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紀60年代，當學者們致力于批判比較文學的保守和局限時，著名學者亨利·雷馬克將跨學科的概念引入了比較文學的定義，前所未有地擴大了比較文學的研究范圍‍‌‍‍‌‍‌‍‍‍‌‍‍‌‍‍‍‌‍‍‌‍‍‍‌‍‍‍‍‌‍‌‍‌‍‌‍‍‌‍‍‍‍‍‍‍‍‍‌‍‍‌‍‍‌‍‌‍‌‍。隨著學者們將目光聚焦于文學和其他學科的交叉領域，原本陳陳相因的比較文學在學科交叉的熱潮中得以迅速發展‍‌‍‍‌‍‌‍‍‍‌‍‍‌‍‍‍‌‍‍‌‍‍‍‌‍‍‍‍‌‍‌‍‌‍‌‍‍‌‍‍‍‍‍‍‍‍‍‌‍‍‌‍‍‌‍‌‍‌‍。近年來，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研究也出現了一些劣化現象，如文學的主體地位缺失和文學研究的通俗化‍‌‍‍‌‍‌‍‍‍‌‍‍‌‍‍‍‌‍‍‌‍‍‍‌‍‍‍‍‌‍‌‍‌‍‌‍‍‌‍‍‍‍‍‍‍‍‍‌‍‍‌‍‍‌‍‌‍‌‍。深入分析這些問題的出現，將有利于比較文學學科更為規范化的發展。

　　[關鍵詞]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通俗化;影響研究;跨文化

　　人們普遍認為，比較文學中的“跨學科研究”理念濫觴于20世紀60年代。1961年，美國比較文學學者亨利·雷馬克(HenryH.H.Remak)在他所著的《比較文學的定義與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對比較文學進行了如下界定:“比較文學是超出一國范圍之外的文學研究，并且研究文學與其他知識和信仰領域之間的關系，包括藝術(如繪畫、雕刻、建筑、音樂)、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如政治、經濟、社會學)、自然科學、宗教等。”[1]1

　　隨后，法國學者讓·皮埃爾·巴利塞里在1975年的一次比較文學國際研討會中更進一步提出自己的觀點。他認為比較文學研究可以從“多學科”和“跨學科”的角度，加強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聯系和交流。[2]2這是在比較文學領域首次出現“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一詞。自此以后，文學和其他學科之間的交叉領域成為一個經久不衰的研究熱點。

　　越來越多的比較文學學者通過跨學科研究的方法來豐富、更新自己的理論，并且取得了輝煌的成果。但在學科建設開疆拓土的同時，一些新問題也隨之出現了，使得比較文學的學科自洽性出現了動搖。正如雷馬克自己所言:“有些事情的發生并非如人所愿，然而事后，你總能找出它的原因和結果。”[3]81

　　一、擴大的邊界和邊界的模糊

　　(一)擴大的邊界

　　跨學科研究作為比較文學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分支，側重于研究文學和相關學科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相互整合。從這個角度來看，超越邊界是這門學科最重要的、最具標志性的特征。跨學科研究允許相當一部分比較文學學者把研究的觸角伸向那些從來沒有被涉及過的交叉領域，獲得新的研究材料，并以自己的視角重新闡釋文學作品。

　　他們的這種努力無意識地對文學和其他學科之間鴻溝進行了彌合，這不僅為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增長點，也使得比較文學的研究領域借助其他學科得以拓寬。比較文學是開放的而不是封閉的，擴大的邊界使得比較文學不斷被注入新鮮血液。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意識的提高，可以讓研究者以更為全面的視角關注學術文本的意義與一些特殊的文學現象，這不僅在一定意義上實現了比較文學研究的一些初衷，也進一步為比較文學研究在新的領域提供了新的問題意識。

　　(二)邊界的模糊

　　比較文學的學科邊界在延展與擴大的同時，也造成了學科邊界的模糊。針對這一點，亨利·雷馬克也有所感發:“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過去20年里，我曾經多次深感窘迫。這不是因為我給出了這一明確定義的初衷有什么不妥，而是因為這一定義帶來的種種后果。”[4]100在一定程度上說，跨學科研究本身就是比較文學的一個重要的特征。

　　當比較文學的跨學科觀念和方法被更多的文學研究學科所接受和采用之時，人們不禁會質疑:比較文學與其他相關學科有何不同，比較文學的獨特價值是什么?換句話說，當相關學科比較文學化了，比較文學自身會走向消亡嗎?在這種情況下，比較文學是否應該為自己劃定一個確切的邊界?

