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校輔導員是高強度情緒勞動工作群體，情緒勞動強度不僅影響輔導員身心健康，更會影響學生的健康成長。本研究將情緒勞動引入到高校輔導員工作領域，探討三維度的情緒勞動對主觀幸福感三個維度的影響作用。研究選取福建省普通高校的232名輔導員進行問卷調查和數據分析，結果顯示:表層行為對生活滿意度、積極情感具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對消極情感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深層行為正向預測于積極情感;自然表達正向預測于生活滿意度。研究結果關注情緒勞動對個體積極層面的影響，是對情緒勞動結果變量研究的一次有益嘗試，同時為輔導員隊伍的建設與發展提供理論指導。

　　關鍵詞:輔導員;情緒勞動;主觀幸福感

　　相關論文范文閱讀：網絡背景下建構高校輔導員思想教育能力

　　摘要：處在網絡時代背景中，我們生活方式已經發生了較為明顯的變化，輔導員思想教育工作也因此而遭遇著全新的機遇和挑戰。網絡背景下高校要想有效做好思想教育工作，一定要充分意識到網絡沖擊下受到的影響，積極建構高校輔導員思想教育能力，創新思想教育方式，從而有效促進學生全面發展與提升。

　　一、引言

　　習近平同志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實際上是一個解疑釋惑的過程，宏觀上是回答為誰培養人、培養什么樣的人、怎樣培養人的問題，微觀上是為學生解答人生應該在哪用力、對誰用情、如何用心、做什么樣的人的過程，要及時回應學生在學習生活、社會實踐、影視作品以及社會輿論熱議中所遇到的真實困惑”[1]。

　　輔導員是組織開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力量，其工作質量對高校人才培養質量以及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和重要影響。同時，高校輔導員作為學生管理工作隊伍的主要成員，處于學生工作第一線，直接面對學生，每天要與上百名學生進行溝通交流，工作內容涉及到《普通高等學校輔導員隊伍建設規定》中的三大要求和九項職責，工作內容繁多且復雜。

　　輔導員在工作中面對的學生大部分個性突出、自我意識強，存在對自己低要求、對別人高標準等各種問題，與學生的關系需要長期投入大量的愛心、耐心、熱心來維持，即使在自己身體有不舒服及情緒消沉或產生突發事件時，仍要樂觀積極地與學生溝通交流，工作內容千頭萬緒，極易產生心理疲勞與情緒耗損。

　　因此，在輔導員工作中，情緒勞動普遍存在。情緒勞動是指個體根據工作所要的特定情緒，調節和管理自己情緒的過程。高校輔導員普遍存在著高強度高負荷的情緒勞動，其對輔導員工作效率和身心健康具有重要影響。因此，本文從心理學視角，研究高校輔導員情緒勞動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了解輔導員工作特點，以期輔導員能在黨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提升個人素質，增強主觀幸福感，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二、文獻回顧

　　1.情緒勞動的研究

　　情緒勞動由Hochschild首次提出，是對他人能察覺到的身體或面部表情所做出的情緒管理，包括感受規則與表達規則。Diefendorff等人對各維度的定義為:(1)表層行為，是指個體內心感受的情緒和工作要求不一致時，個體通過假裝表現出相關情緒的行為。(2)深層行為，是指當個體的內心感受與工作要求不一致時，個體通過內部心理過程轉化，使情緒表達符合要求情緒的行為。

　　(3)自然表達，是指當個體內心感受的情緒與工作要求一致時，個體情緒表達與要求情緒相一致的行為。情緒勞動研究主要集中于其結果變量方面，李明軍研究證實情緒勞動與情緒體驗顯著負相關[2]，陳瑞君等認為情緒勞動通過員工情緒耗竭影響心理健康[3]，張妮指出護士的情緒勞動對生活滿意度具有顯著的預測作用[4]，張崗英、董倩研究得出深層行為在情緒智力與生活滿意度、積極情緒之間具有中介作用，自然表達行為在情緒智力與消極情緒之間具有中介作用[5]。

　　2.主觀幸福感的研究

　　主觀幸福感由Diner提出，他認為“主觀幸福感是個體根據自己的標準對其生活質量的整體評價。”從主觀幸福感測量結構來看，Bradburn認為主觀幸福感是由正性情感和負性情感兩部分組成。Stone和Kozma認為積極情感、消極情感和生活滿意感相互獨立的同時也存在中等程度相關。邱林研究表明主觀幸福感包含積極情感、消極情感和生活滿意感三個因子[6]。

