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代制陶技術研究中有若干熱點問題，如快輪制陶的直接證據是什么，慢輪修整與快輪慢用修整的區別何在，手制與輪制“并用”現象的原因，快輪制陶技術發展不平衡的原因，內模制法的證據問題，全絞胎模制法和印紋硬陶技術的特殊性，等等，劃清手制、輪制、模制三類成型方法的界限，是解開這些熱點問題的突破口。而研究古代制陶技術的方法，一是考察實物與模擬實驗相結合，二是多學科思維，三是靈活運用毛澤東哲學思想。通過厘清問題、理順關系、劃清界限、講明道理，對這些熱點問題進行了解答。

　　【關鍵詞】古代制陶技術;研究熱點問題;成型方法

　　研究古代制陶技術要以出土實物上遺留的痕跡和現象為依據，關鍵是要找到證據，尤其是坯體成型方法的證據，要靠證據說話。換言之，研究古代制陶技術的重點是成型方法，容易出錯之處也是成型方法。避免出錯的訣竅是周密考察出土實物，找到其成型方法。成型方法是指將泥料制作成坯體，達到所需要形狀的工藝過程和方法。中國古代陶器的成型方法有手制、輪制、模制三類。手制出現于新石器時代早期，輪制出現于新石器時代晚期，模制出現于銅石并用時代早期。輪制和模制都是由手制演變而來的，三者之間既有“血緣”關系，又有明顯界限。容易出錯的根源在于沒有劃清成型方法的界限。因此，怎么樣劃清成型方法的界限是解開熱點問題的突破口。在多年研究中國古代制陶技術的過程中，筆者總結了如下八個熱點問題。

　　一、快輪制陶的直接證據是什么

　　我認為，快輪制陶的直接證據只有兩種，即螺旋式拉坯指痕和麻花狀扭轉皺紋[1]。第一種，螺旋式拉坯指痕。這是輪制陶器內壁常見的痕跡，有時也見于外表，是快輪制陶的直接證據。所謂拉坯，是指利用輪盤快速旋轉時產生的離心力和慣性力，用雙手將泥料直接提拉成坯體，在泥料與坯體之間沒有經過泥片或泥條等中間環節。所謂指痕是指手指前端從坯體表面壓過時遺留下來的痕跡。所謂螺旋式，就像螺螄殼內壁的陰螺旋紋，從正面看為一條條凹槽與一條條棱脊相間排列，從剖面看為一段段相連接的弧線，它在內底不是同心圓，在內壁不是水平線，即不與器底平行。由于陶輪旋轉方向不同，拉坯方向也不同，陰螺旋紋可分為順時針方向和逆時針方向兩種。

　　陶輪按逆時針方向旋轉時，采用正手操作法拉坯，左手在內側，右手在外側，主要靠右手用力，坯體內壁產生順時針方向陰螺旋紋。陶輪按順時針方向旋轉時，采用反手操作法即左撇子操作法拉坯，右手在內側，左手在外側，主要靠左手用力，坯體內壁產生逆時針方向陰螺旋紋。從總體上看，中國古代輪制陶器中，順時針方向陰螺旋紋常見，逆時針方向陰螺旋紋少見，因為大多數制陶者習慣于用右手。第二種，麻花狀扭轉皺紋。這是輪制陶器上罕見的現象，只有細心觀察才能發現。所謂“麻花狀扭轉”是指在制坯所用的泥料含水率較高(泥料較軟)的特殊條件下，在快輪拉坯(產生螺旋式拉坯指痕)時坯體上產生的一種扭轉現象。具體地說，“麻花狀扭轉”是指陶輪和雙手將坯體上下兩端分別向相反的方向用力扭轉，就像擰麻花一樣。“皺紋”是指坯體表面由于扭轉而自然產生的纖細、斜向、一凸一凹的實線狀或虛線狀的紋理，它不是用手抹或用工具刮削而產生的痕跡。至于陶器外底的偏心渦紋有時在手制坯體的外底也可以看到，因此不能作為快輪制陶的直接證據，只能作為旁證。