　　我認為雷馬克早已思考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弄清楚，文學和文學以外的一個領域的比較，只有是系統性的時候，只有在把文學以外的領域作為確實獨立連貫的學科加以研究的時候，才算‘比較文學’。”[1]7在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研究中，一方面需要有系統的知識架構來進行跨學科橫向關系研究，但更重要的，是對學科獨立連貫性的嚴格遵守。或者說，后者更應該被看成是前者的前提條件和基礎準則。拋棄了維持學科獨立連貫性的準則，比較文學的邊界也就無法被清晰明確地劃定。

　　比較文學學科邊界的模糊又相繼引發了關于比較文學中跨學科研究價值的爭論。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打破了種種學科界限，給比較文學產生初期日趨僵化的學科規范帶來很大沖擊。它跨越學科邊界，汲取其他學科的知識，并將之納入文學研究的范圍。這種與其他學科研究領域的逐漸重疊將不可避免地導致關于學科邊界和學科自洽性的討論。

　　比較文學學科也會逐漸呈現出模糊的局面，混淆了本身與其他學科的差異性，失去了自己所特有的研究對象和領域，甚至失去了文學的本體地位。隨著與其他學科的逐步交融，比較文學會不斷地走向泛化，走向無邊。因此，為了規范比較文學學科，我們應該找到一種正確的跨學科研究方法，并以此為基準，決定比較文學究竟把哪些知識納入自己的研究領域。正如一些學者所言，沒有這樣一個基本的“邊界”，比較文學將隨時可能迷失自己，變成一個無所不包而又無所可包的“空無”。[5]38

　　二、文化交流的帶動和沒有跨文化的跨學科研究

　　(一)文化交流的帶動

　　文學是一種混合體，針對它的研究和闡釋方式幾乎是無限的。[6]12因此，作為一種文學研究方法，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自誕生之日起就不知不覺地打破了既有文學研究框架，跨越了學科之間過于人為的規定性。然而從學科構成上來說，跨學科研究作為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分支，它始終具有搭建不同文化之間互相溝通的橋梁這一比較文學研究的總體使命。

　　因而，跨學科研究的目標不僅包括不同門類學科的取長補短，也應包括不同文化間彼此的促進和交流。優秀的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者，在對一既定研究目標進行跨越學科維度的研究時，其多少都會涉及這一研究主體跨越地理位置或者跨越文化維度的聯系。從這一角度，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研究確實推動了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與共識交流。

　　20世紀80年代，文化影響的重要性正隨著經濟的發展日益凸顯，如何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國際化詮釋并將其推向世界成了國內學者面臨的一個迫切問題。1982年，季羨林先生在給《比較文學譯文集》作序的時候就指出:“到了今天，僅僅在比較文學這個小范圍內，東方文學卻遠遠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7]

　　無獨有偶，1984年，雷馬克在和中國學者孫景堯的書信中也曾經留下過這樣一段話:“你的論文，認為十八世紀的類比研究這個比較文學萌芽，以及十八世紀那些對于西方文學同中國文學的比較考察，一直讓十九世紀訓練有素的淵源、接收、影響等研究占了上風而被忽略了，這個觀點是值得詳盡論述并一再復述的，無論如何，在這門學科上是頗有見解的。”[8]312-318

　　國內學界在此后不斷發力，通過一些跨學科研究很好地打破了外國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思維上的壁壘。1986年，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研究組選編的《比較文學研究資料》選入了樂黛云的《尼采與中國現代文學》以及錢仲聯的《佛教與中國古代文學的關系》。1987年，楊周翰、樂黛云的《中國比較文學年鑒》里收錄了程代熙的《朱光潛與尼采》、朱維之的《禪與世人的宗教》。

　　20世紀末21世紀初，中國又出現了一次以西方哲學、心理學等為工具對中國傳統文學作品進行分析解讀的高潮。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研究，特別是對中外文學、詩學和美學關系的研究，都進入一個全新的水平。今天，通過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研究，中國現代性問題的發生與西方思想的直接或間接聯系早已被學者們認可并進行了充分的研究‍‌‍‍‌‍‌‍‍‍‌‍‍‌‍‍‍‌‍‍‌‍‍‍‌‍‍‍‍‌‍‌‍‌‍‌‍‍‌‍‍‍‍‍‍‍‍‍‌‍‍‌‍‍‌‍‌‍‌‍。中國學者們也更加關注海外中國學和海外漢學，并以他們的最新成果反思自己，取長補短。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也有意識地突破了既有學科的局限性，朝著更加開放和綜合的國際化目標邁進。

