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朝齊梁之際的劉勰(約465-532)，以其《文心雕龍》一書占據了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極為顯著的位置。清代以降，學界關于該部作品的關注逐漸升溫，相關研究亦漸趨增多，而當代對其研究可謂層出不窮，因之形成了所謂的“龍學”流派。但多數研究，其關注點僅囿于該書的批評理論、文學思想、文學體裁、創作理念等方面，而很少有人關注字里行間所蘊涵的劉勰濃郁的“入仕”思想和“求官”情結。文章試圖撇開純文學評論作品的傳統視角，采用文本剖析解讀法，探索劉勰內心深處的政治追求，挖掘其駢雅昳麗的文字背后所呈現的“仕途”熱忱。

　　[關鍵詞]劉勰;《文心雕龍》;入仕

　　一、引子

　　張少康先生對于《文心雕龍》(以下簡稱《文》)曾有這樣的評價:“《文》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上一部最杰出的重要著作。它既是一部文學理論著作，也是一部文章學著作，又是一部文學史、各類文體的發展史，而且還是一部古典美學著作。”[1](P80)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享有如此高評價的著作，再無其他，可見《文》一書的價值不可估量。但據筆者查閱大量文獻發現，多數研究者將這部作品視為文學評論領域的一部曠世奇書，而鮮有人認為《文》是一部政治述懷之作，更少有研究者挖掘書中所暗含的劉勰終其一生都在求索的政治熱情———“入仕”思想。

　　古人云“文以載道”，又云“雁過留聲，人過留名”。一部著作，一個名字，便可以驚世駭俗，更可以蓄美千載，亦可以貽人談資，或可以助人騰達。雖然《文》之流布于世，已立載千年，歷代歷朝引用該書理論者數量甚眾，但將其視為舉世公認的文學理論巨著，卻僅始于學術隆盛的清代。①這一現象固然有諸多因素可以解釋，但不能不引起后世研究者的高度重視。本文對這一反常現象并未打算做深入解讀，但對于諸多研究者將重點放在劉勰及其《文》的文學思想和批評理論的剖析方面仍持有些許異議。基于此，本文試圖繞開將《文》僅視為一部文學評論著作的視角，而采用文本解釋法來闡釋劉勰“入仕”思想在該部鴻篇巨制中的具體表現，挖掘其駢雅昳麗的文字背后所蘊含的“仕途”熱忱和“求官”情結，以及其“仕途”不入之后所流露的“出世”思想。

　　二、劉勰“入仕”思想的具體表現

　　(一)劉勰“入仕”思想在“總論”中的體現

　　《文》全書共計五十章，無論其結構如何編排，體例如何貫通，該部作品自始至終都流露出濃郁的儒家思想。如眾所知，中國傳統儒家思想本身就包含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入仕”之論。“從《文》全書涉及的內容看，他(劉勰)對于經、史、子、集四部的許多典籍，都相當熟悉。……一生兼長儒學和佛學，他的思想也是兼綜儒佛。”[2](前言P1)

　　在中國古代，熟讀經、史、子、集，通過科考，金榜題名，毫無疑問是年輕人走向仕途通往顯赫的唯一路徑，尤其對于出身平民，祖無積蔭的劉勰更當如此。但據《梁書》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余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3](P630)以此史料可知，劉勰因家貧而終生未娶，之后便隱身于佛寺，醉心于佛經整理。

　　由此似乎可以作以武斷推論，即劉勰未能入仕之由乃在于其家貧無致，因而，其起初未生出強烈的“入仕”理想是基于家庭因素。實際上，在創作《文》之前，劉勰便已熟讀儒家經典，卻未能求得一官半職，而是“到定林寺依附著名僧人僧祐，相處十余年，博通佛教典籍，并幫助僧祐整理大量佛經，予以校定敘錄。在這段時間內，他對文史典籍繼續研習，并在三十多歲時寫成《文心雕龍》”。[2](前言P1)劉勰早年這一段經歷著實令人費解。梁武帝天監(502-519)初年，劉勰卻突然走向仕途。而此時的劉勰，年已不惑，似乎早已過了憑借仕途飛黃騰達的年紀。早年未有入仕動機，而中年卻趨近仕途，這似乎更令人困惑。

