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微觀經濟學理論指出，資本配置在完全競爭市場條件下能夠達到理想的帕累托最優狀態。現實社會中或多或少的干預因素使得資本錯配問題存在于各個國家的各種所有制經濟中。本文以國有企業為研究對象，結合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構建了資本錯配測算的理論模型，在此基礎上通過面板數據固定效應模型測算資本和勞動的產出彈性，得到境外上市(實驗組)與境內上市(對照組)國有企業的資本錯配指數，通過對比分析發現:(1)境外上市國有企業的資本錯配程度顯著低于境內上市的國有企業;(2)與境內上市相比，香港上市國有企業的資本錯配程度更低;(3)近些年，境內上市國有企業的資本錯配程度低于香港與美國交叉上市的國有企業;(4)與在香港與美國交叉上市的國有企業相比，香港單獨上市國有企業的資本配置效率更高。

　　〔關鍵詞〕境外上市國有企業資本錯配行政干預高質量發展資本配置效率

　　引言

　　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改革開放歷程中，國有企業肩負著促進中國經濟發展、推動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使命，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載體。從微觀經濟學角度看，資本配置在完全競爭市場條件下能夠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但其只是一種理想化狀態。現實社會中或多或少的干預因素使得資本錯配問題存在于各個國家的各種所有制經濟中。雖然國有企業已歷經數十年改革，但其市場主體地位尚未真正確立，不健全的制度導致資本運行效率偏低，在政府政策的扶持下國有企業能夠以低于市場價格的利率獲得信貸支持，使資本市場競爭機制被打破，產生資本錯配問題。

　　國有企業論文范例：國有企業稅務管理工作突出問題及解決策略

　　2015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中明確提出，“大力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上市，創造條件實現 集團整體上市”。那么，鏡外上市與境內上市國有企業的資本配置效率是否存在差異?國有企業到境外上市是否顯著提高了其資本配置效率?在不同地點上市國有企業的資本錯配程度如何?本文將對這些問題展開研究。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重要載體，國有企業資本配置問題與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目標的實現息息相關。充分把握境外上市與境內上市國有企業資本錯配程度的差異，有利于促使國有企業在境外上市進程中做到有的放矢，更好地服務于經濟發展。

　　本文研究的意義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1)厘清境外上市與境內上市國有企業資本錯配程度的差異，為國有企業境外上市地點選擇提供有價值的參考，保證國有企業在境外上市過程中準確規避風險，順利開展國際化經營，對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改革進程，助力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目標具有現實意義;(2)對促進國有企業提高效率，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矛盾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1文獻回顧

　　本文對比分析境外上市與境內上市國有企業資本錯配程度的差異。關于錯配程度的測度方法，目前學術界尚未達成共識。Restuccia和Rogerson(2013)[1]將其概括為直接測度和間接測度。

　　其中，直接測度方法指的是對投入要素扭曲程度進行測度，表示單位要素邊際產出的不對等程度;間接測度方法則是對扭曲表征的結果進行測度，用實際結果(常用全要素生產率、市場化指數等)與最優狀態的偏離程度表示。在直接測度資源錯配程度的研究中，Hsieh和Klenow(2009)[2]的研究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其用稅收或補貼引起的資本和勞動產出增加的相對比例衡量要素的扭曲程度(要素錯配)。借鑒Hsieh和Klenow的研究，祝樹金和趙玉龍(2017)[3]、孟輝和白雪潔(2017)[4]、王亞星和李敏瑞(2017)[5]分別運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光電上市公司數據、境外投資企業名錄數據對扭曲程度進行測度。此外，在直接測度的研究成果中Aoki(2012)[6]的研究也極具代表性，Aoki在假定資本和勞動存在線性稅收關系的基礎上構建摩擦系數對錯配程度進行衡量。

　　張屹山和胡茜(2019)[7]在此基礎上引入要素質量，對要素扭曲程度進行了測度。在間接測度資源錯配程度的研究中，蔡昉等(2001)[8]用農業勞動力比重與產出的比值衡量勞動要素錯配;聶輝華和賈瑞雪(2011)[9]、Barteslman(2000)[10]、Brandt等(2013)[11]用實際全要素生產率與最優狀態下全要素生產率偏離程度對資源錯配進行測度;張杰等(2011)[12]、林柏強和杜克銳(2013)[13]以要素市場扭曲指數對要素錯配程度進行了度量。綜合來看，直接測度法關注要素投入過程，而間接測度法則將要素投入過程視為“黑箱”，其關注的焦點為要素投入結果。相比之下，直接測度方法對資源錯配衡量的準確度更高。基于此，本文通過直接測度方法對國有企業的資本錯配情況進行測度。

　　2資本錯配程度測算

　　2.1資本錯配程度測算的理論模型

　　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作為經濟活動中應用最為廣泛的一種函數常用來刻畫企業的生產行為，施炳展和冼國明(2012)[14]、盛仕斌和徐海(1999)[15]、Hsieh和Klenow(2009)[2]、趙自芳和史晉川(2006)[16]、楊帆和徐長生(2009)[17]、白俊紅和劉宇英(2018)[18]、李思龍和郭麗虹(2018)[19]等均以該函數為基礎，對企業資本錯配程度進行分析。

