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現代通俗小說是對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的繼承和發展。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直接濫觴于唐五代的俗講，產生于宋代市井間的平話，經宋元明三代之流變，遂于明末因一次“誤會”始得“通俗小說”之名。其“與八股傳奇鼎峙”而又極具“與世俗溝通”之特征，并涵蓋了中國古代白話小說諸門類。清末民初，隨著“小說界革命”興起，域外小說被大量引進，但又是“誤會”使然，此時期的翻譯作品多為域外“通俗小說”。在中國傳統白話小說與域外“通俗小說”相碰撞基礎上產生的“新小說”，于此后嬗變中遂成中國現代通俗小說的早期形態“鴛蝴派”與“禮拜六派”。因此，中國現代通俗小說與“五四”后受歐風西漸影響所誕生的新文學小說(或稱嚴肅小說)根本就不是一個譜系，二者間也不存在孰高孰低之分，有的只是文學觀念與文學功能之別。

　　關鍵詞:通俗小說;古代白話小說;小說界革命;嬗變;現代通俗小說

　　中國現代通俗小說是中國現代通俗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在過去的數十年中，二者是可以畫等號的。今天我們談到中國現代通俗文學，首先想到的便是通俗小說。21世紀初，中國現代通俗文學研究學科領軍者范伯群教授率“范門弟子”通力合作，推出《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上下卷，全書不計“緒論”，共8編49章196節，洋洋灑灑1368900字。這其中，除第六編“通俗戲劇編”4章14節、第七編“通俗期刊編”5章21節及第八編“大事記編”不分章節外，其余5編40章161節，均為通俗小說內容。其實即使命名“通俗期刊編”與“大事記編”，其內容所涉亦幾乎為通俗小說。雖然此書年代概念為“近現代”，但除了各編各章及各節為敘述完整系統，于開篇略涉近代晚清文壇狀況外，其主體內容均出現在“現代”[1]。

　　該書面世7年后，范伯群教授又以一己之功，獨立完成了780000字的《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全書不計“緒論”共20章73節。在此書中，作者深諳中國現代通俗小說與報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血肉關系，故將通俗小說與報刊整合而撰，故此書中除第14章“20世紀20年代的電影熱與畫報熱”3節外，其余內容均為通俗小說的創作、連載與出版。而其年代概念雖為“現代”，但作者卻認為“過去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總是以1917年肇始的文學革命為界碑，可是中國現代通俗文學步入現代化的進程要比這個年代整整提早了四分之一世紀。”故此，他是“將《海上花列傳》定為中國現代通俗文學的開山之作。”[2]1-2而《海上花列傳》首次面世，則是連載于《海上奇書》第1期，時間為晚清1892年農歷二月初一。

　　從上述兩部通俗文學史中的介紹可知，中國現代通俗文學的肇始時間應該在近代晚清，而通俗小說又幾乎占領了中國現代通俗文學的全部版圖。因此，對中國現代通俗文學的研究，首先要將視角投向通俗小說。然而，何謂“通俗小說”，它的命名經過及涵蓋范圍又是怎樣?中國古代白話小說是如何易名為“通俗小說”的，此后它又是如何嬗變為“中國現代通俗小說”的?許多年來，學界或是語焉不詳，或是其說不一。

　　上編:通俗小說在中國古代的得名與涵蓋關于“通俗小說”這一稱謂，有學者認為最早出現在元代。近代學人繆荃孫于1915年刊印《煙畫東堂小品》叢書，收入《京本通俗小說》殘存第10卷至第16卷，據其跋語稱:“余避難滬上，索居無俚，聞親串妝奩中有舊抄本書，類乎平話，假而得之，雜庋于《天雨花》、《鳳雙歸》之中，搜得四冊，破爛磨滅，的是影元人寫本。首行‘京本通俗小說第幾卷’，通體皆減筆小寫，閱之令人失笑。”[3]114如果《京本通俗小說》確為“影元人寫本”，那“通俗小說”四字首次出現在古籍中，當為元代。但學術界對《京本通俗小說》之真偽和成書年代向有疑義，胡士瑩曾言“繆荃孫(江東老蟫)在上海無意中發現的一個舊抄本，不詳有無刊本。”[4]

