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藝術介入鄉村”經過近20年的實踐與發展，藝術與鄉村之間的關系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具體表現為：藝術不只是目的，更成為方法;藝術不只是純粹藝術本體的審美實現，更是探索解決鄉村現代發展的新路徑;在傳統與現代的融合發展中，藝術成為實現鄉村社會人文生態修復和經濟生態再建構的可實踐方法。以“藝術介入鄉村”實踐案例為載體，體察“藝術介入鄉村”實踐中的藝術流變，探索“藝術介入鄉村”建設在理念、方法和目標上的嬗變與發展，為當下“藝術鄉村”建設提供多元性、在地性、互動性等啟示。

　　關鍵詞：“藝術介入”;鄉村建設;實踐案例;方法研究

　　“藝術介入鄉村”建設始于2000年左右。此后，這種具有實驗風格、藝術家個人情懷的藝術實踐逐漸形成一股熱潮。總體上看，“藝術介入鄉村”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當代西方哲學為當代藝術作為關乎政治實踐的感性真理提供了知識合法性;二是它從實踐的層面回應了90年代初新左派與新自由主義的一個分歧;三是2000年后當代藝術開始方便地進出美術館、國際展覽、藝博會，于是介入鄉村便有了條件優勢[1]。

　　當代藝術突破了傳統藝術的靜觀美學，重視藝術審美的動態性、交互性等特征。藝術家通過更廣泛更先鋒地構建動態的感性審美場域，來突破固有的藝術標準和桎梏，探索不確定性的美感表達，從而吸引和培育藝術的現代擁簇者。公共藝術等當代藝術將審美的主體與客體、主體與主體，甚至客體與客體相連接，形成多元的感性交互場域，產生和呈現出豐富的審美意向和人文指向。

　　藝術的介入功能在其審美關系的流變中變得越來越重要，藝術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介入社會和生活的激情與能力�；�于此，藝術家們自覺地參與到社會生活之中，將藝術重新與生活相融合，用更廣泛的藝術思考來觀照社會的前沿問題，呈現出對社會組織、地域社區、特定群體的積極介入，主動對社會結構和系統進行思考及批判，并試圖提出藝術視角下的解決方案，以實現藝術對社會文化和人性塑造的影響。所以，當代藝術從美學功能轉向社會功能的流變，從藝術的自主轉向對生活的整合，都為“藝術介入鄉村”提供了可能。

　　一、“藝術介入鄉村”研究現狀“藝術介入鄉村”最早是藝術家自發并帶有強烈個人情懷和實驗性的藝術實踐活動。藝術家將個人的藝術理想和創作植入到鄉村的自然場域之中，來構建動態的感性審美場域，具有鮮明的藝術自主性和先鋒實驗性。這種類型的藝術實踐有很多，如靳勒的“石節子美術館項目”和他的《藝術村莊》(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2009年版);渠巖的“許村計劃”和他的《藝術鄉建——許村重塑啟示錄》(東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藝術視界：渠巖的文化立場與社會表達》(東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渠巖、王長白的《許村：藝術鄉建的中國現場》(《時代建筑》2015年第3期)，渠巖《許村國際藝術公社，和順，山西，中國》(《世界建筑》2015年第2期);左靖的“碧山計劃”和他主編的《碧山》雜志;呂品晶的“雨補魯項目”和他的《雨補魯村傳統村落保護實踐》(《城市環境設計》2016年第10期);胡泉純的《貴州雨補魯寨“藝術介入鄉村”創作實錄》(《公共藝術》2016年第5期)，等等。

　　如果說藝術家早期走進鄉村，把創作理想投向鄉村，是對城市化、物質化發展對人異化和擠壓的反抗，將鄉村視為建構新藝術和新文化的廣闊空間;那么，隨著藝術家鄉村藝術實踐的不斷深入，藝術家所記錄和總結的藝術理念、藝術建設、在地體驗等，又突破了藝術創作本身，實質性地完成了理論與實踐、理想與現實的互建過程，為“藝術介入鄉村”積累了實踐經驗，拓展了實踐思路。同時，他們的實踐和探索激發了社會對“藝術介入鄉村”建設的興趣及思考。至此，藝術作為一種方法，成為當下鄉村建設的一種新思路。同時，藝術理論家圍繞“藝術介入鄉村”的理論建構漸次展開。