　　《論語·子張》有言:“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②對于熟稔儒家經典的劉勰而言，“學”和“仕”之辯證關系應該并不陌生，亦并不相悖。所以這種“入仕”思想其實在劉勰青年時代就像一顆種子一般深埋心底，只是在科舉考試尚未成為平民“入仕”捷徑的齊梁社會環境下，家貧無致的劉勰也許無計可施。但這顆“入仕”的種子可能深埋于他的心底，一旦時機成熟，便會發芽，長成一棵參天大樹。關于劉勰“入仕”為官的初始經歷，《梁書》僅有簡略載錄:“天監初，起家奉朝請，中軍臨川王宏引兼記室，遷車騎倉曹參軍。出為太末令，政有清績。除仁威南康王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3]

　　(P630)以劉勰的出身來看，《梁書》這段文字或許有助于理解劉勰意識深處的“入仕”欲求。對于祖蔭些微出身庸常的劉勰而言，欲求一官半職也無可厚非。但《梁書》所提諸種官位與文字工作多有瓜葛，似乎皆非顯要。由此，亦可知劉勰在青年時代似乎已表現出與眾不同的文學天賦，故而方能得幸于昭明太子，助其逐漸邁向“入仕”之途。劉勰這段為官經歷比較符合中國古代“士從品級的低下到逐漸的抬升，話語權的建立與個人修為的表現是相伴而來的”[4]論調。文學之才也是其個人修為的一種表現，更是其獲得社會話語權為官經世的條件之一。

　　《文心雕龍·程器》篇載:“蓋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誚;此江河所以騰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2](P243)發表如此感慨的原因在于，劉勰深刻意識到“五材”，即儒家所謂的仁、義、禮、智、信五種必備品德對于做官的重要性。而同篇前文所提及的諸多文人，如司馬相如誘引卓文君、揚雄酗酒生活潦倒、班固諂媚作威、馬融趨炎附勢、孔融傲嬌跋扈等，均是“五德”不具的表現，因此他們官運不通且受世人詬病當屬自然。劉勰應該非常清楚將相隆達所需的才智，而對文士地位的卑微和遭人譏誚的處境亦懷不滿。

　　這足以說明劉勰對于儒家通達仕途所必備的五種高貴品質的認識極為深刻。據此可以作以粗淺推斷，劉勰之所以“起家奉朝請”，并非單純因其文學造詣和才華，而是用十年光陰侍服定林寺通達于朝廷權貴的沙門僧祐換來的提攜和推舉，才有了接近仕途的機會。正如張少康先生所謂:“中國古代的文人儒佛并用者是不少的。‘外儒家而內釋老’，從政出仕以儒家思想為準則，而修身養性則以佛老為標的，這是中國古代文人中一個很普遍的現象。”[1]

　　(P81)劉勰似乎深諳此道。那么劉勰為何要依附于看似隱遁于紅塵之外，而實際卻混同于俗世之中的沙門僧祐。答案不言而喻。在門閥盛行，佛道隆盛的南北朝時代，出身寒微的劉勰不得不依賴于有一定社會背景，與皇家有千絲萬縷的關聯，且具一定政治影響力的佛僧僧祐。數十年如一日，古佛為伴，青燈作陪，手持經卷，心無雜念，為僧祐抄寫佛經，整理佛典，有誰可以毫無理由耗費數十年青春歲月，從事如此枯燥而繁雜的文字工作。

　　僅僅是一心向佛、看破紅塵那樣純粹的原因嗎?或許劉勰希冀通過如此枯燥而無奈的選擇，為自己謀取些許政治機遇和貴人眷顧。這種追求首先是作為一個普通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其次是作為社會人獲得社會地位和受人尊重的精神需要，是封建社會普通民眾，尤其是出身寒微的下層民眾極為樸素的政治夙愿得以實現的唯一門徑。在封建社會“學而優則仕”的大背景下，劉勰自不能免其俗氣，實則也并不俗氣。事實證明，劉勰因沙門僧祐的幫助，開始逐漸接近達官貴人，甚至受到了昭明太子蕭統的垂愛，從而謀取了所謂的官位，即使官階低下，但也算是入于“仕途”。眾所周知，蕭統好文愛才，組織文人編纂了一部可以與《文》相媲美的文學大作《昭明文選》。王云熙先生認為，蕭統編纂的《昭明文選》一書，內容多與《文》相通，當是受劉勰文學觀的影響。[2]

　　(前言P1)可見，劉勰文學思想對于蕭統太子的影響非同一般。而蕭統太子應該被稱為劉勰仕途生涯中的第一位“伯樂”。劉勰在《文心雕龍·序志》開篇有言:“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2](P246)“言為心聲”，可做多種解讀。《文》之“言”自然也是其“心”之用。但“心”是否僅僅是“為文”之心，只要我們深入文本本身，便可明辨內里。在《序志》一章，劉勰極為坦率大膽地表達了自己對于“仕途”的渴望，希望通過著書立說留名身后。