　　研究者普遍認同主觀幸福感由生活滿意度、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三個維度構成，其中生活滿意度屬于認知成分，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屬于情感成分。大量研究表明，主觀幸福感主要聚焦于前因變量研究，如有的研究表明工作壓力、工作不安全感、社會支持、核心自我評價、獲益支持等會影響主觀幸福感。

　　3.高校輔導員情緒勞動與主觀幸福感研究現狀

　　情緒勞動在就業、金融、空乘等服務業研究領域中，已有不少研究成果，而在高校輔導員這一職業領域中，研究相對較少，一些研究成果初步表明高校輔導員是高強度情緒勞動工作。葉青調查發現輔導員情緒勞動強度處于較高水平，工作時更多地使用深層行為策略[7]。朱萌、張煒指出高校輔導員工作具有高強度情緒勞動，輔導員應關注自身心理健康，正確認識情緒勞動，理解其內涵，使用好情緒勞動策略，陪伴學生成長[8]。劉妍君、王丹平研究得出高校輔導員情緒勞動策略與個體幸福感存在顯著偏相關的結論[9]。曹玉艷認為情緒勞動會對輔導員的身心健康與工作產生影響[10]。

　　楊秋玲指出輔導員在工作過程中被社會、學校、家長等多方面給予厚望，工作過程中不斷付出情緒勞動，容易增加內心緊張感，造成情緒耗竭[11]。近年來，有關高校輔導員隊伍的研究越來越受到關注，此類研究多聚焦于高校輔導員的具體工作，對輔導員在工作中的情緒體驗研究相對較少。情緒勞動是影響員工行為的一個重要情境變量，通過以往研究可以看出，情緒勞動的結果變量(如情緒耗竭、情緒體驗、生活滿意度等)都與主觀幸福感有相關。綜上，本文將對高校輔導員情緒勞動進行初步的探討，然后對高校輔導員情緒勞動和主觀幸福感的關系進行研究。

　　三、研究方法

　　1.樣本選擇

　　本研究以福建省內泉州師范學院、閩南師范大學、莆田學院等十幾所高校為基礎，以便利抽樣的方法抽取在職在崗的專職輔導員作為調查對象。問卷通過寄送、培訓班集中調查及網頁形式向被調查對象進行發放，樣本覆蓋面涉及福建省內多個地區。調查問卷涉及情緒勞動、主觀幸福感以及人口學變量等方面。本次調查共發放調查問卷260份，收回問卷237份，問卷回收率為91.2%，根據實際情況剔除無效問卷5份，有效問卷為232份。

　　2.測量工具

　　(1)情緒勞動量表，采用Diefendorff編制的情緒勞動量表，共14個條目，包含表層行為(7條目)、深層行為(4條目)和自然表達(3條目)三個維度。采用5點計分(從“1”到“5”表示“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本研究中，三個維度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系數α分別為0.82、0.76、0.894，具有非常好的信度。

　　(2)主觀幸福感量表，由生活滿意度、積極情感與消極情感三部分組成。生活滿意度采用Diener編制的量表，量表包含5個條目，采用7點計分(從“1”到“7”表示“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量表采用的是邱林、鄭雪等人于2008年修訂的、Watson于1988年編制的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量表，分量表各有9個條目，采用5點計分(從“1”到“5”表示“非常輕微”到“非常強烈”)。

　　四、數據分析

　　1.輔導員情緒勞動與主觀幸福感的相關分析

　　本研究對情緒勞動和主觀幸福感各維度進行Pearson相關分析，結果表明表層行為與生活滿意度和積極情感顯著負相關，與消極情感顯著正相關;深層行為與積極情感顯著正相關，與生活滿意度和消極情感無顯著相關;自然表達與生活滿意度和積極情感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2.情緒勞動對主觀幸福感的回歸分析

　　根據相關分析，為了進一步考察情緒勞動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本研究以表層行為、深層行為和自然表達作為自變量，分別以生活滿意度、積極情感、消極情感作為因變量，用逐步進入回歸法進行回歸分析。

