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東南文化投稿發表了從十八世紀到1945年社會科學的歷史重建，亞歷山大.柯伊雷認為新手宙論所設定的無限宇宙在空間廣延和時間綿延兩方面都是無限的，其間永恒的物質依照水垣而必然的法則無止境、無目標地運動著。這個無限宇宙秉承了神的一切本體論屬性，不過也僅僅秉承了這樣一些屬性，其余的都被遠遁的上帝隨攜而去了。
 

　　關鍵詞：東南文化投稿,社會科學論文

　　不妨把生活想象成一道巨大的難題，想象成一個方程式或一組部分地相互依存、部分地相互獨工的方程式……要知道，這些方程式都十分復雜，充滿了各種意想不到的驚奇，而我們時常都不能求得它們的“根”。

　　——費爾南德·布羅代爾

　　我們能夠對人類的本性、人類彼此之間的關系、人類與各種精神力量的關系以及他們所創造并生活于其間的社會制度進行理智的反思，這一想法至少同有記載的歷史一樣古老。普通的宗教文獻探討這類問題，我們通常所說的哲學文獻同樣也探討這類問題。除此而外、還有各種世代相沿的口傳智慧，它們往往在歷史上的某一時期獲得書面定型。這些智慧果實要么以啟示的形式呈現出來，要么就是對某些永恒真理所作的理性演繹。盡管如此.毫無疑問的是，其中仍有很大一部分是從世界上的這一或那一地區的豐富而漫長的人類生活經驗中歸納篩選出來的。

　　我們今天所說的社會科學正是這種智慧的后裔，不過它乃是一個關系疏遠的后裔，或許經常還是一個忘恩負義的后裔，因為社會科學有意識地給自己規定了一個任務，那就是去追尋超越于任何公認的或演繹的智慧之上的真理。社會科學是近代世界的一項大業，其根源在于，人們試圖針對能以某種方式獲得經驗確證的現實而發展出一種系統的、世俗的知識。這一努力自十六世紀以來逐漸地趨于成熟，并且成為近代世界定構過程中的一個基本方面。這種知識被你為scientia，意為“知識”。當然,從語源學上講，哲學的本義也是“知識”，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愛知”。

　　幾個世紀以來，所謂經典的科學觀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它基于兩個前提，一個是牛頓模式，認定有一種對稱格局存乎過去與未來之間，這是一種準神學的視界：如同上帝一樣，我們也能夠達致確實性;既然萬物共存于永恒的現在，因此我們不必區分過去和未來。第二個前提是笛卡兒的二元論，它假定自然與人類、物質與精神、物理世界與社會/精神世界之間存在看根本的差異。托馬斯·胡克(Thomas Hooke)曾于1663年為皇家學會草擬丁一份章程，他為該學會確立的宗旨就是“通過實驗手段增益關于自然萬物的知識，完善—切手工工藝、制造方法和機械技術，改進各種機器和發明”。他還補充了一句話，強調皇家學會”無涉于神學、形而上學、倫理學、政治學、語法學、修辭學或邏輯學。”這些章程業已體現出，認識方式分化成了斯諾C.P.Snow)后來所說的“兩種文化”(two cuLtures)。

　　科學開始被界定為對于超越時空、水遠正確的普遍自然法則的追尋。亞歷山大.柯伊雷在梳理了白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歐洲人空詞概念的轉變后指出：

　　新手宙論所設定的無限宇宙在空間廣延和時間綿延兩方面都是無限的，其間永恒的物質依照水垣而必然的法則無止境、無目標地運動著。這個無限宇宙秉承了神的一切本體論屬性，不過也僅僅秉承了這樣一些屬性，其余的都被遠遁的上帝隨攜而去了。

　　自然，遠遁的上帝的其他屬性包括基督教世界所尊崇的種種道德價值，如愛、謙卑和仁慈。在此，柯伊雷對于取代它們的那些價值未置一言但我們知道，遠遁的上帝所留下的并不完全是一個道德真空。如果說天空被推展列極限以外，人類的野心又何嘗不是如此。進步成為一個操作性的語匯，它現在被賦子了一種新近獲得的對于無限性的意識，并且隨著物質成就的不斷取得而大大強化了。

　　柯伊雷所說的“世界”并不是指地球，而是指宇宙。的確，可以認為，在同一時朗，西方世界對于地球空間的感性認識正發生一個逆向的轉折，人們開始意識到地球空間的有限性。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只是伴隨著橫越地球的探險航行，地球才逐漸地圍繞著它的球形結構收攏。誠然，這個球體的圓周比哥侖布所想象的要大得多，然而它卻是有限的。通過對地球資源的利用，并且在經歷了一段時間之后，這同一些探險航行還進一步開拓了商業通道，結果造成勞動分工的擴大，而在以后的歲月里.社會距離和時間距離都將隨之而不斷地縮小。

