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1年03月02日 分類:文學論文 次數:
【摘要】中國人民廣播事業80年歷程中,廣播的功能與空間拓展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點:在功能上,廣播互動性、娛樂性以及公共服務功能不斷增強; 在空間上,廣播與我國城市化進程和對農政策的調整息息相關。 廣播的主要受眾群曾經歷了一個“從農村到城市”的轉變,同時與新農村建設的政策相關聯。 本文認為,面對新媒體的沖擊,廣播媒體找準自身定位,揚長避短,放大聲音傳播的核心競爭力,是廣播在未來進行功能空間拓展的重要方向。
【關鍵詞】功能拓展 空間拓展 中國廣播
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發出了第一聲呼號,宣告了中國人民廣播事業的誕生。 歷經80年的發展,廣播已經成為我國普及率最高的主流媒介之一,截至2018年年底,全國共有廣播電臺124座,廣播電視臺2348座,廣播媒體在國內的人口總和覆蓋率達到了98.94%。 ①
作為世界廣播的一部分,中國人民廣播的發展歷程遵循著廣播媒介發展的總體規律,而一個國家的媒體發展又與其特有的社會文化環境和歷史背景息息相關。 廣播作為一種媒介形式,本身具有社會協調、文化傳承、娛樂等大眾傳播的功能。 但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這些功能的呈現有主次之分,處在動態的變化之中。 同時,廣播的空間拓展也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差異,從“對農廣播”到“城市廣播”,再到“社區廣播”的延伸和農村有線廣播的回歸,中國廣播的空間拓展一直與農村建設的政策和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密切相連。
一、功能與空間視角下的中國廣播發展歷程
(一)以宣傳教育功能為主,大力發展地方臺和農村廣播網絡(20世紀40年代~20世紀70年代)
基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等歷史背景,中國人民廣播在發展的初期最主要的功能體現在宣傳動員層面。 抗戰期間,廣播起到了增強人民信心、瓦解敵方意志的作用。 這段時期廣播主要播出的內容有中共中央重要文件、《新中華報》《解放日報》等報刊的重要評論文章、時事新聞、革命故事等。 ②另外,延安新華廣播電臺在開播初期還創辦過日語廣播,主要對象是侵華日軍,播放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潰敗的消息,以達到削弱敵人士氣的宣傳目的。 ③廣播在戰爭時期成為了輿論戰的有力工具,同時還能達到提升社會認識協同度的效果。
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的廣播事業任務明確為三項:發布新聞、傳達政令、普及知識和提供文化娛樂。 為了確保廣播的群眾基礎,1950 年 4 月,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發布了《關于建立廣播收音網的決定》,在全國各鄉縣推廣廣播。 廣播成為農民接受外界信息的最主要渠道,通過傳播重要的政策與時事,廣播推動生產,在加強中央與地方的聯系、提高農民的政治覺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④1950年前后,文藝娛樂類廣播節目也在積極發展。 ⑤在此階段,廣播最主要的功能是“放大器”,即自上而下的信息和指令發布。 ⑥
在傳播空間的拓展上,發展農村有線廣播是這一時期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有線廣播的生產成本與接收門檻低,而且集體收聽的成效十分顯著,因而成了新中國政府重構農村信息環境的首選媒介。 ⑦1955年12月21日,《征詢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中提出:“七年內,建立有線廣播網,使每個鄉和合作社都能聽廣播。 ”⑧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全國農村有線廣播事業有了長足的發展。 1966年,全國有縣級廣播站2000多座、放大站和公社廣播站8435座、廣播喇叭872萬只。 ⑨廣播的普及度大大提高,它成為了農村和邊遠地區人們獲得信息和文化知識的重要來源,同時也是黨和政府團結和教育群眾的重要工具。 ⑩從廣播硬件設備的建設來看,不難發現,當時人們收聽廣播的主要渠道是分布在各村鎮的廣播喇叭,可移動收聽的介質較少。 在這種場景下,廣播收聽更像是一種公共的行為而不是私人行為,受眾的自主選擇性較弱,缺少反饋和互動機制。
