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開放的經濟中，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與對外開放共同作用于產出和物價。時變參數TVP-VAR模型的實證結果表明，擴張的中期借貸便利使得產出先降低再升高，通貨膨脹上升。擴張的國家財政支出則展現出時變特征，提升產出的效果越來越弱甚至變負并使通貨膨脹上升。同時外貿依存度和資本流動自由度的提高均對提高產出和控制物價有積極作用。因此，應繼續發揮新型貨幣政策工具的作用，逐漸減少對財政支出刺激經濟的依賴，繼續堅定不移擴大開放，促進貿易發展，使資本流動更加自由。

　　[關鍵詞]中期借貸便利;國家財政支出;外貿依存度;資本流動自由度

　　財務方向評職知識：財政監督屬于幾類期刊

　　財政監督是財經方向的省級期刊，是2008年版的北大核心期刊，財政監督知網(2017版)復合影響因子：0.188，(2017版)綜合影響因子：0.096，由此可見財政監督雖不是核心期刊，但是具有的影響力還是很高，也是財經方向人員評職稱單位認可的期刊。

　　一、引言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均具有產出效應和價格效應。對外開放也會影響價格和產出。因此在開放的經濟中，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與對外開放需要兼顧。一方面，貨幣政策與對外開放共同影響產出和價格，其共同作用主要發生在匯率渠道。貨幣政策引起匯率的變化，進而導致對外貿易、資本流動的變化，而貿易開放度與金融開放度也影響對外貿易和資本流動，進而共同影響產出和價格。另一方面，財政政策與對外開放共同影響產出和價格。財政政策通過影響國內需求、物價并傳導至匯率，導致對外貿易、資本流動的變化，而貿易開放度與金融開放度也影響對外貿易和資本流動，進而共同影響產出和價格。隨著我國貨幣政策工具箱的不斷擴充，以常備借貸便利(SLF)、中期借貸便利(MLF)為代表的新型貨幣政策工具越來越重要，借貸便利工具起到了怎樣的效果呢?在變化的經濟環境中，我國借貸便利和財政支出的效果是否隨時間變化并有什么區別呢?

　　在全球經濟融合，我國更加開放的情況下，貿易和金融開放度的增加對產出和價格會帶來什么樣的影響呢?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對外開放關系到國民經濟發展，對開放經濟中借貸便利和財政支出效果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開放經濟中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研究起源于Mundell[1]和Fleming[2]提出的蒙代爾弗萊明模型(MF模型)。經典的MF模型通過建立開放條件下的宏觀經濟框架，討論了不同匯率制度下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效果。后來，大量的論文進行了實證研究。貨幣政策方面，一類研究關注開放經濟中匯率對貨幣政策的影響。

　　Smets和Wouters[3]建立VAR以及DGE的開放經濟模型進行實證分析，提出在浮動匯率制和通貨膨脹目標下的開放經濟中，匯率對外貿價格產生直接影響，使得貨幣政策傳導到價格更加直接。龔剛等[4]構建了一個開放經濟條件下小國經濟的模型，討論了資本市場開放及匯率固定條件下的貨幣政策，認為在一定制度約束下貨幣政策不會失去獨立性和有效性。李未無[5]建立VAR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發現人民幣實際匯率貶值與我國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一定的虛假相關，可能是因為貨幣供應對二者具有同時影響。

　　袁偉彥和李文溥[6]建立中國經濟的SVAR和DGE模型，認為匯率渠道是貨幣政策傳遞的重要渠道，名義匯率波動對我國產出和通貨膨脹具有顯著影響。張翔等[7]通過SVAR模型實證分析，認為人民幣匯率彈性增強后，“金融加速器”效果被削弱，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將下降。另一類研究關注對外開放度對貨幣政策的影響。早期Romer[8]在研究中就指出對外開放度與通貨膨脹呈負相關。Karras[9]將經濟開放度作為內生變量納入到AS-ISLM模型，利用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后，認為經濟開放度的提高降低了貨幣政策的產出效應，卻增強了貨幣政策的價格效應。

　　裴平等[10]在Karras模型的基礎上改進，利用中國的數據實證分析后得出的結論與Karras不完全相同，而是經濟開放度的提高同時削弱了貨幣政策的產出效應以及價格效應。孫永強等[11]利用VAR-TARCH模型實證分析了資本市場開放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認為資本市場開放在長期和短期均對產出和價格不具有顯著影響，但是卻增加了貨幣政策效果的不確定性。馬勇和陳雨露[12]利用DSGE模型對經濟開放度對貨幣政策產出效應與價格效應兩方面的影響進行分析，認為經濟開放度的提高降低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開放經濟中財政政策效果的研究相對較少，其中陳浪南等[13]利用GVAR模型中的不同貿易矩陣模擬不同的貿易開放程度，實證結果表明隨著貿易開放程度的提高，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逐漸減小。

