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跡象表明，轉基因食品正大量流入中小學生的校園午餐，這在社會公眾對轉基因技術接受程度尚待提高的我國，引起了家長們的普遍擔憂。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表明，一份合格的校園午餐不僅要做到安全與充饑，而且也要滿足健康和可口的需求，甚至還要承擔一定的教化功能。如果從這些維度加以評判，轉基因食品除了價格低廉的優勢以外，其余并無特別可取的地方，因而是不應該用來烹煮校園午餐的。故此，我國可效仿域外立法經驗，基于保護中小學生身心健康的特殊價值衡量，逐步禁止校園午餐使用轉基因食材。

　　關鍵詞：校園午餐;轉基因食品;食育

　　孩子是民族的希望和社會的未來，一個國家善待自己的孩子，本質上是一種鐫刻在生物延續本能里的道德自覺，反映了其人文關懷的底線與文明進化的刻度。所以，從族群興衰更迭的角度來講，我們無論給予孩子怎樣細致周詳的照顧都不為過。盡管呵護孩子人人有責，但對于一國政府來說，在力所能及范圍內每日提供給孩子們新鮮的空氣、純凈的飲水、自然的食物，從而使其能在健康安全的環境里愉快成長，不可謂不是最基本的義務。

　　教育論文投稿刊物：《教育發展研究》由上海市教育委員會主管，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主辦，國內刊號CN：31-1772/G4;國際刊號ISSN：1008-3855，郵發代號4-591。

　　本文探討的正是這項最基本義務所涵蓋的一個看似微不足道實則卻至關重要的問題：孩子們的校園午餐是否應禁止使用轉基因食材。說其微不足道是因為在當今正處于改革旋渦里的中國教育界，相比由學校在午間提供普普通通一頓飯這件小事，有太多諸如路徑選擇或模式轉型這樣更加宏大的戰略命題，依照一些人看，讓所有學生吃得上熱食已經是個不錯的成就了，還要再追求吃得好，在我們這個發展中國家簡直是吹毛求疵;而說其至關重要卻是因為孩子的身體健康說到底無非就是由平日里的一飲一啄奠定基礎的，而校園午餐對于我國絕大多數正處于生長發育期的學童來說，都是支持其一整天高強度學習與運動所需能量的主要膳食來源，所以能否讓孩子們吃得營養均衡、衛生安全、美味可口，不僅牽動著全社會無數家庭的心，而且關系到未來國民能否擁有健康體魄。轉基因食品能否進入校園午餐食譜的爭議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產生的。

　　所謂轉基因食品，是指“利用基因工程技術改變基因組構成的動物、植物和微生物生產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劑”[1]。拜崔永元與方舟子等人經年累月卻莫衷一是的論戰所賜，轉基因食品究竟是否安全，在當今中國與其說是一個科學問題，倒不如說是一個信仰問題，不過對于我們這些始終不明就里的群眾來說，最穩妥的辦法顯然是讓別人先吃幾十年看看效果再說，于是現在稍有經驗的主婦都學會了在購買食用油時先認清成分表里有沒有包含轉基因大豆。

　　這樣一種連尋常家庭在平素采購時碰都不會碰的食品，卻極有可能會被拿來充當孩子們校園午餐的原材料，我們真的能對這種做法熟視無睹嗎?事實上，許多國家(地區)都曾經或正在掀起絕對排斥轉基因食品入侵校園午餐的公民運動，有些甚至已經成功推動了轉基因禁止準入的立法，相比之下，我國就顯得有些后知后覺了。利用中國知網數據庫以“轉基因食品”“學生營養午餐”“校園安全”等關鍵詞進行不同排列組合的檢索后發現，盡管國內探究轉基因食品安全檢測及其標識規定的論文汗牛充棟，并且討論如何針對校園午餐制定財政支持政策與政府扶持方案的文獻也琳瑯滿目，但偏偏就是沒有研究轉基因食品是否適于學童午餐的，僅有的幾篇檢索結果也都限于對域外立法的介紹，只有參考價值而無說服效果。這種現狀著實令人遺憾，希望本文能發揮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國家對校園午餐的監管義務與評價標準