　　然而，地球的這種有限性不是，至少直到最近為止不是一件令人沮喪的事情。盡管無限進步的理想和景觀要以時空的無限性作為支撐，但是.能否通過技術上的進展在人類事物中不斷地臻于進步，那要取決于能否認識相探索世界.取決于是否在某些關鍵的方面(尤其是在認識論和地理學方面)對世界的有限性懷有信心。的確，按照當時的一般假定，我們若欲取得進步，就必得徹底消除我們作為發現者所受到的一切阻礙和限制，使自己能夠自由地去揭示各種內在的秘密，發掘可觸及的世界里的各種資源。迄至二十世紀，地球空間的有限性似乎主要地有助于推動西方人按照進步的要求去從事探險和開發活動.賦予他們的統治欲望以切實的可行性。在二十世紀，隨著地球的空間炬離縮小到一個似乎帶有束縛性的水平上，地球空間的有限性甚至可以用來提供一個新的刺激，促使人們把探索的觸角日益廣遠地向上向外伸張，從而更進—步地擴大統治的范圍。 總而言之，我們現在和過去的棲身之所看上去與其說像一個根據地，倒不如說像一座發射場，從這里，我們這些掌握了科學的男人(以及少數幾個女性)可以拔地而起，在太空中翱翔，確立自己對越來越廣大的宇宙一體性的支配地位。 進步和發現或許是此處的關鍵詞，不過，為了獲得一套完整的詞匯，我們還需要另外再加進幾個詞，如科學、統一性、單純性、支配甚至“宇宙“。十七、十八世紀建立起來的自然科學主要衍生于天體力學的研究。起初，當人們試圖確立對于自然法則的科學探索的合法性和優先性時.他們井未將科學和哲學加以區分，即使是在對這兩個領域進行區分時，他們也把兩音看成是共同探尋世俗真理的同盟。 然而，隨著實驗性、經驗性研究對于科學觀界的重要性日益加強，哲學在自然科學家的眼里也日益成為神學的替代物，同樣因其先驗的真理斷言不可驗證而備受責難。早在十九世紀初期以前，兩個知識領域的分化業已失去了它們原先作為兩個“獨立而平等的”領域的意義.而開始著上一層等級的色彩，至少在自然科學家眼里是如此：一方是具有確實性的知識(科學)，另一方是想象性的、甚至虛假的知識(非科學的知識)。到十九世紀初，科學終于大獲全勝，其獨尊地位在語言上得到反映、人們把不帶限定性形容詞的“科學”一語主要地(而且經常是唯一地)與自然科學等同了起來。迄今為止，自然科學一直都在竭力地為自身爭取與另一種稱為哲學的知識形式完全相異甚至截然對立的社會思想上的合法性，而上述事實則標志著自然科學的這種努力達到了頂點。

　　科學，亦即自然科學的性質得到了清晰的界定，相形之下，與之對應約那種知識形式就不那么明確了，人們甚至在給它起一個什么名字上都從來沒有達成一致的意見。它有時被稱為多文科(arts)，有時被稱為人文科學(humanities)，有時被稱為文學或美文學(belles—1ettres)，有時被稱為哲學(Philosophy)，有時甚至被簡單地稱為“文化”，而在德文中則被稱為Geisteswissenschaften(精神科學)。這種知識形式的面目和重心可謂變化多端，缺乏內在的凝聚性，致使該領域的從業者無法就其學科的重要性向官方提出辯解，更無法紀成統——的聯盟，因為他們似乎根本沒有能力創造出任何“實際的”成果。圍繞著何謂有效知識這—問題而展開的認識論較量，其焦點不再是誰有權來操縱有關自然界的知識(迄至十八世紀，自然科學家顯然已經贏得了對這個領域的獨占權)，而是誰有權來操縱有關人類世界的知識。

　　近代國家亟需更加精確的知識來作為制定決策的基礎，這種需要早在十八世紀就已經導致了——些新的知識門類的出現，只是它們的性質和范圍還不十分明確。社會哲學家開始談論“社會物理學”(social physics)，歐洲的思想家們也開始認識到，世界上存在著多種多樣的社會體制(“怎樣才能成為一個波斯人?”)，對其形態各異的待色應當加以解釋。正是在這個背景之下，大學(自十六世紀以來，它在許多方面都是一個瀕于消亡的機構，這是由于它原先與教會的聯系過于緊密的結果)在十八世紀晚期、十九世紀初期得到了復興，成為創造知識的主要制度性場所。

