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探討不僅僅涉及內容分析，其形態及傳播亦為重要方面。不列顛圖書館中的亞非中心稿 本部、地圖稿本中心等單位收藏了大量中國文獻，尤以中國近代諸多原始文獻、檔案和手稿本為 代表，其多屬未刊史料，以手稿本及蓋有關防的原始文件為主。王天根教授的新作《不列顛圖書 館藏近代中英關系珍稀史料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19 年 8 月第 1 版)一書著重對其中近代 中英關系珍稀文獻進行了輯錄、校勘和考釋，注重歷史學、文獻學和新聞傳播學跨學科的對話， 側重從文獻傳播與社會變遷之間的互動關系來探討近代中英關系的內涵及其定理。

　　從不列顛圖書 館與不列顛博物館的分離等諸多方面，可以折射出文獻與文獻傳播、文獻與文物等諸多關系的變 動。如何從文獻空間傳播、文獻收藏地變動等層面去探求文獻與社會傳播網絡之間的關系成為新 文獻、新視閾下近代中英關系再認識的重要基礎。 謀篇布局 構思縝密 文獻是史學研究的基礎。解讀文獻時應多從傳播層面探討文獻及其社會關聯，而文獻傳播則 涉及文獻的來源、性質、隱含的信息及話語表述等。

　　如何將新發現的珍稀未刊文獻與已有文獻及 研究成果進行參照解讀，當有助于深描歷史。 就歷史與現實關系而言，當下媒介化語境中的文化傳播有全球化學術探索中的時代性，近代 中國流轉到海外的文獻的珍稀性及其歷史書寫就變得極為重要。王天根教授從此出發，對不列顛 圖書館藏珍稀史料進行研究，以探求傳播視閾下的近代中英關系。 該書共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由五篇學術性論文組成，下編則為史料集成包括“香港船頭貨價 紙(匯編)”“發信件簿”和“來往書信”等三個部分。

　　近代經濟新聞研究是史學探索的新領域， 近代中國經濟變遷有殖民主義的社會語境，經濟新聞價值取向往往受政治因素變動的影響，從政 治-經濟的維度更有利于解讀中國早期經濟新聞的呈現方式及其政治動因;而《香港船頭貨價紙》 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商業性中文報紙，屬最初的經濟類新聞紙，但其并未擺脫英國對華商貿舵手 和經濟類喉舌的身份，反映了西方追逐殖民利潤及中方的應對，進而在貿易全球化語境中以政治 經濟學的視角挖掘出背后所呈現的列強對華政治霸權;下編中“發信件簿”部分，作者按照日期 羅列了光緒二十五年(1899)8 月至 12 月間中央與地方的信件往來，并標明信函件數。

　　“來往文書”部分，則涉及道光年間臺灣問題中英交涉的來往文書、照會和照覆詳細內容。 由此，該書對于傳播視閾下大不列顛圖書館藏近代中英關系珍稀史料與近代中英關系之間互 動關系的討論，在縱橫脈絡中得以展現，這樣的結構安排在兼顧著作學術性的同時，又不失其史 料性。 文獻傳播與歷史研究 近代中英關系研究，學界多從革命史觀和現代化史觀等角度對文獻文本進行詮釋，未能注重 文獻的傳播性，要么過于偏重于政治史和意識形態化，要么可能滑向“西方中心主義”。

　　文獻研究因其詮釋框架的不同，使得所探討的主題、主線、主要問題產生不同看法，由此導致研究理論、 視野以及結論都會發生差異。而如何從傳播層面解讀文獻并由此重構歷史文獻學，國內研究早有 涉及，而從傳播層面探討文獻及其社會關聯有其新意。 王天根教授強調文獻傳播與歷史研究之間的密切關系，試圖從文獻傳播、文獻與社會網絡互動關系等方面推進不列顛圖書館珍稀文獻的利用及近代中英關系研究。以往文獻研究，多集中于 文本分析，如此研究思路極易導致學術成果片面而缺乏說服力。本書則認為文獻與文獻傳播屬于 不同的邏輯范疇，文獻在過去一般被視為史料，而史料的內容關聯人事的變遷，由此而論，文獻 本身亦具有傳播特征。

