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創建于1864年的教會學校登州文會館，與中國現代高等教育淵源頗深。文會館實施分齋教學，具有遞升性、分科類的特點，被視為分科型大學的雛形。在教學過程中，文會館吸收西學教材，融入具體教學實踐，把握中國人學習特點，編輯出版西學課程用書，不但為教會學校使用，也為晚清新式學堂采用。文會館秉承“完全教育”理念，重視中學與西學知識的講授，所培養出的畢業生不僅流向教會學校，且為清廷官辦新式學堂充當西學師資。

　　關鍵詞:登州文會館;狄考文;中國現代高等教育;教會大學

　　1864年，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狄考文(CalvinWilsonMateer)在登州(今山東蓬萊市)創建一所小學堂，名“蒙養學堂”。經10余年發展至1877年，“蒙養學堂”更名為登州文會館，1904年西遷濰縣定名為廣文學堂，1917年復遷濟南并以其文理學科為基礎組建齊魯大學。①近人連警齋曾云:“該時所謂高等學校，照全國而論，當以登州文會館為第一。”[1]

　　時至今時，凡有關中國基督教會史乃至中國近代教育史之著述，或多或少均涉及文會館。[2]諸多中外研究對之亦不吝贊詞，有說是教會大學之開端，[3]有說是中國最早的新式大學，[4]也有說是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5]但是，對于文會館何以被稱為中國現代高等教育之源，卻缺乏綜合性專題探討。有鑒于此，筆者擬從分科教學、課程設置與西學教材編寫、新式師資培養三方面論證文會館與中國現代高等教育起源的關系。

　　一、“分門別類，崇實黜虛”:文會館與分科教學制的初創

　　1864年9月，狄考文夫婦在其駐地觀音堂創設一所小學堂，此時距其來登州傳教還不到一年。當時學校未得差會照準，辦學純屬狄氏夫婦個人行為，經費方面既無底款又乏供給，在校舍建設上不得不因陋就簡，僅設兩間宿舍、一間廚房和一間教室。師資方面，狄考文因不通中文，便聘教友兼文書的張贛臣教習中國儒家典籍。

　　在首屆學生招收中，因登州風氣未開，士民對外來教會學校多有猜疑，學校僅招到六名男童，“一人曾入鄉塾一載，余五人者均不知讀書為何事。”[6]20學生入學后要讀六年方能畢業，在校學習的課程多是《曙光初露》《教義問答》《舊約歷史》《基督教見證》等英美傳教士譯編的宗教手冊。因此，在這一階段，無論是師資匹配還是教材使用，學校均不具備進行分科教學的條件。

　　1873年，狄考文從傳教事務中脫身，改革蒙養學堂的教學工作。在學生招收上，采取篩選制，重點招收教民之子，并與家長簽署契約，確保學生順利完成學業;延請中國私塾先生教授儒家典籍，四書五經皆總括于課程;鼓勵學生參加科舉考試，如鄒立文參加鄉試且中了秀才，“為學校贏得空前聲譽”。這些措施提升了學堂的名譽，利于擴大學校規模和招羅生源。

　　時至1876年，狄考文視來學者增多且其文化程度漸高，恐六年學制難以學成，遂添設高等學科，分置正、備兩齋，按級授課，以級遞升。所謂正齋類似中等學堂，學制六年，隱括中學于內;而備齋類屬小學堂，學制三年，實為正齋培養生源。之所以設置該遞升性的學制，是因為“蓋備齋之設以爾時學界太幼，別無小學、中學足備高等學堂之選，故不得不設備齋，以為儲才之地”。及至1880年代初，這一遞升性、分科類的教學體制業已成熟。

　　六年正齋，“開設道學、經學、國文、算術、歷史、理化、博物暨性理、理財、天文諸科”;而三年備齋隱蒙學于內，開設“道學、經學、國文、算術、地理、音樂諸科”[6]28。文會館設置正、備齋分級教學，必然要求教學知識的分科化。以其文史類課程為例。早在蒙養學堂時期，即開設文史類課程，延請中國私塾先生教授，“四書”“五經”皆總括于課程。隨著入學人數的增多，其史學類課程逐漸走出義理性的經學史局限。

