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末清初戲曲家鄭瑜在雜劇創作方面有獨到之處，所作雜劇現存四種,總稱《郢中四雪》‍‌‍‍‌‍‌‍‍‍‌‍‍‌‍‍‍‌‍‍‌‍‍‍‌‍‍‍‍‌‍‌‍‌‍‌‍‍‌‍‍‍‍‍‍‍‍‍‌‍‍‌‍‍‌‍‌‍‌‍。鄭瑜雜劇創作時間學界尚無統一看法，結合其生平經歷，及其雜劇的主題思想，四種雜劇當為清初所作‍‌‍‍‌‍‌‍‍‍‌‍‍‌‍‍‍‌‍‍‌‍‍‍‌‍‍‍‍‌‍‌‍‌‍‌‍‍‌‍‍‍‍‍‍‍‍‍‌‍‍‌‍‍‌‍‌‍‌‍。明清易代的時代環境造就了鄭瑜雜劇的風格，其雜劇的主人公皆為命運多舛、時運不濟的封建文人，同時也是作者抒發心中塊壘的代言人‍‌‍‍‌‍‌‍‍‍‌‍‍‌‍‍‍‌‍‍‌‍‍‍‌‍‍‍‍‌‍‌‍‌‍‌‍‍‌‍‍‍‍‍‍‍‍‍‌‍‍‌‍‍‌‍‌‍‌‍。作為遺民劇作家，鄭瑜雜劇創作體現了轉型時期的時代風貌。

　　【關鍵詞】鄭瑜;雜劇;本事來源;主題傾向

　　鄭瑜，一名若羲，字玉粟，號夕可，江蘇無錫人。鄭瑜生卒年不詳，據周妙中《清代戲曲史》考證其生年約為明萬歷四十年(1612)，卒年約為清康熙六年(1667)。(1)[1]88鄭瑜工詩文，善詞曲，詩作存《園樓夜飲》《過采石吊李青蓮》，清顧光旭收入《梁溪詩鈔》卷十八。鄭瑜雜劇現存四種：《鸚鵡洲》《汨羅江》《黃鶴樓》《滕王閣》四劇，總稱為《郢中四雪》。另《椽燭修書》一劇，《遠山堂劇品》著錄，被列入“雅品”，[2]167無傳本可見。今收錄鄭瑜作品的雜劇選集有清初鄒式金《雜劇三集》。《雜劇三集》版本經歷了順治本、康熙本、誦芬室本三個版本系統。本文引鄭瑜雜劇所用版本為誦芬室本(1958年中國戲劇出版社影印)。

　　一、鄭瑜雜劇創作時間及背景

　　鄭瑜的雜劇作品，前人及今人對之評價都很高，從雜劇的發展階段來看，屬于明清雜劇。明清雜劇，在藝術體制、主題思想等方面別具特色，是繼元雜劇之后又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一)創作時間

　　徐子方《明雜劇研究》把鄭瑜的四部雜劇和《椽燭修書》列入明中后期作家作品。[3]463《遠山堂劇品》著錄《椽燭修書》云：“南一折，宋子京燃椽燭，擁歌妓，修潤《唐書》，是一番極富麗景象，詞亦華美稱之。”[2]167《遠山堂劇品》完成之后進行了增補，最終成書時間下限為崇禎辛未(1631)年春夏之際，所以其著錄的《椽燭修書》當為明代作品。從《遠山堂劇品》所載該劇的內容來看，此劇應創作于明代。因為入清之后，作者心態轉變，戲曲的創作以抒寫自身志趣為主，可能不會寫出這樣風花雪月的內容。其他四部雜劇的創作時間當為清初。因為從作品所塑造的抒情主體來看，入清“遺民”的形象貫穿于四雜劇之中。從雜劇所塑造的“遺民”來看，對入清之后時局的感慨更契合作者當時的心境。

　　(二)創作背景

　　自明末萬歷三十年(1602)到康熙末年(1722)百余年中，政治層面的國難、黨爭、民族矛盾相互交織，資本主義的萌芽與商品經濟的發展觸動著江南人民的社會生活，無錫地區為江南地區經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會受這些因素的影響，同時也影響著這一地區的戲曲活動。

　　江南地區科舉興盛，推崇文教。從鄭瑜家族一脈觀之，其二世、四世、五世、六世、九世、十世都是生員，有的推薦到京師國子監讀書，有的贈官至中憲大夫。七世伯興考中進士，據《鄭氏續修大統宗譜》載：“鄭伯興，字子振，號南溟。嘉靖庚子科中式第十三名舉人，庚戌會試入貢第二十四名，賜進士及第。原任海寧縣知縣，丁憂后補商丘縣升戶部主事，歷轉員外郎中，出任浙江衢州府知府，升任河南道副使，轉湖廣按察司副使。”[4]到鄭瑜祖父邦傅，已是第十代。《鄭氏續修大統宗譜》記載鄭瑜祖父邦傅“邑庠生，貢入太學”，伯祖邦才“國學生”，叔父似曾“長洲縣庠生”，父儀曾“邑庠生舉行優”。[4]雖然鄭瑜的祖上算不上是達官顯貴，但也是世代讀書、一門書香。耕讀傳家、清廉仁孝的家族環境對鄭瑜的性格氣質及精神風貌都有潛移默化的影響。