　　博物館意義上的文物乃至文獻，承載著歷史。包括文物在內的文獻傳播反 映了一代代的文化傳承，也反映了一代人與另一代人對文化的隔膜或理解，由此產生文化意義上 的隔空對話。而史學工作者解讀文獻并闡發其意義，與文博部門將珍稀文獻放在展覽館并有意識 地設置位置的重要性次序，從而產生社會影響，兩者的用意顯然不同。據此，王天根指出同一份 文獻放在不列顛圖書館專門供讀者借閱，與放在不列顛博物館里陳列，其意義和產生的效果判然 有別。 此外，隨著數字化的推進，數字化圖書館也成為新趨勢。而圖書館的知名度過去主要取決于 其對珍稀文獻的占有狀況。

　　由此，從應對數字化時代讀者的需求和保護文獻出發，圖書館應當積 極進行文獻的數字化。不列顛圖書館藏有大量涉及中國歷史的珍稀文獻，這些文獻很少公布或得 到利用，有些數據龐大。然而，不列顛圖書館對于文獻數字化處理的工作卻處于停滯狀態，由此 王天根教授認為應適合利用計算機等現代工具進行數據處理和分析。作者在探討近代經濟新聞價 值取向及其政治解讀時，認為清季報刊處境艱難，多在官吏和洋人的夾縫中求生存。由此，媒介 的經濟功能是相對于政治功能而言。媒介刊載廣告等對經濟產生影響并從中牟利，是媒介經濟功 能的體現。由于社會形態存在差異，媒介的經濟功能也大不相同，解析媒介功能離不開具體的社 會環境。如此從文獻傳播角度書寫近代中英關系史，注重于文獻的形態及其時空變遷，將其置于 歷史情景中考釋、解讀，把握其與社會網絡互動關系，不啻為一種新的詮釋框架。

　　史料實證 文獻為本 歷史學是一門帶有科學(實證)屬性的解釋學，科學性(實證)是歷史學的一個屬性。歷史 學家的職責就在于求真，而其中重要的方法則為“史料實證”，基礎則為文獻輯錄與考釋。本書 不僅結構合理，視角獨特，而且王天根教授傾注心血，遠赴重洋，嚴格篩選并收集了大量大不列 顛圖書館中有關近代中英關系的珍稀文獻，并由此形成了繼劉半農等先賢后中國人大不列顛博物 館及所附圖書館大規模搜訪珍稀史料的新高潮。作者依據此類文獻，在回國后又多方實地考察并 結合歷史文獻進行考釋，力求“史料實證”。

　　同時，其不惜將所收文獻分門別類附于書后以便各 史家參考與利用，此項工作對近代中英關系研究將有很好的推動作用。 以往學界多從政治、文化、經濟和軍事等宏觀或單一角度闡述近代中英關系以及社會結構的 變遷。王天根教授在以《香港船頭貨價紙》為中心進行考釋與解讀，亦兼采各史家論述，注重近 代經濟新聞價值取向背后社會結構調整中的政治因素作用，從貿易全球化語境中殖民利益的追逐 及霸權等層面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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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作者從文獻傳播的角度對新發現的火燒圓明園時外交照會及禮單 等文獻進行分析，認為就近代政治舞臺而言，恭親王奕䜣等對英法的外交與其對咸豐奏折話語的 措辭及其思想呈現的方式無疑有明顯的分界線。面對強悍的他者，奕䜣對英法聯軍采取多方聯絡 感情的措施，面對英法聯軍統帥“面子”問題，恭親王送禮大方，充分發揮其兼管宴大臣的資源 優勢，對聯軍示以安慰。由此，奕䜣外交斡旋成功的關鍵在于他能區分臺上和臺下的界限，并在 政治舞臺的臺前與幕后順利調試自己作為咸豐與英法聯軍的緩沖這一角色擔當的心態。

　　總體來說，《不列顛圖書館藏近代中英關系珍稀史料研究》一書兼具學術性和史料性。王天 根教授在前人著述的基礎上，利用所獲唯一性文獻，從文獻傳播、文獻與社會網絡互動等多個維 度深層次探討了不列顛圖書館藏近代中英關系珍稀史料的利用和意義，并注重分析文獻材料的來 源與時空的變遷、外交文書及報紙內容的措辭與表達方式，由此才有利于解讀復雜的近代中英關 系。同時，其將有關近代中英關系珍稀史料編為下編以供各史家利用，有利于明了中國傳統農耕 文明向工業化的市場的轉向，從而把握中國走出中世紀這一關鍵性歷史結點。

　　作者：范子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