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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質性:論克里斯蒂娃意義生成的多元邏輯

時間:2020年02月13日 分類:文學論文 次數:

摘要:在克里斯蒂娃理論中,異質性作為意指實踐的驅力形式,表現了前符號態的非象征化生命沖動和本能欲望的原始特殊性,它同時強調客觀世界異質元素的不可歸納性、不可概括性和不可取代性。異質性是聯結方法論意義上的符義分析學說和本體論意義上的精神分析

  摘要:在克里斯蒂娃理論中,異質性作為意指實踐的驅力形式,表現了前符號態的非象征化生命沖動和本能欲望的原始特殊性,它同時強調客觀世界異質元素的不可歸納性、不可概括性和不可取代性。異質性是聯結方法論意義上的符義分析學說和本體論意義上的精神分析的關鍵概念,由此突破傳統符號論和精神分析中關于“意指的過程”、“言說主體”及“驅力”三大基本概念的論述模式。異質性思想尤為關注意指邏輯中的非和諧部分,言說的主體由此挑戰和質疑固有的范式,把文本邏輯處理為某種移植或者互文的建構,并以解構的力量在異質的互文結構中解讀文本自身,從而顯現了意義多元話語模式的真正基礎。

  關鍵詞:克里斯蒂娃;異質性;意指的過程;言說主體;驅力

世界哲學

  哲學論文投稿刊物:世界哲學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當時是我國唯一,譯載國外最新發表的哲學論文和哲學動態、旨在推動我國現代外國哲學研究的刊物。設置欄目有當代哲學地圖、談學論譯、名家訪談、誰影響了20世紀中國人的觀念、哲學先賢祠、學術對話、書評。

  引言

  1974年,法國互文性理論創始人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于《詩歌語言的革命》①一書中重點介紹了蘊含在詩歌文本中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概念。她以意義生成的異質性,即一種包括主體及置身于主體自身之外的多元意指機制,論證象征態結構的消解和重組,并以精神分析的研究范式分析符號成義過程中欲望與規約的各種樣態。在克里斯蒂娃那里,異質性首先強調與前符號態及符號象征態密切相連的原始因素,以表示未經處理的客觀狀態中存在某種分節的、不定性的多種形態。

  “然而前符號態的意義生成過程,始終都處于既不停滯、也不固定的流動狀態,它那種物質的、異質的運動狀態在向差異構成的社會規則被結構化的過程中,一直繼續發生作用……”。②意義生成過程中前符號態的異質性,歷時性地先在于語言符號的諸種差異性,同時其異質性共時性地貫通于動態的意指實踐當中。克氏的符號學將意義生成視為言說主體在本能驅力驅使下的符號實踐過程,由此凸顯了語言的異質性特征。異質性作為克氏理論構建的重要思維方式和核心,本文首先通過分析異質性思維的獨特內涵及其思維形成的理論背景,并在展開分析中探索符號態和象征態格局聯系的根本依據,進而探討克氏符號學對言說主體和語言異質性關系的邏輯處理,由此全面分析異質性思維與言說主體理論、文本理論及其精神分析學說交錯融合的可能性,以圖進一步展現法國后現代符號論異質性和多元化的總特征。

  一、異質性思維的理論背景

  20世紀60年代,特別是1968年的法國引發了席卷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抗議風潮,在此歷史脈絡下,后現代主義試圖批判與解構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侵害甚或剝奪人的主體性的傳統思維方式,“70年代,福柯、德里達、德勒茲、巴特和克里斯蒂娃等人,以法國為中心,對絕對權威、暴力、主體性等問題進行解構式審視,最終希望瓦解的是集權體制與族群暴力的同質化統合思維結構”。③實際上,16世紀以來,以笛卡爾為代表所開創的古典傳統哲學,一直通過同一性和差異性兩大基本范疇將世界及復雜的人和事物通過邏輯分析分離成同一和差異、合理和不合理兩大領域,然后又經由同樣的傳統邏輯,將人為分離出來的兩大領域重新實現同一化。在此過程中,同一性成了傳統哲學最重要的范疇和邏輯程式。

  正如同以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西方傳統哲學,從中世紀到現代,盡管發生了思想變革、理論爭論及其典范的重大轉折,但始終未能從根本上顛覆從“具體到一般”,從“個別到統一”的同質化統合思維結構。從六七十年代開始,法國引發了一系列的哲學爭論,他們集中批判傳統的形而上學思維,并深入發現異質的特殊創造力所體現的不同生命主體存在價值之基礎。由此,福柯、德勒茲、德里達等人率先提出了關于異質性理論的多重立場,正是這三位哲學家在法國思想史上代表了一個新的哲學時代。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經過知識考古學和權力系譜學的深入探究,福柯用后結構的散落性和斷裂性來替換傳統哲學的整體性和連續性原則,并以總結的姿態明確地批判了古典歷史書寫的同質化問題。

