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是中國共產黨黨內較早重視農民主體性問題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他從農村自身發展、帝國主義入侵、歷史土地問題、狹隘的村落主義和鄉土主義等方面揭示了近代中國農民主體性缺失的問題，從太平天國運動及紅槍會等農民實踐經驗中看到農民主體性的覺醒及其發揮的歷史作用，并提出一系列如“耕地農有”“組織起來”“精神解放”等農民主體性思想的實現途徑，同時也認識到農民主體性發展的歷史局限，需要通過革命組織、青年引導等措施促進其主體性的發揮，從而實現農民自身的真正解放‍‌‍‍‌‍‌‍‍‍‌‍‍‌‍‍‍‌‍‍‌‍‍‍‌‍‍‍‍‌‍‌‍‌‍‌‍‍‌‍‍‍‍‍‍‍‍‍‌‍‍‌‍‍‌‍‌‍‌‍。

　　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要求堅持農民主體地位，切實發揮農民在鄉村振興中的主體作用，調動億萬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 鄉村能否全面振興，關鍵在農民這一實踐主體的智慧和力量。 而農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實踐生產生活中所表現出的自覺性、自主性、能動性、創造性，正是農民主體性的重要特質。

　　以史為鑒，開啟李大釗關于農民主體性思想的歷史考察對于當下農民主體地位的確立、鄉村振興戰略的實現具有重要參考意義。

　　一、“迷信的遮蔽”——近代農民主體性的缺失

　　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中，始終存在著阻礙人類實踐活動中獨立選擇、能動創造的因素，造成人的主體性被遮蔽。 近代中國農民所面臨的問題、所處的境況就是其主體性被遮蔽的緣由。 李大釗從這里破題，揭示近代中國農民主體性缺失的狀況。

　　(一)近代農民主體性缺失的外在表現

　　農村衰敗是近代農村社會最大的問題，是農民主體性發揮的限制因素。 首先，農村經濟落后，農戶日益減少，土地作為生產資料被大量拋荒，農民在經濟上始終處在被動地位，因此，農民主體性發揮的經濟基礎缺失嚴重。 其次，政治上極端不安定，“中國農村的黑暗，算是達于極點”，農民在政治上服從權威式統治，幾無自主性可言。 最后，文化教育落后日益嚴重，“農村的教育機關，不完不備”，加之傳播現代知識的氛圍尚未形成，農民文化主體性深處閉塞和蒙昧的狀態之中。

　　農民破產最為顯見，并隨社會劇變日甚。 在李大釗看來，農民破產的直接表征是農民生活日益貧困化，農民大量失地而流于都市，為兵、為匪，或為反動軍閥所利用。 因此，農民破產問題亟待解決，否則農民主體性的發揮會受到極大限制。

　　農業落后直接加劇農村社會問題。 “現今的中國農業不但沒有進步，而且卻有退步”，農業生產規模小，多粗放經營，一旦遇天災或戰亂，土地便大量荒廢。 農業落后勢必會影響農民的思想狀況，滋生狹隘的鄉土主義，進而阻礙農民主體性的發揮。

　　(二)近代農民主體性缺失的成因分析

　　1.帝國主義的侵略加深近代“三農”危機

　　帝國主義侵略是近代農民主體性缺失的重要因素。 李大釗指出，近代農民起義基本原因在于帝國主義侵入和農民破產，農民喪失了生產資料，“淪為流氓無產階級，目前境況十分危機”; 帝國主義對農民起義進行鎮壓，屠戮革命農民，并參與中國內戰，“使這些流離失所無地可種的農民犧牲于戰亂之中”，同時借軍閥“來保護自己利益，削弱競爭”。 帝國主義對中國農村社會造成了嚴重影響，使得農民生活惡化、生產破壞。

　　2.歷史上“平均地權”引發近代土地及社會問題

　　主體性強調主客體之間的關系，而對農民來講，首要的客體就是土地。 農民和土地的傳統關系表現為農民對土地的依附關系，這種依附關系又進一步演化為農業的生產分配、農村階級的分化分層、農民的流動等問題，而恰是這種依附性遮蔽了農民在經濟方面主體性的發揮。 李大釗對周秦以來的平均地權運動作了歷史考察，認為自耕農等租種田畝數逐漸減少，中農破產、土地兼并趨勢加劇。 他還對河南滎陽等縣農家的社會、經濟、生活狀況進行調查，認為大多數最困苦的階級是自耕農與佃農。 幾千年封建土地制度的延續直接導致農村貧富差距擴大、階級矛盾加深、社會問題頻發。