　　迨至1891年，所開設的中國經學類課程有:“念《書經》”“講《詩經》”“講解《禮記》”“講評《論語》”“講評《孟子》”“講評《大學》《中庸》”“念講《左傳》”，另有“作四韻詩”“作六韻詩”“念詩文”“念詩”“念文章”“做詩賦文章”等;史學類課程有:“萬國通鑒”與“中國史”這兩門通史課程以及“地理略志”等專門史課程。時至1895年，除中國經學類課程略有變化外，還增設“二十一史約編”“重學地理略志”等史地課程。[6]

　　29-311904年文會館西遷濰縣后，其文史類課程特別是史學課程設置亦趨完善。在這時，通史類課程有“西史上世紀”“西史中世紀”“西史近世紀”“中史”“科學歷史”“萬國公法”“歷史”“進化歷史”等。[6]59-61而且，還將文史類科目納入招生考試中。考試共設九門考目，其中經學類有“讀四書”“背詩書經”“作文”，史學類則有“地理”與“西史”[6]60-61。

　　文會館還購置文史類圖書供師生取閱，以擴見聞。所購置的經學類圖書有:《皇清經解》《周官精義》《周禮匯通》《四書本義》《周禮菁華》《易經大全匯解》《春秋體注》《五經體注》《經學不厭精》《朱子全書》《小學纂注》《爾雅疏》等;文學類圖書有:《經馀必讀》《文獻通考》《唐宋叢書》《國朝文錄》《夢溪筆談》《唐宋八大家》《國語注解》《大宋文》《老宋文》《九家詩》《蘇文》《柳文》《韓文》《歐文》《王文》《曾文》等;史學類圖書有:《二十四史》《資治通鑒》《鳳洲綱鑒》《萬國通史》《二十一世紀》《泰西新史攬要》《彼得大帝》《日本全史》《歐羅巴史》《羅馬志史》《歐洲史略》《普通新歷史》《希臘志略》《俄國新志》《近世史略》《大美史略》《法國新志》《各大國志要》《東洋史要》《英興記》《中東戰紀本末》《俄羅斯》《德國最近進步史》《東洋歷史教科書》《泰西十八周史攬要》《外史》等。[6]38-39文會館開設的文史類課程，其課本及其參考書籍的來源大致有三:一是從上海廣學會購置。如《泰西十八周史攬要》這本書，顧名思義，即用十八周的課時來串講歐洲簡史，1901至1903年間由廣學會排印發行。

　　二是當時傳教士的推薦，如德國巴色會教士畢安(CharlesPiton)對《資治通鑒》的推薦[7]、美國美以美會教士麥克萊(RHMaclay)對《周易》《尚書》《詩經》《大學》《中庸》《禮記》《論語》《孟子》等書的推薦[8]、山東南浸信會傳教士高第丕(TarletonPerryCrawford)對《鳳洲綱鑒》的推薦[9]。

　　三是基督教傳教士所編譯的書籍。如《泰西新史攬要》是協辦山西大學堂的英國浸禮會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于1894年在上海美華書館刊行，《萬國通鑒》是謝衛樓(DavelleZSheffield)與其助手趙如光于1882年在通州公理會印刷所刊行，《中東戰紀本末》是《萬國公報》的創始人林樂知(YoungJohnAllen)于1896年在廣學會刊行，《法國新志》是英人陔勒低(JohnScottKeltie)與傅蘭雅(JohnFryer)、潘松同于1898年在江南制造局出版。筆者在研究中曾指出，文會館的這種分齋教學，尤其是文史課程設置，對后來成立的山東大學堂影響最為顯著。

　　[10]1901年文會館第三任館主赫士(WatsonHayes)應邀赴濟辦理山東大學堂時，即在辦學章程上效仿文會館開設史志、地輿課程，形成中國經學與中外歷史并存的課程體系。如山東大學堂章程載明備齋除開設中國經史掌故外，還應“授以外國語言文字、史志、地輿、算術各種淺近之學”;正齋分政、藝兩門，授“普通學”，中外史學、中國治法學、算學、天文學、地質學、測量學、格物學、化學、生物學、譯學、方言學、礦學、醫學等各實學皆囊括于內。[11]總之，文會館這種正、備齋學制所體現出來的分科教學體系，明顯不同于中國傳統學塾。眾所周知，作為中國傳統的教育機構學宮和書院，“多近于科舉，不足以魘學者之望，師弟子不能自由講學。”[12]

