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新冠肺炎肆虐之際，疫病的陰云再次籠罩世界各地‍‌‍‍‌‍‌‍‍‍‌‍‍‌‍‍‍‌‍‍‌‍‍‍‌‍‍‍‍‌‍‌‍‌‍‌‍‍‌‍‍‍‍‍‍‍‍‍‌‍‍‌‍‍‌‍‌‍‌‍。 法國在歷史上也數次遭受疫病的侵襲，法國文學作品對此也有著深刻的表現，常以鼠疫、霍亂等病菌展開疫病敘事，反映社會現實，表達人文關懷‍‌‍‍‌‍‌‍‍‍‌‍‍‌‍‍‍‌‍‍‌‍‍‍‌‍‍‍‍‌‍‌‍‌‍‌‍‍‌‍‍‍‍‍‍‍‍‍‌‍‍‌‍‍‌‍‌‍‌‍。 20世紀法國生態文學作家吉奧諾繼承法國文學中疫病敘事的傳統，以查證詳細的醫學檔案記錄為基礎，在《屋頂上的輕騎兵》中構建了“霍亂”這一微生物的符義形象，凸顯了霍亂在表現人性、展現人與自然關系方面的文學價值‍‌‍‍‌‍‌‍‍‍‌‍‍‌‍‍‍‌‍‍‌‍‍‍‌‍‍‍‍‌‍‌‍‌‍‌‍‍‌‍‍‍‍‍‍‍‍‍‌‍‍‌‍‍‌‍‌‍‌‍。

　　【關鍵詞】疫病敘事 霍亂 吉奧諾 屋頂上的輕騎兵

　　在當今新冠肺炎肆虐之際，世界各地再次被疫病的陰云所籠罩。 數千來以來，像霍亂、鼠疫這樣的疫病一直對人類的生存持續不斷地構成威脅。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疫病都被認為是上天對人類的懲罰。 皮埃爾 · 米格爾(Pierre Miquel)比較了從古至今的大型傳染病所造成的恐慌，包括當今社會肆虐橫行的艾滋病。 他發現12世紀的恐慌是麻風病，鼠疫則在數個世紀之中都會周期性出現，讓人們覺得這是“天譴”，18世紀甚至之后都一直有鼠疫出現。 人們在面對傳染病時之所以會出現恐慌反應，實際上與當時社會缺乏有效的治療手段密不可分。

　　早在古希臘時期，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就在自己的著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講述過公元430年初夏時節發生在希臘雅典的一場鼠疫。 對于離我們相對較近的有關鼠疫的描寫，則見于丹尼爾 · 笛福出版的以1665年倫敦大瘟疫為內容的《大疫年紀事》，因為1722年法國馬賽發生瘟疫，笛福出版此書恰當其時，迎合了當時市民的關注，具有較強的文獻參考價值，頗受當時市民階層的歡迎。 1665年襲擊倫敦的鼠疫在一年內共造成7萬人死亡：“整個倫敦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法國在歷史上也數次經歷瘟疫的侵襲，所以法國文學中也自然會有所反映。 比如17世紀著名的寓言詩人拉封丹創作的《患瘟疫的野獸》，作家維克多·阿蘭古爾創作的《高利貸者或篡奪和瘟疫》，羅曼·羅蘭的小說《哥拉·布勒尼翁》中的主人公歷經磨難，在瘟疫中死里逃生。 加繆的代表作《鼠疫》更是描繪瘟疫的名篇。 疫病雖然不是文學作品的主要主題，但它的出現往往會呈現出“決定性的時刻”，因為“它會打破社會/社團的平衡”。

　　霍亂病菌稱得上是文學上最著名的微生物，這種在人類歷史上臭名昭著的可怕瘟疫，吉奧諾卻視之為創作的最佳題材之一。 他創作后期的著名代表作《屋頂上的輕騎兵》便以描繪霍亂這一瘟疫性質的微生物而獲得嘉譽。 作者花費多年時間收集大量醫學檔案，這些具有醫學知識的歷史學家或檔案學家們的字里行間遍布豐富的文獻資料，對于研究疫病發生的機制具有極強的科學價值。 這些材料中有關臨床癥狀的記錄支撐起他的《屋頂上的輕騎兵》的創作，準確到位的細節描寫也賦予這部小說以現實主義的基質和維度。