　　(一)國家有義務保障校園午餐合乎標準極目寰宇，天下大同，通覽世界各國推動校園午餐的經過，其實無論是泰西諸雄抑或東亞近鄰，都走過了一段相差仿佛的歷程，均有待于經濟發展水平與社會發育程度達到相對高級的階段。一方面，工業化時代所遺留的相鄰產業密集布局逐漸進化為一個個具有超級共生力的大型城市，而資本的強烈虹吸效應則如黑洞一般如饑似渴地吞噬著來自四面八方的青壯年，并幫助他們完成從原始勞動力到職業勞動者的轉變，使他們源源不斷地成為社會化大生產流水線上的新鮮血液。

　　在這樣一個從土地直達肉體再到精神的不可逆城市化過程中，原先那種“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農業社會田園牧歌式生活方式被徹底顛覆。伴隨著勞動分工精細化、勞動節奏同步化、勞動組織集中化的程度日益加深，我們仿佛被幻化為工業社會蜂巢里的一只只筋疲力盡的工蜂，身不由己地蝸居在無邊無際的水泥森林里，每天為了生計早出晚歸，在單位和住所之間奔波勞碌。

　　利用短短一個多小時午休時間接送孩子上下學并為他們做一頓中飯，對絕大多數同為上班族的年輕父母來說，早已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讓孩子結束上午課業之后在學校進餐與休憩，實際上變成了一種無可奈何的剛需，這便是校園午餐之所以能在現代社會大行其道的客觀背景。從這個意義上講，校園午餐與其說是作為一種社會福利存在的，倒不如說是一種帶有浮士德式悲愴意味的勞動交換。

　　另一方面，在人的自由匯聚催生出城市以及現代都市文明的同時，城市的自然生長也反哺了市民階層的成熟與公共領域的塑造，尤其是以高度信息化與發達服務業為特征的浪潮開始以不可阻擋之勢席卷全球后，具有一致利益訴求與生活需求的人們，可以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加方便地找到在各種社會議題上志同道合的伙伴，隨之自發形成對社會公共事務具備高度參與覺悟、以相近價值觀念或文化理念為紐帶的民意表達共同體。

　　作為當代民主社會朝野之間溝通的常態，這些共同體會利用多種多樣的媒體工具進行意識形態層面的合流，并時常以操控輿論的方式試圖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掌握一定話語權，進而對政府在民生方面的公共政策的決策施加影響。在任何時候，即便民生改善是出于政府自覺自愿，但公共政策著力點的選擇也并不應該取決于政府單向度的一廂情愿，而是必須扎根于民眾對社會福利增長與公共服務進步最迫切的自身需要，撫養孩子的責任由家庭負擔轉向社會分擔，恰恰是來自于快節奏、高壓力、重負擔的現代社會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迫切需求，這從發達國家普遍面臨嚴重的少子化問題中就可見一斑。

　　國家把校園午餐納入財政支持與法律監管視野，從某種程度上講正是民意與政府良性互動的結果，像美國的《全國學生午餐法》與日本的《學校給食法》，就是經過民間長時間呼吁之后政府采取行動的結果。國家立法不僅讓孩子們在學校就餐時的食品安全有了保證，也使得校園午餐在膳食均衡與營養全面方面有了保證，同時，也讓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童有機會依靠政府提供的補貼而獲得免費午餐。當然，普及校園午餐的受益者不光是孩子及其家長，政府也會因為學生健康水平的提高與認知能力的增強，而在未來收獲一大批頭腦聰明、體魄強健、精神飽滿的高素質人才，這才是一個國家參與國際角逐的真正核心競爭力所在[2]。

　　(二)校園午餐功能與作用的進化由于取得了政府在資金與政策方面的大力投入與積極介入，那些老牌發達國家早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就已經形成了比較周密完善的中小學“學校給食”制度，這些制度涵蓋了科學營養方案的設計、安全食物來源的保證、低廉就餐費用的限制、專業操作人員的培訓、嚴格監管流程的制定等諸多方面。不過我們要看到，這些發達國家今天能做到讓孩子們在學校里吃得安心、開心、放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不少國家的校園午餐都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蛻變，從吃得飽，發展到吃得好，再變為吃得巧。