　　“予生七齡，乃夢彩云若錦，則攀爾采之。齒在逾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敷贊圣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2](P246)該段文字不免讓人參悟出劉勰對于“儒家思想”的追從，希望自己可以執著紅色的祭器與仲尼隨行。雖然仲尼做官并不成功，但仲尼連同其儒家思想自漢以降，儼然被視為官方的精神楷模和榜樣。這種希冀也正是劉勰求“入仕”的心里獨白。在門閥世族制度甚囂塵上的南朝時期，在父輩均未能順利通達出仕入官的家庭背景下，劉勰這種“入仕”思想其實顯得頗為尷尬，但也無可厚非。

　　劉勰在《序志》章還明確表達了創作該部作品的根本目的:“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圣，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2](P248)該目的與全書開頭幾章遙相呼應———《原道》《征圣》《宗經》《正緯》《辨騷》，目前被學界普遍認為是專門討論總原則的章節。“劉勰開宗明義提出了他的整個文學理論體系的指導思想，或者說是總綱。……《征圣》、《宗經》二篇，標舉了儒家思想旗幟，……強調了文學的政教作用，提出‘政化貴文’、‘事跡貴文’、‘修身貴文’三項原則，……確立了道統和文統的觀念。”[5]

　　《原道》表層在論述文學創作之肇始本源，認為文學是“道”之體現，是自然之法通過人類社會的折射。但如果深入解讀文本，便可悟出劉勰的“道”，既有“自然之道”，亦包含“王道”;是從“自然之道”向“王道”的過渡。“自然之道”表現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而“王道”表現為“爰自風姓，暨于孔氏，玄圣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道心惟微，神理設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2](P4)字里行間無不充斥著推崇“王道”的溢美之辭。何謂“王道”，乃儒家“仕途”之道。至于《征圣》篇，劉勰對于帝王圣賢，以及其文章教化則極力推崇。

　　在今天看來，似乎有言過其實之嫌。但回觀劉勰時代，帝王圣賢仍然是世子效仿追隨的楷模:“先王聲教，布在方冊;夫子風采，溢于格言。……是以論文必征于圣，窺圣必宗于經。”[2](P5-7)因此，劉勰將圣人的地位擺放在至高境界:“妙極生知，睿哲惟宰。精理為文，秀氣成采。鑒懸日月，辭富山海。百齡影徂，千載心在。”[2](P7)《宗經》篇中，劉勰對經書肯定之至:“‘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勵德樹聲，莫不師圣，而建言修辭，鮮克宗經。……正末歸本，不其懿歟!”[2](P9)之后更進一步強調:“三極彝訓，道深稽古。

　　致化惟一，分教斯五。性靈熔匠，文章奧府。淵哉鑠乎，群言之祖。”[2](P12)劉勰認為，經過圣人之手勘定的五經是為文之始，并且具有樹德教化歸本正源的社會意義。那么，劉勰為何對代表儒家傳統經世治國思想的“五經”會推崇備至，顯然在其意識深處，五經所傳達的是正確合理的社會價值取向，是為文之道的核心和靈魂，因此，他自然會對儒家經典深懷“圣”意，甚至有過分褒獎之嫌。但如此思想動機，恰好也驗證了劉勰對儒學乃至封建統治體系所懷的念想和一味推崇的深層愿望，這亦是其內心深處那顆久藏一隅的“求官”種子漸露苗頭的征兆。

　　至于《辨騷》篇，表面看似乎不包含任何政治意圖，但仔細讀來，字里行間仍流露出對于正統“經書”，即“王道”思想的推崇:“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郁起，其《離騷》哉!(中略)《離騷》之文，依經立義;……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屈原)儀表，……及漢宣嗟嘆，以為皆合經術，楊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

　　四家舉以方經。”[2](P18)有研究者認為，劉勰發此議論是在批評時人對于騷體的過分褒獎。但顯而易見，劉勰將雅麗之騷的出現歸因于五經之一的《詩經》，而《詩經》則毫無疑問，是統治者用來教化民眾的思想武器。劉勰如此推崇，說明其深受儒學思想傳統浸淫的政治傾向，正所謂“文以載道”，劉勰的“入仕”之道，深深地印刻于其開篇章節的文字背里，不可抹去。