　　一、霍亂的文學指稱

　　1951年《屋頂上的輕騎兵》一經問世，法國文學評論界就對它不吝溢美之辭，并且積極地將這部作品與加繆1947年出版的《鼠疫》進行比較分析，因為這兩位法國作家的小說都以疫病作為故事主要背景，并且在當時都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當然加繆的小說出版更早，但他并不是第一個處理此類主題的作家，在他之前有盧克萊修和迪福。 疫病主題并不容易處理，它可能是“小說文學中最棘手的主題之一”。

　　人類邁入21世紀，瘟疫大流行的時代似乎已經過去，鼠疫和霍亂幾乎成為了遙遠的回憶，但是它們還是會縈繞在人們的腦海中，因為人的想象力越來越豐富細膩，會構思出其它的死亡方法，因此在“過往危險的陰影”之下，在“現實沖突的面具”之中，每個人要面對的正是自己的危險，無論如何恐懼，都要試著去克服危險、馴服恐懼。

　　加繆的《鼠疫》和吉奧諾的《屋頂上的輕騎兵》，看似在講述一則疫病故事，實際上是想借此表現人類如何直面戰爭這樣的當代集體恐懼癥的主題。 而把兩位作家的疫病主題小說進行褒貶不一的評論分析，成為當時法國文學評論界一道有趣的風景。 對此，法國評論家莫里斯 · 雷納爾(Maurice Reinhard)比較中肯的指出“疫病”在兩位作家筆下的不同形象：“這里(指《鼠疫》)，是鼠疫和一群老鼠; 那里(指《屋頂上的輕騎兵》)，是霍亂和一大群陰森恐怖的蒼蠅和烏鴉。 在這兩個不同的形象之上，是人物處理手法的不同：加繆作品中研究的是社會悲劇，而吉奧諾更關注個人的反應”。

　　在《屋頂上的輕騎兵》中，對疫病的展現伴隨著對鼠疫所造成的末日景象的描寫，這實際上繼承自歐比涅的代表作《悲歌集》的傳統。 法國學者甚至認為吉奧諾是“第一個將疫病主題進行如此無情表現的作家”。 作品對圣經中的詞匯時有模仿，從而重現圣經營造的氛圍，繪制出一幅巴洛克式的人間悲喜劇。 如同洛朗 · 福柯(Laurent Fourcaut)所言：“吉奧諾的天地是個極其龐大的雜糅，其中各種力量在永恒的爆發中摧毀了所有障礙。 力量存在于宇宙元素中，也存在于過度的發酵形成激情的人之中”。

　　從詞源學上的角度來看，吉奧諾對“災難”有著某種偏好。 “災難”意味著“神的啟示”，“災難”一詞本身就是《圣經.新約》的末卷《啟示錄》的標題，并且具有“世界末日”的引申義。 洛朗 · 福柯認為“災難”可能是吉奧諾最為喜歡的創作源泉。 神話浸潤著他所有的作品，并在作品中表現為多種形式：災難，洪水，火災，戰爭，鼠疫……總之，是破壞力量和黑色力量的迸發。 吉奧諾作品中“災難”的中心思想顯然是“世界末日”的思想，但是它也映射其詞源上的意義，并且呼應它“啟示錄”的意義，這樣的意義來源于大自然隱秘的深處，時常奔向這可怕的世界。

　　在《屋頂上的輕騎兵》這部小說中，霍亂幾乎是個完整的人物，至少在作者的想像中是如此。 吉奧諾曾經在他的手稿中指定霍亂的人物功能。 他把“霍亂”一詞大寫，且不加冠詞(CHORéLA)，仿佛在書寫人名，說明作者要指定它的人物功能。 這個“人物”類似于吉奧諾早期小說中的自然災害(火災、泉水干涸、冰川崩塌等)，它很早就在作者的腦海中縈繞，遠早于作者對昂熱洛這個人物的構思。

　　在他的腦海中，霍亂是暴虐的、殘酷的、可怕的卻又令人著迷的人物。 正如蒂博(Maurice Thiébaut)所說：“《屋頂上的輕騎兵》是部霍亂的史詩。 霍亂是這部作品中的偉大人物”。 吉奧諾對自己出生于皮埃蒙特的祖父很崇拜，他祖父曾經在阿爾及利亞經歷過傳染病的爆發，這對吉奧諾產生的深刻的影響，同時他母親對他講述1884年發生在普羅旺斯的霍亂疫情，也讓他印象頗深，所有這些長輩口中的軼事都成為吉奧諾構思的源泉。

