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志傳播學不僅是資料的收集，也是觀察了解世界，產生新理論過程[1]。西藏文化則是以藏族文化為代表的，在中華民族大圈子下形成的地方民族文化。對外傳播西藏，講述真實的西藏故事，是我國外宣工作中的一個關鍵。民族志傳播學參與對外講述西藏故事，主要是從民族志傳播學研究方法的角度，探究對外講述西藏故事的必要性、可行性、意義等。

　　關鍵詞:民族志傳播學,西藏文化,西藏故事,對外傳播

　　一、引言:

　　相關理論的界定自從1943年，威爾伯·施拉姆在美國衣阿華大學創辦世界上第一個大眾傳播的博士課程以來，傳播學就在20世紀40年代的美國如雨后春筍一樣興盛起來[2]。到了20世紀80年代，傳播學被作為學科引進中國大陸，傳播學與中國相融合就是一個持續探索的問題。“民族志”(ehtnogrophy)這一研究方法，一般認為肇事于20世紀初文化人類學對異民族文化的考察，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Kaspa:Malinovski)所創造的“參與觀察法”是這一方法體系的核心內容之一[3]。

　　1.民族志傳播學的理論定義。

　　民族志傳播學(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則是由德爾·海默思(DellHymes)創立，是從文化人類學及社會語言學中演化而來的傳播學的一門新分支，他的開創性研究奠定了民族志傳播學的理論基礎。格里·菲利普森(GerryPhilipsen)所進行的研究，把民族志傳播學真正地導入到傳播研究中來[4]。民族志傳播學在將民族志和傳播學融合、推動過程中，逐步認為民族志傳播學是一種“傳播實踐”[5]，“實踐”，不僅是一個社群內部人們的語言和傳播行為，更重要的是這種行為背后的身份認同、社會分配以及文化建構等問題[6]。

　　2.民族志傳播學與對外講述西藏故事的關系。

　　西藏故事是中國故事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西藏文化是突破現今西藏故事講述困局的重要形式，西藏文化在跨文化交流過程中需要確立自己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確立的過程也就是傳播實踐發現和完善自身。對外講述西藏故事的過程中，國家身份、區域身份和組織身份會表現的更加明確。

　　首先，西藏是處于我國邊疆，在國家戰略中被賦予了“兩屏四地一通道一前沿”的地位，對外傳播要確認自己的國家身份，反映國家性格，而非單獨的區域身份;其次，區域身份是對外講好西藏故事的特點所在，西藏故事主要是以西藏地區的民族各方面文化為主，對外講好西藏故事，是通過符號或象征手段對西藏民族文化進行橫向擴散的社會互動過程，是藏族文化跨文化交流的機制[7]。

　　講述西藏故事過程中，作為傳播者、傳播主體的組織團體要明確自己的組織身份，是站在國家的角度還是西藏的角度開展對外傳播活動，這樣就與之前的國家身份和區域身份相關聯，關聯的直接效果就是站位高低之差，影響傳播實踐的傾向。綜合來述，民族志傳播學在對外講述西藏故事過程中，依靠已經確立的文化身份，會對民族志傳播學的傳播實踐產生影響。

　　二、民族志傳播學在對外講述西藏故事中的必要性

　　現如今，西藏故事的突破口不應該再是以西藏的建設成就為主，而要借西藏文化打開對外講述西藏故事的困局。西藏文化因為其獨特的地域性，是天然的民族志研究實踐場所。

　　1.民族志傳播學參與尋找西藏故事的必要性。

　　民族志傳播學的調查研究方法實質上強調的是通過實地調查的方式，進行田野工作，通過研究當地的文化性，以參與性等途徑積累足夠的民族志資料，對其中內容進行分析后，得出新的問題，再次進入調查。傳播是人們所做的某種事情，是我們在為傳播關系中的訊息注入一定的意義，研究傳播各種關系之間是如何互相影響的[8]。

　　民族志傳播學的民族志調查過程，應該獲得的是西藏文化在形成發展過程中，不同文化關系之間進行傳播交融的方式，尤其是與中原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進行傳播交融的關系。在西藏各地區尋找交融交流中出現的傳播關系后，再探索其背后“實踐”中形成的國家認同、文化建構等。例如，西藏的飲酒習俗，就講到要每釀新酒，必須首先敬酒神，其次是家中長者至幼者的順序。