　　2016年7月28日，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召開了以“鄉村建設及其藝術實踐”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國內外學者對中國現代鄉村建設展開深入的探討，形成了《當代鄉村建設中的藝術實踐》，探索了“藝術介入鄉村”的多種可能，并將藝術實踐從最初的精英文化的狹窄視角帶向了更廣泛的多學科視域。許多學者認為，藝術不只是目的，更成為方法;同時，藝術不只是對于藝術家情懷烏托邦式的實現，更是在中國社會現代轉型過程中探索解決鄉村現代發展危機的新路徑，成為在傳統文明和現代文化的融合發展中，實現鄉村社會人文生態的再修復和經濟生態的再建構的可實踐方法[2]。

　　此后，對“藝術介入鄉村”實踐的理論探討和建設逐漸豐富，如方李莉的《論藝術介入美麗鄉村建設——藝術人類學視角》、楊貴慶等的《社會變遷視角下歷史文化村落再生的若干思考》。這些研究與評論對“藝術介入鄉村”進行了多學科、多領域、多層面的理論闡釋和發展趨向拓展，使藝術突破了“藝術”本身，既是審美的，也是經濟的;既是政治的，也關涉倫理[3][4]。藝術通過介入鄉村建設，實現其對社會的深層介入。這在王南溟的《鄉建、藝術鄉建與城鄉互動中的幾種理論視角》、李耕等的《藝術參與鄉村建設的人類學前沿觀察》研究中均有所體現[5][6]。

　　此外，積累了豐厚實踐體驗的藝術家再次以現代性的批判視角，對其藝術實踐進行深刻地反思，如渠巖的《藝術鄉建：重新打開的潘多拉之盒》、呂品晶的《見人見物見生活的鄉村改造實踐》等，全面而深刻地剖析自身在藝術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并提出了具有建設意義的解決構想。這些來自于藝術實踐的反思與總結，對推進“藝術介入鄉村”建設的深入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7][8]。

　　二、“藝術介入鄉村”實踐的問題與重構

　　(一)以藝術審美為主導——藝術家先鋒性的構建及弱化早期“藝術介入鄉村”，始于藝術家的精英文化視角，以審美性、情懷性和實驗性為特征，是對于城市文化的一種反抗。因此，這一階段的“藝術介入鄉村”聚焦于鄉村和民間所積淀和保存的豐厚傳統風俗文化、生活方式、古物建筑等。從鄉村原始景觀的發掘和再造，到建設鄉村民俗展示館、鄉村書屋，都展現出藝術創作主體對鄉村自然的迷戀與回歸，并努力將人文思想和現代精神注入自然村落之中，旨在建立一種與城市相對抗的“詩意棲居”的現代烏托邦世界。

　　但這類“藝術介入鄉村”帶有明顯的知識分子視角和城市文化趣味，對于鄉村的再建有著擺脫不去的“自上而下”性。藝術家更關注自然和鄉土的融合，卻對鄉村中人的主體意識和情感存在一定程度的忽視和蔑視，盡管這并非出于藝術家的主觀意志和想法，而是現代社會發展中一種普遍性文化意識的呈現，但還是引發了關于“誰的鄉村，誰的共同體”的論爭[9]。誰該是建設的主體，藝術家還是村民?藝術家和村民之間的共同體是否只是藝術家的一廂情愿?周榕認為，城鄉二元認知結構下會逐漸形成城鄉二元烏托邦，即產生代表未來的現代烏托邦和保管傳統的鄉愁烏托邦的結合[10]。

　　也就是說，在烏托邦化、體系性的時空虛構中，對于現實的責任被隱性地推卸了：城市不關注現實，而關注虛構的未來;鄉村不關注現實，而關注虛構的過去。在對未來和過去的二元、兩分化虛構中，現實或當下，從未找到文化上合法的存身之地。