　　二、《郢中四雪》本事來源與主題傾向

　　《郢中四雪》主人公分別是禰衡、屈原、呂洞賓與王勃，這四位人物都是命運多舛、時運不濟的封建文人。鄭瑜雜劇創作以改編歷史人物的際遇為法，達到借古喻今、關照現實的目的。

　　(一)《鸚鵡洲》

　　關于禰衡的生平記載主要見于《后漢書?文苑列傳?禰衡傳》：“禰衡，字正平，東漢末年人，少有才辯，而氣高傲物。受之于孔融，終因恃才狂放，為黃祖所殺。”[5]764史書上的禰衡有才情，但常常違背世俗。孔融把他舉薦給曹操，禰衡自稱有癲狂病不肯去，曹操懷恨在心，不肯重用他。禰衡在曹操宴賓客時赤身裸體，曹操受到羞辱，就把他送到江東劉表處，劉表不容他，轉寄到江夏太守黃祖門下，后因譏諷黃祖被殺，葬在鸚鵡洲上。

　　《鸚鵡洲》以《后漢書》為依據，寫東漢末年名士禰衡被黃祖所殺后，魂魄到處游行。一日，他乘風而返到了鸚鵡洲，遇到了當年與他同死的鸚鵡鬼魂，欲同去岳陽樓，會見呂洞賓。禰衡在路上與鸚鵡談起過去的經歷，認為自己的結局完全是前生注定，對曹操、劉表、黃祖全然沒有責怪之意。此劇的亮點是對歷史人物曹操的評價，劇中的禰衡一反歷史上擊鼓罵曹的史實，說當年罵曹是“昧了心”。他認為曹操是個大功臣，劉備不應該聯合孫權對抗曹操，而應該與曹操合作，滅吳興漢。他還為曹操殺伏后、殺皇子、幽禁漢獻帝等行為辯護，認為曹操是不得已而為之。受封建正統思想的影響，對曹操治世能臣，亂世奸雄的評價幾乎到了婦孺皆知的地步。然而，鄭瑜的《鸚鵡洲》認為曹操挾漢獻帝之舉是“替他藏拙”，曹操殺扶后是為了“保住漢祚”。[6]鄒式金在《鸚鵡洲》卷首眉批：“《郢中四雪》，才情橫溢，舌藻紛披，真可嗣響臨川。老瞞翻案，狡獪作戲耳，莫向癡人說前夢。”[6

　　]鄒式金認為，鄭瑜文辭華美，繼承了湯顯祖的才情‍‌‍‍‌‍‌‍‍‍‌‍‍‌‍‍‍‌‍‍‌‍‍‍‌‍‍‍‍‌‍‌‍‌‍‌‍‍‌‍‍‍‍‍‍‍‍‍‌‍‍‌‍‍‌‍‌‍‌‍。但是為“老瞞”(曹操)翻案，只是做文字游戲，迷惑后人。鄭瑜可能是目擊了南明覆滅，異族入侵的真實畫面，心中痛恨，借此劇以伐之。弘光帝繼位后，南明各勢力暫時妥協，但是政權非常地不穩定，所以很快就導致了組織內部的黨爭和分化。駐守武昌的左良玉以“清君側”之名，順勢東下爭奪南明政權。內閣首府馬士英調江北四鎮迎擊左軍，致使應對清軍的江淮防線陷入空虛，再加上政權內部后來又出現諸藩爭立、互相傾軋的局面，不能集中力量對抗滿清，最終導致了失敗。于曹操而言，他是東漢末年割據勢力中實力比較強的一支，漢獻帝回洛陽后，他以保護皇帝為由帶兵進入洛陽，又以洛陽糧草不足勸漢獻帝轉移到許昌。許昌是曹操的老窩，漢獻帝遂成了傀儡，曹操自封將軍，能以皇帝的名義向諸侯發號施令，所以歷史上多認為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操縱政治上的主動權。鄭瑜恰似借漢末之事影射南明馬士英、阮大鋮把持朝政，腐敗不堪的狀況。

