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遺產及其保護作為人類知識體系的一部分，對知識的關聯性提出很高要求，因此具有以跨學科形式開展研究的必要與合理性。 但由于學科間“不可通約性”的存在，各學科會在各自研究范式內推進工作，難以跨學科交融形成合力。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組織的具 有跨學科性質的鄉村文化遺產聯合工作坊案例顯示，公共空間可以成為各學科開展研究的具體問題交集，由此可知：在具體的文化遺產跨 學科研究中，應當協調多學科間的合作模式，以問題牽引方法求得交集;同時，應注重學科方法在時間維度上、在全局和個體尺度上的延 伸交融，求得并集。

　　關鍵詞：文化遺產;跨學科;鄉村遺產;公共空間;遺產教育

　　一、“合”的必要：作為跨學科研究的 文化遺產保護

　　回溯人類知識體系，對知識進行劃分并建構體系在 西方古典時期已出現。基于存在的世界，人類以各不相 同的、托馬斯·庫恩(Thomas Samuel Kuhn)描述的 “不可通約(incommensurable ways)”的自然觀來觀 察解釋，也因此誕生不同學科[1]。

　　自古希臘哲學家起，便開始嘗試對知識分類，如亞里士多德將知識分為理論哲 學、實踐哲學、創造哲學三類。中世紀時期的歐洲，牛 津大學、巴黎大學等古老學府設置文學、法學、神學、 醫學等課程，傳授較此后更為綜合的知識[2]。 文藝復興至工業革命以來，人類認知與生產力均有 巨大提升，在古典知識基礎上建立了成百上千的門類科 學。19世紀上半葉，隨著學科分化，現代學科逐步成 型，知識體系愈加精細專門化。

　　此時，培根(Francis Bacon)、孔德(Auguste Comte)、杜威(Melvil Dewey)等對學科從不同切入點進行分類，如杜威創造 十進分類法(DC法)，將知識分為10大類，各大類下進 行二級劃分，對現代圖書館管理影響深遠[3]。不斷細致的 學科劃分符合彼時資本主義的轉型：從粗放型資本積累 轉向密集型資本積累，這一轉型過程伴隨著不斷的勞動 分工與再分工，對事物不斷切分細化，集中表現于20世 紀30—50年代誕生于美國的福特主義，之后擴散至全球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4]。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一 段描述強烈展現出彼時學科中的分工特征：“科學已經 進入一個先前所不知道的專業化階段……個人只有在他 是一位嚴謹的專家的場合，才能在科學領域獲得某種關 于真正完滿的東西的確定意識”[5]。 但20世紀末以降，正如1970年代福特主義由于內 在缺陷與外部條件變化帶來的經濟結構調整一般，走向 極度不可通約的學科分化與未來網絡社會全球化、豐 富化的聯接轉換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曼紐爾·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指出“流動性”成為網絡社會最大 特征①，流動突破相對靜止的狀態和與之適應的觀念及評價原則，這股強大的力量對原有狀態提出多方面的嚴 峻挑戰。

　　人們不得不尋求交融之路，“跨學科”一詞也 逐步出現在學術研究中。各類跨學科研究的涌現展示出 其時代的必要性，表現于二戰后西方不斷出現的新興研 究領域，如生命科學、環境科學等。 卡斯特同時指出，網絡社會的到來會喚起社會成員 自主建構一種集體認同，一種對全球化趨同的抵抗性認 同：“我們的世界，我們的生活，正在被全球化和認同 的對立趨勢所塑造”，“這些集體認同為了捍衛文化的 特殊性，為了保衛人們對自己的生活和環境加以控制， 而對全球和世界主義提出了挑戰”[6]。 對趨同的抵抗、對集體認同的建構，生發出現代的 文化遺產保護運動。