　　二、霍亂的醫學癥狀與文本表現

　　從文學作品的感染力來看，《屋頂上的輕騎兵》這部小說最大的成功之處，就是對于霍亂臨床癥狀的描寫十分豐富和到位。 在所有“意象”的表現之中，無論是人物的，自然的，主要的，次要的，只有對霍亂的表現最能體現小說中現實主義的作用和界限。 他參考過迪克羅(Ducros)撰寫的有關霍亂的醫學手冊，以及洛吉耶(Laugier)和奧利弗(Olive)合著的《1865年馬賽霍亂的研究》，他還參閱過他祖父在阿爾及利亞經歷過一次游行病時記錄的本子‍‌‍‍‌‍‌‍‍‍‌‍‍‌‍‍‍‌‍‍‌‍‍‍‌‍‍‍‍‌‍‌‍‌‍‌‍‍‌‍‍‍‍‍‍‍‍‍‌‍‍‌‍‍‌‍‌‍‌‍。

　　他能夠非常準確地描繪霍亂每個階段的癥狀：嘔吐、腹瀉、皮膚青紫、霍亂癥面容等，他甚至逐字逐句地記錄某些醫學觀察，但是他悄悄地把疾病的不同階段突出表現為典型癥狀：霍亂病人死后的神經松弛，病人會噴出牛奶大米粥狀的東西等。 吉奧諾選擇以悲劇的形式來表現霍亂：這種疾病可以加快臨終的掙扎，加重對生命的蹂躪，擴大死亡的數量甚至達到一種大屠殺的場景，比起致使的黑死病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參閱詳盡的醫學檔案是吉奧諾創作“霍亂”這個“人物”的基石。 比起醫學檔案的科學記錄，吉奧諾的描述更具有豐富的視角，生動地再現了霍亂對生命的咆哮和對人類的攻擊。 對于傳染病原因的推測，吉奧諾將其放置于一個對病菌知之甚少的時代背景之下，采用“對巴斯德理論的考古學漫畫手法”去表現這一傳染病：即傳染是由一種“小蒼蠅”引起的。 為了準確地描繪霍亂的臨床癥狀，他借鑒現實主義大師福樓拜和左拉的做法，并且參閱了大量醫學書籍，但是他并不封閉在這些書籍之中。 以現實主義為基礎，他筆下的“霍亂”形象具有鮮明的“吉奧諾”特征，即給人以強烈的沖擊力。 這些特征具體表現在：首先，吉奧諾提高了霍亂的死亡率。

　　昂熱洛經過的被霍亂感染的村莊都是尸橫遍野，幾乎沒有一個幸存者。 而霍亂病人的實際死亡率為25%—50%。 同時作者加快了霍亂傳播的速度：“死亡猶如一顆子彈擊中了軀體。 他們(霍亂病人)的血在血管里迅速分解，正如太陽落山時，陽光在天空中迅速分解一樣”。 其次，吉奧諾還創造了霍亂的某些癥狀，如糊狀的嘔吐物，而事實上霍亂病人是排泄物是糊狀的，現實中嘔吐物是糊狀的是非常少見的。 作者的描寫試圖把霍亂的癥狀戲劇化，讓被霍亂侵襲的人體呈現出超越悲傷的奇特景象：

　　“他四肢的肌肉和骨頭繼續向四方亂動，好像在造反似的，想沖出皮膚，猶如老鼠想鉆出口袋。 ”(87頁)

　　“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子有著發青乳房，死后一小時，尸體依然溫熱，踢蹬著，顫抖著，必須像裹包鰻魚一樣把她裹包起來。 ”

　　霍亂原本只是存在于醫學文檔上的枯燥說明，但吉奧諾通過挪移、轉換、夸張等文學手法，把枯燥的醫學說明變成了神奇奢華的浮世儈畫卷，讓騎士昂熱洛既充當末日場景的導演，又充當著救世主的角色。 作者借助反復陣痛式的方式來表現霍亂景象，強化了霍亂在這部小說中的符號特質和象征功能。 這種戲劇化證明了吉奧諾對“殘酷”的品位，他在評論自己的這部作品時，曾這樣強調自己的品位：“我的創作是殘酷的，吸引我的正是殘酷。 ……這里，我看到了對夏天的殘酷描寫”。