　　(二)《汨羅江》

　　《汨羅江》敘寫楚大夫屈原才識廣博卻生不逢時，君主昏庸無能，又遭奸臣混淆視聽，終被放逐貶官。劇中混跡波臣的屈原與一漁夫在江邊同游，漁夫請屈原將《離騷》編成一套北曲，自己以笛聲相和，二人邊唱邊飲，放舟江中。這里的屈原一改憂國憂民的屈大夫形象，成了一個放浪形骸的作曲家，作者對屈原性形象的改寫，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在《屈原列傳》中，屈原為了自己的“美政”理想九死不悔，面對社會的污濁、黑暗，始終堅守自己高標的人格，追求清白的人格精神。為了與諂媚小人劃清界限，甚至愿意舍棄自己的生命，這種不屈的斗爭精神受到了司馬遷的贊揚。《汨羅江》中屈原投江，混跡波臣，已經不再有當日的忠憤之心。在“時逢濁亂，君主昏庸”的政治背景下，他“自從江上逢漁父，學得餔糟與啜醴”[7]，自言：“況劫塵彈指，歲月如流。縱當日君明臣良，至今數千里云夢瀟湘，未必仍屬爽鳩之樂，即在我諫行言聽，到今幾千年芊昭屈景，未必永分軫蚓之塵。”[7]作者把屈原的執著和漁夫的曠達揉合到了一起。從這里衍生出來的屈原的形象，正是鄭瑜自身的寫照。鄭瑜生逢易代之際，早年曾渴望為官。當建功立業的理想無法實現、無法把握人生的時候，他只能通過隱逸的生活方式來逃避現實，尋找精神寄托。作者借用“追尋”和“放逐”這兩種主題形態，作為自己身處歷史巨變時抒解郁悶心境的出路。

　　(三)《黃鶴樓》

　　《黃鶴樓》主要寫呂洞賓與柳樹精之間事。關于呂洞賓的事跡，《宋史?陳摶傳》載：“關西逸人呂洞賓有劍術，百余歲而童顏，步履輕疾，頃刻數百里，世以為神仙。”[8]240《陳摶傳》中提及的呂洞賓是“神仙化”了的呂洞賓，不能看作是真實可信的歷史。關于呂洞賓的身世，從宋時的野史、筆記、神仙通鑒等方面記載來看，歷史上確有其人。史書載呂洞賓的祖父是唐代禮部尚書呂渭，父親是海州刺史呂讓。呂洞賓生于貞元十四年(798年)，累舉進士而不第，后在長安酒肆中遇到鐘離權，受其點化得成仙道。[9]8文學作品中的呂洞賓是一個不得志而歸隱的隱士，雖出身儒門卻仕途無望，又遭逢亂世，所以只得避世隱居，游戲人間。

　　《黃鶴樓》寫呂洞賓度脫柳樹精成仙后，厭煩了天上的生活，故帶著柳樹精重游黃鶴樓。二人在路上把世上怪異的事情細數一番，最后重返蓬萊仙島。《黃鶴樓》中呂洞賓雖作為仙人形象，并無元雜劇中仙人暢游天地的志趣。元代神仙道化劇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反映了當時嚴酷的高壓政策下，文人士子內心的矛盾和苦悶。相比較以神仙道化劇著稱的馬致遠，馬劇所塑造的神仙道人，并非都是無欲無求的宗教使者，而是披著宗教外衣的失意文人。鄭瑜劇中呂洞賓則完全是作者喉舌的代言，他認為仙人更苦于世人，“五百年遭一風劫”“再五百年又遭一火劫”。[10]

　　柳樹精問及他和何仙姑相好，想必仙家樂事。呂洞賓澄清：“世人演八仙慶壽，為湊腳數，把我扮作生，把她扮作旦，故有此胡說。”[10]柳樹精又問他煉金銀、飛劍斬黃龍的事情，呂洞賓說并無此些事。通過與柳樹精一問一答，他回想當時三醉岳陽樓，度人成仙而不成的遭遇，感慨萬端。滿腹經綸之時，無人賞識;成了神仙之后，也只有老樹精認識他。細數前世遭遇的苦事之后,呂洞賓道出心聲：“我世間住怕了，天上也不愿去，還到蓬萊山去吧。”[10]此時的呂洞賓體現出強烈的“出世”精神，不愿為世俗所左右。劇中時刻關注時代更迭的呂洞賓，盡管他表面在針砭時弊，但骨子里卻是對人世的留戀，與其說是熱衷于遁世，不如說是對現實社會的失望。

　　(四)《滕王閣》

　　《滕王閣》劇寫唐代詩人王勃南下省親，逢滕王閣重陽大宴，群公賦詩，他文思泉涌，作《滕王閣詩》一事。最早記錄王勃創作《滕王閣序》本事的，可以追溯到宋代委心子撰《新編分門古今類事》[11]43卷三“異兆門?王勃不貴”中所引錄的羅隱《中元傳》。影響最大的說法是唐末五代王定保撰《唐摭言》卷五“以其人不稱才試而后驚”的記載。《唐摭言》以紀實著稱，加上王定保又是唐代人，相比較《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三“王勃不貴”載“唐王勃方十三，隨舅游江左，嘗獨至一處，遇神叟”“神叟助王勃借清風之力，趕往都督宴會作《滕王閣序》”等情節可信度更大些。署名后晉沈昫所編《舊唐書?文苑上》(卷一百九十)也記載了王勃的生平，但對王勃作《滕王閣序》只字未提。

