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流域城市群經濟增長與綠色發展水平脫鉤研究》論文發表期刊：《城市發展研究》；發表周期：2021年03期

《黃河流域城市群經濟增長與綠色發展水平脫鉤研究》論文作者信息：廖茂林（1981-），女，博士，四川成都人，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研究室副主任，成都市社會科學院同城化研究所所長。研究方向：可持續發展經濟學。

　　【摘要】以2005-2016年間黃河流域七大城市群作為研究對象，采用脫鉤分析和Theil指數對于城市群綠色發展水平與經濟增長狀況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分析結果顯示，黃河流域城市群綠色發展水平與經濟發展脫鉤狀況雖然有所好轉，但是大部分城市處于擴張連接、擴張相對脫鉤的狀態，少部分城市處于強脫鉤狀態，城市群之間的脫鉤狀態呈現出上、中、下游逐步惡化的態勢，這表明黃河流域城市群的發展中綠色發展水平是低于經濟增長速度的，經濟增速的提升是以資源環境消耗作為代價的;城市群綠色發展水平之間的差異主要是由于組間差異引起的，這表明黃河流域七大城市群之間的差異性較大。基于以上發現，提出了“生態容量”與“管理容量”并重，以流域作為發展的基本單元以及時空異質的綠色發展政策，以期為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提供支撐。

　　【關鍵詞】黃河流域;城市群;經濟增長;綠色發展水平;Theil指數

　　0引言

　　黃河流域在我國生態安全屏障和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具有重要戰略地位。黃河流域是連接青藏高原、黃土高原、華北平原的生態廊道，也是富集農業、能源、化工、原材料和基礎工業的重要經濟戰略

　　“流域”10。近年來，隨著黨中央著眼生態文明建設全局，黃河治理取得巨大成就，黃河流域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明顯提升2。然而，當前黃河流域存在生態環境脆弱、水資源保障形勢嚴峻、經濟發展質量有待提高等一系列突出問題-。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已經成為國家決策急需。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增長，需要對動能增長方式進行變革，我國經濟增長的高強度韌性也為實現高質量發展奠定了契機[6.7。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編制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規劃綱是下一階段的重點任務。

　　黃河流域是連接青藏高原、黃土高原和華北平原的生態廊道，也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重要區域。黃河流域城市群的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是關系到整個黃河流域發展的紐帶。黃河流域擁有七大城市群。2018年，七大城市群的經濟總量占到了整個流域的70%以上，聚集了整個黃河流域60%以上的人口，因此這些城市群在黃河流域實現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實現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的重點在于實現城市群的綠色發展，精準識別城市群經濟增長與綠色發展水平的關系，對于城市群增長極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文獻綜述

　　隨著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增長的轉變，城市群組團發展對于區域社會經濟的帶動作用越來越明顯，而且城市群內部發展之間的差異也逐步成為了學術研究的熱點[1-12。關于城市群的研究集中于城市群城鎮化效率以及全要素生產率[1、城市群擴張形態[1、城市群協調發展[19等方面。

　　城市群經濟增長與綠色發展水平之間的研究也隨著城市群研究的深入在不斷深化，特別是隨著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出現的資源消耗等問題加劇[，二者之間的分析越來越成為了熱點。城市群經濟增長與綠色發展關系主要集中在城市群的碳排放對土地集約利用響應，城鎮化水平與資源環境壓力，綠色發展的地區差異以及城市韌性與環境壓力之間的分析等方面。脫鉤分析為辨識經濟增長與綠色發展水平之間的關系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判據，脫鉤分析初始是用來闡釋兩個或者多個物理量之間的相關關系，OECD于2002年將脫鉤概念引入經濟與環境分析之后，脫鉤理論在區域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之間的分析得到了廣泛運用。學者通過嵌入非期望產出的生態效率測算了山東的生態效率呈現出隨著時間和空間集聚的現象，也就是綠色化發展水平呈現出地理上鄰近的規律，并通過與經濟增長之間的比較發現，生態效率與經濟發展之間呈現出明顯的“背離”，也就是說經濟發展好的地方必然是以犧牲生態效率作為代價的1。聚焦黃河城市群經濟增長與綠色發展之間關系研究，學者注重黃河流域城市群形成發育的空間格局、城市群高質量發展評估、流域產業發展對生態環境的脅迫診斷等方面，通過上述文獻可以看出，對于黃河流域經濟增長與綠色發展之間的關系在城市群層面研究仍需繼續深入，同時，將脫鉤理論應用于二者之間關系的研究能夠精準識別出不同的發展階段。綜上，本文著力在黃河流域經濟增長與綠色發展水平關系構建一種脫鉤模型，并利用脫鉤模型對二者之間關系進行測度：其次，本文依據城市群發展狀態，甄別引起城市群綠色化發展差異的主要原因，并探索區域內部和區域外部差異的發展路徑;最后，在深入解析發展狀態的基礎上，提出了黃河流域城市群發展的對策建議，特別是在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方面可能的可持續發展路徑。