　　第一階段：吃得飽。絕大多數發達國家舉辦校園午餐的初衷都是把它作為一項社會保障制度或者營養干預計劃而推行的。當時歐美諸國大多尚未從戰爭造成的滿目瘡痍中恢復過來，食品與燃料的短缺導致了其配給制的普遍實行。所以，校園午餐實際上扮演的是一種保證優先供應的定向分配措施，首要目的是解決中小學生食物不足與營養不良的問題。例如，1946年，美國最初為校園午餐立法確立的宗旨就是，“要保證所有美國兒童在學習日內至少有一頓飽飯”[3]。當時已有科學研究結果明確揭示，營養不良將對兒童生長發育造成重大不良影響，尤其是當各種微量元素缺乏時，不僅會導致體格羸弱、免疫力下降、疾病易發等狀況出現，而且還會造成智力衰退、認知困難、反應遲鈍等嚴重后果。

　　因此，這一階段，各國均視讓學生在營養完全的前提下吃飽喝足為頭等大事，而食物提供的熱量是否充足是檢驗校園午餐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第二階段：吃得好。隨著發達國家在馬歇爾計劃的幫助下迅速走出戰爭創傷，西方世界的經濟發展突飛猛進，社會整體富裕程度不斷上升，恩格爾系數則在持續下跌之中，各種主副食品的供應逐漸擺滿了貨架，兒童營養也由缺乏問題迅速讓位于過剩問題。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社會各界開始擔憂校園里的一個個胖子被聯邦政府的補貼催生出來，校園午餐里太多高糖、高鹽、高脂的食品使得青少年當中的肥胖比例居高不下[4]。

　　于是，如何讓學童吃得健康成了這一階段校園午餐的主要發展方向。為此，美國各個政府部門付出了巨大努力，包括重新審定、細分年齡段學生校園午餐的平衡膳食與合理營養標準，推出健康校園午餐計劃，大量用全麥和蔬果取代油炸食品，宣傳推廣食物金字塔等科學飲食理念，使家庭餐食與校園午餐保持一致，等等。總之，各國政府均意識到了多樣、全面、均衡的飲食搭配是青少年體格生長與智力成長的基礎，校園午餐應在保證能量供給與營養攝入前提下，遵循“少即是多”的適時、適量、適度原則。

　　第三階段：吃得巧。如果說在前兩個階段，校園午餐重點關注的是學生的身心發育，那么隨著時間繼續向新千年推移，許多國家開始重視利用校園午餐的機會對學生展開崇尚有機飲食觀念與遵從自然生活方式的教育，即有意識地把食堂拓展為課堂的一部分，讓教育在吃飯的過程中得到潛移默化的延續，使得學生能夠養成受益終身的健康生活方式。這就是當下在發達國家風靡一時的以寓教于食為方針的“食育”運動[5]。

　　所謂食育，簡單點說，就是以食物為媒介而開展的各種智育、德育、體育活動，例如，通過使用應季而食的菜譜，提醒學生感知四季的交替;通過采購當地出產的原料，提倡學生鐘情本鄉本土;通過力行不勞不食的幫廚，教會學生尊重勤雜傭工;通過采取少鹽少油的烹飪，引導學生欣賞食物原味;通過自耕自食的勞作，熏陶學生珍惜一飯一蔬，從而培養學生對天時的敬畏、對自然的親和、對土地的感恩、對勞動的熱愛、對傳統的認同，最終使他成為一個通曉豐富飲食知識、具有科學飲食觀念、了解正確飲食禮儀、掌握全面飲食能力以及將來哪怕一個人獨居也能過上有益飲食生活的健康國民。

　　當草甘膦之類農藥的大肆使用給我們帶來極高致癌風險時，當現代工業食品憑借大量人工合成添加劑輕易攻陷我們的味蕾時，當跨國食品公司利用各種刺激感官的廣告宣傳和營銷大戰摧毀我們的本土物產時，一批批兒童幾乎毫無抵抗地淪為了形形色色垃圾食品的俘虜，如果政府對此不立即予以重視并采取措施反制的話，我們社會未來付出的代價會是一代代普遍患有糖尿病、高血壓、脂肪肝等疾病的肥胖國民，以及為治療這些疾病而激增的公共衛生開支。觸目驚心之下，誰敢說以言傳身教、潤物無聲手段培育健康生活方式的食育只不過是有錢人吃飽了撐的把戲呢?