　　二、慢輪修整與快輪慢用修整的區別何在

　　兩種修整的痕跡都是細密輪紋，但是，所用陶輪的構造和功能不同。慢輪。例如，北魏的慢輪裝置由車坑、車樁、車筒、輪盤構成。由于整個車筒的內壁直接與車樁接觸，二者之間的摩擦力大，明顯影響輪盤的轉速，因此這種陶輪裝置只能用于慢輪修整，不能用于拉坯成型[2]373。慢輪修整是在利用慢輪裝置帶動(手制成型的)毛坯慢速旋轉條件下，用刮板、濕手或濕布對毛坯進行修整，使胎壁變得厚薄均勻，表面平整，形制規整渾圓，尤其是唇沿的細部特征顯得更加鮮明，器表留有平行線狀的細密輪紋。經過慢輪修整，毛坯變為成坯[2]44。快輪。例如，唐代的快輪裝置由木質圓形轉盤、木質車筒、木質車軸、鐵質蕩箍、鐵質軸頂碗、鐵質轉盤附件、瓷質轉盤攪動器、木質攪棍、瓷質盤頭等構件以及車坑組成[2]398。

　　由于車筒與車軸之間只通過軸頂碗和蕩箍發生小面積接觸，使車筒旋轉時與車軸之間所產生的摩擦力減少到最低程度，因而轉盤能夠快速旋轉[2]402。快輪裝置主要用于拉坯成型，但是如果將其轉速放慢，也可以用于修整坯體，這就是快輪慢用修整[2]87。經過快輪慢用修整，毛坯變為成坯。由于慢輪與快輪的構造不同，功能也不同：慢輪只能慢用，快輪可以快慢兩用。先用泥條筑成、后經慢輪修整的坯體仍屬手制范疇，輪制僅指快輪拉坯成型。所以，將慢輪修整和快輪拉坯統稱為輪制是錯誤的，錯在混淆了成型方法的界限。

　　三、手制與輪制“并用”現象的原因是什么

　　有學者說，在考古發掘中看到同一件陶器上有泥條痕跡與拉坯痕跡“混合”現象，稱之為“泥條拉坯”。這種現象應屬輪制范疇。問題一：制陶者已經有拉坯成型的技能，何必還要經過泥條這個中間環節?因為陶輪構造還有缺陷，操作方法還不熟練，這是原始的、不成熟的過渡性拉坯成型，恰好說明輪制是由手制演變而來的。問題二：模擬實驗表明，泥條筑成適宜的含水率為22%~20%，拉坯成型適宜的含水率為26%~25%，二者含水率相差懸殊，必有矛盾，怎樣操作才能并用?辦法是在已經筑成的泥條上補水軟化，達到適宜拉坯的含水率時再拉坯成型。

　　四、快輪制陶技術發展不平衡的原因是什么

　　在銅石并用時代晚期，黃河流域各地區快輪制陶技術的發展很不平衡：下游地區的山東龍山文化輪制技術高度發達，中游地區的河南龍山文化輪制技術比較發達，上游地區的齊家文化迄今為止未見輪制陶器。我認為，發展不平衡的原因有兩個[1]。

　　第一，取決于快輪制陶“技術傳播”規律。快輪制陶技術可以傳播，如同能量可以傳遞：黃河下游地區是快輪制陶技術的發源地，好比地震的“震源”，震動最大;中游地區快輪制陶技術逐漸變弱，好比震波逐漸減弱;上游地區迄今為止未見輪制陶器，好比震波已經消失。在山西境內，各地區快輪制陶技術的發展也不平衡：位于山西南端的垣曲縣古城東關遺址，廟底溝二期文化時出現個別輪制的小型陶器，龍山文化時的輪制技術比較發達;位于晉西南偏北的陶寺遺址，輪制法出現于陶寺文化中期，但是直到晚期仍只有一部分中小型泥質陶器采用快輪拉坯成型。從總體上看，黃河流域的快輪制陶技術為由東向西、由南向北傳播，在傳播過程中，能量逐漸減弱以至消失，這是各地區快輪制陶技術發展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即內因。

　　第二，受到“技術思想”的影響。現有資料表明，各地區制陶技術的側重點不同：黃河上游地區的制陶者看重彩陶藝術，使該地區成為彩陶制作工藝最發達的地區;黃河中游地區的制陶者首創模制法，使該地區成為模制法最流行的地區;黃河下游地區的制陶者高度重視輪制法，使該地區成為快輪制陶技術最發達的地區。技術是由人掌握的，是由人的技術思想支配的，所謂“技術思想”是指人在進行技術活動時的邏輯思維、設計理念和貫穿始終的主導思想，各地區制陶技術的重點不同就是技術思想存在差異的表現。技術思想差異是各地區快輪制陶技術發展不平衡的外因。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

