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對國內外相關的文獻進行了定量統計，解析了當前的研究熱點，分析了大數據時代科學數據共享面臨的新問題并預測了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研究發現：科學數據共享倫理的研究熱點主要集中在倫理理論、倫理困境、問題成因、治理措施等方面。在大數據時代，科學數據共享面臨著數據邊界擴張、數據結構多樣、數據權益模糊等新的倫理問題，未來研究可以關注數據鴻溝、數據污染、數據隱私、數據異化等問題。

　　關鍵詞：大數據,科學數據,數據共享,倫理,科學共同體

　　科學數據是在領域或學科知識指導下，對研究對象進行抽象和概念化后形成的、以科學證據形式存在的、并用于科學研究活動的原始和衍生數據等相關事實記錄[1-2]，被認為是證實科學發現或科學觀點的事實、證據或者論證推理的基礎[3]。隨著數據獲取、數據存儲、數據分析處理等技術的發展，科技創新和科學研究也走向了以數據為基礎的科學大數據時代，數據密集型科學與發現成為新的研究范式，出現了一批以數據為基礎的新興交叉學科[4]。

　　在此背景下，一些組織機構開始呼吁或要求數據生產者將所擁有的科學數據以標準、規范的形式在科學共同體之間公開發布，供他人獲取和重用，從而促進科學數據的交流共享，實現科學數據資源的最大化利用。但隨著科學數據共享浪潮的推進尤其是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出現了數據造假、數據壟斷、數據閹割、數據侵權、數據竊取等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挑戰著傳統的人倫道德，給科學數據開放共享的美好藍圖蒙上了陰影。

　　因此，如何恰當地解決科學數據共享倫理問題將決定著科學數據在大數據時代能否被安全、合規的共享利用，研究這一問題對于科學數據管理政策的制定和管理技術的研發具有重要意義。中國科學院已啟動了科技倫理研究項目——“大數據的倫理問題及社會治理”，由多名院士級專家共同探討適合我國國情的數據采集、分析研究和共享的倫理準則和政策。本文所探討的科學數據共享倫理是指科研活動所產生的科學證據在科學共同體之間交流共享時所遵守的科學和社會道德準則。

　　1相關研究工作

　　倫理的產生與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有關，對科學數據共享倫理而言，其與科學數據共享活動相關。為了了解國內外相關研究現狀，筆者于2018年3月30日在CNKI和WebofScience數據庫中分別以“數據共享+倫理”和“DataSharing+Ethics”為檢索詞進行了主題檢索。自20世紀80年代，國外就開始有相關文獻介紹數據共享的相關工作[5-7]。

　　從論文數量來看，經歷了研究初始期(2003年及以前)、穩步發展期(2004～2013年)、快速發展期(2013年以后)三個階段;從文獻類型看，主要以期刊論文為主(462篇)，也有不少會議論文(36篇)。這些文章主要來自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國家的高校系統。具體而言，1990年的DataSharing：ADe⁃cliningEthic?一文拉開了科學數據共享倫理問題大討論的序幕[8]。

　　隨后在生命醫學領域出現了流行病學數據共享[9]、患者知情同意[10]、共享患者數據[11]、DNA數據共享[12]、共享基因數據倫理[13]、公共健康領域數據是否共享[14]等專門問題的文章。Sieber[15]提出了運用混沌理論理解和應對數據管理應該遵循哪些倫理原則、知識產權保護是否會增加共享的復雜性、如何優化數據共享倫理決策等問題的思路;根據eMERGE聯盟的實踐經驗，McGuire等[16]從參與者、研究者和研究機構等利益相關者的角度出發探索了數據共享面臨的倫理挑戰;Dietrich等[17]從信息安全角度出發，勾畫了研究數據共享的最佳實踐模式：概念設計—數據采集—數據存儲—數據分析—數據驗證—數據傳播—數據管理。

　　Heeney[18]根據對英國生物醫學研究機構49名成員的訪談記錄描述了不同合作者在數據共享方面遇到的倫理困境;熱帶醫學和全球衛生中心[19]認為數據共享促進了醫學數據在不同網絡之間的傳播，這避免了由于數據分割存儲而造成的數據孤島。與國外較早的關注和豐富的研究成果相比，國內相關研究相對滯后且研究成果較少，也沒有形成較為明顯的研究階段。

　　檢索到的29篇文獻以期刊論文(20篇)和學位論文(8篇)為主，文章作者主要來自中國科學院、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協和醫學院等。國內最早的文獻是2000年刊登于《遙感學報》中的《空間數據共享及其面臨的倫理挑戰》一文[20]，該文是路甬祥院士在“世界科學知識與技術倫理委員會”外空倫理分委會議上所做的特邀報告，文章分析了不同國家的數據政策特點，指出了空間領域科學數據共享在政治、經濟、技術、所有權等多方面面臨的倫理挑戰;姜勇等[21]對醫學數據共享與倫理的關系以及醫學數據共享存在的倫理學問題進行了探討，他還針對這些問題提出了相應的倫理學對策;羅敏[22]以生物醫學信息學科為例，指出了科學數據的倫理爭議性、原始數據的自然壟斷性以及對原始數據的高依附性與知識產權保護之間的沖突。