　　(三)當代校園午餐的評價標準顯而易見，校園午餐絕非只是拿來給孩子們充當裹肚飽腹之用的一頓便飯。時至今日，其功能已從當初的熱量補充，轉變為后來的健康促進，再發展到如今的寓教于食，其背后的指導思想也從斤斤計較一餐營養成分的得失，逐步進化到了孜孜以求一生飲食習慣的塑造，不可謂不是人類在經歷了過度生產工業化、消費全球化、生活物質化之后一次痛定思痛的偉大自我救贖。順理成章，當下評價校園午餐是否合格的標準也應該隨之發生變化，我們不妨借用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來進行詮釋，其階梯化指標從低到高依次如下：

　　(1)充饑。中小學生正處于體格和智力的快速生長發育期，加之學習負擔沉重與課間運動活躍，其對熱量和營養的需求遠高于普通成年人。所以，校園午餐一定要確保孩子們的身體在經受能量巨大消耗后能夠得到及時的充分補充。

　　(2)安全。無論在任何時候，或是任何場合，也無論針對任何人，保證食品安全都是供餐機構的首要義務，對用餐群體絕大多數為未成年人的校園午餐來說，更要做到萬無一失，這就要求必須采購合格的食材原料與使用穩妥的烹飪方式。

　　(3)健康。伴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種吃出來的富貴病開始頻繁出現在現代人身上，并且越來越呈現出發病低齡化的趨勢，甚至有一些兒童由于超重乃至肥胖而患上了成年人的心血管病，這就使得校園午餐應當在專業營養師的指導下進行合理膳食搭配，堅決控制脂類和糖類的攝入，并保證足夠的維生素、礦物質以及蛋白質的供應。

　　(4)可口。有道是“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對美味的追求是人的一種天性，中小學生自然也不例外。盡管學校可以通過嚴厲的紀律處分制止學生剩飯，但毫無疑問，避免浪費的最好辦法還應該是讓校園午餐變得可口起來。事實上，不少國家的經驗表明，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5)教化。正所謂“大道至簡”，有時候最簡單的東西反而能體現出最深刻的道理，就像普普通通的一頓飯，可以承載文化，反映歷史，彰顯道統，迎合天象，宣示禮法，凸顯義理，隱射思想，傳達哲理，感應喜怒，展示聲色，昭明志向，表現野趣。因而，在有心人手里，校園午餐可以充當最好的教具。

　　(四)校園午餐在中國(城市)那么，中國現在的校園午餐發展到什么水平了呢?相較于發達國家，我國中小學校普及校園午餐的歷史并不悠久，但得益于城市居民當中以雙職工家庭為主與近20年來的造城運動，校園午餐在大城市里已經得到了相當普遍的開展。我們不妨來看一組數據：從覆蓋范圍講，北京每天有93萬中小學生在校就餐，約占在校學生總數的73%[6];上海每天有120萬中小學生在校用餐，占在校學生總數的97%[7];蘇州每天有83萬中小學生在校就餐，占在校學生總數的96%[8]。另外，來自濟南、青島、天津、深圳等城市的數據也均顯示，每天有超過90%的學生能在學校解決午間就餐需要。

　　二、轉基因食品與校園午餐之間的不匹配性

　　(一)轉基因食品入侵校園午餐的現狀可能出乎不少人的意料，盡管國內民間“反轉”呼聲持續高漲，可中國不僅是當下全球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最大的國家之一，而且更是如今世界上轉基因食品消費數量最大的國家之一[9]。如果對此覺得難以置信，那么讓我們以“開門七件事”之一的食用油為例，看看轉基因食品對我們生活的滲透。2017年，我國大豆進口總量為9600萬噸左右，其中排在前3位的來源國分別是巴西(5000萬噸，52%)、美國(3200萬噸，33%)和阿根廷(670萬噸，7%)，而這3個國家所產的基本上全部是轉基因大豆。這些大豆千里迢迢運到中國之后，除了一部分用于制作豆粕飼料，其余全部會被中糧、嘉里、邦吉等糧油加工企業收購，充當壓榨食用油的原料[10]。再看我國的成品食用油市場，每年精制植物油的供應總量是3452萬噸左右，其中各種大豆油及其調和油制品約為2512萬噸，占市場份額的70%以上，而大豆油制品里的98%都是由前述轉基因大豆制成的。

