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互聯網空間話語的混雜性給傳統的社會輿論話語結構帶來嚴峻挑戰，越來越多的話語失序、價值觀混亂現象給人們的心理認知和文化結構的穩定性構成嚴重威脅‍‌‍‍‌‍‌‍‍‍‌‍‍‌‍‍‍‌‍‍‌‍‍‍‌‍‍‍‍‌‍‌‍‌‍‌‍‍‌‍‍‍‍‍‍‍‍‍‌‍‍‌‍‍‌‍‌‍‌‍。 所以，媒體需要科學的話語模式和話語框架來保持其輿論引導的正確性、科學性‍‌‍‍‌‍‌‍‍‍‌‍‍‌‍‍‍‌‍‍‌‍‍‍‌‍‍‍‍‌‍‌‍‌‍‌‍‍‌‍‍‍‍‍‍‍‍‍‌‍‍‌‍‍‌‍‌‍‌‍。 人民廣播的輿論話語曾經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在恢復并加快國家建設與發展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它能夠凝聚共識、塑造積極向上的民族精神‍‌‍‍‌‍‌‍‍‍‌‍‍‌‍‍‍‌‍‍‌‍‍‍‌‍‍‍‍‌‍‌‍‌‍‌‍‍‌‍‍‍‍‍‍‍‍‍‌‍‍‌‍‍‌‍‌‍‌‍。 在紀念中國廣播誕生80周年之際，探索人民廣播輿論話語的建構與傳承，有助于在未來更加智能化、網絡化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亮麗的傳播景觀，更好地體現出中國特色，作為優秀范式有效參與到國際話語競爭中，并貢獻出中國智慧。

　　【關鍵詞】人民廣播 輿論話語 建構與傳承 科學性

　　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認為：“話語即權力”，“人通過話語賦予自己權力”，“如果沒有話語的生產、積累、流通和發揮功能的話，這些權力關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來并得到鞏固。 ”① 話語和權力之間存在著一種相互依存的、必然性的、異質同構性的關系，話語建構的模式與框架會影響到權力運行的結構、模式與質量。 中國人民廣播事業誕生于日本法西斯勢力野蠻侵略與封鎖的背景之下，是在曲折的抗爭與喚醒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它代表著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了人民的鼎力支持和擁護，在黨性與人民性相統一的框架之下建構了人民廣播的話語模式，無論在戰爭年代和建設年代，還是在改革開放年代和網絡化時代，都發揮了重要的輿論引導作用。

　　一、人民廣播輿論話語的探索

　　1940年，中國人民正處于全面抗戰當中，這一年，德、意、日締結成了法西斯同盟，德意聯軍占領了半個歐洲，日軍對中國多地大舉用兵，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根據地進行了大規模掃蕩、蠶食，企圖全面占領中國，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進入極為艱苦的時期。 “從1938年11月到1940年底，日軍僅在華北地區出動千人以上的大規模掃蕩就有109次，使用兵力在50萬人以上。 ”② 1940年8月開始，八路軍總部對日寇發動了“百團大戰”，參戰部隊達到105個團20余萬人，成功打破了日本侵略軍對抗日根據地的圍剿。 “從1938年到1941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抗擊日本侵略軍的比例分別達到58.8%、63%、58%和75%。 到1940年底，僅新四軍在兩年多的敵后抗日游擊戰中，共對日、偽軍作戰2700多次，斃傷俘敵5.5萬人。 ”③

　　為了更好地動員全國軍民參加抗戰，揭露日本軍國主義和國民黨頑固派行徑，爭奪抗日戰爭的輿論話語權，延安抗日根據地準備創建廣播電臺，以沖破日軍和國民黨頑固派的新聞封鎖，有效引領人民群眾共同參與這場反法西斯的偉大斗爭，實現“救亡圖存”和“解放全中國”的國家理想。 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華廣播電臺正式播出，其使用的抗爭性話語模式和說服性話語模式開啟了人民廣播輿論話語建構的嘗試。