  而后結構主義者德勒茲則更進一步探索了人的主體性的異質化傾向,他強調,任何事物的發展,都在重復中相互區別,又在區別中不斷重復,以至達到整個世界的異質化,而異質化的過程實質上即為“多元化的多元化”的過程。此外,德里達在著名的《馬克思的幽靈》(MarxsGhost:ConversationswithArchaeologists,1993)中運用“異質性”概念探析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范疇,他相信,“體系的缺乏在這里并不是一個缺點。相反,異質性為理解打開了前景。”④在此理論背景中,異質性是祛除認識上的形而上學,亦是傳統本體論得以確立的條件。在這種歷史背景中,1972年,克里斯蒂娃參與了在法國巴黎召開的題為“阿爾托-巴耶塔:走向文化革命”的研討會,并發表了《過程中的主體》(SubjectinProcess)的重要報告。她提出,“拉康式的精神分析學提出了一種主體性理論(atheoryofthesubject),在拉康那里,主體是一種分裂的統一體(adividedunity)。”⑤

  換言之,在建構主體的過程中,原發性壓抑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假設原發性壓抑使主體構筑為象征秩序中的一部分,那么它同時亦澆筑出了意義生成的異質性。在《過程中的主體》之后,1973年10月,克里斯蒂娃在她的重要文論《系統和言說主體》(theSystemandtheSpeakingSubject)中濃縮地概括了符號學發展的現狀和趨勢,更重要的是她在文中初步提出了異質性的思想,以此為較力點,她將傳統的結構主義與符號分析學置于歷史的舞臺上進行討論,并以文本理論的多元邏輯與當時法國結構主義學派進行正面交鋒,由此成為法國后結構主義符號學的奠基者之一。1974年,在《詩性語言的革命》中,克里斯蒂娃進一步闡釋了異質性的定義:“對元語言主體和理論的主體而言,一方面,異質性與第一次符號所遺漏的驅力的再現相符合;異質的元素是一種肉體的、生理的和可指稱的刺激(excitation)……另一方面,異質性體現為客觀的、物質的和外在世界的一部分,它不能任由主體處置或被不同的象征結構所控制。”⑥

  她以符號學、精神分析學及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指導,早期主要著力于構建以互文性理論為特色的符號學和詩學思想,并進一步以反映生命個體精神心理的感知、想象、信念和情感之間的異質性。在后期的理論實踐中,她整合其以前的理論成果,進而關注女性異倫理學、異民族、異文化的他者身份倫理關懷和他性之價值的全球政治問題,因而觸及全球化進程中的邊緣議題和對同質化權力結構的反思。

  在克里斯蒂娃意義上,“這里談到的,并不是傳統形而上學所指的人的本質……而是雙重緊密地同人的復雜異質的身體和同樣復雜異質的內心精神活動相聯系的多元特征。”⑦可以說,克氏的“異質性”不再是傳統理論中將復雜差異的人和事物加以歸納的邏輯程式,而是關涉到不同生命主體之間,及人作為多聲部構成的主體之內,與符號論、唯物論、精神分析學、語言思想一體相連的復雜的非同一特性。在克氏的思想中,異質性的獨特內涵主要通過其符義分析理論及精神分析學說中“意指的過程”、“言說主體”及“作為異質的驅力”三大概念予以呈現。

  二、意指過程的異質性

  克里斯蒂娃在《詩性語言的革命》中指出,“意指過程理論,指的是關于意義的一般理論,關于語言的理論和關于主體的理論。”⑧意指過程即意指過程過程(signifiance)⑨,克里斯蒂娃用意義生成表達語言中表象性意義和非意義對象的對峙狀態,及符號構成和意義傳達的連鎖作用。克氏的意指過程理論創造性地吸收了索緒爾能指和所指的結構關系和胡塞爾的意向性概念。在索緒爾意義上,語言依據能指和所指關系的矛盾性原則傳達意義,而在克里斯蒂娃那里,她將能指和所指關系的矛盾性邏輯處理為意指過程兩大模態(即符號態和符號象征態)的異質性特征,語言符號在符號態和符號象征態兩個層面的相互作用下,文本在意義和非意義、結構和非結構的沖突中醞釀和生成。