　　顯然，此類學校既談不上區分專業教學，更沒有所謂年級式的遞升學制。而文會館在1880年前后所形成的正、備齋教學體系，不僅具有明顯的遞升性、分科類的教學特點，且注重講授西方現代高等教育的知識，誠如哈佛大學劉廣京的研究表明，其正齋接近于美國大學預科階段，特別是后兩年教學內容的水平和美國大學一二年級不差上下。[4]從這點而言，登州文會館“分門別類，崇實黜虛”的分齋辦學體制，雖然沒有院系、專業之名，但在實際教學活動中具備了分科教學的實質。[6]28

　　二、“為教會、國家所歡迎”:文會館的課程設置與西學教材編寫

　　在清代，作為國家教育機構的國子監，主要招收貴族子弟入學，其課程分經義、治事二齋，開設“四書”“五經”以及“性理大全”等課。至于地方開設的書院，在教學上偏重義理與經史之學。中國開關前后，包括人文與自然科學課程在內的西學西知逐漸在華傳播。早在1818年，馬禮遜(RobertMarrison)在馬六甲開設英華書院，除開設宗教課程和中國儒學課程外，還嘗試開設西方社會和自然科學課程。

　　鴉片戰爭后，部分福音派傳教士投身文化教育事業，施行間接傳教，招收教民或貧窮家庭的孩子入學。逐漸地，這類學校規模壯大，學生的文化層次也有所提高，僅開設中文課程，只能滿足學生的日常讀書寫字需求，而不能在西學東漸這個大趨勢下占得先機，從而失去引導中國發展潮流的時機，使得基督教事業發展愈加困難。因此，除開設中學課程外，教會學校還特別增設大量的西學課程，目的是培養中國人“未來的領袖”，“在中國變革中起帶頭作用的人才”，從而為“基督教取得在中國的普遍勝利開辟一條光明大道”[13]1-6。

　　如前所述，登州蒙養學堂建校初期，限于師資力量，開設的多是傳教士編譯的宗教課程，目的是培養傳教助手。在課程安排上也突出強烈的宗教性。每天的課程安排，首先由早禱開始，接著在西方傳教士教師帶領下唱圣歌或念《圣經》，晚上臨睡前還要參加晚禱。禮拜日上午，學生要去學校附設的小教堂做禮拜;下午則開展辯論賽，其知識要點與內容也多是基督教宗教倫理知識。

　　1873年，狄考文從傳教雜務中抽身，開始關注校務，遂改革教學內容，逐漸增設西學課程并改造已設中學課程。他認為，學堂開設，“總集天下學問之絕不可少”，應兼采中西之學，“凡中西文字、經史、政事、律例、公法、兵戎之學，天算、地輿、測繪、航海、光、電、聲、化、汽機之學，身體、心靈、醫理、藥法、動植物之學，農政、商務、制造、工程之學”皆列入課程體系。[14]17在這種教學方針指導下，文會館所設的課程按先易后難自然之次序安排，使學生可拾級而登。到19世紀80年代逐漸形成三大門類的課程。第一類是中學。辦學早期，僅設置“三字經”一門中文課程，主要是教人識字，讀得《圣經》即可，以期將來為傳教所用。

　　19世紀80年代后，學校正、備齋均開設較為系統的中文課程，其目的除教習學生讀書識字之外，還有應對中國科舉考試之意。備齋三年所開設的課程有:“讀詩經(一、二)”“讀孟子(上)”“讀詩經(三、四)”“讀孟子(下)”“講大學”“中庸”等;正齋六年開設的課程有:“讀書經(三、四)”“講詩經(全)”“重講論語”“讀禮記(一、二)”“重講孟子”“讀禮記(三、四)”“重講詩經”“講讀左傳(一、二、三、四)”“講禮記(一、二、三)”“講讀左傳(五、六)”“講禮記(四)”“講易經”“講系辭”等。據統計，備齋共開設23門課程，中學課程有8門，比例是34.8%，而正齋開設的56門總課程中，中學課程占30門，比例更是高達53.6%。

　　第二類是西方自然科學。文會館之所以增設西學課程，除滿足當時的社會需求之外，還與校長狄考文的自身興趣有關。狄考文在美國讀書時，受啟蒙老師影響，對理化課程較有興趣。來華后，他對中國教學體制逐漸熟知，深知中國教育內容之缺陷，便提出一套完整的教學改革主張，認為:西方諸國之所以強于中國，是因為“皆以算學為要”“以算學為開導心思之法”;若中國欲培養一流的人才，應開設代數、幾何等能鍛煉學生邏輯和思辨能力的實學課程。[14]