　　491而“魯迅、胡適相信繆氏的話;長澤規矩也(日)疑是偽書;鄭振鐸認為是明代隆慶、萬歷年間的產物;李家瑞從其俗字用法，定為明人抄寫，最早不過宣德年間;孫楷第發現其中《馮玉梅團圓》開頭有瞿佑‘簾卷水西樓’詞，認為至多是元末明初人所編;近年來馬幼垣(美)、胡萬川、蘇興等力主此書系繆荃孫的作偽;但那宗訓、聶思彥等則持相反意見。看來此書不一定是偽書，但也不會是‘影元人寫本’，可能是明代中后期抄寫的一部話本小說集。”[5]31認為《京本通俗小說》確有其書，但其最早的刻印時間為明代后期，這已是目前學界的一個共識。故此，認為“通俗小說”一詞出現在元代，已不可取。從目前可信史料考證，“通俗小說”一詞首次出現在古籍中，應在明代泰昌、天啟年間。當時著名文人馮夢龍輯纂話本集《古今小說》(別題《喻世明言》)，其在署名綠天館主人之序中云:“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說甚富。因賈人之請，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種，畀為一刻。

　　”馮氏此言，當為“通俗小說”一詞之肇始。至于馮夢龍緣何提出“通俗小說”四字，歷來治小說史家多有闡釋，但多囿于對“小說”目下之分類，而從“通俗”與“小說”之關系著眼，目前所見系統論述者甚微，中國現代通俗文學研究拓荒者之一張贛生先生近年的考訂，較為翔實。據張贛生《民國通俗小說論稿》一書所言:“中國小說自其確立時起就與通俗拴在一起，但直至明代中葉，卻從來不用‘通俗小說’一詞，其原因當然是明顯的，按自古相沿的看法，小說必然與通俗相連，正如吃飯必然用嘴，只須說吃飯就夠了，無須再說什么用嘴吃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那馮夢龍為何要提出“通俗小說”這一概念呢?聽張先生往下說———“中國‘通俗小說’一詞的出現，是由于一次誤會。元末明初，羅貫中作《三國志通俗演義》，羅氏標明‘通俗’二字，原有特定的針對性。

　　”具體而言便是———“歷史演義與小說的根據不同，演義根據正史，小說采自街談巷議，陳壽的《三國志》辭簡文深，一般人不易讀懂，故需用較淺近的語音加以演述，以求通俗地闡明其義”。也就是說“羅氏之‘通俗’專指演述正史之義。”而“小說原本通俗，無須再加‘通俗’二字畫蛇添足，正史原本不通俗，所以才特意標出‘通俗’二字，以示演義與正史之區別。”因此，“在明代末葉以前，人們對什么小說的標題加‘通俗’是很清楚的”。然而“到了明末天啟年間，馮夢龍編輯《三言》，忽略了標明通俗演義的針對性，而把它與其它小說混為一談，由于這一次誤會，才把‘通俗’二字加到了小說頭上。”

　　“馮氏忽略了羅貫中用‘通俗’二字的針對性，沒有深究無論是從‘通曉風俗’或‘與世俗溝通’的哪一種意義上看正史都與小說不同，只從唐傳奇與宋評話的文體著眼，因而使用‘通俗小說’一詞，且一直流傳至今，這不能不說是一次歷史的誤會。”這種誤會造成的結果便是“自馮氏提出‘通俗小說’一詞之后，就為不通俗的小說奠定了合理的地位，對后世影響至巨。這或為馮氏始料所不及。”正是根據以上辨析，張贛生先生考定“中國的‘通俗小說’一詞產生于明代末葉”，而且“自明末以降，‘通俗小說’一詞流傳漸廣，天長日久，約定俗成”[6]7-9。張贛生先生認定“通俗小說”一詞產生于明代末葉，這本無誤。