  由此,索緒爾的能指與所指的相關關系被納入了意向性和意識活動的考察當中,在這樣的意義上,活躍于文本間性(intertextuality)中的深層性主體取代了胡塞爾抽象的先驗主體。她相信,符號態是形成能指的基礎:在嬰兒階段,嬰兒時期的前語言操作先于語言習得和具體的邏輯范疇,符號態最早以嬰兒的語言模仿實現前語言的操作,通過節奏、音調、語調或符號的能指實現驅力的釋放;在成年人階段,前象征功能則表現為音樂、詩性語言或精神病患者的囈語等。“符號態包括驅力,驅力的格局,驅力對身體的分割,以及圍繞著這一機制的生態和社會系統。”瑏瑠可以說,符號態強調個體本能驅力中的靜態形式(states),它促進語言交流功能的擴展和發揮,并安置象征層面的能指,是意指系統生成的源泉。而象征態與規則、程序和邏輯意義緊密相連,它涉及的是語義學和規則范疇的核心組成,強調可以被人的意識所清晰感知的那一部分。象征態通過具有確切意義的聲音或者手勢表意語言,依據符號的所指,以某種概念的形式存在于整個符號系統中。

  一個完整的意指過程囊括符號態和象征態兩個領域的辯證運動,主體產生的任何符號活動都是異質的符號態與象征態這兩種意指活動相互作用的結果。符號態與象征態之間是一種相互滲透,彼此疊加卻又相互區別的辯證關系。克里斯蒂娃肯定了語言系統中前符號態的重要作用,同時,她強調,作為能指的符號態高于作為所指的符號象征態。語言中的理性主體無法真正把握符號系統中生成的變動要素及其異質的力量,但是,假設離開非理性的符號態,作為無意識的部分及語言的實質就無法被明晰。異質的前符號態在生成象征態的同時不斷消解自身,象征態是異質的前符號態僭越的結果,異質的符號態與象征態的辯證運動構成了意指系統的生成與斷裂。

  三、言說主體的異質性

  傳統形式主義語言學將語言視為同質意義的聯結,由此作為先驗自我行為的語言符號被同一化和模式化。克里斯蒂娃轉而求助于弗洛伊德理論,以言說主體補充語言學主體觀念的匱乏,從這個角度而言,意義生成理論必然和言說主體相結合,意指系統成為言說主體在本能驅力的促使下激活新的矛盾并使符號系統向更高層次的迸發。

  四、作為異質的驅力

  相較于意指過程(signifiance)而言,意指實踐(signifyingpractice)涉及價值交換的社會生產關系。意指實踐強調的并非以產品交換為最終目的的生產勞動,而是突出意義生成的實踐形式,即在動態的意義場域中以符號態和象征態為基礎的意指類型。意指實踐包括四種:敘述(narrative)、元語言(metalanguage)、靜觀(contemplation)與文本(text)。在以敘述為核心的意指實踐(如神話、小說、史詩、戲劇、新聞報道等)中,二元對立的積極驅力與消極驅力瑏瑧被符號系統的固定模態所吸收或被代表某種意義的符號所代替,由此,異質的驅力無法在敘述的意指實踐中被釋放,符號態的驅力服從于作為敘述的語言運轉與構建規則的象征態的控制,在敘述的語言系統內部只能生成同質的意義聯結。元語言被稱為語言的語言,研究者以元語言建立語言或一整套符號體系來分析和描寫對象。元語言的意指實踐將否定的負荷約化為零,或者將否定還原于肯定,從而消除了二元對立本能驅動力的消極面。元語言系統在對物質不連貫的同化中,在肯定積極或在對否定性的消除中被構建。

  結語

  在當代法國哲學創新的思路中,異質性是反思傳統本體論哲學的重要思維模式,同時也體現了當代法國符號論重大理論問題的新轉折。在法國后現代的思想盛宴中,克里斯蒂娃以獨具特色的異質性理論話語與各個學派展開多元邏輯的對話。她將研究視野從精神分析藝術的個體生產者發展為解析符號文本中主體的生產過程,其特別之處首先體現在,她的解析符號學將符號內部開辟為帶有異質性的符號態空間和生產象征意義的文本實踐空間,由此她并為符號態和象征態的格局聯系找尋了一個根本的依據———異質性。

  她嘗試以言說主體系統回應同質化的語義聯結和語言的異質性之間的矛盾,言說主體成為建立在異質的驅力之上意義生成的存在論基礎,更是反映僭越性和批判性的社會統一體。再進一步來說,克氏的異質性理論具備一個共同的政治目標,為所有邊緣人探尋言說主體的地位,言說的主體由此成為建立在異質驅力之上具有顛覆性及革命性現實力量。言說主體持續地與他者的異質邏輯之間進行對話,并被打上了文本間性的烙印,通過這種對話,符號象征態的一元邏輯性,實質上已被多元邏輯粉碎并權力化了。

  在此過程中,主體通過逐步顛覆靜態的符號系統生產出新的意義結構和社會關系,并呈現為與和意義生成不可分割的社會變革。總的來說,在當代法國符號論的新轉折中,克氏的異質性理論進一步落實了當代法國后現代符號學一系列關鍵問題的發展方向,在深入批判傳統形而上學思想的同時,為結構主義理論和當代西方文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嶄新的研究視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