(二)廣播的互動性和娛樂功能增強,核心受眾從農村轉向城市(20世紀80年代~21世紀初)
隨著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國的廣播事業在20世紀80年代步入了一段黃金發展期。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人們開始對以往廣播宣傳報道進行反思,廣播的宣教意味漸漸淡化,互動性增強,節目的種類也變得更加多樣。
1986年,廣東珠江經濟臺推出“珠江模式”,引入了節目直播的形式,加入了主持人與聽眾互動的環節,實現了廣播快速互動交流。 20世紀80年代,中國拉開了廣播專業化改革的序幕。 從“珠江模式”到“東廣模式”,再到各地方臺經濟、新聞、文藝、音樂、交通、教育、兒童等系列臺的出現, 中國的廣播電臺逐漸從原來的板塊化走向細分。 節目的種類呈現多樣化的態勢,以滿足受眾的信息需求和娛樂需求。
20世紀90年代,汽車的普及和聽眾收聽習慣的改變催生出了交通廣播和音樂廣播等特色廣播。 1991年,全國第一個交通廣播頻率——上海人民廣播電臺交通信息廣播開辦。 1993年,北京人民廣播電臺音樂廣播開播。 交通類和音樂類廣播不斷發展,2018年,全國28個重點城市共擁有82個音樂類頻率、61個交通類頻率,其中音樂類頻率是擁有數量最多的頻率類型。
這個階段,中國廣播的核心受眾群由農村轉向了城市。 同時受眾的收聽習慣由固定收聽轉向了移動收聽。 受到電視媒體的沖擊,廣播在20世紀90年代前后經歷了一段低谷期。 但隨著移動收聽載體的增多,廣播迎來了新的發展時期。 廣播的可伴隨性讓它重新收獲受眾的青睞。 尤其是民用汽車數量的增長,使得車載廣播漸漸成為城市人群收聽廣播的主要途徑。
(三)廣播的社會服務功能凸顯,實現城市空間的拓展和鄉村空間的回歸(21世紀10年代至今)
新世紀以來,伴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廣播業界的生態也在逐漸改變。 廣播的傳播對象從廣泛的大眾越來越聚焦到特定的人群,廣播提供更為精準化的信息內容,服務職能更為明顯。 2010年以后,中國出現了一批以“蜻蜓FM”“考拉FM”為代表的移動互聯網絡電臺。 與傳統廣播相比,這類音頻網站在欄目設置和內容編排上更為細化。 例如:“蜻蜓FM”有情感、財經、健康、兒童等十余種節目類型,而且各類型節目的數量占比差異不大。 像這樣的互聯網音頻產品打破了傳統廣播的線性編排,廣播節目則開始成為音頻內容大市場的一個重要部分。
廣播強大的社會服務功能還體現在應急廣播的應用上。 近十年來,我國的應急廣播系統逐步完善。 2012年,原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成立國家應急廣播中心。 自2013年底起,國家應急廣播抗震救災應急電臺先后在四川蘆山、云南魯甸啟動,開創面向災區民眾定向播出服務性應急信息的模式。 2014年起,多個省區開展了各具特色的應急廣播示范試點。 應急廣播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為災害核心區域的受眾提供有針對性的信息服務,根據災害類型和現場的具體情況,進行節目編排,盡可能地配合救災工作,及時告知災區人們最迫切知道的信息。 同時還能發揮廣播的陪伴功能,提供災后心理援助與支持。
基于廣播社會服務的職能和特性,一種公益性質更強、更具有接近性的廣播形式——社區廣播為廣播的空間拓展打開了新渠道。 社區廣播是廣播在城市空間的縱深拓展。 2011年,“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要加快社區的信息化建設。 社區廣播就是社區信息化建設的一個重要設置。 我國第一家較為成熟的社區廣播電臺——大連社區廣播開播于2006年,該廣播為大連531個社區的居民服務,立足于關注社區人們的衣食住行,提供服務信息。 社區廣播,這種“超本地化”媒介開始在全國范圍內興起,逐漸深入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廣播深度拓展城市空間的同時,廣播越來越成為我國西部邊遠地區和其他經濟發展較為落后地區的民眾參與社會生活的重要媒介。 為了配合我國新農村建設,讓農村廣播滿足農村基層發展的基本需要,2006年“村村響”廣播工程啟動,有線廣播再次回到鄉村。 對那些留守村鎮且無法融入互聯網環境的人們而言,廣播彌補了他們媒介生活的空白。 與上世紀50年代建設農村廣播收音網的目的有所區別,新時代的鄉村廣播不再只是從上對下的政治文化引領,更多地體現出了陪伴和服務功能。