　　2351873年，學校開設“幾何學”“物理學”等課程，隨著學生西學知識漸長，又相繼增設“代數”“三角”等課程。大致來看，其課程內容是逐級增多，且難度增大。備齋所開設的課程，重點是數學基礎知識，如“分子”“心算”“筆算數學(上)”“筆算數學(中)”“筆算數學(下)”。進入正齋后，不僅開設高等數學，如“代數備旨”“形學備旨”“圓錐曲線”“八線備旨”，還開設其他自然科學課程，如“測繪學”“微積分”“化學辨質”“量地法”“航海法”“格物(聲、光、電)”“代形合參”“物理測算”“化學”。當時，文會館開設西方自然課程，面臨來自傳教士群體內部的壓力。

　　不少傳教士以《圣經》為武器，批判這種行為，強調“上帝并沒有賦予這種手段去宣傳福音”，宣傳自然科學反而阻礙了福音的傳播。[13]5狄考文則駁斥說，考慮到西學知識在中國社會的現實需求，應該用這種間接手段為學生提供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知識，“基督教傳教士不但有權利開辦學校，講授科學，而且這也是上帝賦予他們的使命”，西方自然科學是“上帝特別賦予教會打開異教邪說大門的工具和爭取人們信仰福音的手段”;“中國與世隔絕的日子屈指可數，不管她愿意與否，西方文明進步的潮流正朝它涌來，這種不可抗拒的潮流必將遍及全中國。”

　　[13]4故文會館正齋所開設的56門課程中，數學等西方自然課程達10門之多。第三類是西方人文與社會科學。狄考文認為“四書”“五經”等傳統儒學典籍，內容空泛，而非“實學”，所謂“實學”即“周知天下之事，而遍格物之理也”，而“各國之史鑒”則是“欲盡學萬事萬物之理”之途徑。[14]236雖然說史鑒課程在中國傳統教育中早就有之，但內容“不過仁、義、禮、智、孝、悌、忠、信耳”，對于別國的歷史傳統則無記載，故應加強對這方面內容的學習，“凡欲求學問之全備者，皆不可不學。”[14]

　　236如文會館除開設通史等人文課程之外，還開設“心靈學”“是非學”和“富國策”等社會科學課程，相關研究表明這三門課程“可能是在中國教育系統中最早開設”[15]。值得一提的是，學校另率先開設音樂類課程。狄妻邦就烈分門別類，循序漸進，編輯《樂法啟蒙》《訓兒真言》等教材，教授樂理，啟迪思想。文會館之所以開設如上三種類別的課程，與其辦學宗旨有關。學校推崇“完全教育”之理念，認為“完全徹底的標準性教育，是塑造人格的基本要素”，而欲達此目標，須實行中西學并進的課程設置。

　　如其正齋開設的56門課程中，內有西學課程20門、中學課程30門、宗教理論6門;備齋共開設23門課程，其中西學課程8門、中學課程9門、宗教理論6門。可見其課程設置之全面及平衡的特點。開設中西并存的課程，需要類型各異的教材。中學課程教材沿用中國的“四書”“五經”，從而較易獲得。

　　但西學教材大都臨時尋覓，多是傳教士根據西文原本翻譯整理，缺少針對性和目的性。在這時，一些傳教士開始走向聯合工作，組建教育團體，合作出版西學書籍。基督教差會附設的印刷所，也出版部分西學教材，成為教會學校所用教材的主要來源渠道。那么，這些教材的質量又如何呢?當時傳教士認為這些教材“內容上過于詳盡，結構安排上也太復雜。教材里的例證和公式不能解決實際問題，既沒有為中國學生量身定做，也不適合教學使用”“根本不是什么教科書，只是些宗教傳單。”[16]

　　550在這種情況下，部分傳教士只能根據各自學校的實際情況編寫教材，“在短時間內，日夜趕快編寫教本的材料自然是以西籍為根據。或是逐字翻譯，或是加以改編。”[17]文會館的西學教材編寫，正是在這種教學背景下起步的。狄考文來華途中，攜帶了不少西學書籍，加之在美國國內時從事過教育工作，所以早就懷揣開設學堂并編寫教材的想法。[6]50抵登后不久，考慮到語言不通，狄考文在學校開設的課程只能局限于中學范圍。