　　(二)沒有跨越文化的跨學科研究

　　針對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在跨越文化方面的態度，國內著名學者、復旦大學教授楊乃喬先生認為:“在一個民族范圍內，沒有跨語言、跨文化、跨國界，文學與其他相關學科的比較研究也屬于比較文學。”[9]136隨著學科理論的進一步發展，逐漸有人對此提出異議。劉象愚先生曾指出:“比較文學的不變，在于標志它本質特征的那些東西……由此出發，比較文學的研究，無論跨越了什么樣的界限，總須把文學性也就是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那些基本性質置于自己的核心。”[10]

　　21既然跨學科研究是在比較文學的學科領域之內進行的，那就必須要滿足于其所在學科的學科限制和規范，即所研究的客體必須要跨越不同的文化體系。在跨越文化體系的基礎上，也要注意維護文學的主體地位。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必然是以文學為基礎，輔以其他學科。

　　在目前的跨學科研究中，文學與其他學科走向結合，從而生成宗教文學、歷史文學、哲理文學、法制文學、文學經濟學、文學社會學……但是這也就脫離了比較文學的定義要求。[11]121例如，佛教屬于宗教研究的范疇，它與中國古代詩詞歌賦存在著深厚的文化關聯。

　　佛教思想甚至在某些時期對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至于文學作品中的佛教思想更是俯仰皆拾。但需要注意的是，這種針對宗教和文學兩個領域交叉部分進行的研究并不是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進行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不容忽視的一個問題是要跨文化。跨學科與跨文化間沒有矛盾，只有建立在跨文化基礎上的跨學科研究才能被歸類于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研究。

　　三、實踐中的通俗化現象和影響研究傾向

　　(一)跨學科研究的通俗化現象

　　如今，隨著全球化時代文學產品的數字化，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更喜歡閱讀在線電子書，而不是坐在圖書館認真研讀紙質文獻。他們似乎對文學之外泛化的文化更感興趣，例如大眾文化或者消費文化。比較文學的學者們也對此深感憂慮:“一方面，文學研究的界限越來越廣，越來越多的學者不再研究傳統意義上的文學，而是打著文學研究的旗號去研究影視文化產品和大眾文化現象;另一方面，對傳統的文學研究(純文學)卻變得越來越少，以至于大學的一些文學研究瀕臨滅絕。”[12]

　　138這種浮躁的風氣似乎也滲透到了學界，美國比較文學學者喬納森·卡勒(JonathanCuller)曾指出:“一些教授或許已經從約翰·彌爾頓(JohnMilton)轉向了麥當娜(MadonnaCiccone)，從莎士比亞(WilliamShakespeare)轉向了肥皂劇，完全放棄文學的研究。”[13]42

　　客觀地說，在比較文學領域，跨學科研究的整體理論探索是不夠的，實踐闡釋也存在不足。很多研究都流于表面，流于文化和其他學科之間關系的一般性敘述。深入的、系統的、富有理論探索性和以學術為導向的成果在總量中的比例并不是很大。與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相比，跨學科研究還沒有完全形成一個成熟完整的理論體系，研究成果無法與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相比較。

　　特別是在我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眾多高校相繼發軔為創辦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而努力。在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學者們熱情高漲，努力在研究領域開疆拓土，跨學科研究也因此成為最好的工具。在國際知名搜索引擎Google中進行關鍵詞“跨學科研究”的檢索，可以得到超過258萬條的簡體中文網頁搜索結果，其熱鬧程度可見一斑。

　　跨學科研究作為比較文學的重要分支，確實可以通過前所未有的政策和經濟支持來改善。但是，一味的資金投入是否就直接意味著可以用于定量評估的跨學科研究成果大量產出?恐怕沒有那么簡單。

　　跨學科研究，特別是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研究，對研究者具有相當高的要求，不僅體現在外語水平和類別上，還體現在一種多學科的造詣和敏銳的學術眼光。從這個角度看，跨學科研究雖然是比較文學研究領域中的新興分支，也是一種最難以把握的研究方法。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人才需要的是一種立足于文學的具有綜合性知識的人才，而這種人才的培養周期并非一朝一夕。一方面是突飛猛進的學術發展勢頭，另一方面是不論從質量上還是數量上都相對滯后的人才培養，這也就造成了目前國內的跨學科研究在比較文學領域很難產生大量的優秀學術成果。對于這種情況，學者孔陳焱倡議學者們不應該以浮躁態度對待跨學科研究，以免邯鄲學步，失卻求是學風。[14]32