　　3.近代封建勢力統治的延續造成農民極端貧困

　　基于土地依附關系的自然經濟是封建統治的基礎，帝國主義的入侵雖造成了自然經濟的解體，但并沒有從深層次上瓦解封建統治的基礎。 農民在土地依附關系的基礎上進一步依附于封建生產關系，依附于傳統的村落共同體或家族共同體，農民主體性在這種依附性關系中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發揮。 地主階級通過各種方式來榨取農民，維護封建的政治秩序、生產方式、文化生態。 近代軍閥混戰的實質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爭斗，民國后戰亂不斷、農民飽受壓迫，也是封建生產關系延續的結果。 農民承受各種形式的經費轉嫁，加之農村經濟破壞狀況無法得到根本改變，使得農民始終處于被支配地位。

　　4.狹隘的村落主義和鄉土主義造成農民社會心理的消極狀況

　　李大釗對于農民問題的關照也體現在對農民心理結構、思維方式的研究。 “落后的農業經濟反映而成一種農民的狹隘的村落主義、鄉土主義”，這種消極的社會心理是近代中國農民文化主體性缺失的原因之一。 農民社會心理最突出的特點是對政治的冷淡。 李大釗指出，中國農民保守性重，他們在無情、愚昧、忍耐、服從等種種惡習中沉淪，除事關自己利益的事情，其余基本不關心。 此外，盲目排外、迷信、小團體主義、傳統村落主義等消極心理因素，也極“易受軍閥土豪的利用，以致農民階級自相殘害”。

　　近代以來，雖然古老中國歷經變動，卻由于上千年傳統形成的巨大歷史惰性，其變動影響有限。 農業經濟動搖下，在政治上首先崩潰的是以家族為中心的社會制度。 個人要求解放的訴求日益增長，伴隨西方自由主義、個性主義思潮的影響，近代農民主體性缺失問題就越發凸顯。

　　二、“光明的道路”——近代農民主體性的覺醒

　　近代中國農民的反抗斗爭從未中斷，從某種程度來說，這些反抗斗爭基本是自發的，且20世紀20年代前均未獲得最終成功。 究其原因，主體性缺失不可忽視。 李大釗通過對近代中國農民運動的深刻反思，意識到中國農民主體性已經局部覺醒，找到農民主體性發揮發展的“光明的道路”。

　　(一)太平天國運動中農民主體性的覺醒

　　太平天國起義的主力軍是無地農民，“破產的農民是起義的基本力量，而且這個因素正逐漸演化為廣泛的國民運動”。 中國內戰的延續對“被壓迫工農群眾的覺醒”起到一定促進作用，農民會逐漸意識到“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之路才是唯一的求生之道”。 由此，具有民族思想的農村青年們，開始號召和團結“那些種田燒山不能自給的農夫，破產實業的手工業者，以及那些因為賄賂公行而進身無路、落地不平的士子起來，恢復他們的民族的國家了”。

　　由此，李大釗認為太平天國運動顯示了農民在革命基本力量中的主體地位，也顯示了農民階級想要沖破牢籠、實現自身解放和民族解放的主體性訴求，農民是未來廣泛國民運動的基礎。 太平天國起義就是農民自身主體性發揮的最初嘗試，盡管這些農民沒能認清“洋兄弟”的本質而最終走向失敗，卻讓后繼革命者認清了帝國主義的本性，并且為農民的自身解放提供了現實可能性。

　　(二)魯豫陜等省紅槍會運動中農民主體性的覺醒

　　紅槍會是農民自發組織反抗壓迫統治的自衛武裝，內部人員復雜、組織紀律差、武裝落后、迷信色彩濃厚，基本沒有統一的領導和組織。 他們勇敢奮斗，卻存在一定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 ”后來的許多農民協會就是在其基礎上轉化而來的。 李大釗深入研究后認為，紅槍會在打擊軍閥勢力的同時還反對與洋人謀求和平。 因此，作為革命者，紅槍會需要一定的啟蒙加以導引，讓其明確自身“在國民革命運動中的地位和責任”，由此褪去蒙蔽，打破限制，變舊式的紅槍會為現代武裝農民自衛團。

　　(三)大革命中農民主體性的覺醒

　　大革命時期，雖然政府允許組織農會，然而舊式農會基本是地主及富農維護其反動統治的工具。 鑒于革命形勢的發展，大革命能否取得成功要看無產階級是否能夠以及如何領導農民進行革命斗爭，關鍵在于能否真正激發農民對革命的積極性、主動性。