　　這其中傳遞的一種“傳播實踐”是“敬神明”和“長幼有序”的文化建構[9]，這種傳播實踐的現象，就是民族志調研過程中，通過對某個藏族家庭內部人們的語言、民俗、生活進行充分的研究后得出的，這是基于民族學學者的資料收集。在這個基礎上，傳播學學者應該進一步探索其中的“長幼有序”是經過何種傳播實踐在西藏形成的。這就是民族志傳播學對西藏文化傳播研究的必要性。

　　2.對外講述西藏故事中，借助民族志傳播學的必要性。

　　對外講述西藏故事過程中的困境主要是國外形成的刻板印象。在國外媒體上，誣蔑黨治理下的西藏是“人間地獄”的形象，漢藏融合是“民族抹殺”，區分內外文化交流是“文化毀滅”。將西藏豐富、深厚、獨特的文化挖掘，展示、傳播出去，讓世界知曉、認可和喜愛，是西藏文化對外傳播的神圣使命和重要任務[10]。

　　民族志傳播學通過基于民族學的調查研究方法，將民族志應用在發現西藏文化背后的傳播關系，傳播關系中蘊藏的國家認同、文化認同、族際交流等，是進一步探索傳播實踐，利用民族志傳播學參與對外講述西藏故事的必要性所在。

　　現今西藏故事的講述，很少站在西藏文化的角度講述，這與西藏對外傳播中主持地位的是來自其他文化區域的人士，我們所受到的文化教育背景更多的是基于中原地域文化和儒家文化，而西藏對外傳播的內容則基于高原地域文化和藏傳佛教的影響之下。因此，民族志傳播學對西藏文化對外傳播研究的必要性也就體現出來。

　　三、網絡民族志:民族志傳播學講述西藏故事的重要方法

　　民族志傳播學在講述西藏故事中，最值得重視的方式是“網絡民族志”。網絡民族志為講述西藏故事提供了更多的可行實現方式。以網絡世界構造的西藏佛教文化和現實中的文化相比，網絡上塑造的西藏文化是沉浸在原始生活中的文化脈絡。網絡民族志就是要在這樣的要在這樣的環境下，深入對方受眾內部，進行參與式觀察，了解對方受眾的日常網絡習慣、關注的側重點。

　　作者在Twitter對十四世達賴集團進行了為期六個月的參與式觀察，發現十四世達賴集團構造下的自身形象是“Compassion(慈悲)”“Peaceful(和平的)”等形態，而他們傳播的西藏文化是“正在遭受著中國政府的破壞”，國外受眾越發相信是中國政府驅逐了代表“正統西藏文化”的十四世達賴，西藏的文化正在面臨著“漢族移民的強行改變”，中國政府通過種種手段“改變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

　　這些內容是作者通過網絡民族志進行參與式觀察，借助民族志傳播學研究方法發現的問題。網絡民族志除了可以發現講述西藏故事的誤區外，還可以發現講述西藏故事中可以利用的受眾習慣。在實地民族志調查中，時間的長度、交往的深淺等，會使得民族志調查者多少帶有一些“監視”意味的眼光暗示著“觀察”一方和“被觀察”一方的某種不平等的關系[11]。

　　而這種不平等的視角，可能產生“文化優越感”、“文化歧視”等心理，難以更好的進行交流。網絡民族志在觀察手段上可以幫助研究雙方實現平等對視，網絡空間的開放，使得被研究者有更多的傳播媒介有意的控制自己所發出的信息，展示自己的形象更加靈活真實，而不是等待被研究者所塑造[12]。借助網絡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國際社交媒體上對目標受眾的文化接受和文化選擇進行參與式觀察研究，了解在現今文化發展的今天，目標受眾希望通過網絡了解到那些的西藏文化，在對此進行傳播策略的設計。

　　四、民族志傳播學在對外講述西藏故事中的意義

　　民族志傳播學立足實際情況，通過實際的調研，而非是實驗室的數據分析，得出最實際的第一手材料，解決現實的問題。民族志傳播學通過實地探索傳播實踐、傳播關系，發現在一個族群或者族際之間某些內容傳播效果達成的背景等，總結出來適合在中國進行傳播的手段和方式。民族志傳播學對講述西藏故事的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是，通過民族志傳播學發現講述西藏故事的傳播實踐中產生的實際問題。民族志傳播學是基于民族志這種“描述性”的研究方法，描述性研究的背后，是詳實的第一手資料，通過研究資料，可以發現存在的傳播關系、傳播問題。基于這些傳播問題再進行研究，既可以發現我們現今傳播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也可以幫助我們獲得講述西藏故事過程中的認同缺失所在，這些認同缺失，正是我們對外傳播過程中，被境外所掌控的話語點，也是邊疆治理中面臨的問題。