　　(一)抗爭性話語模式

　　當時，代表世界主流的媒介話語就是戰爭話語，主要分為兩大陣營，法西斯話語和反法西斯話語。 顯然，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的主要話語是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反對國民黨頑固派挑起內戰，以動員中國人民參與到“反侵略、反內戰”斗爭中，目的是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建立新中國。 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的重要任務就是代表黨和人民群眾的利益進行輿論宣傳，抗爭性話語在這個過程中能夠起到揭露真相、凝聚人心、鼓舞士氣、表達反抗精神與意志的重要作用。

　　此時抗爭性話語模式的主要表現形式有：揭露日本侵略者的侵略目的和殘暴行徑，闡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誓死不屈的抗日精神，批駁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錯誤行為。 史料記載，延安新華廣播電臺播送的第一條信息里就特別強調了抗日話語：“全中國的同胞們，日本侵略者在我們中國的神圣土地上已經橫行霸道幾年之久。 雖然我們的武器薄弱，但我們軍隊不怕犧牲、英勇殺敵的精神，勢不可阻，愈戰愈勇……”④

　　延安新華廣播電臺初創階段播放的內容“主要是闡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正義性和日本侵華戰爭的非正義性，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日的政策和主張”，“所播出的關于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內容，揭露了他們在抗戰中的真面目，對于教育全國人民、堅持統一戰線都有著重要意義⑤。 ”

　　“延安(陜北)臺的廣播立足解放區，面向全國人民進行宣傳，以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群眾和國民黨軍官兵為主要宣傳對象……新聞報道真實，評論富有戰斗性和說服力。 由于解放區其他廣播電臺的轉播，延安(陜北)臺在國內外擁有廣泛的聽眾，并享有很高的聲譽。 ”⑥節目內容以新聞和評論為主，主要播送國內國際新聞及抗戰消息、中共中央重要文件、《新中華報》《解放日報》的重要社論和文章、名人講演、科學常識、革命故事、音樂戲曲、解放區介紹、解放區政策等專題節目。 1941年1月下旬，播出了毛澤東同志為“皖南事變”起草的命令和發言人談話，揭露了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行徑，引起國民黨頑固派的恐慌。

　　1946年7月29日，延安臺用廣東話、閩南話和國語第一次對華僑播音，播出了延安歸國華僑聯合會書記王唯真揭露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陰謀的《告僑胞書》，使華僑中很多人對國民黨頑固派有了正確的認識。 1946年10月13日，陜甘寧邊區副主席李鼎銘在延安臺發表《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戰勝的》廣播講演，痛斥了國民黨頑固派發動內戰、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的罪行。

　　(二)說服性話語模式

　　說服性話語模式的主要表現形式有：勸服日本侵華日軍放下武器，勸服國民黨頑固派改邪歸正、一致對外，動員全國人民積極參與抗日救國和解放全中國的戰斗。 1941年12月3日，延安新華廣播開設了針對侵華日軍的日語節目，傳出了第一位日籍播音員原清志的日語播音。

　　在抗戰烽火中，原清志用日語播出一篇篇客觀真實的報道，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犯下的罪行，謳歌了中國軍民英勇不屈的抗戰精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⑦ “成為瓦解日軍士氣的一大武器。 許多像小林武夫、杉本一夫一樣的日軍官兵通過廣播知道了戰爭真相，投身反戰事業。 ”⑧他們加入八路軍，在抗日戰場上成立“在華日人反戰同盟”等反戰組織，策反侵華日軍，并上前線參與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被中國人民親切地稱為“日本八路”。 原清志們的出現，是“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跡”。 ⑨

　　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的聲音沖破敵人的重重封鎖，將中國共產黨和解放區的聲音傳播到國內外，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鼓舞和激勵億萬人民，很多人通過收聽延安的廣播，加深了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武裝力量的了解，増強了抗戰必勝的信心，形成了人民話語框架，具備了人民廣播的雛形。