　　3.結果討論

　　本研究發現，輔導員表層行為與生活滿意度、積極情感顯著負相關，與消極情感顯著正相關。通過進一步回歸分析發現，表層行為對生活滿意度、對積極情感具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對消極情感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因此表明，輔導員在工作中越多地使用表層行為策略，則對生活滿意度與積極情感的體驗就越低，而消極情感體驗就越高。表層行為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研究與王宜靜[12]、王心怡[13]、龔會等[14]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高校輔導員作為特殊的工作群體，需要長時間、發自內心地關心學生，在與學生進行頻繁交流的過程中要耗費大量的心理資源保證自我的情緒表達符合工作要求。

　　高強度地采用表層行為策略，使輔導員內在感受和外在表現不一致，導致負面情緒的積累，降低主觀幸福感體驗。本研究表明，輔導員深層行為與積極情感顯著正相關，與生活滿意度和消極情感沒有顯著相關。進一步的回歸分析表明，深層行為對積極情感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也就是說，輔導員在工作中越多地使用深層行為策略，對積極情感的體驗就越深刻。深層行為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問題在飯店員工群體[15]和小學教師群體[16]也都有研究，研究結果基本一致。已有研究表明使用深層行為策略可以提升個人能量及社會資源[17]。

　　高校輔導員采用深層行為策略與學生進行交流，通過積極調整，從而調動或抑制某種情緒，可以避免為了假裝表情而耗費心理努力，是一種積極的行為表現，學生感到發自內心的情感后也會報以積極情感，這種良性互動，會帶給輔導員積極體驗，增強個人主觀幸福感。本研究結果顯示，輔導員自然表達與生活滿意度、積極情感顯著負相關，與消極情感顯著正相關。

　　通過進一步回歸分析發現自然表達對生活滿意度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對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的預測作用不顯著。自然表達是個體自然、真實的情緒體驗，無需“偽裝”，不需要耗費太多的心理資源，這是組織的期望情緒。輔導員身為高校一線思想政治工作人員，時刻都需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緒，給學生以積極正面的影響。然而，輔導員在工作中不僅面臨著教學科研的壓力，更要處理繁雜的事務工作，長期累積的工作壓力以及高強度的情緒勞動，嚴重影響其幸福感體驗。因此，輔導員應加強感受積極意義信息，在工作中更多地采用自然表達策略，從而增強生活滿意度，提高主觀幸福感。

　　五、小結

　　1.管理啟示

　　研究表明，高校輔導員工作是高強度情緒勞動工作，輔導員作為助人群體，長期高強度情緒勞動不僅影響其身心健康，降低主觀幸福感，更會影響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開展。因此，我們應從以下兩個方面調整輔導員情緒勞動，從而增強工作的有效性。

　　一方面，從輔導員個體角度，“愛我所選，選我所愛”，積極培養工作興趣，增強對輔導員的工作認同，實現價值認知平衡;在工作中積極運用深層行為和自然表達策略，使外部情緒表達和內心真實感受趨于一致;積極尋求情感支持，合理進行情緒宣泄，有效處理情緒勞動產生的負面影響。

　　另一方面，從學校組織角度，學校相關部門要充分認識到情緒勞動是一把“雙刃劍”，必須關注輔導員的情緒狀態與心理健康，將其作為輔導員隊伍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當前，輔導員工作邊界不清晰，崗位職責不明確，承擔大量邊緣性工作，因此，學校應著眼于輔導員工作特點，明確崗位職責，重視輔導員工作價值;學校要加強輔導員情緒調節技能培訓，定期舉辦業余團隊活動，營造良好的工作氛圍，釋放工作壓力，提升輔導員情緒管理能力。

　　2.研究局限與展望

　　本研究討論了高校輔導員情緒勞動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系，關注情緒勞動對個體積極層面的影響，是對情緒勞動結果變量研究的一次有益嘗試。但在本次研究中，并未關注如組織支持、工作—家庭沖突、工作—家庭中心性等相關變量的聯合影響，在未來的研究中，可將其作為調節變量或前因變量進行進一步的探討與研究。此外，樣本采集具有局限性，主要集中于福建省，可能會對研究結論具有限制性，在未來研究中，可以擴大調研規模進行分析，從而進一步驗證本研究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