　　但對明末以降，“通俗小說”一詞“約定俗成”了什么樣，卻是語焉不詳。其實，雖然“通俗小說”一詞于明代末葉便已出現，但在此后的三百余年間，不但此稱謂并未成為小說史上的一個流派，而且與其相對應的小說類別也不固定，甚或對其解釋的概念與定義更是闕如。所謂的“約定俗成”，其實就是將“不通俗的小說”以外的所有說部，都歸入“通俗小說”。那么何等小說是“通俗”的何等小說又是“不通俗”的呢?自明末以降至清末，雖然各類章回小說創作大為興盛，但在理論上對其界定，卻鮮見表述。直至進入20世紀之后，方有學者將其作為學術進行研究。如近代著名學者黃人(摩西)于1904年，受東吳大學校長孫樂文之托，開始編撰《中國文學史》，其在“明人章回小說”一章中寫道:“有明一代之史，多官樣文章，胡盧依樣，繁重而疏漏，正與宋史同病。

　　私家記載，間有遺軼可補，而又出于個人恩怨及道路傳聞。若夫社會風俗之變遷、人情之滋漓、輿論之向背，反多見于通俗小說”，“故當時有心之士，多著小說，又喜評小說。而文學家中通俗小說，遂與八股傳奇鼎峙。”[7]7這段話不但將“與世俗溝通”這一“通俗小說”的本質點出，而且已將“通俗小說”與“八股”“傳奇”相區分。黃人認為，“通俗小說”起碼要具備“社會風俗之變遷、人情之滋漓、輿論之向背”的特征。又如1923年魯迅在撰《中國小說史略》時，曾援引日本著名中國俗文學研究專家鹽谷溫的《宋明通俗小說流傳表》[8]343，可見此前域外也已有人在對中國古代的“通俗小說”進行研究，不但其朝代指向已非常清晰，而且所舉“通俗小說”樣本便是“三言”。

　　此外，在20世紀上半葉，于學術著作中涉及此領域者，尚有胡適的《中國白話小說史》《中國章回小說考證》、黃人的《小說小話》、魯迅的《小說舊聞鈔》《中國小說史略》、鄭振鐸的《中國俗文學史》、阿英的《晚清小說史》等，但亦僅是分別對具有“通俗小說”性質的作品進行考訂與評騭，而且在研究客體的稱謂上，也是名目眾多，不獨僅以“通俗小說”一家稱之。下編:古代白話小說是如何嬗變為現代通俗小說的日月更替，時光流轉，當歷史跨入20世紀初葉之時，“從紀元前后起一直到十九世紀，差不多二千年來不曾改變”的“小說者，乃是對于正經的大著作而稱，是不正經的淺陋的通俗的讀物”這一“觀念”[11]，發生了驚人逆轉，其推力便是梁啟超等人的“小說界革命”。

　　“小說界革命”發生的直接契機是1898年的“戊戌變法”失敗，而其更悲壯的背景則是1840年后列強的洋槍洋炮攻入國門，尤其是中日甲午戰爭清軍的慘敗。接連而至的國難，讓當時以梁啟超為代表的中國文人深受刺激，他們認為，中國過去的“舊小說”造孽深重，“不出誨淫誨盜兩端”，正是這些“舊小說”，成了“中國群治腐敗之總根源”。