　　2研究區與研究方法

　　2.1研究區域與數據

　　黃河流域流經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山西、山西、河南等9個省(區)，沿線流經的城市群包括山東半島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關中平原城市群、晉中城市群、蘭西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和寧夏沿黃城市群(表1)。

　　本文以2005-2016年間黃河流域七大城市群的64座城市作為研究對象。地區生產總值、人均GDP、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s02排放量、工業固體廢棄物產生量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01 ~

　　2017)，其中GDP和人均GDP均根據物價指數折算為2005年基期價。以山東半島城市群為例來看，多年來市級地區生產總值呈現快速增長的態勢，且區域內部增長差異明顯，其中，青島市增長最快，從2005年的2695.82億元增長到2016年的1萬億元，萊蕪市增長相對最慢，從2005年的256.34億元增長到2016年的7027.6億元。

　　2.2研究方法與指標

　　2.2.1 綠色發展水平測度方法借鑒已有文獻21-20，對于綠色發展水平，選取了2005 ~2017年間市級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S02排放量以及固體廢棄物產生量作為對于環境產生的影響。利用熵值法對指標進行綜合之后得到了環境綜合測度指標，考慮到本研究的測度指標對于環境來說均為“負”向指標，采用熵值法將其“正向化"，表征綠色發展水平。

　　假設現有1年，m個城市群、n項評價指標體系，由此構成了原始指標矩陣

　　對原始數據的量綱進行處理，本文的原始數據中，指標都為負向，為此，做如下處理:

　　2. 2. 2 脫鉤分析方法

　　Tapio 脫鉤分析方法是較為常用的脫鉤測算方法之一[25]，基于此，本文構建了 Tapio 測度兩期內經濟總量變化率與綠色發展水平變化之比，以表征黃河流域城市群各市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其綠色發展水平呈現的變化狀態。

　　依據不同的變化組合，將經濟增長與綠色發展之間的脫鉤劃分為強脫鉤、弱脫鉤等不同類別。脫鉤分析方法描繪了城市群經濟增長與綠色發展水平之間的相對增長速度，是一種相對于自身速度的比較。擴張負脫鉤是最為理想的發展狀態，代表著綠色發展水平隨著經濟增長而出現了提升，并且綠色發展水平提升速度明顯快于經濟增長速度;強脫鉤狀態最為不理想，在這種狀態下，經濟增長速度明顯快于綠色發展水平增長速度。

　　在Tapio脫鉤分析中，將脫鉤系數分布在[0.8，

　　1.2]之間的情況歸納為擴張連接，而如果擴張系數大于1.2則歸納為擴張負脫鉤，由于黃河流域綠色發展水平與全國相比處于較差的狀態，但是黃河流域流經的省份之間差異不是特別大，為此，借鑒已有的研究成果-2，將以脫鉤系數居于[0.8，1.2]

　　之間的情況歸結為擴張連接，而且脫鉤系數大于

　　1.2的屬于擴張負脫鉤。由于黃河城市群在發展過程中經濟以及綠色發展水平處于較為落后的水平，在此，以0.2作為脫鉤系數的區間值進行劃分，脫鉤得分越高表征脫鉤狀態越好。由于本文研究的地區生產總值均呈現正向增長狀況，也就是AGDP呈現增長態勢，為此，只對AGDP20的脫鉤進行分析，具體關系及得分見表2.