　　中共中央于1942年收到西南聯大師生和學生聯合會的來信，這些來信表達了他們在邊遠地區收聽到延安新華廣播電臺新聞和社論時的喜悅與激動的心情，并把延安的廣播比作“黑夜里的一盞明燈”。

　　1946年7月12日，在抗日戰爭勝利聲中恢復播音的延安臺又增辦了《對國民黨軍廣播》，節目采用“放下武器蔣軍軍官介紹及書信”的形式，向國民黨軍進行政治宣傳，對配合人民解放軍作戰、分化和瓦解國民黨軍隊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6年10月20日，延安臺播出了美國人馬海德《為著美國人的利益，應該撤退駐華美軍》的講演詞，在國統區引起了很大反響。

　　延安新華廣播電臺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烽火中培養出人民廣播的第一批編輯、播音員和技術人員，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為人民廣播的輿論話語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 “淪陷區和國統區有數十萬臺收音機能收聽到延安臺的廣播。 當時曾接到從北平、南京、昆明、重慶等地帶到延安的信……聽了延安臺廣播的不少青年人冒著生命危險，穿過層層封鎖，奔向延安及各抗日根據地，參加革命，走上抗日前線。 ”⑩

　　1945年10月25日，延安中共中央黨報《解放日報》刊載《介紹XNCR》的文章，把XNCR(延安臺呼號)話語定義為“人民的喉舌，民主的呼聲”，并且提出“人民大眾的號角要人民大眾吹響”的主張，強調了“廣播服務于人民”的輿論話語宗旨。 這是人民廣播第一次提出“喉舌論”思想。

　　除了新聞和評論，播音員還學唱歌、演戲，根據輿論的需要演出具有革命性的文藝節目，如抗日歌曲《五月的鮮花》《游擊隊歌》《大刀進行曲》等。 1947年3月21日，延安新華廣播電臺改名為“陜北新華廣播電臺”，繼續延續抗爭性話語和說服性話語的模式，配合戰爭形勢發展的需要。

　　二、人民廣播輿論話語的建構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人民結束了被侵略被奴役的百年屈辱，愛國、建設、發展、和平的熱情被迅速激發起來。 建設與發展話語、保家衛國話語成為主流，在這個主流話語框架之下，反思話語也異常活躍，三者之間互相配合，建構起從1949年-1978年中國輿論場話語主體。 在這個過程中，鑒于當時中國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實際情況，廣播因為具有跨越空間距離的功能、低門檻的話語建構模式以及富有感染力的輿論引導特性，得到了極大的重視和大發展，這符合中國地域遼闊復雜、人民群眾急需大量新聞信息和文化信息的客觀現實。 1949年9月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49條明文規定“發展人民廣播事業”。

　　時任新聞總署署長的胡喬木于1950年提出“廣播要學會自己走路”的方針，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人民廣播輿論話語建構的歷程。 “中央電臺和各地方電臺遵照中共中央、政務院一系列指示、決定，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為抗美援朝戰爭、土地制度改革而開展宣傳，為恢復國民經濟、配合‘三反’(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五反’(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開展宣傳，為新中國成立后三年國民經濟恢復做出了重要貢獻‍‌‍‍‌‍‌‍‍‍‌‍‍‌‍‍‍‌‍‍‌‍‍‍‌‍‍‍‍‌‍‌‍‌‍‌‍‍‌‍‍‍‍‍‍‍‍‍‌‍‍‌‍‍‌‍‌‍‌‍。 ”

　　(一)人民廣播輿論話語的理論探索

　　人民廣播輿論話語的理論探索主要表現在指導思想確立、政策文件制定和輿論話語引導等三個主要方面。 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全國百業待興之時，毛澤東、周恩來等黨的領導人提出舉全國之力建設“農村廣播網”，并將其迅速落實到《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中。