　　可見，文化遺產保護作為人類知識體系的一部分， 未來為應對更廣泛且相互關聯性問題，具有跨學科研究 的必要性與合理性。特別地，以網絡社會、全球化、城 市化帶來的抵抗性集體認同又強化了鄉村文化遺產保護 在未來的重要性;鄉村遺產本身的系統性以及構成特征 使其在跨學科研究上更具必要性。國內的鄉村遺產研究 和實踐經過近20年的發展，對跨學科研究必要性的認識 逐漸清晰。

　　截至2019年6月，我國相關主管部門已陸續公布了 五批共6819個中國傳統村落。國家有關管理部門、學 術界以及各相關實踐領域在20年間經過對文物保護單 位、世界文化遺產、歷史文化名村、美麗鄉村建設、中 國傳統村落等與鄉村相關的不同系列的探索與積累，已 經在調查、規劃、建設、登錄管理等層面形成了相對穩 定、各有側重的工作方法和研究范式。

　　例如：以孫華 (2015)的一系列文章[7-9]為代表，反映了其團隊基于 西南民族村落調查與保護研究的十年積累，實際上已經 對傳統村落采取了一定的跨學科方法，形成了認知理 論;在管理與實踐領域，相應的一套標準流程經由《傳 統村落評價認定指標體系(試行)》[10]、《傳統村落保 護發展規劃編制基本要求(試行)》[11]、國家標準《傳統村落保護與利用(征求意見稿)》②等文件，形成了 一套可資參照的技術規范和操作指南，其中已經開始吸 收社會調查、非物質文化遺產調查評價方面的內容。

　　羅 德胤(2017)[12]、杜曉帆團隊(2018、2019)[13-15]等 近年的村落保護研究和實踐體現了建筑學、社會學、文 化遺產學等多學科融合的方法與行動;地理學者的研究 則從系統論出發，構建了鄉村人地關系地域系統，將鄉 村保護與發展相關的各個學科均納入其中[16];文化遺產 與旅游的融合發展從政府機構改革層面到理論與實踐均 是近年備受關注的熱點之一，兩領域學者通過聯合工作 坊、筆談等形式進行對話和討論[17-19]。

　　然而，雖然在學術層面和國家管理層面對于傳統村 落的保護與發展形成了多學科融合的觀念，但在實踐領 域，即便要求開展社會調查、“非遺”登記等工作，傳 統村落保護規劃仍然更多地按照工程項目來管理，沿用 著規劃、設計工程的話語體系和執行標準;相應地，遺 產保護教育層面雖然已開始探索，但與教學體系上形成 公認可行的鄉村遺產調查研究多學科融合或交叉的教學 方法尚有較大距離。

　　那么，鄉村文化遺產保護究竟如何以跨學科的方式 來研究并實踐?在“不可通約性”尚存的狀況下，各學 科如何關聯并協調? 有鑒于此，2019年“文化遺產保護聯合工作坊” 北京大學暑期課程組建了集文化遺產保護、考古、建 筑、旅游、社會學、規劃、景觀、藝術、傳媒等多學科 師生組成的聯合團隊，前往山西省平遙縣的東戈山村和 西戈山村進行調研③。這是一次文化遺產多學科聯合調 查與教學的探索，以調查報告、發展建議、藝術創作、 展覽呈現為成果，嘗試了對鄉村文化遺產保護開展跨學 科聯合調查的研究與教學實驗④。

　　二、求交集：以共同問題牽引方法 平遙縣處于太原盆地的西南，整體地形東南方倚太岳山北麓，山勢由東南向西北順勢而下，西北部成為汾 河河谷，其地形地貌可劃分為平原區、臺地區、山地 區三個部分。東戈山、西戈山村位于平遙縣東南，距離平遙縣城直線距離約11.5千米，乘車抵達約 需50分鐘。兩村緊鄰，通過鄉道與東泉鎮連接。東、 西戈山村處于溝壑交錯的臺地區，全村占地面積分別約 3225畝與3083畝，東西兩側被自然沖溝所夾，與周邊 農田一道形成自然質樸的黃土丘陵鄉村景觀。