　　具體來看，黃河流域城市群綠色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脫鉤狀態分為擴張負脫鉤，擴張連接，擴張相對脫鉤，強脫鉤四種狀態。四種狀態分別對應資源利用狀況好，中，差，最差四個等級，特別是與經濟發展以及產業之間的變化狀況相比，是否能夠實現綠色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協同是重要判別依據。

　　2.2.3 Theil模型

　　本文除了考慮脫鉤分析，選取了Theil變異系數考察各個城市經濟增長與綠色發展之間的差距，Theil指數測算方法又稱為泰爾指數，該指數自提出以來，就被廣泛應用于測算收入不平等研究中。Theil指數可以通過因素分解等方法，對研究對象中總體差異來源進行進一步細分，可以刻畫出總體差異的來源是由于區域之間的差異導致還是區域內部的差異導致[2-3。本文引入Theil指數概念，用于測算黃河流域7個城市群差異狀況。為了計算Theil指數，本研究的最小研究單元是城市層面，識別出綠色發展水平是緣于區域之間的差異還是區域內部的差異，也就是說綠色發展水平的差異是由于區域之間和區域內部差異之和共同組成的。

　　其中，GP表征綠色化發展水平，GDP為地區生產總值，GDP，為第j個城市的GDP占流域GDP的百分比，GDP，為第i個城市的GDP占流域GDP的比重。

　　T為綠色發展水平的總體差異，T為城市群之間差異部分，T為城市群內部差異部分，T.%0表征區域間差異部分對總體差異的貢獻比例，T.，%表征區域內差異部分對于總體的貢獻比例。

　　3結果與分析

　　3.1 綠色發展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脫鈞分析依托測算，得到了黃河流域城市群地級市在2005-2010，2011-2016年以及2005-2016年間的綠色發展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脫鉤狀態(圖1)。

　　從整個黃河流域來看，2005~2010年間，綠色發展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處于強脫鉤狀態的城市占比達到32.81%，2011 2016 年iB 好t，占比為6.25%，2005-2016年間，占比為17.19%。也就是說，2005-2010年間，黃河流域有11個城市綠色發展水平沒有跟上經濟的增長速度，脫鉤狀態不理想。黃河流域多年來粗放的增長方式給資源與環境帶來了較大的壓力，各城市的發展主要來自于資源密集型產業，同時也受到來自上、中、下游水資源開發利用、生態環境、自然地理條件的制約。2011-

　　2016年間，黃河流域城市群中有4個城市處于強脫鉤，生態環境保護理念以及綠色、可持續發展成為了重要的區域發展方式，綠色發展水平得到了迅速提升，黃河流域城市群開始工業結構調整，重點聚焦能源清潔化轉型，高端裝備制造、信息產業、生物醫藥以及新材料等逐步實現綠色化發展。

　　從城市群層面來看，黃河流域七大城市群之間的脫鉤狀態存在較大的差異，呈現一種上、中、下游強脫鈞城市增加的態勢(表3)，2005-2010年間，山東半島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關中平原城市群三大流域下游城市群形成了強脫鉤集聚區，關中平原城市群強脫鉤所占比例最高，為41.67%，上游由于工業發展較弱，寧夏沿黃城市群沒有強脫鉤出現，擴張相對脫鉤的比例達到50%，2011-2016年間，脫鉤分布的總體格局未發生改變，仍然呈現上、中、下游逐步惡化的態勢。但是總體處于擴張負脫鉤和擴張連接的比重明顯增加。究其原因，應是我國的生態保護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且在黃河流域也逐步實現資源型產業轉型，使得產業逐步向高級化和集約化發展，同時，黃河流域水資源剛性約束以及地下水超采問題迫使黃河流域的發展更加綠色、可持續。

