紀中國女性主體成長史和社會主義革命史動人而深刻的心靈書寫。

　　三 新時期的信仰寫作

　　1946年7、8月間，丁玲在張家口周邊的懷來、涿鹿參加土改時收到了馮雪峰的回信。 “讀了你大略說你八九年來生活的經過”，馮談了自己的感想：一是丁玲“斗爭了(也被斗爭了)多年”、經歷了“長期的磨練”，她的“心情”變了，但是“性格”沒變，直到晚年“有些性格仍然難改”; 二是丁玲的生命狀態臻于成熟，是內蘊著“深廣”“沉著”“堅毅”“明快”的“平靜”，是“‘熱情’之最高級的表現”，這就是“杜晚香”; 三是可以“開始真的寫作”“比較概括性的，歷史性的，思想性的較巨型的作品”39，這就是《太陽照在桑干河上》。 馮雪峰是丁玲一生的知己，對其人其文看得非常準確‍‌‍‍‌‍‌‍‍‍‌‍‍‌‍‍‍‌‍‍‌‍‍‍‌‍‍‍‍‌‍‌‍‌‍‌‍‍‌‍‍‍‍‍‍‍‍‍‌‍‍‌‍‍‌‍‌‍‌‍。 從文學史的角度看，兩人的通信具有預言性，即丁玲所寫的“一本書”將要開啟當代文學。 從莎菲到杜晚香、從1940年代到1970年代是“一體性”的，這就是晚年丁玲重返新時期文學的獨特路徑，作為“起點”的《杜晚香》接續的正是她在20世紀四十年代后期的成熟狀態。

　　參加過抗戰的老同志也能理解丁玲。 1980年，北大荒農場的高大鈞、王桂林相繼來訪，丁玲開門見山地問他們如何看待歷史，兩人的反思都表現出共產黨員超越個人利害的“無私”品質，丁玲十分滿意，表示“我們有共同語言”。 1984年5月21日，王桂林、郭力再次來訪。 王桂林談起兒時曾跳過“丁玲舞”，但丁玲沒有印象，年近六十、平時嚴肅的王桂林竟激動地邊唱邊跳起來，“陳明不覺地拍手伴奏，丁玲也興奮得坐不住了，起身伴隨著王桂林比劃著。 ”40丁玲回憶，這個舞蹈是溫濤創作的，因旋律模擬“叮呤呤”，故取名為“叮呤舞”，西戰團的兒童隊跳過，后被訛傳為“丁玲舞”。 歷史不僅僅是客觀的記錄，還凝結了個體的生命體驗，相同的經驗能產生相同的歷史認知和情感認同。

　　而對于那些缺乏相同經驗、更年輕的讀者而言，想要理解丁玲是困難的。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1979年7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后，張鳳珠來訪，她不理解文中丁玲所表達的文學觀念和深厚感情。 “當時丁玲同志批評我，說‘蔣祖慧這么說，我罵了她一頓，沒想到你經過了二十多年，在政治上還沒有成熟’。 ”后來她才漸漸理解了，“她那時講共產主義是她少年時經歷很多挫折才找到的真理，這一生在這一點上不會有什么變化。 ”41郭力代表《北大荒文學》向丁玲約稿，把《風雪人間》說成了《風雪地獄》，惹得丁玲很不高興。 蔣祖慧、張鳳珠的“不理解”，郭力的“口誤”，這些都折射出晚年丁玲與新啟蒙主義的錯位。 在《“牛棚”小品》中，無論是丁玲偷偷從“窗后”踮腳遠望陳明的身影，還是陳明傳遞“書簡”的鼓勵、“別離”時的叮囑，這些動人的細節都符合“傷痕文學”的規范，即苦難敘事和愛情描寫，因此獲得了“《十月》文學獎”。 然而，丁玲對“苦難”的表現是有節制的，“我的經歷可以使人哭哭啼啼，但我不哭哭啼啼。 這樣的作品可以偶然寫一篇，但不想多寫。 我還是要努力寫《杜晚香》式的作品，盡管有些人不喜歡。 ”42她在授獎大會上公開表示：“我反復思量，我以為我還是應該堅持寫《杜晚香》，而不是寫《‘牛棚’小品》。 ”43《“牛棚”小品》獲獎，而《杜晚香》“有些人不喜歡”，晚年丁玲再次做出選擇，她沒有迎合文學潮流，而是倔強地將《杜晚香》作為寫作的方向; 她寧可被邊緣化，也要堅持自己的文學觀念和心靈真實。