　　以上研究從不同方面探討了科學數據共享的倫理方面問題。總體而言，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生物醫學等特定領域而對其他學科或通用領域涉及較少，而且成果以實踐經驗較多而理論探討較少。鑒于此，本文試圖系統梳理已有研究成果，以期歸納科學數據共享倫理問題所涉及的關鍵問題和未來方向，為后續開展相關實踐提供借鑒。

　　2科學數據共享倫理研究熱點

　　通過對檢索文獻的主題分析，發現國內外學者主要關注科學數據共享的倫理理論、倫理困境、倫理問題成因和倫理問題治理等。

　　2.1科學數據共享的倫理理論

　　韋伯斯特大辭典[23]認為倫理是處理善與惡的道德規范，是指人與人或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以及處理這些關系的準則。具體到科學數據共享倫理問題上來，有關爭論未曾停止。一種觀點認為科學數據共享與倫理道德的進步是一致的[24]：科學數據共享加速了數據轉化為知識的進程，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由此也產生了與科學數據共享相適應的世界觀和道德觀。

　　另一種觀點認為科學數據共享與倫理道德的進步是對立的[21]：我國在科學數據共享方面與國外還存在較大差距，這種發展不平衡的狀態會對人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價值觀、倫理道德等產生影響。此外，科學數據共享與知識產權之間的沖突也是爭論的話題之一[22]：科學數據共享要求面向全球開放而知識產權往往具有一定的地域保護特性，共享全球性和地域保護之間存在沖突;科學數據具有可復制和無損耗的特點，而知識產權具有專有性(又稱“壟斷性”或“排他性”)，專有性會阻礙科學數據的有效共享;知識產權保護具有一定期限，只有保護期滿后才被準許進入公有領域，但科學數據的產生、擴散、轉移速度較快且數據老化周期相對縮短，某些數據尚在保護期時就已經失去研究價值。

　　2.2科學數據共享的倫理困境

　　當科學數據打破地區和行業限制在科學共同體之間共享時，傳統的倫理價值觀遭到解構與破壞，社會秩序和人倫規范受到嚴重沖擊[25]，Schroeder等[26]認為人類的自主權已經被科學知識的增長所破壞。SpringerNa⁃ture調研發現[27]，數包含敏感內容、知識產權模糊、組織政策文化阻礙、數據濫用、技術問題等都是共享數據的經常面臨的困境。

　　以醫療領域為例[28]，在醫學數據共享過程中會面臨數據所有權、個人隱私保護、數據安全等諸多問題，貢獻者的利益保護、研究數據倫理準入機制、樣本資源商業化利用等都是敏感的倫理和法律問題。在智慧城市和城市科學研究過程中[29]，各類監測網絡、個人設備、智能穿戴產品、社交媒體等產生和獲取的數據在處理傳播過程中也存在著數據監控、數據預測、數據匿名、用戶授權缺失等隱私侵犯問題。還有學者認為信息隱私權侵犯、網絡人際缺乏誠信和網絡技術濫用等都是典型的網絡信息倫理失范行為[30]。此外，信息污染、信息破壞、信息泄露、信息侵權等問題也嚴重影響著個人信息安全，數據殘缺、網絡狂歡、數據竊取等問題挑戰著社會倫理道德[31]。

　　2.3科學數據共享倫理問題成因

　　面對種種沖突，學者們從不同角度探索了根源所在。宋吉鑫等[32]認為數據沒有好壞之分，其產生的原因皆是因為人類對數據的不合理使用，數據技術規則的缺乏也是數據倫理問題產生的原因之一。安寶洋等[33]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虛擬人格異變是倫理缺失的主體根源，數據技術的負效應是倫理缺失的客觀原因，規約機制匱乏是倫理缺失的社會背景。

　　傅天珍等[34]從全局層面提出了影響科學數據共享的關鍵因素：個人利益權衡，開放獲取的壓力、技術和標準問題，文化和法律因素，利他心理因素等。由此可見，影響科學數據共享倫理問題的原因多樣，但歸結起來主要有三種：科學數據使用者自我約束力低下、數據共享技術濫用和相關規約機制缺失，其中網絡主體自我管控不嚴是倫理失范的主體根源，網絡技術肆意濫用是倫理失范的客觀原因，外部規約缺失是倫理失范的社會背景。

　　2.4科學數據共享倫理問題治理

　　為了營造良好的科學數據共享氛圍，不少組織機構和專家學者思索如何有效地管理科學數據。ACM于1992年提出了相關的數據共享規范[35]，要求各成員做到：為社會和人類福祉做出貢獻、避免傷害他人、誠實守信、公平無歧視、尊重知識產權、尊重他人隱私和尊重機密。

　　國際干細胞論壇倫理工作組[36]提出人胚胎干細胞基因型的出版應該遵守自主、隱私、慈善和正義的基本倫理原則;美國國家教育統計論壇也提出了數據共享倫理三準則：數據完整性、數據質量、數據安全[37];FORCE11提出的FAIR原則得到了廣泛認可，該原則倡議科研產出的數據在存儲和管理時應該努力達到Findable、Accessible、Interoperable和Reusable[38-39]，歐洲議會已在FAIR原則的指導下率先開放了歐洲科學云[40]。