　　此外，吉奧諾并不只是通過迷信的形象化把霍亂擬人化，他還用那充滿幻想的風格把霍亂表現為猛獸，似乎天地間沒有任何東西能夠阻擋它兇猛的而富有破壞力的前行：

　　“霍亂就像頭獅子，在各個城市和樹林里漫步。 ”

　　“他(昂熱洛)想起了干霍亂在偏僻的村子里突然襲擊那位騎兵上尉，使他落馬而死。 ”(343頁)

　　“您(昂熱洛)看見它(霍亂)在這地區蔓延。 ”(402頁)

　　吉奧諾在整部小說中不遺余力地描寫霍亂，顯然不是為了記錄疫病的可怕，也不是炫耀自己的描寫天賦。 借助霍亂癥狀的表現形式，霍亂真正的作用就是在于“揭示”和“譴責”，揭示人類的境遇，譴責人群的懦弱，凸顯少數人的英雄主義。 在小說第七章中，如果說嬤嬤是“古老智慧的化身”(160頁)，那么馬諾斯克的大部分居民都是深陷恐懼的“畜生”。 在恐懼的效應下，社會網絡被撕裂，家庭關系變得松散甚至斷裂。

　　如同《圣經》中那些被詛咒的城市，霍亂下的馬諾斯克注定要被破壞貽盡，這個城市“徹底陷入驚慌，最卑鄙的行徑也被視做正常”(164頁)，它像“垂死者那樣在掙扎”，在“臨終時的自私自利中掙扎”(168頁)。 親人之間的舉動也變得像冷漠異常，急于把得病而死的家人像扔垃圾一般扔掉：“黑夜為大家的利已主義提供了方便。 人們把尸體弄到街上，扔在人行道上。 他們急于把尸體甩掉。 有人甚至把他們扔到別人的家門口。 只要能擺脫他們，怎么干都行。 對大家而言，最要緊的是盡快和盡量徹底地把他們從家里趕走，然后趕快回來躲在家里”(163頁)。

　　在大多數的字里行間，昂熱洛是蔑視這群人的懦弱和冷漠，但他也理解他們面對死亡威脅時的這種非常舉動，因為他知道“瘟疫初始”，有些人選擇“圍著病人，盡心盡力”，他也知道有些人選擇“躲起來”，而出來時卻“精神飽滿”。 在霍亂造成的混亂之中便產生了一種高級邏輯：選擇是在別處做的。 霍亂的蹂躪讓每個人都迫使自己做出新的選擇，昂熱洛也在做著自己的選擇：和嬤嬤一起完成“毫無用處，但需要高度勇氣的工作”，整個城市也只有他們在做。 他對自己有著清楚的評定：喜歡超凡脫俗，討厭矯揉造作。 但他沒有只是為了這種評定而去挺身而出。 對他來說，霍亂也是考驗良心的機會，這種考驗貫穿著整部小說。 嬤嬤平凡而令人欽佩的行為，讓昂熱洛也有了思考自己行為的原由，思考自己在革命事業中應該具有的擔當。 盡管很“孤獨”，盡管社會在“死亡”，但這反而讓喜歡獨孤渴望正義的人有了更多的事去思索，去行動。

　　三、霍亂的文本符義

　　雖然這部小說中的“霍亂”不似加繆的“鼠疫”那般具有明顯的哲學價值的外衣，但在對霍亂的闡釋中，我們顯然也看到了前者的哲學意義。 小說中對霍亂的闡釋從人體的展現出發，驅動著人們從最高尚的行為：“我給您制造了奧古斯都的寬容，以至于不再知道用胃液來做什么了”(406頁)跨越到最卑鄙的行為：“我殺死了菲阿爾代和保羅—路易· 庫里埃。 我販賣黑人，我解放他們，我把他們做成肉糜或旗子，送給協商會議”(404頁)。