　　1950年的全國新聞工作會議上提出建立全國性的廣播收音網的要求，“以便使人民廣播事業建立在堅實的群眾基礎上，發揮應有的宣傳教育作用 。 ”“人民廣播事業獨有的特點是‘以其廣播為廣大人民服務，在工作中不斷加強與聽眾的聯系，并使其成為新聞的源泉、教育的論壇和文化娛樂的工具’。 ” “新聞、教育和娛樂”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初期人民廣播事業的主要功能，發展人民廣播的目的是“為廣大人民服務并加強與聽眾的聯系 。 ”“人民廣播”“人民群眾”“為人民服務”等術語在廣播發展政策中不斷得到重復和強調，成為廣播事業發展的重要輿論話語的基本詞匯之一。

　　1950年4月，新聞總署發布的《關于建立廣播收音網的決定》中提出：“無線電廣播事業是群眾性宣傳教育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各縣市人民政府、人民解放軍部隊政治機關、全國機關、團體、工廠及學校都應當設立收音員，專門收聽并記錄中央和地方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政令和其他重要內容，向群眾預告和介紹廣播節目，組織聽眾收聽重要節目。 ” 1950年6月6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各級領導機關應當有效地利用無線電廣播》的社論，再次提到“無線電廣播是群眾性宣傳教育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1955年，《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集中闡釋了人民廣播的“群眾性”內涵：“根據我國幾年來發展農村有線廣播網的經驗，凡是建立了農村有線廣播站的地方，那里的鼓動工作的水平就有顯著的提高。 它經常地向農民進行政治和文化的教育，改善了農村的群眾政治工作，提高了農民政治和生產的積極性，推廣了農業生產的先進經驗，活躍了農村的文化生活……為了保證農村廣播網建設的速度和工作的質量，必須堅持依靠群眾，利用現有的設備，分期發展，逐步正規，先到村、社，后到院、戶的方針……農村廣播網是群眾性的事業，它只有依靠群眾才能得到發展……農村廣播網能否迅速地大規模地發展，以及它在宣傳工作方面能否充分發揮作用，關鍵在于各地黨委對這一工作的領導。 ”

　　這是廣播是“群眾性事業”的早期表述，清晰詮釋了人民廣播的兩個內在含義：第一，發展廣播事業的目的是為了廣大人民群眾，廣播節目要注重向人民群眾進行政治、文化教育，提高人民群眾生產積極性，活躍人民文化生活; 第二，發展廣播事業要依靠人民群眾，“只要把農村廣播網的好處和建立廣播網必須依靠群眾積極性的道理向農民講清楚，農民也想聽廣播，那么，在建立廣播站的時候，要每村每社花百把塊錢買幾百公尺電線，二、三個喇叭，湊一些木桿，動員農民參加半天一天的義務勞動，是完全可以辦得到的。 農民完全懂得，有了廣播站，光是預報災害性氣象一項，就可以使他們少受許多損失。

　　因此，花一些錢建立廣播站是完全值得的。 ”對于人民廣播的性質和特點，從1952年9月起就擔任中央廣播事業局局長、黨組書記的梅益同志進行過廣泛、全面而又深刻細致的論述：“……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廣大農村地區創建和普及了有線廣播網; 建立并初步完善了中國的對外廣播系統，使新中國在1962年成為繼美、蘇之后的第三個對外廣播大國。 ”

　　(二)人民廣播輿論話語的實踐探索

　　新中國的建設與發展主要分為兩個時期，即1949-1956年的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中國新民主主義時期)，1957-1978年的社會主義探索時期。 其中，第二個階段分為三個階段：1956-1966年的全面建設階段，1966-1976年的“文革”階段，1976-1978年的在徘徊中前進階段。