　　因此，無論對于城市建設還是鄉村建設的想象力都被壓縮在一個很狹窄的范式化區間之內，勢必會形成城市和鄉村意識及文化上的完全割裂與分化，將城市和鄉村放在二元對立的兩極，這對于鄉村的現代性建設是沒有意義的。藝術對于鄉村最有價值的部分，是藝術與鄉村間的相互滋養、激活與融合，彼此供給的活力、靈感和想象，因此藝術與鄉村相結合是彼此激發而不是彼此背負。在實踐主體性問題的不斷構建過程中，藝術對于鄉村的介入，從審美的、先鋒的特質向生活的、在地的方向轉向，把“藝術介入”轉向“藝術建設”，從而緩解了最初“藝術介入鄉村”時所被強加的道德和倫理壓力。藝術逐漸轉化為方法和路徑，打破了在鄉村和藝術之間所預設的阻隔，藝術家及其創作實踐真正融入鄉村的生產消費體系之中，使藝術成為更有意義的鄉村建設。

　　(二)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藝術介入

　　鄉村建設的理念重建隨著“藝術介入鄉村”建設的深入，藝術家不斷追問和反思“藝術介入“的目的和價值，這構成藝術鄉建的元問題。在眾多“藝術介入鄉村”案例中，藝術家的藝術理想各異，介入方式、角度和建設方法也多有不同，但對于元問題的思考構成了他們共同的目標指向，呈現為對傳統鄉村價值的回歸、傳承與發展。中國傳統文化孕育了“天人合一”的人文理想。

　　鄉村作為一種與自然更為接近的生活空間，天然帶有一種充滿藝術感的想象性，這種特性吸引和激發藝術家的藝術構想和創作。當“藝術介入鄉村”進入更成熟的階段，藝術便超越了本體的自為，擴展到更廣泛的社會視域中。藝術成為修復與建構人與自然的關系，及人與人的關系提供新的路徑。藝術鄉村建設不同于剛性的短期績效建設，呈現為審美的、漸進的、柔性的改變。

　　藝術家的知識分子身份，使他們在中國傳統自然觀的影響下對自然、傳統、故鄉存有天然的向往和依戀，因此，藝術家大多秉承對文物建筑的保護與激活理念，懷抱重新再現中國傳統空間的價值理想，力求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山、水、村落與人的關系進行一種現代的美學式的傳承與轉化。靳勒的“石節子美術館”項目就是典型的植入自然的“藝術介入鄉村”建設案例。

　　石節子美術館位于甘肅天水市秦安縣葉堡鄉石節子村。這里并沒有傳統意義上的優美山水，而是一個交通不便、干旱缺水的貧瘠地方。但靳勒是在這里走出去的石節子人，他以藝術家的情懷和對家鄉的熱愛，將村莊的家家戶戶、山山水水，每個村民，還有他們的家庭、生活、生產，甚至家禽、農具都成為美術館的一部分，共同構建成為中國第一個鄉村美術館。在美術館建立之前，鄉村的生活就是日常;在美術館建立之后，村民的生活就是藝術。藝術的介入，使他們開始自覺地關心和保護傳統的民居建筑，同時村里的環境也變得干凈整潔，村子的人文環境也在發生改變，村民們對傳統文化和生活方式也自信起來。

　　每一年石節子美術館都會舉辦多種類型的藝術活動。在“藝術介入鄉村”的過程中，村莊及周邊的村民逐漸從謹慎地分享藝術氛圍，到大膽地參與藝術活動。美術館搭建了一個鄉村與外在世界交融的平臺，促成了村民與藝術家間的碰撞與交流，產生了一批有意義的藝術作品，更培養了一批原生態的農民藝術家。新媒體時代，藝術成為這個偏遠村莊與村外世界溝通的橋梁，藝術的介入使石節子村具有了話題性。石節子美術館將人與自然，城市與鄉村，藝術與生活聯結在一起，使之和諧共生，共同發展。

　　三、“藝術介入鄉村”的實踐啟示

　　(一)藝術使鄉村建設更多元、更地域，不該是城市的翻版對于鄉村發展的路徑，盡管學者們的主張各不相同，但對于實現鄉村現代化的目標是一致的。城市發展已經透支了鄉村：鄉村的人口流失、資源過度開發、環境破壞等，但與此相較更顯危機的是鄉村文化生態的快速消失。中國幾千年的農耕歷史，賦予了鄉村以厚重的文化蘊集，鄉村之于中國人特殊的情感意義，既是“美麗的鄉愁”，也是“世外的桃源”，還是“詩意的棲居”。因此，鄉村的發展是具有深厚傳統文化性和地域獨特性的，不能是“千城一面”城市發展模式的照搬。