　　宋代歐陽修、宋祁等編的《新唐書?文藝上》(卷一百二十)則采用故事的形式記錄了王勃作《滕王閣序》的事跡。北宋刊行的《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五)[12]968“幼敏門”有“王勃”條，大致沿襲了《唐摭言》的內容，文字比《唐摭言》要多幾十字，內容也更加豐富完整。北宋時人曾慥編《類說》卷三十四錄《摭言》和《摭遺》中，有“滕王閣”“滕王閣記”‍‌‍‍‌‍‌‍‍‍‌‍‍‌‍‍‍‌‍‍‌‍‍‍‌‍‍‍‍‌‍‌‍‌‍‌‍‍‌‍‍‍‍‍‍‍‍‍‌‍‍‌‍‍‌‍‌‍‌‍。前者基本是《唐摭言》的簡寫，后者則是根據羅隱《中元傳》改寫。此后，南宋時期祝穆編纂《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十一“天時部”收錄“作滕王閣記”一則。明末馮夢龍擬話本小說《馬當神風送滕王閣》[13]2376在敘事上增加了王勃坐船突遇風浪，他作詩擲入水中，救了船上數人的性命;又加上仙娥玉女招王勃至蓬萊赴會，最后落水成仙的情節，使得故事更加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滕王閣》敷陳王勃作序文的全過程而成，詩人把宴會的盛況鋪敘到極致之后，轉入對人生仕途的冷靜思考。“望長安，日下南溟地勢長。橫倚著天柱北辰傍。有誰悲失路，關山難越狀。”[14]其中“望長安”是希望得到皇帝的重新任用，無奈“關山”阻擋，難以逾越。王勃在他并不長的政治生涯中，先因戲為《檄英王雞》被趕出王府，后因擅殺官奴事件被免官，經歷了他人生中的兩次重大打擊。從序文中王勃對自己仕途坎坷的嗟嘆，可以猜測寫此文時心中的感傷：“嗟時命，從來多舛傷。略舉那李廣與馮唐，他易老南封同骯臟。”[14]王勃遭遇仕途的坎坷，但并非甘愿自棄，他相信：“老當益壯，白首貪泉，潔青云涸轍汪。海雖賒，扶搖風壯。”劇末：“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14]昔日興建此閣的滕王在閣上舉行豪華宴會的情景，與今日滕王閣居高冷遠、冷落寂寞形成鮮明的對照。

　　三、鄭瑜的創作心態

　　從鄭瑜作品的思想內容來看，四種雜劇都有明顯的“隱逸”特征，作品中滲透著佛教和道教色彩。如《鸚鵡洲》中鸚鵡誦“南無阿彌陀佛”“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6]等佛教教義;呂洞賓度脫柳樹精后返回蓬萊仙島、《汨羅江》中的漁夫和《滕王閣》中的馬當神，都是作者有意仙化的人物。從鄭瑜留存詩作當中，可以直觀地看出他的精神皈依。

　　明清易代，原有的社會秩序轟然崩塌，文人士子兼濟天下的責任感促使他們深居廟堂，力挽狂瀾;儒家傳統教義又督促他們效身前朝，忠心不貳。雙重的思想標準，使得明末清初的戲曲作品既有前代的儒家傳統，又有時代的新變特征。鄭瑜的雜劇善于從正史、詩歌、民間傳說中尋找素材，在對素材處理的過程中少用虛構，同一類型的選材也使其戲曲作品呈現出死板、缺乏生氣的弊端;主題傾向上，反映了作者在易代背景下既追求隱逸自由又渴望勸世化民的矛盾心態;藝術上的新變，主要體現在藝術體制上的創新。鄭瑜雜劇貼合了清初雜劇的總體特征，劇作反映了轉型時期雜劇創作的時代風貌，在中國古代戲曲史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參考文獻：

　　[1]周妙中.清代戲曲史[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2]祁彪佳.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遠山堂劇品(六)[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

　　[3]徐子方.明雜劇研究[M].臺北：文津出版社,1998.

　　戲曲方向論文投稿刊物：戲曲文學(月刊)創刊于1986年，由吉林省戲劇創作評論室主辦。是進入ISSN系列的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全國中文核心期刊，已被CNKL學術期刊全文數據庫收錄，在"中國知網"的同類期刊中具有高頻點擊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