　　1.建設與發展話語

　　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國民黨的大陸殘余勢力不斷破壞搗亂，西方資本主義強國環視周邊不斷挑釁，國家發展面臨著嚴峻挑戰。 這個時期建立起來的廣播體系秉承著人民廣播的宗旨，在新中國的建設與發展過程中發揮著“凝聚人心、鼓舞士氣”的話語功能，引導人民群眾積極投身到新中國的建設中，“強調用思想、政治、群眾運動、犧牲精神來改造世界，發揮‘組織、鼓舞、激勵、批判、推動的作用’ 。 ”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中國的經濟進入穩定發展階段，民生問題得到改善，國家影響力不斷增強，中國廣播在這個過程中不斷獲得新的發展，在寶成鐵路建設、武漢和南京長江大橋建設、大慶油田建設、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中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聯合國恢復我國合法席位、改革開放思想的醞釀等重大事件的新聞報道中發揮著巨大的輿論引導和話語建構的功能。

　　“各地人民廣播電臺遵照中央的大區廣播工作會議精神，聯系所在區的實際情況，圍繞恢復國民經濟等中心工作，積極地、創造性地開展廣播工作，按規定轉播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重要節目，同時辦好自己的新聞、文藝、社會教育等方面的節目，在努力辦好綜合性的人民廣播電臺的前提下，還試辦專業性的職工臺、經濟臺、工商臺、廣告臺、有線廣播臺等。 ” 在輿論話語的建構與引導方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廣播和其他類型媒體的共同努力之下，涌現出像王進喜、雷鋒、焦裕祿、蔣筑英、時傳祥、李四光、羅佐夫、張秉貴等社會主義建設的杰出代表，他們的模范行為深深地影響著國家建設與發展的進程，對于這個時期民族精神的塑造和共同理想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2.保家衛國話語

　　新中國成立后曾經經歷過數場戰爭，分別是：抗美援朝戰爭、抗法援越戰爭、中印自衛反擊戰、抗美援越戰爭、中蘇珍寶島之戰、對越自衛反擊戰。 在這期間，“保家衛國”成為中國廣播的另一個重要的熱點話語，在傳播輿論場域中奠定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精神和大國形象，其話語構成的主體是：維護國際正義、捍衛世界和平、保衛新生共和國。

　　在保家衛國輿論話語的建構過程中，抗美援朝廣播實踐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在戰爭動員、戰爭闡釋、戰爭時事報道、民族精神塑造等方面全面體現了人民廣播的內涵與特征。 這個期間廣播話語的主要內容除了戰況時事報道、英雄事跡傳播、民族精神塑造之外，重要的是動員全民以各自擅長的方式支援前線戰斗，成功地詮釋了中國人民不畏強敵的堅強意志、掀起了愛國主義高潮，凝聚了民族精神。

　　由原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的英雄模范人物楊根思、邱少云、黃繼光、羅盛教等人的英雄事跡隨著廣播的聲音傳遍了全中國，在國內引起了強烈反響，形成了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最可愛的人”的英雄話語模式。 他們在戰爭過程中擁有“人在陣地在”的英雄氣概，不怕犧牲，勇往直前。 他們“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務，不相信有戰勝不了的敵人，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難”，是中國人民的優秀兒子，國際主義的偉大戰士 。 ”

　　三、人民廣播輿論話語的歷史傳承

　　從延安新華廣播電臺、陜北新華廣播電臺到新中國成立之后的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為核心的具有廣泛影響力的中國廣播網，始終堅持人民廣播的輿論話語，一直傳承到當前網絡廣播話語之中。 人民廣播的輿論話語創始于抗日戰爭時期，成熟于新中國成立之后的70多年的廣播實踐與理論過程中，代表著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目標是“解救勞苦大眾”和“建設人民共和國”，體現了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具有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的政治意識，承擔著引領導向、團結人民、鼓舞士氣、成風化人、凝心聚力、服務大局的職責和使命。