　　東、西戈山村緊鄰河谷而建，所鄰河谷過去可能曾 經是匯入惠濟河的支流，如今已經干涸。村莊依地形 分布，內有防御性的古堡，有堡墻、堡門等防御性設施遺存，村內建筑布局較為規整。從1968年美 國拍攝的衛星地圖上還能看到明清遺留的村落 格局。與今日的衛星地圖對比，可以 看到東、西戈山村舊村基本保留了原有的格局 特征，在西戈山村以東和東戈山村以北及以南 部分地區建設了新村。

　　兩村在歷史上 都是典型的農業村莊，手工業和商業發展較為 薄弱。東戈山居民以王姓為主，西戈山以裴姓 為主，兩個家族歷史上均從事過商業與醫藥行 業，誕生過在晉中有一定影響力的人物。 兩村建筑肌理規整，傳統的木構、土墻、 土窯、錮窯、土堡組成了建筑語言的基底，村 中保存有少量風貌較好的古建筑、民居大院， 例如東戈山的寶禪寺、王治臣宅院，西戈山的 三官廟、裴氏祠堂、敬業庵等，雖然不乏明清 時期原構和精美雕刻，但以文物建筑的眼光來 看，其年代、結構、形制、成片規模方面并無 稀缺性。村中夾雜著荒頹、破敗的民居古寺， 老村邊緣以及新老村交接地帶填充著新建的磚房。

　　這樣的景觀在華北地區的傳統村落 中比比皆是，具有比較普遍的代表性，卻絕非 “突出”⑤。研究目標在于對兩個村進行初步的 田野調查，在此基礎上發現問題，并為未來制定一個初 步的保護發展建議。 工作坊分為古建筑、規劃、旅游、社會、藝術五個 組開展調查研究。初步任務以學科內常規工作為主，如 訪談調查、村落空間描繪、典型歷史建筑測繪、旅游資 源評估、重要節點設計、藝術采風等，分別取得了一定 的基礎性成果。但關于五組的成果如何跨學科交融形成 合力，起初并未找到方法，成為影響工作推進的急迫 問題。

　　三、求并集：歷史與未來、全局與個體

　　為歷史研究加入社會的視角、為社會研究加入時間 的維度，亦是一種跨學科方法的聯合。 趙世瑜關于“大歷史”與“小歷史”的區域社會史 研究范式[23]，李軍關于“小共同體”向“大共同體”擴 散的遺產化過程論述[24]，均提示我們應當反復以不同尺 度來關注村落——一個村落既是中國社會某一區域的細 胞，又是一群人基于地緣、親緣結成的社區。是人們在 土地上的日常生活，造就出今天所見的鄉村遺產。

　　從區域的層面，關于華北鄉村常見的關鍵詞常包 括：人口流動、城鄉聯系、商業發展、水案糾紛、祈雨 儀式等，具體到平遙鄉村，還集中呈現出在清末具有代 表性意義的“代管村落”現象⑥，反映了社會史家關注 的“國家的在場”“基層治理”等相關問題。將上述歷 史上的村際活動置于地域系統中考察，有助于理解鄉村社會活動給歷史上的城鄉體系、村落空間留 下的諸多建成遺產印記的形成過程，并獲得 全局性的認知。

　　時間維度的加入使我們對于村落過去與 現在的結構性關系有了認識的可能。社會史 家已指出1950年代以來農村經濟集體化、 聯產承包責任制等一系列變化反映出的對于 水利公共資源使用的問題和應對， 其實在歷史上就有鏡鑒[25]。水作為公共資 源，歷史上產權一直不清晰，圍繞其產生過 各種斗爭、制度和經驗。這些歷史經驗有些 可資當今的鄉村社會治理借鑒、預判，有些則至少能幫助我們理解在地社區集體和個體的價值趨向與認知結構的源流。