　　1868年，狄考文增設算學課程，親自教授，但苦無教材，于是便據西文原本，結合自己的教學經驗，編寫《算術學》一書，供學生學習使用。后來，該教材經上海美華書館出版，一經發行，便取得成功，時人講“該書銷量無法統計”“整個帝國都在使用”[18]。在自然科學教材上，狄考文還組織編寫《心算數學》《代數備旨》《基礎代數學》《高級代數學》《理化實驗》《理化全書》《電氣鍍金》《測繪全書》等，搜羅宏富，措辭簡明，深受學生歡迎。[6]

　　5有時，文會館師生也根據自己的教學或學習心得，或與校長狄考文合作，或個人編寫，發行后也有不小的市場。如鄒立文和狄考文合作編譯的《筆算數學》，計有三卷本，1892年初次發行，之后修訂重印達30余次，可見其影響之廣泛。再如文會館第三任館主赫士編寫的《對數表》《聲學揭要》《熱學揭要》《光學揭要》《天文揭要》《天文初階》，文會館學生王錫恩和張松溪編寫的《實用天文》《力學測算》《勾股演算》《勾股題鏡》和《八線備旨》等，均公開發行，在教會學校和公立新式學堂中廣泛使用。

　　此外，登州還是美國長老會和南浸信會的活動基地，不少傳教士來此接受短期培養后奔赴各布道站傳教。在登短暫居留期間，這些傳教士有時受文會館邀請，前去兼職教學，借機編寫一些教材，如南浸信會教士高第佩為學校編寫《官話語法》和其他教材。[19]登州文會館編寫的這些教材，有幾個顯著特點。其一是使用中文編寫。設學起初，之所以使用中文編寫教材，主要目的還是便于中國學生接受。但隨著中國通商口岸的增多，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廣泛設立各類廠礦，需要新型人才為其經濟侵略服務，而精通英語則是錄用人才的重要考量之一。

　　因此，學校編寫英文教材，開設英文課程，利于畢業生就業，也迎合時代發展的趨勢。但是，文會館在登州設學40年，一直堅持用中文教學。何以如此，狄考文認為受教育的對象是中國人，這些人要在中國生活并為中國服務，只有熟悉本國語言，才能成為人民的領袖。[20]文會館不僅要求教師授課時使用官話，還制定規章制度，約束學生在校交流時亦使用官話。如學生建立的團體組織“辯論會”，其規章明確規定:“凡論說純用官話，不得夾用文言或土話”“凡言論有用文言或土話者，各罰金20文。”[6]62其二是貼合中國學生的學習特點。

　　1877年，狄考文在基督教在華傳教士第一次聯合大會上，被推舉為“學校教科書委員會”委員，負責編寫教會學校教科書。當年10月，他在英文雜志《教務雜志》上發文，探討西學教科書的編寫原則及方法，實際上這是對文會館教材編寫經驗的總結。他指出，編寫教科書，既要重視理論方式，也要舉例解釋，輔以問題與解答，體現出教材講解上的系統性。[21]

　　在晚清，文會館根據課程設置實際而編寫西學教材，可以說既符合時代之需，成為西學教材的重要來源渠道;又因其切合實際，學法得當，從而流傳較廣，為新式學堂普遍采用。“各地書院多樂于采用作教科書，各校教員也用來作為教學的參考”[22]，“為教會、國家所歡迎者”[6]5。1890年，基督教在華傳教士第二次聯合大會改組“益智書會”為“中華教育會”，推舉狄考文為會長，責其統籌編制中英文術語翻譯工作。在實際工作中，狄考文另具體負責算術、代數、幾何、三角、測量、航海、解析幾何、微積分、水、空氣、熱電、蒸汽、天文、印刷、機械和工具等術語的編制任務，這從側面印證了文會館在西學教材編寫上的貢獻。

　　三、“蹤跡遍及十六行省”:文會館與新式師資培養

　　近代中國之所以落后，一個原因即是缺乏實用人才，特別是匱缺培養該類人才的師資。文會館通過奉行全面教育，教授學貫中西之內容，注重動手實踐之教學方法，強調德育發展之人格塑造，為晚清提供了不少新型實用人才。特別是，學校不少畢業生走上教育崗位，散播西學，傳授新知。據統計，文會館自1877年畢業首屆學生，至1904年搬遷至濰縣，計培養出170名學生，加之并校之后的前四屆畢業生共208人，“蹤跡所至，遍十六行省;治事之區，達十大公會，應國家學堂之聘者百之二十，應教會學堂之聘者百之四十;教士百之九傳道百之八，譯員、主筆、商人、醫士各百之五;其在鐵路、郵局、海關干事者僅十數人。”[6]