　　朱軍[14]構建了開放經濟中的中國財政DSGE模型，實證分析認為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較小。還有個別研究將開放經濟中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比討論。卞志村和孫俊[15]利用MSVAR模型實證討論了開放經濟中我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非對稱效應，認為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沖擊均存在非對稱性。陳國進等[16]在DSGE模型中模擬了三種資本賬戶開放水平，實證結果表明隨著資本賬戶開放程度的提高，一方面政府支出的調控效果有所減弱而減稅政策的調控效果有所增強，另一方面貨幣政策的調控效果則有所減弱。在分析對外開放度與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共同作用的研究中，使用的對外開放度度量指標各有不同。一類研究將對外開放度作為參數納入DSGE或VAR的拓展模型，例如馬勇和陳雨露[12]將經濟開放度定義為進口商品占GDP的比例并進行測算，在DSGE模型中改變其參數值來模擬經濟開放度變化的情況。陳浪南等[13]在GVAR模型中利用不同的貿易矩陣模擬經濟開放度的變化。

　　而另一類研究則將對外開放度作為變量納入回歸模型或者VAR的拓展模型，例如裴平等[10]在Karras模型的基礎上進行改進，將經濟開放度作為解釋變量，在回歸中包含經濟開放度與貨幣政策的交互項進行分析。在測算經濟開放度時采用經典的外貿依存度，即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例。而黃武俊[17]在此基礎上分別定義了貿易開放度和金融開放度的變量作為交互項中包含的解釋變量。其中貿易開放度沿用外貿依存度，而金融開放度則使用對外債權和債務總額與GDP的比值。孫永強等[11]設計了資本市場開放的變量，采用(外匯儲備增量-對外貿易順差-外商直接投資)/國內生產總值進行測度。

　　因此，既有研究中經濟開放度的定義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周茂榮和張子杰[18]認為雖然對于經濟開放程度有大量研究，但是從測度方法上來說比較主觀和混亂。梳理對外開放度指標的變化，早期比較流行外貿依存度的指標，后來李翀[19]提出了對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國際投資三方面賦予權重的方法，Kaplan和Aslan[20]則采用五個指標即出口額/GDP、進口額/GDP、進出口總額/GDP、關稅稅率、外匯扭曲指數進行主成分分析，孫永強等[11]則設計了關注資本市場開放程度的變量，由此可知既有研究基于側重點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指標。

　　綜上所述，在研究開放經濟中貨幣政策及財政政策效果的既有文獻中，首先建立DSGE、AS-IS-LM或SVAR/GVAR/MSVAR等開放經濟的模型，討論匯率或對外開放度的改變對政策產出效應和價格效應的影響，但結論并不相同。在對貨幣政策效果的研究中，多采用傳統的數量型指標(貨幣供應量)或價格型指標(利率)作為代理變量。對貨幣政策及財政政策效果的對比研究較少。本文創新點如下:(1)我國貨幣政策工具箱不斷擴充，借貸便利類型的新型貨幣政策工具越來越具有代表性。其中，中期借貸便利(MLF)無論從使用頻率和規模上均非�？捎^，并且在衡量央行貨幣政策的松緊程度時具有代表性。

　　因此采用中期借貸便利(MLF)期末余額數據作為貨幣政策的代理變量;(2)在參數和擾動項方差具有時變特征的TVP-VAR模型中，分別加入中期借貸便利和國家財政支出變量，結合貿易開放度和金融開放度變量，進行對比分析。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節介紹理論框架與研究方法;第三節介紹數據的選取與模型的設計;第四節實證檢驗開放經濟下中期借貸便利與國家財政支出產出效應和價格效應的時變特征，以及貿易開放度和金融開放度對產出和價格的影響;第五節是結論。

　　二、理論框架與研究方法

　　(一)理論框架

　　本文關注貨幣政策的匯率渠道，根據Dornbusch[21]的匯率超調理論，貨幣政策將引起匯率的“超調”，受匯率的影響，對外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會發生變化，進一步影響產出和物價。以擴張型貨幣政策為例，在資本可以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匯率的貶值將導致國際資本的流出，這將對國內經濟的發展產生不利影響。但同時匯率貶值引起的支出轉換效應會增加凈出口，反而會提高產出。貿易開放度和金融開放度的變化也會影響對外貿易和資本流動，從而影響產出和物價。開放經濟中財政政策傳導的理論框架如圖2所示。當財政政策引起國內需求變化時，物價會產生波動，由此引起通貨膨脹的變化及匯率的變化，受匯率的影響，對外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會發生變化，進一步影響產出和物價。以擴張型財政政策為例，國內物價升高引起通貨膨脹上升，本國匯率貶值，這將刺激出口抑制進口，增加資本流出，最終作用于產出和物價。同樣，貿易開放度和金融開放度的變化也會影響對外貿易和資本流動，從而影響產出和物價。