　　如果說鄉村社會的調查研究在時間軸上 向過去看可以成為區域的社會史研究或村落 與集體的記憶研究，成為我們理解當下的基 礎;那么向未來看，則為我們規劃和傳續傳 統村落遺產提供了方法和反思的途徑—— “情景規劃”的運用，是本次工作坊在未來 這一向度上的研究嘗試。 情景規劃(Scenario Planning)以描述 性的語言，帶入典型化的個人角色，通過對 文化遺產保護地未來極端情況下的狀態進行 猜想，發現其潛在的影響大且不可預測的問 題，從而提前提出解決對策，規避風險⑦。

　　它既要求掌控全局的意識，從而合理設置出 極化場景，又落實在個人化的表述形式上。 雖然是以模型形式作出極化假設和情景設 想，但其創造性、細節性、社區性的特點， 實則建立了規劃制定者與當地社區的共情聯系，增強了 代入感。與社會科學的定量與質性研究的氣質平行，它 的想象力和共情性顯示出人文關懷。工作坊成員基于情 景規劃，反推出村落社會保護與發展的威脅，例如學校 搬遷、人口外流的負向循環機制，旅游業對村落影響的不確定性等。

　　由上可見，如果將“全局—個體”“過去—未來” 視為兩軸來建立坐標系，可以獲得關于個體的歷史、全局的歷史、個體的未來、全局的未來四個象限，涉及的 學科至少包括社會史(歷史)、社會學及規劃學。跨學 科方法在這兩個維度延展以獲得的并集，對于更大范圍 引起共情具有有效作用。

　　四、結語

　　當城市被全球化帶來的大量同質化符號及去地方化 建設充斥時，鄉村更成為承載地方文化傳統與多樣性的 物質空間。藉由一次跨學科的實驗研究，可以看出， 在網絡社會帶來日益全球化、同質化的社會形態中，文 化遺產保護是自發性集體認同的一種表現，因此它不僅 僅是針對某一地區的本土化問題，更是廣泛性的世界問 題，本身對知識的關聯性就提出極高的要求。

　　正如孫華所言：“傳統村落是一個復雜的系統，保護傳統村落并使村落保持發展的活力，自然也是復雜的系統工程。”研究傳統村落更需要跨學科的合作，而跨學科需要補充通識，擴大公約數，才能讓各學科的成 員們有貫通對話的基礎。在此基礎上，以問題牽引求交集，從歷史與未來、全局與個體兩個維度求并集，以求得關聯和整合。

　　教學論文投稿刊物：《教學與研究》(教研版)辦刊宗旨是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與研究服務，同時發表相關的教育教學研究成果。為推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教學與研究發揮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和好評。《教學與研究》(教研版)為全國中文核心期刊及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讀者對象是高校、各級黨校、各類成人院校的理論課教師，理論研究和理論宣傳工作者，以及廣大一線中小學、幼兒園各學科教師。

　　人類的整體知識從分化走向整合，但這種整合不是簡單地恢復過去、否認已有的學科分類、讓人人成為文藝復興時期那樣的“英雄”，而是站在人類已有生產力提升、勞動分工的基礎上，應對未來廣泛問題的一次關聯整合。在具體文化遺產保護研究與實踐中，基本問題在于如何將與其相關的多種學科有效協同，真正意義上突破多學科協同時的不可通約性。

　　參考文獻：

　　[1][22](美)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M].金吾倫，譯.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2] 金吾倫.跨學科研究引論[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 41–46.

　　[3] 劉仲林.現代交叉學科[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31–54.

　　[4] 謝富勝，黃蕾.福特主義、新福特主義和后福特主義——兼論當 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生產方式的演變[J].教學與研究，2005(8).

　　[5](德)馬克斯·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M].楊富斌，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7.

　　作者：張劍葳、杜林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