　　3.2 城市群綠色發展相對水平差異測度依托Theil指數，測度了2005 ~2016年間黃河流域城市群的綠色發展水平變異狀況(圖2)，并測算出了城市群內部和城市群之間的差異分布。

　　2005-2016年間，Theil指數出現了3個峰值以及3個谷值，其中2010年峰值最大，在整個研究時段內，呈現波動的狀態，2005 ~2009年間，Theil指數處于上升的態勢，由于山東、河南等省份的經濟發展，逐步拉大了城市群之間的綠色發展水平，到2010年頂峰之后，出現了從2010-2016年的下降態勢，這說明綠色發展水平在城市群的綠色發展水平進入了趨同時期。通過Theil總差距的組內和組間分析發現，組內差距變化不大，組間差距與總體差異變動狀態基本一致。也就是說，黃河流域城市群綠色發展水平的差異主要來源于城市群之間的差距，具體來看，2005 ~2010年間，城市群綠色發展水平差異呈擴大趨勢，2011~2016年間，差異呈現出縮小態勢。

　　具體到城市群內部(圖3)，可以看出，呼包鄂榆城市群Theil指數最大，也就是說，城市群內部的綠色發展水平差異性最大，這與內蒙古資源型城市大力發展以及榆林市非資源型城市轉型密切相關，特別是在2016年，Theil指數達到了0.7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來，黃河流域城市群綠色發展水平差異呈現倒"U"型演進路徑，這種差異在2010 年開始逐步縮小，七大城市群進入了綠色發展的均衡期，從 2011 年開始，綠色發展水平城市群之間差異逐步改善，生態環境逐漸向好。

　　4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2005-2016年間黃河流域城市群作為研究對象，首先利用脫鉤指數對各城市群的綠色發展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關系進行度量，以便考察每個城市群的綠色發展能力，隨后，通過Theil指數對城市群之間的相對差距進行了測度，得到如下結論：研究期間，城市群的綠色發展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脫鉤狀態形勢逐步轉好，但是大部分城市處于擴張連接、擴張相對脫鉤的狀態，也就是說綠色發展水平增速低于或者基本與經濟增長速度持平，少部分城市處于強脫鉤的狀態，從空間上看，黃河流域城市群脫鉤狀態呈現出上、中、下游逐步惡化的態勢，與經濟發展以及資源分布有一定的關系。黃河流域城市群綠色發展水平差異主要來自于城市群之間的差異，城市群內部差異不大，綠色發展水平差異呈現倒"U"型演進路徑，并且2010年作為綠色發展水平區域間差異的“分界點”。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議：

　　(1)城市群是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的重點，起到輻射帶動作用，但更是生態保護的難點，尤其是在產業集中度高、資源富集、流域人口集聚度高的狀態下，城市群是黃河流域綠色發展的重點。各城市群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更需要注意可持續性，不僅僅要關注資源環境承載能力，也就是“生態容量"，更需要注意“管理容量”，避免出現發展速度好了但是效率一直較低的困境。

　　(2)雖然黃河流域城市群之間的綠色發展水平處于倒"U"型的下降通道，但是應該明確看到，黃河流域城市群的經濟發展與綠色發展水平之間的脫鉤現象仍然十分明顯，城市群之間的差距尤為明顯，城市群之間差距過大將會阻礙黃河流域的生態保護。為此，需要針對黃河流域發展的關鍵節點，建立全流域生態保護一體化路徑圖，對于城市群產業升級與現代化的方向要確定空間布局與未來的路線圖，以流域作為發展單元，實現要素在流域尺度內的自由流動。

　　(3)綠色發展的政策設計需要具有時空針對性，也就是說政策應該是動態的，符合當地特色的。以黃河流域上、中、下游為例，黃河流域上游是我國少數民族集聚地，多年來，我國的生態保護政策在地區福祉以及全人類發展中做出了重要貢獻，特別是針對流域上游區域;對于中下游，以山西為例，則多年來由于資源依賴型經濟增長，對于現代產業體系競爭力不足，使得綠色發展水平始終在低水平徘徊。為此，綠色發展的政策需要針對城市群特點來制定，著力提升城市群的生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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