二、中國廣播功能與空間拓展的動因與趨勢
縱觀中國廣播80年,廣播的發展與中國歷史經濟的變革以及不同時期的思想政策都有著緊密聯系。 廣播的宣教功能在戰爭時期和政治氛圍濃厚時期表現得較為明顯。 改革開放以后,人們的生活水平也不斷提高,對精神文化的需求也在同步提升。 廣播不再只是上傳下達的“傳聲筒”,而是成為人們獲取信息和娛樂休閑的重要渠道和公共文化不可或缺的塑造者。
同時,由于電視和互聯網新媒體的出現,廣播面臨著巨大的競爭壓力。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電視就逐漸擠壓了廣播市場,成為了中國最主要的大眾媒介形式。 步入新世紀,互聯網媒體的迅速發展,給傳統媒體帶來了巨大沖擊,廣播如何在這種沖擊下找到自身定位,尋覓出路,成為廣播人亟待解決的難題。 但凡事都有兩面性,互聯網也給予了廣播新的發展機遇,一批互聯網電臺的興起,讓廣播內容數字化,手機等移動端設備成為了人們收聽廣播內容的新途徑。
最重要的是,廣播作為以聲音傳播為主的媒介形式,具有著不同尋常的魅力。 受眾對聲音內容的需求,是廣播媒體不斷進步的根本動力,找到并且放大廣播的核心競爭力,是廣播發展的主要方向。 基于這個邏輯,在未來,廣播的功能和空間拓展可能會呈現以下幾種趨勢。
(一)廣播專業化改革進一步延續
首先,廣播專業化是遵循市場發展規律的變革趨勢。 改革開放40年來,市場的擴大與分化為廣播等媒體的專業化發展帶來了推動力。 但是也有學者指出,在我國現行的體制下,頻率定位細分和頻率資源之間存在著固有的矛盾。 比如美國繁多的專業化電臺種類建立在龐大的電臺數量之上。
而中國對頻率資源的審批和管理非常嚴格,再加上“四級辦”廣電體制的歷史沿革,不同地區的廣播之間沒有競爭,使得傳統廣播在廣播事業體制不變的情況下難以繼續分化。 但互聯網的出現卻對音頻內容的進一步細分提供了可能。 對于廣播來說,這一趨勢也促使其改變傳統的內容生產和編排思路,根據用戶內容需求甚至是不同時段的收聽習慣進行精細化的內容編排,以用戶需求為基準,完成資源的整合與分化,這體現出了廣播從傳者本位到受者本位的根本改變。
站在受眾的角度,廣播專業化的實質來自受眾的細分市場。 社會群體的分化帶來了受眾需求的分化。 受眾細分理念是廣播專業化過程中最重要的理念之一。 受眾細分經歷了以地域為標志的劃分,再到具有同一興趣特征的特定群體,如今已經細分至每一個單獨的個體。 互聯網能夠根據特定的用戶行為提供定制化的內容服務,滿足不斷細分的受眾需求是廣播乃至音頻內容專業化發展的方向。
(二)廣播地域性特點不斷加強
廣播界普遍認為,中國廣播在近30年里進行了兩次轉型,一次是用戶地域的轉變,從農村到城市; 另一次是收聽習慣的轉變,從固定的收聽方式變為移動收聽。 隨著新舊媒體競爭的加劇,廣播必須進一步拓展生存空間,移動空間、公共空間和社區空間成為城市廣播進一步的發展方向。 依托于汽車產業的興起,目前移動空間已經開發得相對成熟。 社區廣播則是中國廣播空間拓展下一步的重點。 如果說“從農村到城市”是廣播媒體基于我國人口流動情況的被動轉換。 那么,從城市到社區則是廣播發揮自身區域性優勢和貼近性的主動改變。
與其他的大眾傳媒方式相比,廣播的地域性特點更加明顯。 它與地域式劃分的城市、社區等和以身份認同為基礎的社群有著天然的聯系。 社區廣播可以指傳統意義上一定地理范圍內組成的生活功能區,社區是城市的細胞,社區廣播是城市廣播需要進一步開發的城市空間。 目前,我國有兩類社區廣播,一類是以社區為內容的專業頻率,另一類是社區自辦的廣播。 社區廣播的定位就是為居民提供與生活相關的信息服務。
社區廣播的優勢在于接近性高,受眾的黏性強。 能夠根據受眾的需求有的放矢,精選播出內容,盡可能地滿足區域內群體對于信息的需求,還能夠充分調動公眾的參與度。 而且,社區廣播對公眾領域的文化構建也有著積極意義。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湖北廣播聯合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在武漢的各大方艙醫院開辦了“方艙廣播”,專門為方艙醫院的病患及醫務工作者提供音頻內容。 考慮到方艙醫院受眾的特點,方艙廣播連續推出與心理疏導、心理危機干預有關的內容,幫助病患渡過難關,在特殊時期提供心理援助。 另外,根據方艙所處地域的不同,節目組還定制了不同的節目內容,比如健身鍛煉節目、留言點歌互動節目等,聚焦特定的區域、實現精細化制作、拓展了廣播的功能。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地理意義上的“社區”,具有相同文化背景和精神認同的受眾群體也可被看作是“社區”。 社區廣播是對廣播地域性和互動性特點的放大應用。