　　因此他們提出了“小說救世說”———“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12]14在此等認識驅使下，他們將小說抬到空前的地位，予以推崇，不但大量翻譯引進域外的“政治小說”“科學小說”“偵探小說”“言情小說”，而且還創作了批量以“啟蒙”為主旨具有“改良群治”之“效用”的“新小說”。一時間，大量或翻譯或原創的“新小說”在中華大地如雨后春筍般涌現。眾多士人與知識精英一反往昔視小說為“不入流”之定式，紛紛操觚而稗;各類打著“啟蒙”與“改良群治”旗號的報刊與專門刊發小說類作品的雜志也應運而生，并形成風起云涌，推波助瀾之勢。最終造成了“經史不如八股盛，八股無如小說何”[13]1的局面，以至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寅半生于《小說閑評·敘》中發出“十年前之世界為八股世界，近則忽變為小說世界”[12]467的驚嘆。

　　至此，“自1902年梁啟超于日本橫濱創辦《新小說》雜志起，‘新小說’成了概括在小說界革命中產生的這一批小說作品的專有名詞。‘新小說’是相對于‘舊小說’而言的，時人自覺地把作為小說界革命產物的新小說和在此之前存在的中國傳統小說(舊小說)區別開來，批評家甚至花費不少筆墨論述這兩者的質的不同，如稱‘舊小說，文學的也;新小說，以文學的而兼科學的。舊小說，常理的也;新小說，以常理的而兼哲理的’。倒不在乎各種理論概括的準確與否，而在于這一代小說家和批評家之自覺不自覺地與前人的作品保持一定距離，不愿意直接與之認同。”[14]

　　10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中國現代通俗小說是在清末民初“鴛蝴派”與“禮拜六派”的肌體上“涅槃”而生的;而“鴛蝴派”與“禮拜六派”又與中國古代的白話小說有著近親“遺傳”，故而中國現代通俗小說本身走的就是中國傳統小說的路子，其與“五四”前后受歐風西漸影響所誕生的新文學小說(或稱嚴肅小說)根本就不是一個譜系。因此，它們二者就不存在著孰高孰低之分，有的只是文學觀念與文學功能之別，而這只是學術問題，后來新文學作家非要“打倒”通俗文學作家的“你死我活”之爭，其實大可不必。但這里有一個前提必須說清，那就是無論中國現代新文學小說，還是中國現代通俗小說，它們能在日后沿著兩條不同的路徑蓬勃發展，并分別贏得了不同讀者群的青睞，“小說界革命”所帶來的對小說觀念的新認識，應是功不可沒。

　　而且在這兩種小說類型孕育形成過程中，都曾受到了“小說界革命”的影響。前者繼承了“新小說”中的“問題意識”和文體形式;而后者則吸收了“新小說”中的“現代意識”及表現手法，呈現出既與中國古代白話小說一脈相承而又脫胎換骨的一種新的文學樣式，并因此而成中國現代小說甚或中國現代文學中一個波及面最廣、受眾最多的流派。該流派不但能夠與此后如日中天的新文學分庭抗禮，而且流派自身也形成了其門下的小說類型化，諸如哀情、社會、言情、武俠、偵探、滑稽、宮闈、歷史、翻案等小說諸門類，并影響深遠，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出現在香港、臺灣地區的新派武俠小說(以金庸為代表)、新派言情小說(以瓊瑤為代表)及當今在華人地區方興未艾的各門類網絡小說中，均可看到其遺風。

　　參考文獻:

　　[1]范伯群.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0.

　　[2]范伯群.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3]繆荃孫.京本通俗小說[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4]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M].北京:中華書局，1980.

　　[5]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0.

　　[6]張贛生.民國通俗小說論稿[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1

　　圖書出版知識：怎樣才能將自己的小說出版

　　如果您是想將自己已有的小說進行出版，那么就需要有完稿的小說在手，而且最好是電子稿件，這樣也便于校對和排版。小說出版的流程是比較復雜的，而且小說也是以個人名義出版，所以您一定要在簽訂合同的時候寫明小說為原創，沒有任何的抄襲成分。這樣出版機構才能幫助您進行下一步的審核和書號的申請，如果是有抄襲行為，那么小說出版之后會涉及到法律層面的問題，請大家謹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