　　輿論話語修辭蘊含著的精神氣質具有一定的歷史傳承性，從80年來中國人民廣播實踐和理論的話語修辭中可以看出一些先秦時期諸子百家遺傳下來的厚重精神。 第一是人民廣播話語里閃現著的仁愛、良知、民本、誠信、正義、責任、擔當、果敢、英勇等精神特質; 第二是廣播輿論引導過程中表現出來的道德意識、價值觀念、學識修養和社會管理功能等，其根脈可以上溯到先秦時期。 “先秦時期的修辭道德準則，在漢民族的修辭道德思想歷史上具有奠基作用。 雖然漢民族的修辭道德觀念在不斷發展，但漢民族今天的修辭道德準則基本上是從那時的修辭道德準則脫胎而來，在如今漢民族的修辭道德體系中，仍然可以看到‘言禮’‘言仁’‘言忠’‘言信’的印痕。 ”

　　“一言而興邦”“言不可不慎也”(《論語·子張》)，“言忠信，行篤敬 ，雖蠻貊之邦，行矣 ”(《論語·衛靈公 》)。 劉向在《說苑·善說》篇中曾引子貢的話：“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 ”從歷史根脈上看，人民廣播的輿論話語來源于我國古代的民本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個重要思想根源。 我國古代民本價值觀念經歷了“重天敬鬼→敬德保民→重民輕天→民貴君輕”的發展歷程，其內容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重民貴民、愛民信民、安民保民。 習近平同志曾在《干在實處走在前列》文章中說：“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這是顛撲不破的歷史真理。 為政者更應認識到這一點，敬畏民眾、敬畏民眾賦予的權力。 ”

　　上世紀80年代，人民廣播輿論話語提出了“自己走路”的思想，并進行了新時期改革，提出了“內容為王”理念，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中央電臺《各地人民廣播電臺聯播》《新聞和報紙摘要》《小喇叭》《今晚八點半》等經典節目、內容備受聽眾青睞。 徐曼主持的對臺灣廣播節目《空中之友》和傅成勵、虹云、陳希主持的《午間半小時》節目的火爆程度不亞于今天“抖音”、微信受歡迎的程度。

　　文藝節目對聽眾精神世界的影響尤甚，這個時期的小說連播、革命音樂、文學欣賞、外國音樂、廣播劇、電影錄音剪輯、每周一歌等制作嚴謹，質量上乘，擁有溫馨、雅致、澹定、從容的氣質，既有益心志，又鼓舞人心。 一批優秀的演播家播過的《高玉寶》《艷陽天》《李自成》《戰斗的青春》《林海雪原》《海嘯》《紅旗譜》《四世同堂》《烈火金剛》《三國演義》《駱駝祥子》《萬山紅遍》《東方》《蹉跎歲月》《岳飛傳》《楊家將》《平凡的世界》《寶葫蘆的秘密》《西游記》《劉胡蘭》《海島女民兵》等都是老百姓家喻戶曉、耳熟能詳的作品，對于中國的人文傳承和精神塑造產生了重要影響。

　　這個時期的廣播劇也有了較大發展，不斷滿足了人民群眾廣泛的文藝性需求，代表性的作品有《阿詩瑪》《漁夫和金魚的故事》《求索》《真與假》《晶瑩的心》等優秀劇目。 電影業興旺之后，中央電臺的《電影錄音剪輯》成為當時的十大名牌節目之一，節目播出的數量和質量達到了高峰期，僅1980年就編播了41部電影錄音剪輯。

　　從這些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人民廣播話語對于新中國媒介的整體話語精神塑造和民族精神的傳承與發展而言，產生了重要作用。

　　80年發展的過程中，人民廣播話語經歷了從早期的“粗放式覆蓋”到改革開放以后“認同式生產”的轉型，其民本的價值觀念一直得到了良好的傳承，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理念。