　　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對相關標識特別關注的話，那么你從超市貨架上隨手購買的有極大可能會是含有轉基因大豆的食用油[11]。由于轉基因大豆油的生產成本遠低于非轉基因大豆油，目前市場上同品牌一桶5L裝的轉基因大豆油平均要比非轉基因大豆油便宜差不多10~40元，在銷量上處于遙遙領先的地位。不信的話，可以去京東或天貓看看，排在食用油銷量前5位的全部都是轉基因大豆油。然而，南方都市報曾在深圳街頭舉辦過一次詢問市民愿不愿意選購轉基因食用油的隨機調查，結果有超過85%的受訪者都明確表示不會購買顯著標識出轉基因成分的食用油，其余受訪者也大多表示因為對轉基因食品缺乏了解而無法選擇[12]。

　　如果說由報紙主導的民意測驗不夠專業，那么很多學者進行過類似的轉基因食品認知態度與購買意愿的實地調研應該是專業的，其結論與我們的主觀印象并無二致，絕大多數消費者都在被告知且有選擇的情況下對轉基因食品表示了拒絕態度[13]。既然如此，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有趣的問題，就是在你我這樣普通家庭基本都不愿意購買的情況下，這些海量的轉基因食用油到底賣給了誰?

　　三、我們該如何阻止轉基因食品進入校園

　　當我們還在糾結于該不該給孩子們吃轉基因食品時，世界上許多國家(地區)的家長們卻早就先行一步，掀起了拒絕轉基因食品入侵孩子們餐桌的公民運動，其中不少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果，有些體現為學校食堂自愿拒絕選購轉基因食品為孩子們烹調午餐，有些體現為學校一周的某幾天被固定為健康(有機)食品日，有些體現為政府直接立法禁止校園午餐使用含有轉基因成分的原材料。

　　以我國臺灣地區為例，經過十多年“校園午餐搞非基行動”的持續抗爭，校園午餐非轉基因化最終成為全社會的共識，其“立法院”于2015年12月14日三讀通過《學校衛生法》部分條款修正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于在第23條第一項增加了“禁止使用含轉基因生鮮食材及初級加工品”的表述，這標志著臺灣中小學校園午餐終于邁出了非轉基因化的關鍵一步，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示范[21]。

　　與其臨淵羨魚，不若退而結網。要將轉基因食品拒于校門之外，并不像很多人想得那么簡單，只需要當地教委下發一紙公文就能立竿見影地實現。事實上，這是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系統工程。比方說，如何消化分擔因為替換轉基因食品而增加的食材成本，置農村貧困地區兒童繼續食用轉基因午餐于不顧是否會觸發道德風險，從哪里能找到非轉基因食用油的大宗貨源以填補轉基因食用油被淘汰后的缺口而又不至于引起劇烈市場價格波動，怎樣對轉基因食品退出校園以后的學校食堂進行持續有效監督，是否存在能快速檢測出食材中含有轉基因成分的技術手段，等等。在這些細節問題得不到解決的情況下，奢談校園午餐的非轉基因化無異于緣木求魚，恐怕會落得個好心辦壞事的結局。

　　參考文獻：

　　[1]李寧.轉基因食品的食用安全性評價[J].毒理學雜志，2005(2)：85–87.

　　[2]史耀疆，王歡，田民正，等.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實施前的現狀分析和政策建議：來自西北122所貧困農村小學的調查[J].教育與經濟，2012(1)：4–8.

　　[3]《上海學生營養工作立法前期準備》課題組，曲玉波.國內外學生營養工作立法情況綜述[J].教育發展研究，2007(2)：49–55.

　　[4]黃希堯，李先軍.美國中小學免費午餐制度述評及其啟示[J].比較教育研究，2012(8)：90–94.

　　作者：李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