(三)廣播的公共服務性進一步提升
強大的公共服務性是廣播媒介的核心競爭力之一。 在突發性事件特別是災難性事件中,廣播能夠迅速形成預警和救助機制,成為高存活性的媒介。 世界各國都把廣播作為災難中應急傳播的主要工具。
廣播有著以下幾個適用于重大災害事件的信息傳播的特點。 第一,廣播傳播便捷,覆蓋性強,而且能夠不受電力制約。 在地震、泥石流、海嘯等災害中,災區的電力系統有可能遭到破壞,這時廣播就成為了災區信息傳播的重要渠道。 第二,廣播的線性編排特點。 這種編排方式有著嚴謹有序的固有特性,但是與非線性編排相比,互動性較弱。 而在重大災害事件的播報中,線性編排幾乎是最天然的編排方式。 災區的信息實時更新,符合線性的發展規律。 第三,廣播具有本土傳播的優勢,地域性特點強,有著較強的接近性,能夠契合災區本地人民的需求,為其提供信息服務。
在經歷了汶川、玉樹等特大地震災害后,廣播在突發災難性事件中的重要作用凸顯。 2013年,國家應急廣播中心開播,這標志著我國的國家應急廣播體系進入全面建設的階段。 應急廣播系統化能夠充分發揮起整合作用,動員救援力量。 同時與救災相關的權威部門保持信息聯動,保證災區信息發布的及時與準確。 另外,廣播口語化傳播的優勢也能在應急廣播中發揮作用。 親切的口語交流形式能夠給心靈帶來撫慰。 廣播是為災區人民開展災后心理援助的重要途徑。
在網絡設施還不健全的偏遠地區,廣播是信息覆蓋“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手段。 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各村鎮的有線廣播就起到了更新疫情情況、普及防疫知識的作用,保證鄉村廣大群體能夠及時了解信息,做好防疫措施。 完善應急廣播體系與對農廣播,是廣播公益屬性和公共服務功能的進一步體現。
新聞媒體論文范例:新媒體背景下編輯出版業務技術發展和創新推進
三、結語
80年來,中國廣播的功能變遷與空間拓展一直與社會環境和時代背景緊密結合。 面對新興媒體的沖擊和用戶習慣的變化,廣播的專業化趨勢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浪潮。 同時,圍繞著社會服務功能等核心競爭力,廣播也一直在探索創新融合的途徑,既順應時勢,又結合自身優勢,始終在“因勢而為”,拓寬發展道路。
向前看,互聯網技術的新浪潮能夠為廣播的形態樣貌賦予更多可能性。 廣播是最接近口語交流的媒介,以“聲音”為本質,這種極富“人情味兒”的傳播互動形式永遠有存在的價值。 因此,我們有理由期待,廣播或者說音頻內容能夠在未來展現出更大的潛力。
注釋:
、 13 丁邁主編:《中國廣播收聽年鑒2019》,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3、4頁。
②③⑤ 11 趙玉明:《中國廣播電視通史》,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 年版,第86、214、346頁。
、堍 17 艾紅紅:《“下場”“離場”與“返鄉” ——新中國農村有線廣播發展“三部曲”》,《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
⑥ 12 19 丁潔:《分化與融合——社會轉型期的中國廣播》,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4、38、76、77頁。
、啖幄 哈艷秋:《當代中國廣播電視史》,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8年版,第36、111、65頁。
14 褚亞玲:《廣播節目概論》,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頁。
15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國家應急廣播中心編:《應急廣播探索實踐》,中國廣播影視出版社,2017年版,第2頁。
作者:孟晗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