　　大學經歷了一次復興和改造。神學院變得無足輕重，有時甚至被完全取消了，或者被哲學院里的一個小小的宗教學系所取代。醫學院保持了它原有的職能，繼續成為一個特定專業的訓練中心，而該專業現在已經完全被界定為一種應用型科學知識了。近代知識結構主要是在哲學院里(在較小的程度亡也在法學憲里)確立起來的。無論是文科領域的從業者，還是自然科學領域的從業者都紛紛涌入哲學院，并在那里建立起多元化的自律學科結構。

　　十九世紀思想史的首要標志就在于知識的學科化和專業化，即創立了以生產新知識、培養知識創造者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結構。多元學科的創立乃基于這樣一個信念：由于現實被合理地分成了一些不同的知識群，因此系統化研究便要求研究者掌握專門的技能，并借助于這些技能去集中應對多種多樣、各自獨立的現實領域。這種合理的劃分保證是有效率的，也就是說，具有思想上的創造性。自然科學早在大學復興以前就已經確立了某種自律的制度形態，它之所以行動得較早，是因為它允諾能夠創造出直接有用的實際成果，并以此為基礎要求得到社會的和政治上的支持。在十七、十八世紀、各種皇家學院應運而生，拿破侖還設立了一些高等院校，這反映比當權者愿意推動自然科學的發展。自然科學家或許根本不需要大學就可以從事自己的工作。

　　因此.在整個十九吐紀，對大學的復興貢獻至巨者并非自然科學家，而是歷史學家、古典學者和民族文學學者，他們將大學當作一種手段，以爭取國家對其學術工作的支持。

　　他們把自然科學家也吸引到發展迅速的大學結構中去，并從自然科學家積極的一面獲益甚多。不過，由此卻產生出這樣一個后果：從那時起，大學就成了文科(人文科學)和理科(自然科學)之間持續緊張的主要場所;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現在被界定為兩種完全不同、對有些人來說甚至是截然對立的認識方式。

　　在許多國家，尤其是在英國和法國，正是法國大革命所引發的文化巨變迫使人們去澄清這場爭論。政治和社會變革的壓力變得異常緊迫，并被賦予了一種合法性，光是提出一些有關社會生活的自然秩序的假設性理論，已經很難滿足這種要求。許多人認為，解決辦法在于對社會變革進行合理的組織，無疑他們希望通過這種途徑把社會變革限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當時，主權在“民”正迅速地成為一項通則，社會變革似乎已是大勢所趨。然而，若要對社會變革進行合理的組織，那就必須首先去研究它，了解支配它的種種規則。這就不僅為我們后來稱為社會科學的那一類學科提供了發展空間，而且還對它們產生出了深刻的社會需求。　由此可以得出一個更進一步的結論：要想在一個牢固的基礎上組織社會秩序，社會科學就必須越精確(或越“具有實證性”)越好。抱著這樣的宗旨、十九世紀上半葉許多現代社會科學的奠基者(尤其是英法兩國的)轉向牛頓物理學.將其作為效法的楷模。

　　另外一些人則更多地致力于為那些經歷了社會解體或正面臨類似威脅的國家重建社會一體性。他們將已有的民族歷史敘述加以詳盡的發揮，希望借此為新興的或潛在的主權國家提供堅實的基礎。不過，這些歷史敘述的主人公不再是王公貴族，而是“民族”。歷史被重新表述為geschichte，即過去發生的事情，過去實際發生的事情。據認為，通過這種重新表述，歷史就被賦予了一種完美的可信性。歷史不再是為帝王作辯護的圣徒式傳記，而是有關過去的真實故事，它解釋現在，并為未來提供明智選擇的基礎。這種基于經驗性檔案研究的文學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結合在一起，反對“思辨”和“演繹”(據說只有純粹的“哲學“才使用這類方法)。然而，正因為這種史學深切地關注民族的故事，而每一個故事都與任何其他的故事有著經驗上的差異、因此它使對新興“社會科學”的倡導者所做的概括工作(即建立社會普通法則的工作)持一種懷疑甚至敵視的態度。

　　在整個十九世紀，各門學科呈扇形擴散開來，其所秉持的認識論立場互不相同。一端首先是數學，其次是以實驗為基礎的自然科學(它們按照一種逐次遞降的決定論排序：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另一端則是人文科學(或文學藝術)，其中哲學的地位最高(它作為—種非經驗的活動依附于數學)，然后是對于形式藝術實踐(包括文學、繪畫和雕塑、音樂學)的研究，這種研究時常接近于史學，如藝術史。

　　推薦期刊：《看歷史》(月刊)創刊于2007年9月9日，是由成都日報報業集團主辦的歷史雜志。雜志前身為隸屬成都傳媒集團的《先鋒國家歷史》雜志，于2010年4月6日正式改刊名為《看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