　　(二)跨學科研究的影響研究傾向

　　在比較文學領域，如果將跨學科研究的通俗化傾向比成橄欖一端的話，那么跨學科研究的影響研究傾向則是與其相反的另一端。這種傾向的具體表現可以用錢仲聯先生寫過一篇關于佛教與中國古代詩歌關系的論文來解釋。在這篇文章中，錢先生詳細闡述了外來佛教對唐代中國詩歌的影響，古印度佛教文化對唐代詩歌創作內容、節奏和文學理論都產生了重大影響。自從佛教流行開來以后，許多佛教術語也成為那個年代詩詞歌賦的常用詞和意象，比如“皈依”“不二法門”“普度眾生”……[15]10-20細讀此文，我們發現，不論是文學與宗教的跨學科維度，還是中國文化體系與印度文化體系的跨文化維度，這篇學術論文都滿足了比較文學跨學科的兩個要求——跨學科與跨文化。

　　對于錢仲聯先生的這篇論文，有的學者卻抱有懷疑態度。他們認為此文并未反映跨學科研究和影響研究之間的差異。此文也是基于實證來追溯源流，這似乎更像是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范疇。學者們發現在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的實踐中，往往在不知不覺間，就將異域文化對中國文學的影響研究也納入進來。這反過來又導致一個新問題的出現:影響研究和跨學科研究之間的界限如何廓清?

　　關于這個問題，河南大學學者李偉昉認為:“比較文學美國學派倡導的跨學科研究超越了法國學派影響研究的疆域，卻未能也無法從根本上繞過影響研究的范式及其實證方法。”[16]62盡管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的不祧之祖雷馬克認為法國人對文學研究“可靠性”的堅守已日趨陳腐[1]2，但包括美國學者在內的跨學科研究實踐都需要遵從“可靠性”這一標準。

　　離開了學術客觀真實以及這些課題實際上存在的關系，比較文學的科技研究自然失去了其“社會科學”的屬性。我們無法想象，不找尋文學與哲學、宗教、藝術、心理學等學科之間的實際聯系，不對實證方法加以運用，這種跨學科研究將如何進行展開，審美批評的基礎將何以建立。畢竟“美學的一切都要從確鑿的研究那兒獲得”[17]108。

　　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不僅體現了學科的橫斷性，也是對人類知識整體性的一種回歸。因而在進行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時，我們必須對這兩個特性同時進行關照，處理問題的時候也不能進行極端對立式的割裂，辯證且理性的調和或許是一種出路。這也恰恰體現了蘇源熙(SaussyHaun)所提倡的“對各種不可調和的觀念直面以對”的原則。[18]

　　6正如上文所提，我們一方面寄希望于跨學科給比較文學不斷注入新鮮活力，另一方面也不能回避通俗元素的大量滲入和研究的非文學性等問題。我們希望跨學科可以帶動比較文學建立一個更為完整全面的學科框架‍‌‍‍‌‍‌‍‍‍‌‍‍‌‍‍‍‌‍‍‌‍‍‍‌‍‍‍‍‌‍‌‍‌‍‌‍‍‌‍‍‍‍‍‍‍‍‍‌‍‍‌‍‍‌‍‌‍‌‍。

　　與此同時，在進行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的實踐過程中，也不能一味地追求填補空白而把似是而非的東西全部納入文學研究的領域。針對比較文學跨學科領域在當代的發展方向，學者們一方面要警惕互聯網時代造成的研究通俗化，另一方面又要修正單純追求學科獨立性而造成的裹足不前。

　　相互割裂和人為加以定義分離只能造成過度的涇渭分明。本著學科理論建設的實際需要，不好大喜功，科學理性地進行文學研究，或許才能讓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實現“促進與科學發展相協調的人文研究，進一步發揚以人的幸福和文化的和平多元共處為根本目的的二十一世紀人文精神”[19]27這一偉大目標。

　　文學方向刊物推薦：《中國文學批評》雜志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以建立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學理論話語體系為目標，以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理論與批評為中心，緊密結合當代文學創作和鑒賞的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