　　(二)劉勰“入仕”思想在其他章節中的體現

　　劉勰“入仕”思想除了起首的五章初露端倪之外，在第四十九章《程器》篇中，更為直白明晰。《程器》開首言:“《周書》論士，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兼文采也。”[2](P240)直接提出“士”應該具備器用和文采兩種能力，否則就會有“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魏文帝語)”這樣的判定，從而也限制了文人的進取之路。第二段列舉漢魏以降，司馬相如、揚雄等人有文學之才但少政治之用的人格瑕疵，來證明文人不重視政治器用，僅有文學之才亦不能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的弊端和缺陷。第三段劉勰毫不掩飾自己對于文人應該趨鶩仕途的觀點:“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誚;此江河所以騰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揚，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蓋士之登庸，以成務為用。

　　……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于政事哉?”[2](P243)第四段明確提出文人更應重視政治品德和才能的培養，唯其如此方能成就一番事業。“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質，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2](P244)《文》如果僅僅是一部文學評論，應該與政治的關聯不甚明朗;或者說，不應該如此推崇文人要具備政治品行的必要性，但劉勰卻不厭其煩地把政治素質，甚至軍事才能作為文人之才的重要衡量標準。在南北朝文學強調駢儷浮華的大環境下，也許劉勰持此觀點的原因，部分在于不滿于當時文學創作空洞無物的毛病，但亦不能排除他本人對于前代文人不具備政治素養和才能而導致社會地位低下的狀態的深刻認識和反思，反映出其內心深處所懷抱的“以文求仕”飛黃騰達的政治愿望。

　　中國古代士子謀官為政的思想，源于多種因素，其中最為有力的推手便是儒家思想的耳濡目染。但劉勰生活的時代尚不具備讓其通過熟稔儒家經典而科考成名謀取官位的社會條件。就算有科考的條件，但屢試不第的厄運一樣會發生在某些文士身上。譬如在科舉機會較南朝多得多的唐代，詩人孟浩然，年輕時心懷“器用”之心，卻屢考屢敗，無奈之際，作了一首“投贈詩”《臨洞庭上張丞相》，[6](P18)敬獻給當時炙手可熱的張九齡丞相，希望被其賞識推薦，謀取一官半職: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圣明。

　　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詩句滿含為國效力的熱切之志卻無徑可求無計可施的失落之心。“欲濟無舟楫，端居恥圣明”，早于孟浩然的劉勰，自然也不可避免的生出這樣的“欲濟”思想。所以劉勰在《程器》篇中發出“彼揚、馬之徒，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2](P243)的扼腕抱憾之嘆;并勉勵“士子”們:“瞻彼前修，有懿文德。聲昭楚南，采動梁北。雕而不器，貞干誰則?豈無華身，亦有光國。”[2](P244)這段文字，如果視為劉勰勉勵其他士子之語，僅說對一半。劉勰在《隱秀》篇說:“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隱之為體，義生文外，秘響旁通，伏采潛發。”[2](P191)故而讀者在閱讀《文》時也應認識到劉勰所主張的“隱”也暗含了理解文外之義的意圖。

　　換言之，《文》的文本本身并不是單純的文學理論批評之作，通過著立該部作品，劉勰是有“言外之意”需要表達的，意即希望可以實現儒家的傳統思想，即“樹德建言”“名逾金石之堅”。就像他在《序志》最后所說:“生也有涯，無涯惟智。逐物實難，憑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義。文果載心，余心有寄。”[2](P250)讀者的確該認真咀嚼咀嚼《文》所載劉勰的“入仕”之心。雖然美國著名漢學家宇文所安先生認為“《文》的大多數理論篇章既是針對詩歌的也是針對散文的”，[7](P265)如果僅以這樣的文學視角來評價《文》，似乎有些偏狹。

　　劉勰在《序志》篇對自己的意圖有過清晰的表述:“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2](P246)在劉勰看來，宇宙舛變，而人形同草木，易于摧折，只有靠“制作”“樹德建言”，才可讓聲名“逾金石之堅”。如此強烈地對于聲名的希冀和呼喊，似乎在劉勰的字里行間處處流溢。如此直言不諱的志愿是否出于本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觀閱其文，知其心音”。如果我們深入閱讀《時序》《才略》《知音》諸篇章，劉勰“入仕”思想也可略見一二。

　　如《時序》篇曰:“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2](P211)說明漢以后，文學之“文理”是深受時代政治的影響而發生變遷的。又言“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2](P218)為文之事因時因事會給作者創造不同凡響的路徑，雖然偶有不重文士及文事的特殊時代，或者對文不得意但仍被提攜的士子頗有微詞。但劉勰對重視俊才之士的帝王及俊才輩出的時代仍充滿著艷羨:“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并體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觀;何、劉群才，迭相照耀。”[2]