　　五、內模制法的證據是什么

　　內模制法出現于銅石并用時代早期，沿用至夏商時代。戰國秦代開始出現外模制法。內模制法和外模制法都屬于常規模制法。本文只談內模制法。一些袋足器的器身為手制成型，袋足則采用內模制法成型。經觀察，證據有四種，下面以《中國古代制陶工程技術史》中所用陶器標本為例作具體說明(括號內為原書中圖號)：第一種，袋足內壁平整，是素面內模的印痕。內壁平整是指沒有凹凸不平的成型痕跡、修整痕跡或紋飾。例如河南澠池縣班村遺址廟底溝二期文化的陶斝H1088∶9、F106∶12，袋足內壁平整[2]127，屬于銅石并用時代早期。河南偃師縣二里頭遺址的陶鬲T1∶61，袋足內壁平整[2]236。湖北黃陂盤龍城的陶盉PWZT72⑦∶15，袋足內壁既有素面的內模印痕，又有泥條縫隙兩道，是將泥條盤筑在圓錐形內模上再拍打成型的，由于所用的泥料含水率較低，泥料較硬，雖然經過拍打，內壁的泥條縫隙仍然能夠保留下來[2]238。素面內模印痕與泥條縫隙并存，恰好說明模制法是由手制法演變而來的。

　　這些器物都屬于夏商時代。第二種，袋足內壁有反籃紋(陰紋)，是籃紋(陽紋)內模的印痕。例如山西垣曲縣古城東關遺址廟底溝二期文化的陶斝ⅠH251∶62，袋足內壁有豎向反籃紋(陰紋)[2]128，屬于銅石并用時代早期。第三種，袋足內壁有反繩紋(陽紋)，是繩紋(陰紋)內模的印痕。例如山西襄汾縣陶寺遺址陶寺文化的深腹斝M2115∶9、瘦足鬲H321∶4[2]182，袋足內壁都有反繩紋(陽紋);垣曲縣古城東關遺址龍山文化的陶鬲ⅠH220∶19、ⅢH9∶1，袋足內壁都有豎向反繩紋(陽紋)[2]185。這些器物都屬于銅石并用時代晚期。內蒙古敖漢旗大甸子墓地夏家店下層文化的陶鬲M878∶5，空足里面有凸起的繩紋[2]228，也就是反繩紋(陽紋)，屬于夏商時代。第四種，袋足內壁有麻點紋(陰紋)，是凸點紋(陽紋)內模的印痕。

　　例如山西襄汾縣陶寺遺址陶寺文化的肥足鬲ⅢH303∶12，袋足內壁布滿排列整齊、略有間距的麻點紋(陰紋)，是從內模的凸點紋(陽紋)上一次性翻印下來的;器身內壁布滿錯亂而密集的麻點紋(陰紋)，麻點之間有打破關系，是從陶墊的凸點紋(陽紋)上多次翻印下來的[2]189。袋足與器身麻點紋的差異，顯示出模制與手制兩種成型方法的區別。這種器物屬于銅石并用時代晚期。上述第一種是模制袋足典型的成型方法，較難辨認。

　　第二、三、四種少見，容易辨認，其“紋飾”變化有規律可循：內模外表有陽紋(如籃紋、凸點紋)，袋足內壁就翻印成陰紋(如反籃紋、麻點紋);內模外表有陰紋(如繩紋)，袋足內壁就翻印成陽紋(如反繩紋)。翻印導致陽紋變成陰紋，陰紋變成陽紋。六、全絞胎模制法的特殊性何在絞胎釉陶是唐代陶瓷工匠發明的，有全絞胎、半絞胎之分，本文只談全絞胎。例如，吉林和龍縣八家子鎮北大村唐代渤海國墓地出土的全絞胎三彩釉陶碗88HBM7∶6[3]和陜西西安市東郊韓森寨出土的唐代全絞胎釉陶帶蓋盂[4]。筆者從仿制全絞胎釉陶碗和盂的模擬實驗中得知：絞胎坯體既不是輪制法(快輪拉坯)和手制法(這里指泥條筑成法)成型，也不是常規模制法成型，而是采用“絞胎模制法”成型[2]405，[5]，這是模制法的一種特殊形式。其特殊性如下：第一，從字面上講，絞是把兩股以上條狀物扭在一起，胎是某些器物的坯，“扭”是復合的意思。

　　第二，“全絞胎”只有一層胎，從外表經過胎心至內壁的層理相通，因而紋理也相通，“全”是相通的意思。第三，將紅黏土(屬于普通易熔黏土)、白黏土(屬于高鋁質耐火黏土)先制成復合泥片(類似“千層餅”)，再切割成復合泥條作為制坯的前提。第四，模具是絞胎泥條的“靠山”，以模具作為復合泥條的依托才能成型。將復合泥條的側面(千萬要注意不是平面)置于內模的外表或外模的內壁，才能形成全絞胎。第五，全絞胎釉陶的秘密在于矛盾尖銳和“兩面性”突出：一面由于采用特殊的絞胎工藝和模制工藝，所產生的天然紋理美觀而高雅;另一面由于工藝繁雜、要求苛刻、容易開裂，廢品率高，合格率低，因此成為珍貴而稀少的品種。紅白兩種泥片的差異很大是產生矛盾和兩面性的根源。