　　三、數據與模型設計

　　(一)變量選取與模型設計

　　變量選取方面，本文選取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IVA)作為產出的代理變量，衡量政策產出效應，選取CPI作為價格的代理變量，衡量政策價格效應。選取中期借貸便利(MLF)期末余額作為貨幣政策的代理變量，選取國家財政支出(G)作為財政政策的代理變量。選取外貿依存度(TOPEN)作為貿易開放度的代理變量，外貿依存度為進出口總額/GDP，選取資本流動自由度(FOPEN)作為金融開放度的代理變量，參考孫永強等[11]以及張翔等[7]的方法，定義資本流動自由度為(外匯儲備增量-貿易差額-外商直接投資額)/GDP，其中GDP采用當季的平均值。上述變量均采用月度同比漲跌率，變量區間為2015年9月至2018年6月。數據來源為Wind數據庫及中經網統計數據庫。

　　四、結論

　　本文建立了開放經濟下借貸便利與財政支出產出效應和價格效應的模型，分別討論了中期借貸便利及國家財政支出的產出效應和價格效應，并對比分析了貿易開放度和金融開放度對產出和價格的影響，結論如下。首先，中期借貸便利(MLF)和國家財政支出作為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工具，具有顯著的產出效應和價格效應。中期借貸便利的擴張使得產出先下降后上升，使通貨膨脹迅速上升。國家財政支出的擴張具有明顯的時變特征，短期內使產出出現上下波動，使通貨膨脹略有下降，但長期來看則使產出出現下降的趨勢，通貨膨脹也轉為上升并在長期內緩慢釋放。這說明在我國貨幣政策工具箱中的中期借貸便利(MLF)，作為資產負債表工具的一種，作用于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即產出和物價，因此中期借貸便利可以在逆周期調節中發揮重要作用，應相機抉擇使用以應對經濟周期。

　　而國家財政支出作為傳統的財政政策工具，其產出效應和價格效應逐漸出現不確定性，以增加財政支出為例，其提高產出的作用越來越弱甚至有可能降低產出，并會在長期推動通貨膨脹，因此在逆周期調節中有必要考慮與減稅等其他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的結合。其次，貿易開放和金融開放對產出和價格產生重要影響。實證結果表明在開放經濟中，貿易開放度和金融開放度的的提高，將使得產出上升，物價下降。原因在于貿易開放度上升，拉動經濟“三駕馬車”之一的進出口增加，將使得產出上升，物價降低。

　　而金融開放度上升，資本流動更加自由，國際投資增加，資本市場的配置更有效，也最終使產出上升，物價降低。上述結論與Romer[8]得出的經濟開放度與通貨膨脹負相關的結論是相符的。驗證了對外貿易的增加和資本流動自由度的上升，對提高產出和控制物價具有積極作用。最后，時變參數向量自回歸模型(TVP-VAR)的實證結果表明，我國的經濟結構逐漸展現出時變的特征，其中財政政策的時變特征更為明顯。在封閉的小型經濟中，參數往往是固定的并且變化不大，但是在開放且不斷變化的經濟環境下，對中國這樣的經濟體的研究有必要考慮時變的因素。JouchiNakajima[22]利用TVP-VAR模擬日本的宏觀經濟進行研究并表現出了很好的效果，本文借鑒其方法利用TVP-VAR建立開放經濟中我國新型貨幣政策工具和財政政策的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在不同的時期，國家財政支出的擴張展現出不同的效果。

　　相對來說，中期借貸便利效果的時變特征并不明顯，但隨著其在應對經濟周期中進一步發揮作用，可能會展現出類似財政政策的時變特征。綜上所述，本文建立了開放經濟下借貸便利與財政支出產出效應和價格效應的模型，實證檢驗了中期借貸便利和國家財政支出效果的時變特征，以及貿易開放度和金融開放度對產出和價格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中期借貸便利和國家財政支出均具有顯著的產出效應和價格效應，相比之下國家財政支出具有時變特征，且對于刺激產出的效果逐漸降低，甚至出現負向效果。外貿依存度和資本流動自由度的上升，對增加產出和降低通貨膨脹具有積極作用。

　　基于上述結論的政策含義如下:首先，在逆周期調節中，貨幣政策工具箱中借貸便利類型的中期借貸便利(MLF)應該繼續發揮重要作用，同類型的常備借貸便利(SLF)、定向中期借貸便利(TMLF)等也可以相機抉擇而使用。相對來說，國家財政支出由于其效果隨時間的推移變得不理想，應該合理使用，并逐漸減少對財政支出刺激經濟的依賴，更多配合減稅等其它積極的財政政策進行補充。其次，因為貿易和金融開放度的變化也會影響產出和物價，所以在開放的經濟環境中，更應關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與對外開放政策之間的協調。而外貿依存度和資本流動自由度的提高對于提高產出和控制物價具有積極作用，因此應堅定不移的繼續加大對外開放的力度。貿易開放方面繼續推動貿易自由化，降低貿易壁壘，鞏固與加強多邊進出口商品及服務貿易。金融開放方面進一步開放資本賬戶，放松資本賬戶流動和交易的限制，使得國際間的資本可以自由流動、投資和交易，不斷推動金融市場的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