　　4由之可見，從事教育工作的畢業生比例最高。

         四、結語

        1941年，主持西南聯合大學校務的梅貽琦在《清華學報》回溯中國大學之起源時說:“今日中國之大學教育，溯其源流，實自西洋移植而來。”[25]梅貽琦的這篇文章，雖指出中國現代意義的大學系師從西方，但對于該“移植”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是中國人主導還是西方人輸入的，卻無定論。在這點上，與梅貽琦同時代的周予同曾云:“中國新教育的出現，是外鑠的而不是內發的，是被動的而不是自主的。”[26]8何以“外鑠”“被動”，周予同這樣解釋說:“新教育產生的原因實由于與西洋文明相接觸之故。

　　從明末以來，西洋文化直接輸入中國，當時擔任這輸入工作先鋒的，一為宗教，一為商業”，“西洋教士更憑籍條約的保護，深入內地傳布教義，且往往設立學校與醫院，以吸引下層社會。中國現代班級制的學校的創立，始于外國來華傳教的教徒，乃是當時無疑的事實。”[26]9-10在上述歷史情景之下，登州文會館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之下于山東創設，并在晚清和民國的政治飄搖中歷經近百年的嬗變:1864年蒙養學堂初建，1877年更名為登州文會館;1884年，坐落在賓夕法尼亞州的美國長老會總會批準學校升格為大學的申請;1904年，膠濟鐵路建成通車，文會館地處登州一隅，其交通不便之弱勢更為顯現，長老會借機將文會館遷至濰縣與英浸禮會設在青州的廣德書院合并，易名為廣文學堂;1917年，廣文學堂遷往濟南，與青州的神道學堂及濟南的共和醫道學堂并為一處，更名為后來飲譽海內外的齊魯大學。

　　在登州的建校發展歷程中，文會館分齋授課，按級遞升，在學制體系、教學方法、教學理念，乃至課程設置、教學內容、師資培養上均呈現出學制體系制度化和培養學生師資化之特點，完成了中國傳統書院向現代高等教育的初步轉型，刺激了現代教育體制及機構在中國本土的萌發，一定程度上可視之為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的起源性大學。緣此，山東巡撫袁世凱借鑒文會館辦學章程《登郡文會館典章》之相關規定，上折倡導教育革新，又延請時任文會館監督的赫士率一批師生趕赴濟南任教，以文會館的辦學實踐為藍本，制定學堂條規，厘定教學內容，設計教學方法，使得山東大學堂的正式運行有了可能。

　　山東大學堂因之成為第一所京外官辦高等學府，其辦學章程對彼時全國新式高等教育的設立起著制度示范作用而被稱之為中國最早的大學章程。概而言之，文會館在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建立及發展的歷史中作出了如下三方面貢獻:其一是其分科教學，學校分齋教學，傳授西學西知，迎合了晚清高等教育從傳統學宮書院向現代大學的轉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之為分科型大學的雛形;其二是新式教材編寫，學校據西文原文教程，融入具體教學實踐，把握中國人學習特點，編輯出版理、化、生、算等西學課程用書，不但為基督教學校使用，也為晚清新式學堂采用。

　　其三是其新式師資培養模式，學校在育人中秉承“完全教育”理念，強調用中文傳授西學，這樣培養出的學生擇業時不會選擇對英語要求較高的行業，而會從事教習中國學生的基礎和高等教學機構，所以文會館的畢業生不僅為教會學校所用，且為清廷官辦新式學堂充當了西學師資。對于此“無疑的事實”，值得學界給予更多的學術探討。

　　教育論文范文閱讀：論我國高等教育學的學科危機及其范式改造

　　摘要:消極的教育學學科認知、思辨為主的傳統研究范式、低效的學科績效以及行政化的大學管理等多重因素導致我國高等教育學陷入危機‍‌‍‍‌‍‌‍‍‍‌‍‍‌‍‍‍‌‍‍‌‍‍‍‌‍‍‍‍‌‍‌‍‌‍‌‍‍‌‍‍‍‍‍‍‍‍‍‌‍‍‌‍‍‌‍‌‍‌‍。但是，從本質意義上說，高等教育學的危機反映理論品質的缺陷及其導致的學科獨立性和獨立發展能力的不足，而學科文化的匱乏則在深層次上強化這種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