　　2.2樣本與指標情況說明

　　2.2.1關于樣本情況的說明

　　根據國泰安數據庫提供的數據，1991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共有108家國有企業在境外證券市場上市，88家國有企業到香港(H股)和美國上市(N股)，其中2008年之前上市的國有企業共65家。本文以2008年之前在香港和美國上市的國有企業為研究對象，根據數據的可獲得性與連續性共選取57家國有企業作為實驗組。

　　2.2.2變量的說明

　　(1)被解釋變量(Y):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中，Y表示產出，具體到企業層面，企業的主營業務收入與產出量呈正比例關系，即企業主營業務收入越高通常表明企業產出水平越高。本文參照施炳展和冼國明(2012)[14]的研究，以企業的主營業務收入作為企業產出的代理變量。(2)資本投入(K):資本即為生產過程中要素市場中的資本投入，根據孟輝和白雪潔(2017)[4]的研究，以企業的資產總額表征資本投入情況。(3)勞動投入(L):參照盛仕斌和徐海(1999)[15]、施炳展和冼國明(2012)[14]、孟輝和 白雪潔(2017)[4]的研究，本文以企業員工數代表勞動投入情況。此外，式(4)中R為資本的租金率，本文參照Hsieh和Klenow(2009)[2]、龔關和胡關亮(2013)[21]、祝樹金和趙玉龍(2017)[3]的研究，將資本的租金率設定為10%①。另外，式(4)中工資率(w)和勞動投入(L)的乘積可以用企業資產負債表中報告的應付職工薪酬作為近似替代變量表示。

　　2.4參數估計

　　本部分研究的重點在于得到國有企業生產過程中資本和勞動的產出彈性，本文從全樣本、實驗組與對照組3個維度對其進行測度。

　　3資本錯配程度比較分析

　　根據上市地點對相應實驗組和對照組國有企業資本錯配程度求取算術平均值，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區分不同上市地點國有企業資本錯配狀況，分別從境外上市與境內上市、H股上市與A股上市、H+N股上市與A股上市、H股上市與H+N股上市4個維度對比分析國有企業資本錯配程度差異③。整體上來看，境內上市國有企業資本錯配程度最高，為0.7444;H+N股交叉上市次之，為0.7433;境外上市國有企業資本錯配程度最低，為0.6517。即從整體上看，國有企業境外上市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資本錯配程度。

　　4結論與啟示

　　通過對比境外上市與境內上市國有企業的資本錯配指數可得如下結論:(1)從企業層面看，境外上市國有企業資本錯配指數變動較之境內上市國有企業的穩定性更強，且境外上市國有企業資本錯配程度顯著低于境內上市國有企業;(2)具體到不同的上市地點看，與A股上市相比，H股上市國有企業資本錯配程度更低;境外交叉上市國有企業資本錯配程度與A股上市國有企業資本錯配程度呈交錯變化特征，且近些年A股上市國有企業的資本錯配程度低于H+N股交叉上市的國有企業;對比分析H股上市與H+N股上市國有企業的資本錯配指數，可知境外交叉上市國有企業資本錯配程度高于單獨在H股上市的國有企業。

　　結合本文的研究結論，國有企業為提高資本配置效率，糾正資本錯配現象，需要從如下幾個方面入手:(1)借鑒香港、美國證券市場的經驗，逐步擴大資本市場開放程度，逐步促進中國證券市場與國際通行標準接軌;(2)國有企業需要慎重選擇境外上市地點。研究結果表明，在香港證券市場上市國有企業的資本配置效率最高，而在香港和美國交叉上市國有企業的資本配置效率并不理想，由此便要求國有企業選擇境外上市地點時率先考慮香港證券市場;(3)中國政府需要積極引導國有企業到境外發達的證券市場上市，逐步減少行政和政策因素對資本配置的干預，充分釋放市場活力，讓市場在資本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讓“僵尸”企業及時退出市場。

　　參考文獻

　　[1]RestucciaD，RogersonR.MisallocationandProductivity[J].ReviewofEconomicDynamics，2013，(1):1～10.

　　[2]HsiehC，KlenowPJ.MisallocationandManufacturingTFPinChinaandIndia[J].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2009，(4):1403～1448.

　　[3]祝樹金，趙玉龍.資源錯配與企業的出口行為———基于中國工業企業數據的經驗研究[J].金融研究，2017，(11):49～64.

　　[4]孟輝，白雪潔.新興產業的投資擴張、產品補貼與資源錯配[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7，34(6):20～36.

　　[5]王亞星，李敏瑞.資本扭曲與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以全要素生產率為中介的倒逼機制[J].財貿經濟，2017，38(1):115～129.

　　作者：喬敏健1，2高子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