　　經驗的差異導致觀念的差異，歷史敘事只有成功調動集體記憶，才能獲得合法性。 對于年輕一代，當他們正在形成自我認知的關鍵時刻，歷史發生了多次轉折，他們的生命體驗充滿了“斷裂”感，因此更容易接受“斷裂性”的歷史敘事。 而對于丁玲這一代革命者，個人與社會主義革命緊緊纏繞，他們自由選擇了自己的信仰，并在革命實踐中經受住了重重考驗，形成了“共產黨員的修養”，即“一個共產黨員要挨得起冤枉”44; 在困境中，“死是比較容易的，而生卻很難”，但仍要“繼續走這條沒有盡頭的艱險的道路，我總得從死里求生。 ”45方法是“到生活底層去! 到人民中間去! ”46支撐丁玲活下去的，一是陳明的愛情，二是質樸的群眾，而最重要的是長期的革命實踐、堅貞的革命信仰、成熟的女性主體和強大的生命力量。 對于丁玲而言，外面縱有“風雪”，但內心依舊“人間”。 從莎菲到杜晚香，丁玲的“生命結構”是“一體性”的：她“一開始就是站在五四現代性的盡頭而寫作的”47，她的“生命結構”在20世紀四十年代后期已臻于成熟，于是她重返新時期的路徑是接續自己的四十年代，起點是內蘊了20世紀中國女性主體成長史和社會主義革命史的《杜晚香》。 丁玲是一名“黨員作家”，《杜晚香》既是一種“信仰寫作”，又是一種“心靈寫作”，她想以真誠的信仰和真實的心靈與新時期讀者進行交流。 而她的處境與《杜晚香》的評價折射出作家代際的更替和文學觀念的變化，即來自“老解放區”“黨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培養起來的老作家”48被新時期文學邊緣化了。 新啟蒙主義的文學史敘事征用了年輕一代的集體記憶，用“斷裂性”取代了“一體性”。 從這個角度看，作為“起點”和“方向”的《杜晚香》不僅是一代革命者集體的心靈史，也是一次接續“左翼文學”“延安文學”的嘗試。 重讀《杜晚香》，既是理解丁玲的信仰和心靈，也是嘗試建構一種具有層次性、動態性、整體性的文學史敘事。

　　注釋：

　　①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31頁。

　　②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19頁。

　　③從發表時間看，晚年丁玲的第一篇文章是《致一位青年業余作者的信》(載《汾水》1979年第3期)，《“牛棚”小品》(載《十月》第2期)也早于《杜晚香》(載《人民文學》1979年第7期)，但是從寫作時間、初衷和方向看，《杜晚香》才是真正的“起點”。

　　④重要研究論文包括：張炯《從莎菲到杜晚香——論丁玲同志的創作》(《新文學論叢》1981年4期)、秦林芳《丁玲〈杜晚香〉：政治功利與道德訴求的聚合》(《文教資料》2007年36期)、王文津《政治語境難以壓服的個體自覺——從〈杜晚香〉看“十七年”時期的丁玲》(《丁玲與中國當代文學——第十一次(國際)丁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李美皆《〈杜晚香〉的寫作對于晚年丁玲的復雜意義》(《集寧師范學院學報》2012年2期)、《異己的環境中，主體何為——再論丁玲小說〈在醫院中〉〈杜晚香〉》(《文藝研究》2013年7期)等。

　　⑤⑥⑧李向東、王增如：《丁玲年譜長編》(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7頁，499頁，第527頁。

　　⑦⑨ 34 35 43丁玲：《丁玲全集》(第9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7頁，第297頁，第264頁，第297頁，第299頁。

　　⑩王扶：《我為丁玲〈杜晚香〉的遲發背黑鍋》，《北京青年報》2013年9月2日。

　　11 14劉心武：《丁玲復出首發〈杜晚香〉》，《新民晚報》2009年4月1日。

　　12王中忱：《作家生活史與文學史的交集——從幾封作家書簡談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4年第4期。

　　13吳芝蘭：《難以忘卻的記憶——記丁玲〈杜晚香〉發表及其他》，《新文學史料》2004年第3期。

　　15 18 32 42 44 丁玲：《丁玲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頁，第218頁，第262頁，第292頁，第66頁。

　　16秦林芳：《丁玲〈杜晚香〉：政治功利與道德訴求的聚合》，《文教資料》2007年第36期。

　　17 26 39 李向東、王增如：《丁玲傳》(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5年版，第288頁，第337頁，第352-353頁。

　　19 47賀桂梅：《丁玲主體辯證法的生成：以瞿秋白、王劍虹書寫為線索》，《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5期。

　　20丁玲：《丁玲全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頁。

　　21王增如、李向東：《一份沒有寫完的檢查》，《書城》2007年第11期。

　　22張慧瑜：《“誰”在“醫院”中——重讀丁玲的〈在醫院中〉》，《青春》2012年第8期。

　　23丁玲：《丁玲全集》(第4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頁。

　　24 25丁玲：《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頁，第62-63頁‍‌‍‍‌‍‌‍‍‍‌‍‍‌‍‍‍‌‍‍‌‍‍‍‌‍‍‍‍‌‍‌‍‌‍‌‍‍‌‍‍‍‍‍‍‍‍‍‌‍‍‌‍‍‌‍‌‍‌‍。

　　27冷嘉：《戰爭、家園與“新女性”的誕生——論丁玲延安時期對農村婦女的書寫》，《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5期。

　　28 29 30 37丁玲：《杜晚香》，《人民文學》1979年第7期。

　　31 36董麗敏：《社會主義“婦女”想象及其流變——淺析1949-1980年間的中國女性小說》，《名作欣賞》2020年第11期。

　　33周濟、費加：《打了十一年硬仗的紅七隊》，《中國農墾》1964年第4期。

　　38賀桂梅：《丁玲的邏輯》，《讀書》2015年第5期。

　　40郭力：《丁玲，她悄悄地又回北大荒探親了》，《丁玲紀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1頁。

　　41涂紹鈞：《撥亂反正的歷史結論必須堅持——中國丁玲研究會針對〈百年潮〉雜志發表〈丁玲歷史問題結論的一波三折〉一文召開的專題座談會紀要》，《常德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

　　45丁玲：《“牛棚”小品》，《十月》1979年第2期。

　　46丁玲：《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5頁。

　　48王增如：《丁玲辦〈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