　　李大釗認為，農民運動的第一工作應該是組織農民協會。 這里的農民協會是依靠貧雇農組織的，是強調要農民自己組織起來，在解放自己的基礎上建立。 “只有農民自己組織的農民協會才能保障其階級的利益”。 加之對舊的農民組織的改造，這一時期農民協會數量增加，革命情緒空前高漲，有力地配合了北伐軍的大量農運工作。

　　由是觀之，中國農民一定程度上已經覺醒，知道“只有靠他們自己結合的力量才能從帝國主義和軍閥所造成的兵匪擾亂之政局解放出來，這樣的農民運動中將形成一個偉大的勢力。 ”“光明的道路”已然顯現，接下來要做的就是沖決網羅，靠自己的努力實現解放。

　　三、“真正的解放”——近代農民主體性的實現

　　李大釗不僅注重歷史研究，更在實踐中積極探尋解決農民主體性問題的實現途徑。 他從經濟、政治、文化等多方面提出了實現農民主體性發揮的主張。

　　(一)“耕地農有”——農民主體性實現的經濟基礎

　　通過對歷史土地問題的分析，李大釗將土地制度的變革作為農村經濟振興的前提和保障。 他認為，土地問題是農民問題的核心，是打破困境、激發主體性的關鍵節點，因此，“‘耕地農有’是廣大的貧農所急需要求的口號”。 通過土地問題的解決，能夠推動農村生產力的解放，進而改善農村經濟狀況和農民生活條件。 因此，他提出以革命方式來解決農民土地問題，調動農民階級積極性。

　　李大釗指出，國民革命政府成立后，若能實行“耕地農用”，“使小農場漸相聯結而為大農場”，經營方法由粗放向集約轉變，則“歷史上久久待決的農民問題，當能謀一解決”。 他還提出，農民在獲得土地后，當由其自由經營，充分發揮他們生產的積極性、主動性。

　　(二)“組織起來”——農民主體性提高的政治保障

　　李大釗對鄉村所蘊藏的社會變革力量特別重視。 他以階級斗爭的思想來分析和看待農民問題，提出提升農民階級意識，并幫助農民發展自己的組織。 他認為，農民階級是革命性的階級，應該使其明了自身的階級地位，“把他們鄉土觀念，漸漸發展而顯出階級的覺悟”。

　　為有效啟發農民的政治組織意識，李大釗指出，首先要注重對農民群眾進行民主和革命思想的灌輸，啟迪他們的政治覺悟，其次，倡導能夠真正發揮農民主動性的農民協會的建立，將組織“農民協會”作為解決農民問題的一件大事。 當農民階級覺悟得到提高時，農民將成為中國農村社會變革的偉大主體力量。

　　(三)“精神解放”——農民主體性確立的文化導引

　　任何社會變革，在深層次上都是思想觀念的變革。 李大釗認為，一切問題的解決，必須把人從各種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 農民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放。 李大釗由此提出了“精神解放”的總體思路與具體實施辦法，尤其是要正確引導農民的思想觀念。

　　農民在思想觀念層面，主要有狹隘的人種偏見和“真主”期盼意識兩種思想。 對于這些思想，應該給予合理解釋和必要的啟蒙引導。 李大釗指出，對于前者，要通過合理解釋使其認清帝國主義本質，將偏見轉移為實際的反帝運動，“以漸漸的消滅他們狹隘的人種的見解”。 對于后者，要經過啟蒙引導使其意識到只有自己團結起來，自己解放自己，才是生活安定的唯一出路。 唯有如此，才能避免走錯路和蹈襲失敗的覆轍，“才能脫去那落后的迷信的蒙蔽”，實現精神的解放。

　　總而言之，真正的解放是主體性實現基礎之上的解放。 真正的解放“是靠自己的力量，抗拒沖決，使他們不得不任我們自己解放自己。 ”“是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從那黑暗的牢獄中，打出一道光明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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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結語

　　李大釗從歷史發展考察了近代中國農民主體性的若干問題，對研究中國農民主體性的理論與實踐提供了重要參考。 對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尤其對新時代下鄉村振興中農民主體地位的確立都有著重要意義，也為新時代“三農”問題的解決提供了重要借鑒。

　　當前鄉村振興事業如火如荼，能否真正激發農民主體性關系事業成敗。 農民主體性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得到確立、釋放之后，將展現巨大的社會發展潛力，農民將自由地運用自己的智慧在實踐的基礎上發揮自身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投身鄉村振興的偉大事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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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田云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