　　差異表現在：含鐵量相差懸殊，紅白顏色對比鮮明，因而美觀;黏土顆粒大小不一，干燥收縮率也就不一致，因而容易開裂。黏土的顆粒越小，可塑性越好，結合性越好，干燥收縮率越高，例如白黏土;反之，顆粒越大，可塑性越差，結合性越差，干燥收縮率越低，例如紅黏土。模擬實驗的過程就是揭開兩面性、尋求矛盾雙方契合點的過程，達到矛盾的統一，美觀而高雅的全絞胎釉陶也就仿制成功了。

　　七、印紋硬陶技術的特殊性何在印紋硬陶是指外表有拍印或滾印的紋飾(多為幾何形印紋)、質地堅硬的陶器，分布于南方各地，是夏代至漢代陶器中的特殊品種。其特殊性如下：第一，制陶原料是高硅質黏土。江西清江縣(今樟樹市)吳城商代印紋硬陶的化學組成中，SiO2占比67.64%～80.08%(大多數在70%以上)，Al2O3占比11.82%～22.04%，助熔劑總和占比6.51%～9.96%，具有高SiO2、低助熔劑的特征[6]304。第二，采用泥條筑成法成型。黏土泥料的可塑性是坯體成型工藝的基礎。可塑性是指泥料在外力作用下發生形變而不開裂，失去外力之后仍然保持變化后形狀的性質。從模擬實驗中得知，各種黏土泥料的可塑性范圍大小不一。高硅質黏土泥料的顯著特點是可塑性范圍狹窄，只發生在含水率為22%～19%的范圍內[6]305，而拉坯成型適宜的含水率為26%~25%，由于達不到拉坯的要求，不能拉坯成型，只好采用泥條筑成法成型。可塑性范圍狹窄是高硅質黏土泥料不能拉坯成型的根本原因。

　　第三，泥條筑成的坯體，必須經過認真地拍打或滾壓整形，才能消除泥條縫隙，提高胎壁致密度，防止在干燥收縮和燒成收縮過程中開裂。整形的同時產生拍印或滾印的紋飾，兼有裝飾作用。與整形的作用相比，印紋則是“副產品”。第四，坯體耐火度高，這是內因。現在福建陶瓷工業利用高硅質黏土制作的器物，燒成溫度一般高達1380～1410℃[6]305。筆者根據其陶胎硬度，估計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印紋硬陶的燒成溫度為1050～1100℃，明顯低于福建陶瓷工業現在采用的燒成溫度，作為印紋硬陶制坯原料的高硅質黏土完全能夠滿足燒制要求。出土的印紋硬陶都是在窯溫較高的陶窯尤其是平焰窯內燒制而成的，這是外因。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最終成為燒成溫度高、質地堅硬的印紋硬陶。上述印紋印陶從原料、成型、整形、裝飾到燒制，均具有獨特的工藝規律，形成一套獨特的工藝流程，各道工序之間具有內在聯系，甚至有因果關系。

　　八、研究古代制陶技術的方法是什么

　　筆者研究中國古代制陶技術有三種方法：第一種，考察實物與模擬實驗相結合。以陶器上遺留的痕跡和現象作為研究結論最可靠的證據，以模擬實驗作為驗證結論的手段。通俗地說，模擬實驗是踏著古人留下來的足跡重新走一遍，去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中國古代制陶工藝研究》中關于周代陶鬲的研究[7]就是實驗考古學的應用結果。第二種，多學科思維。將考古、物理、化學、制陶工藝等學科知識在腦子里消化吸收，融會貫通，形成新的知識體系，再用自己通俗易懂的語言表達出來。多學科知識碰撞會迸發出創新的火花，形成新概念、新判斷、新觀點和新理論。《中國古代制陶工程技術史》[2]就是多學科綜合研究的結晶。

　　文學論文投稿刊物：《陶瓷研究》Ceramic Studies Journal(季刊)1985年創刊，是國內外公開發行的陶瓷專業綜合性刊物，發行面廣，是了解國內外陶瓷科技成果，生產動態，經營管理、市場行情及傳遞各企業產、供、銷信息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