　　性格的沉淀足夠通過最細微的舉動來確定人，人體小宇宙可以映照出沒有醫生只有航海家的大宇宙：哥倫布、麥哲倫、馬可波羅，沒有人體解剖，只有人類地理：“肝臟如同一個非凡的海洋”(403頁)。 毫無疑問，這里招待昂熱洛和波利娜的醫生實際上是吉奧諾的代言人，對作者而言，人體的海洋映照海洋的深淵，映照超驗的尋覓，在這種超驗的尋覓中，捕殺鯨魚已經成為《莫比 · 迪克》中的隱喻。

　　至此，霍亂不再是折磨肉體的生理疾病，而是煎熬心靈的精神疾病，如同吉奧諾在他另一部小說《一個欲欲寡歡的國王》中所表現的主題：憂郁、譫妄和虛無。 吉奧諾借醫生之口道出了這三種性格特質對人類的危害甚于霍亂：“憂郁盡管不如霍亂富有戲劇性，卻比霍亂造成的受害者更多，……憂郁使某個社會變成一群活死人，一個地上公墓，……甚至使陽光熄滅，……此外，使人產生一種所謂無用的譫妄，……驅使患憂郁癥的人變得過分的虛無，會使整整一個國家散發臭氣，無所事事，從而走向毀滅。 ”霍亂患者沒有快樂而言，他們的注意力只是被一具具尸體堆成的死亡所吸引：“憂郁癥患者最終幾乎總要致力偉大的事業，即把全體民眾拖入不比瘟疫或霍亂更討人喜歡的大屠殺中”(398頁)。

　　總的來說，吉奧諾筆下的災難有種符號價值，但如果認為這種價值僅僅是單義的，那就反而誤解了它‍‌‍‍‌‍‌‍‍‍‌‍‍‌‍‍‍‌‍‍‌‍‍‍‌‍‍‍‍‌‍‌‍‌‍‌‍‍‌‍‍‍‍‍‍‍‍‍‌‍‍‌‍‍‌‍‌‍‌‍。 法國眾多文學評論家在霍亂中看到了戰爭的再現，在《屋頂上的輕騎兵》出版的年代有這樣的理解是完全正確的，而且吉奧諾當時的思想狀況也是認同這樣的解釋，這甚至解釋了《屋頂上的輕騎兵》與加繆1947年出版《鼠疫》的巧合。 其他的評論家認為吉奧諾的作品是對世界末日的重新書寫，或是對《圣經》中被毀滅的所多瑪與蛾摩拉城的重新書寫，因為吉奧諾明顯使用了宗教上的指稱。 但是這些觀點不能排斥其它闡釋。

　　我們注意到吉奧諾自己對霍亂進行了發散性的符號解釋：霍亂如何能夠既是“恐懼的瘟疫”又是“驕傲的驚跳”(406頁)? 說它是“恐懼的瘟疫”，是因為它使人退回到動物狀態，甚至是丑陋得難以形容的更低的狀態; 說它是“驕傲的驚跳”，是因為它是對自我的一種肯定。 正如讓 · 隆巴爾(Jean Lombard)所認為那樣，像霍亂這樣的傳染病不是疾病，它是一個復雜的集合，“有其自身的規則和自身的演化，與它傳播的疾病明顯不同。 它試圖成為獨立的生物，成為整體的真實性，超越它所有的部分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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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亂甚至是一種殘酷的臆造，且作用很大，它是一種大家都會為之扭打在一起的力量。 在吉奧諾看來，霍亂還是一種“試劑”，可以衡量所有的生靈，可以“突然組織新的生活”。 因此在小說中作者借人物之口道出了看似非常矛盾、甚至是非常讓人震驚的觀點：“他(昂熱洛)對霍亂有了好的看法”(162頁); “惟有霍亂是真的”(344頁); “總而言之，霍亂萬歲! ”(250頁)

　　福柯曾經說過，世上存在一種“關于鼠疫的文學”，看似平常的“文學夢”，深層里是想敘說“政治夢”(48頁)。 對吉奧諾而言，霍亂這種病菌象征著戰爭，甚至是廣泛意義上的“惡”，即人們在面對霍亂時所表現出的自私、恐懼和貪婪。 這是不可否定的客觀存在，是人性在自然天地間不自覺的表現。 正如我國著名法國文學專家吳岳添指出的那樣，“瘟疫一次次降臨和消失，但是在人們的心靈和文學作品中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

　　作者：陸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