　　國內不少學者還從網絡信息倫理角度提出了相應的治理措施：劉炎[41]認為加強網絡主體道德建設、強化網絡安全國家監管是應對科學數據倫理問題的有效手段;安保洋[42]認為大數據時代網絡信息倫理治理應該遵循人道、無害、同意、公正和共濟的治理原則;陳仕偉[43]認為既要制定相應的倫理新規范，又要制定從業者職業倫理規范。總體而言，建立健全相應的法律法規和倫理準則，提升網絡維護的技術手段，加強行為主體的倫理道德教育是應對科學數據倫理問題的有效途徑之一[44]。

　　3大數據時代科學數據共享倫理面臨的新問題

　　隨著科學數據管理和共享日益顯著，傳統的科學數據共享倫理問題依然存在，但在大數據時代下又出現了一些新的倫理問題。

　　4大數據時代科學數據共享倫理問題未來研究方向

　　根據前文所總結的研究現狀、研究熱點和可能出現的新問題，本文認為大數據時代科學數據共享倫理研究應該重點關注以下問題：

　　4.1數據鴻溝問題

　　傳統的數字鴻溝是指人們使用信息技術的機會差異，而大數據時代的數字鴻溝則演變為“數據鴻溝”，應更多關注由計算機使用技能差異而引起的技能鴻溝以及因網絡使用差異而導致的使用鴻溝，這些差異是由技術、經濟、知識和社會等綜合因素造成的。科學數據共享涉及政府、圖書館、出版商、數據中心、高校、企業、聯盟、科研人員、社會公眾等眾多相關利益者，處于政治核心區、經濟發達區、技術前沿區以及重點行業領域的機構或個人更容易產生、獲得和使用科學數據，最新產出的高質量數據也會最先在這些機構或個人之間擴散傳播。

　　而處于科研鏈底端的群體所能獲取的數據量較少且數據質量相對較低，普通用戶即使得到數據也會由于難以掌握數據分析技術而無能為力。信息可及、資源應用、知識獲取和價值區隔等方面均出現了不平等和不公平，某些群體在信息可及方面受到了“不合乎倫理和得不到辯護的排除”[52]。數據鴻溝仍將長期存在，如何將“鴻溝”縮小為“裂縫”甚至差距消失應該成為科學共同體思考的問題。

　　4.2數據污染問題

　　科學數據共享意味著原本獨享的數據將成為公共資源，所有者將失去數據的“壟斷”特權。為了繼續保持競爭優勢，某些所有者可能會對數據進行“特殊”處理，原有的數據會出現不同程度的“污染”，主要包括三種類型[31]：

　　(1)數據失真。數據生產和傳播過程中由于多種因素導致的數據不可信，如因標準不一或技術障礙而引起的數據錯誤、被斷章取義或片面引用進而誤報誤載、以訛傳訛等。

　　(2)數據造假。某些研究者為了得到理想的研究結果，故意采用必然產生誤導性結果的實驗方案，或者偽造、篡改和歪曲實驗數據，虛假呈現和運用研究數據。

　　(3)數據超載。為了增加數據研究壁壘，在共享的數據集中摻雜大量無用數據或只對數據做簡單堆積而不做任何有用解析，受眾因無法理解數據而放棄使用。除此之外，數據濫用也是不可忽視的話題，如何使科學數據既能成為人人可用的可信材料，又保證這些數據不被任意濫用，即平衡科學數據的普適性與專業性之間的關系應該成為未來議題。

　　5結語

　　如何認識并應對科學數據共享過程中的倫理問題，一直受到學界、業界和政府部門的關注。目前，國內關于科學數據共享倫理問題的研究較為零散，本文的主要貢獻是系統梳理了這些研究成果。梳理發現現有研究主要圍繞科學數據共享的倫理理論爭論、面臨的倫理困境、倫理問題產生原因、倫理問題治理措施等方面。在大數據時代，科學數據共享將會面臨數據邊界擴大、數據結構多樣、數據權益模糊等新的倫理問題。未來研究應該積極關注數據鴻溝、數據污染、數據隱私侵犯、數據異化等方向。

　　文章認為，倫理問題的規制最終要落腳在對人身的規制，對科學共同體的參與者而言：首先，保持開放心態，坦然接受大數據時代的來臨;其次，堅持共享精神，讓數據資源發揮最大價值;最后，增強倫理意識，既不侵犯他人數據權益也要保護自身數據權益。當然，加強國家數據立法也是科學數據共享倫理問題治理的必要途徑，相信隨著國家《科學數據管理辦法》的頒布和科學共同體的努力，我國的科學數據共享環境將會極大改善。希望上述分析，尤其是對科學數據共享倫理問題未來研究方向的研判，能夠為科學數據開放共享研究提供一定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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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刊物推薦：計算機研究與發展(月刊)創刊于1958年，由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中國計算機學會主辦。辦刊宗旨： 報道我國計算機領域最高水平的學術論文和最新科研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