　　在充分認識鄉村特有的文化傳統、社會結構和社會特性的基礎上，應給予鄉村發展以相對獨立的自主空間。通過多年來中國公共藝術的發展，特別是“藝術介入鄉村”的實踐探索，用藝術激活鄉村經濟和文化已成為鄉村振興有意義的探索和嘗試。但在“藝術介入鄉村”的風潮之下，一些藝術家把所謂的現代藝術“粗暴”地引入到鄉村，不僅沒有保護和傳承鄉村傳統的文化生態，反而對古老的人文生態環境造成了破壞，而這些被破壞的文化印記已永遠不可再恢復，這是令人扼腕嘆息的。

　　因此，在“藝術介入鄉村”建設的過程中，通過藝術的方法再建地域景觀、重構鄉村文化，是一個非常謹慎的問題。鄉村建設不僅在中國，乃至全球都是非常重要的課題。很長一段時間里，對于鄉村建設研究采用了較單一的路徑，缺乏更廣闊的思路和方法。荷蘭建筑師雷姆·庫哈斯近年來將研究從普通城市轉向普通鄉村。他認為，普通鄉村很重要的一個特質就是其現實主義對抗烏托邦的特征。

　　也就是說，當城市化成為潮流，城市成為中心卻失去了其特性，而鄉村提供了一種特性的可能。當代的鄉村建設和發展不應成為城市的翻版，也不能成為傳統建筑文化的新編。中國當代鄉村并不是現代的，它們是中國特定的空間中產生的當代文化現象，其豐富性和復雜性令所有研究者都無法回避。因此，對于“藝術介入鄉村”，應以更多樣化、更地域性的思維來面對。當代的中國鄉村建設不會像城市發展一樣只是一種思潮或一種風格，而是新的情境中的多樣選擇。當然，這也說明鄉村建設存在很多的問題，各種困難常常圍繞在鄉村建設的路上，但也正是這種困境中的探索，使中國當代鄉村顯示出頑強的生命力，體現出特殊的魅力。

　　藝術教育論文投稿刊物：《學術研究》是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辦的社會科學綜合性學術期刊，創刊于1958年1月，1996年起由雙月刊改為月刊。每月20日出版，國內外公開發行。

　　(二)藝術介入突出在場、現場和問題，是一場“走出書齋的革命”藝術批評家尼古拉斯·伯瑞奧德說：“絕大多數評論家與哲學家不愿將當代實踐的實體擁入懷抱，因為這些實踐根本就停留在無法閱讀的姿態，因為人們無法從前人所解決或留下的問題出發，分析這些藝術實踐的原創性和相關性。”[11]其中深層的意味，正是對于封閉、靜態、歸納式的閱讀和研究方式的一種批判，而能夠使藝術得以被閱讀和研究的方法，就是要以開放、動態和觀察式的方式來進行。

　　以此理論展開對“藝術介入”的理解和闡釋，我們會發現當代藝術的介入一直處于動態、開放、成長的狀態之中。當代藝術流變所具有的主體關系審美性、交往性、介入性和生活性，為“藝術介入鄉村”提供了學理支撐，同時近20年的“藝術介入鄉村”建設實踐也為課題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案例支持，使“藝術介入”成為構建中國鄉村現代性和文化多樣性的有效方法，為中國鄉村的現代性重建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一種可行性路徑。

　　參考文獻：

　　[1]趙成帥.藝術介入鄉村：審美的、政治的與倫理的[EB/OL](2015.-07-22)[2020-05-12].http：//shuhua.ce.cn/xinxi/201507/22/t20150722_6006332.shtml.

　　[2]鄧小南，渠敬東，渠巖，等.當代鄉村建設中的藝術實踐[J].學術研究，2016(10)：51-78.

　　[3]方李莉.論藝術介入美麗鄉村建設——藝術人類學視角[J].民族藝術，2018(1)：17-28.

　　[4]楊貴慶，戴庭曦，王禎，等.社會變遷視角下歷史文化村落再生的若干思考[J].城市規劃學刊，2016(3)：

　　作者：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