　　(P216)文學士子備受統治階層器重之風蔚然成形，劉勰更多的是表達出對愛惜文士人才的帝王的由衷贊美:“今圣歷方興，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發;馭飛龍于天衢，駕騏驥于萬里。經典禮章，跨周轢漢，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鴻風懿采，短筆敢陳?飏言贊時，請寄明哲。”[2](P220)措辭謙卑而又充滿對那個“文士繞明君，明君愛文士”時代的渴望和祈盼。《才略》篇中，劉勰同樣流露出濃郁的遙望明君藉文納賢的思想及追古撫今的喟嘆:“觀夫后漢才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儷鄴都;然而魏時話言，必以元封為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為口實。何也?豈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貴乎時也!”[2](P233)同時又高度肯定唯有寫出好的文章才可以名留千古:“一朝綜文，千年凝錦。余采徘徊，遺風籍甚。”[2](P234)因此，王運熙先生在該篇“題解”部分有如下評論:“第五段發表感想。

　　指出西漢元封年間、漢末建安年間，由于漢武帝、曹操父子提倡文學，招納文人，形成‘崇文之盛世’，為后人所企羨。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君王的愛好提倡，成為一種權威性的政治力量，給文人提供了馳騁才能的出路和條件，往往成為文學繁榮的一個重要因素。”[2](P226)所以，君王的推崇，一方面推動和繁榮了當時的文學發展;另一方面，從士子角度，則為他們開辟了一條通往仕途的路徑，劉勰自然也懷有此種政治期待。《知音》篇被多數研究者認為是關于文章的理解鑒賞和批評的。但文章首句“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2](P235)表面讀來似乎劉勰在談論音樂的聽辨，但又似乎有“弦外之音”。之后其所列舉的古人實例則肯定了這樣的猜測:“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2]

　　(P235-236)果然，劉勰舉韓非和司馬相如的慘痛史例來說明俊杰之士，即使才高八斗，學富五車，如果不能在合適的時機被合適的君王賞識并選中，也只能“知音難覓，抱憾終生”。從某種程度而言，不難看出劉勰以追思韓非、司馬相如知音難覓仕途難逢的境況，來抒發自己不為明君所識的苦悶和無奈(有自況之嫌);同時也批評了當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重古輕今的不良風氣。

　　三、余論“中國古代的文人儒佛并用者是不少的。

　　從政出仕以儒家思想為準則，而修身養性則以佛老為標的，這是中國古代文人中一個很普遍的現象。”[1](P81)張少康先生的這段文字，非常恰當地襯合了筆者對于《文心雕龍》不僅僅是一部文學評論作品，更應該是一部政治抒懷之作的觀點。“外儒家而內釋老”，這一點無需做過多的舉證分析。對于一個二十多歲就跟隨僧祐學佛禮佛，整理佛經的年輕人而言，逾十余年而仍未剃度，依舊是“檻外人”，或許有種種因素可以解釋其動機。但絕不能排除劉勰內心深處仍然沒有做好割舍紅塵遁入佛門的準備這種假設，他依然滿懷被君王相中，謀取仕途的強烈念頭。

　　結果，劉勰被梁武帝相中“入仕”了，雖然他所任職位均非顯耀;后來梁武帝又命劉勰回定林寺繼續整理佛經。這一段充滿戲劇性的仕途陟降經歷令劉勰對做官徹底失望，遂出家為僧，之后不久便郁郁而終。這就是劉勰“入仕”思想的最終落腳處。懷才八斗而終不為明君所識，學富五車卻未能通達于仕途，是劉勰之悲歟?是時代之失歟?劉勰“知音難逢”的政治遭際和“入仕”不求的苦悶應該被視為撰寫這部留香百代名傳千秋的曠世巨作的深刻動機之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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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劉勰.文心雕龍譯注[M].王運熙，周鋒，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楊忠.二十四史全譯:梁書:列傳第四十四[M].上海: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

　　[4]高俊.論孟子的人格修養觀[J].哈爾濱學院學報，2018，(7).

　　[5]張文勛.《文心雕龍》的理論體系[J].云南社會科學，1981，(2).

　　[6]蘅塘退士.唐詩三百首:卷五[M].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

　　作者：田榮昌

　　社科論文投稿刊物：廣西社會科學設置欄目有中共執政理論、廣西論壇、哲學、經濟學、法學、歷史學、文學、語言學、社會學、文化·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