　　“人民廣播要反映人民群眾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利益的特性，堅持把人民立場作為根本政治立場……在當前媒體融合的背景下，人民廣播一是要牢牢堅持黨性原則，做到愛黨、護黨、為黨，守衛好意識形態主陣地……發揮主流媒體的輿論引導職能，加強主流媒體的網絡傳播能力建設，在重大新聞輿情出現時，要以最直接、最有效的輿論引領方式和其他主流媒體一起進行‘綜合發聲’，并在社交媒體上形成‘刷屏’之勢，給社會輿論以正向的引導‍‌‍‍‌‍‌‍‍‍‌‍‍‌‍‍‍‌‍‍‌‍‍‍‌‍‍‍‍‌‍‌‍‌‍‌‍‍‌‍‍‍‍‍‍‍‍‍‌‍‍‌‍‍‌‍‌‍‌‍。 ”

　　人民廣播論文投稿刊物：《西部廣播電視》雜志(原名《四川廣播電視技術》，于1980年創刊(國內統一刊號：CN/51-1458/TN國際標準刊號：ISSN1006—5628)，國內外公開發行，郵發代號62—60。

　　四、結語

　　80年來，人民廣播話語經歷過革命、建設、改革開放和互聯網快速發展四個時期，形成從中央到省、地、縣四級辦廣播的發展格局，在新聞報道、輿論話語引導、文藝創作、體制機制改革、產業經營、技術革新、隊伍建設等各個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形成并深化了對中國特色廣播事業發展規律性的認識，人民廣播輿論話語的優良傳統值得回顧和紀念。 在移動傳播逐漸成為主體的當下，形成適應智能技術、適應日趨激烈的國際話語權競爭態勢的人民廣播話語模式，“鮮明而集中地代表著中國新聞實踐的思維方式、邏輯基礎、運作理念和歷史傳統 。 ”在國際廣播領域呈現出獨具特色的亮麗景觀，成為一種優秀范式，有效參與國際話語傳播、貢獻中國智慧。

　　注釋

　　①米歇爾·福柯：《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嚴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 頁。

　　②③ 湯濤：《1940：中國希望在延安——中國共產黨理論構建的成熟與抗日戰場的戰略性進攻》，《學習時報》，2019年10月25日。

　　④⑦⑧《延安新華廣播發出的第一段廣播詞，竟是如此振奮人心! 》，搜狐網，https://www.sohu.com/a/300606782_120027093，訪問日期：2020年11月1日。

　　⑤ 王瑩：《抗戰時期的延安新華廣播電臺》，《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15年第5期，第93頁。

　　⑥ 甘惜分：《新聞大辭典》，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頁。

　　⑨李欣：《老友記——從東京到延安：難忘中國之聲——廣播傳奇之延安新華廣播的日語播音員原清志》，搜狐網，https://www.sohu.com/a/116270108_394097，訪問日期：2020年10月22日。

　　⑩ 王秋：《聲聲不息》，中國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71頁。

　　11 哈艷秋：《當代中國廣播電視史》，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8年6月版。

　　12 黃艾：《“人民本位”∶建國初期廣播事業的“公共”話語實踐》，《現代傳播》，2014年第12期，第167頁。

　　14 梅益：《各級領導機關應當有效地利用無線電廣播》，《人民日報》，1950年6月8日，第2版。

　　15 中央廣播局：《廣播通報》，第1卷第10期，1950年5月1日編印。

　　16 歐陽宏生、朱婧雯：《論新中國70年廣播電視傳播理念的嬗變》，《現代傳播》，2020年第1期.

　　18 《人民日報》社論：《發展農村廣播網》，《人民日報》1955年12月30日，第1版。

　　19 龐亮：《論梅益的廣播觀》，《中國廣播》，2008年第9期，第44-45頁。

　　20 丁邁：《典型報道的受眾心理實證研究》，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頁。

　　作者：張厚遠 馬 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