　　二是，通過民族志傳播學研究對西藏文化影響最深刻的藏傳佛教文化，促進宗教脫敏下的對外傳播。我國現今對外傳播過程中面臨的最主要競爭對手就是所謂的宗教領袖十四世達賴，十四世達賴集團利用宗教塑造的輿論點也左右著西藏對外傳播的局面，乃至影響我國國家形象的全球傳播和外交大局。國外普通民眾對西藏的熱愛，除了獨具風韻的文化之外，就是藏傳佛教。因此，通過民族志傳播學，研究宗教文化脫敏傳播，對西藏文化傳播的作用，符合新聞傳播規律，有助于主流媒體，利用民族特色和地方性知識，以符合受眾習慣的方式進行表達，產生良好的傳播效用，更好地發揮輿論引導作用[13]。

　　三是，通過民族志傳播學研究西藏與環喜馬拉雅民族間的交流，服務“一帶一路”倡議借助西藏文化對外傳播打開面向南亞的大通道，開展公共外交。西藏文化也與尼泊爾、不丹、印度北部及印度北部的文化有著相似性。要想打通面向南亞的通道，文化先行的策略很有必要。民族志傳播學研究包涵族際間的傳播關系、傳播實踐，通過民族志傳播學研究，以民間交流帶動西藏文化對外傳播，借助西藏文化對外傳播影響經濟交往、政治交往，更進一步祛除西藏邊境影響西藏穩定發展大局的因素。

　　四是，民族志傳播學的研究，可以為講述西藏故事提供令人信服的材料。現今對外講述西藏故事過程中，因為更多的內容是基于實驗室理論研究，甚至很多研究者從未真正走入西藏進行過參與式田野工作，所以很多內容局限于理論，所提出的傳播觀點實用性較低。因此，借助民族志傳播學，進行西藏文化對外傳播研究，可以為研究提供可信度高的材料，通過帶動國外學術界對我國對外傳播的西藏文化產生可信，影響到國外民間，實現西藏文化對外傳播的困境，重塑國家形象。總而言之，民族志傳播學的研究方法，無論是在對外講述西藏故事，還是邊疆治理、公共外交開展，乃至宗教文化脫敏傳播上都有著深遠的意義。

　　五、結論

　　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開幕會所做報告中提到:“加強中外人文交流，以我為主、兼收并蓄。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講好中國故事，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14]講好中國故事是我國當今對外傳播的核心策略，講述好西藏故事自然而然就是西藏對外傳播的核心。講好西藏故事，自然要發掘西藏故事的核心所在，那就是西藏文化。對外講述西藏故事首先就要發現西藏文化所蘊含的文化內涵、傳播關系，針對傳播實踐中發現的問題開展再研究。

　　這個過程的進行，正需要民族志傳播學這樣立足問題，服務現實踐的傳播學研究方法。當然，在現今傳播學研究中，對民族志傳播學的定義、方法等仍然存在爭議。不過，民族志傳播學在民族地區嘗試深入，未嘗不是規避一定研究困難，更好開展傳播研究的一個辦法。對外講述西藏故事，正是民族志傳播學進行實的沃土。

　　參考文獻:

　　[1]蔡騏.文化與傳播———論民族志傳播學的理論與方法[J].新聞傳播與研究，2002(2).

　　[2](美)E·M·羅杰斯著.殷曉容譯.傳播學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

　　[3]郭建斌.民族志方法:一種值得提倡的傳播學研究方法[J].新聞大學，2003(2).

　　[4]李耘耕.從“批判話語分析(CDA)”到“傳播民族志”(EoC)————話語、傳播實踐與“鐘情妄想癥”的分析示例[J].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9).

　　[5]袁愛中.西藏民族文化傳播的歷史、理論與現實[M].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2017.

　　[6](美)威爾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何道寬譯.傳播學概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7]陳立明.西藏民俗[M].北京:五洲出版社，2017.

　　[8]鄭保衛.“一帶一路”背景下西藏文化對外傳播策略研究[J].當代傳播，2016(2).

　　[9]劉珩.民族志認識論的三個維度———兼評《什么是人類常識》[J].中國社會科學，2008(2).[10]秦朝森.網絡民族志研究———以山東鄉村的基督教傳播實踐為例[J].新聞大學，2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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