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冷戰后，意識形態的競爭似乎不復存在。然而，美國社會存在的“美國例外論”以及相關的民族優越感、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歷史記憶的文化傳統都深刻地影響著美國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態度和價值取向。對此，我們需要做到：正視威脅與理性對待相結合;防范和反西方意識形態需要超越意識形態的思維;需要超越意識形態的思維來維護國家的意識形態安全。

　　[關鍵詞] 蘭州學刊,美國,反共,意識形態,思想根源

　　“反共產主義是一種典型的政治意識形態，它的特征是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反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組織和政府。”。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誕生后，就把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作為自己的目標，因此，其價值觀、思想體系等都是與資本主義格格不入的，作為一種必然的反應，各種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也把反共產主義作為主要的目標。這種意識形態的激烈較量最典型地體現在兩大陣營對峙的冷戰時期。美國則是這種對抗的積極的推動者和領導者。

　　一、一個不能忽視的事實：反共意識形態依然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

　　冷戰結束是否意味著意識形態競爭的終結?普遍的觀點是認為隨著蘇聯的垮臺，意識形態的競爭已經不占主要地位了，經濟上的相互依賴、世界大戰發生的可能性的下降，意味著意識形態不再成為國際關系的主要內容，影響一國外交政策的更多是基于對國家現實利益的考慮。然而，冷戰后的事實表明，意識形態的競爭和較量并沒有消失，它或者是作為國家實現利益的手段而發揮作用，或者是作為國家利益的一部分。美國一些人甚至認為，隨著當前世界范圍內民主化浪潮的高漲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降低了，美國應當抓住這一難得的機會，向世界傳播自己的價值觀，推廣自己的民主制度。

　　美國在1989年后極力通過各種手段，包括人權外交，對中國施加壓力。冷戰結束后，原本淡化的意識形態因素在兩國關系中再次凸顯出來。《華盛頓郵報》的記者唐·奧伯多費評價說，美國在處理對華政策時，似乎比日趨務實的共產主義國家更加意識形態化，這實在是一個諷刺。從現實的層面來看，民主黨關注自由、民主和人權;共和黨仇視共產黨，十分關注宗教信仰自由。總體而言，保守主義的主要觀點是，總體上突出意識形態，把共產主義視為仇敵;維護與臺灣的關系;在涉及武器擴散等問題上，對中國采取嚴厲的態度;強烈要求中國降低關稅，開放市場。新保守主義在國會和國防部都有勢力，意識形態論和“實力論”決定了他們的反共反華立場。對于中美關系前景也是主張以遏制為主，以接觸為輔;在臺灣問題上也是“親臺”、“保臺”主張，對臺灣出售平衡大陸軍事力量的防御性武器。各種利益集團通過游說和制造輿論來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雖然人權組織、宗教組織、勞工組織等各自的出發點和意識形態有很大的差別，但是大都主張對華實施強硬政策。人權組織強調中國的人權地位，宗教組織強調中國的宗教信仰和計劃生育政策，勞工組織強調勞改產品和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強調促進美國價值觀在中國的傳播。

　　總之，美國依然把同共產黨國家進行斗爭看作是一個長期目標，把這些國家看作是“非民主國家”、“嚴重侵犯人權”的國家。與此同時，美國還為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制造思想輿論，尋找理論根源。比如提出“歷史終結論”、“民主和平論”等。

　　二、美國反共意識形態的文化與歷史根源

　　美國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雖是社會主義國家出現后的反應，卻有著深刻的政治、文化、歷史根源。我們可以把這些因素分為四類：一是主流意識形態，二是政治文化的影響，三是歷史傳統，四是關于中美關系的歷史記憶。

　　第一種因素是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

　　自由主義是美國主義的核心。當代美國主義在外交上表現為理想主義。理想主義可以追溯到威爾遜主義時期。自由、民主和人權不是實現美國國家利益的手段，而是美國利益的組成部分，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自由主義從羅斯福到約翰遜一直主導著美國意識形態，到1968年達到巔峰，之后越南戰爭導致保守主義的興起。但是，自由主義又衍生出其他的外交思想，如民主和平論、新干涉主義和全球主義等。自由主義在外交領域的表現就是美國以“民主”和“道義”的旗號進行海外干預。

　　美國的保守主義是在反駁自由主義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20世紀80年代已逐漸成為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意識形態。其基本原則是：自由優于平等，秩序、道德和價值至關重要，宗教信仰受重視。新保守主義則強調要確保美國的自由主義，必須反對一切形式的專制。在外交思想方面，無論新老保守主義都信奉民族主義和單邊主義外交政策。最引人注目的是，新保守主義信奉“新帝國論”。這一觀點認為，新帝國不同于老帝國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僅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用品，而且還在于促進自由、民主、人權和繁榮，主張美國利用優勢，用美國的價值觀改造其他國家，以便建立一個美國統治下的有利于自由、民主、平等的世界秩序，主要手段是單邊主義。保守主義是共和黨的主流意識形態，因此，在共和黨執政期間直接影響了美國的外交政策。在對華政策方面，表現為對共產黨執政國家的警惕、厭惡和憂慮。

　　第二種因素是政治文化的作用。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美國社會由許多種族、民族組成，因此，文化也是多元的。美國之所以能夠把各個種族、民族維系在一起，使社會保持一致性的紐帶就是政治上的共識，也就是意識形態的基本一致性。這種一致性導致美國一方面允許各種差異的存在，另一方面卻極端堅持為維護社會統一所必須的起碼的一致性。任何對基本一致性的威脅都將受到美國主流社會和主流文化的反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正是屬于那種可以破壞美國主流意識形態基本一致性的“非美因素”，因此，很自然地遭受到美國主流社會的敵視和反對。同時，美國人反對激進革命。盡管美國經歷過獨立戰爭那樣的激進革命，但卻形成了反對激進革命的傳統。在他們看來，共產主義是最激進的革命。

　　第三種因素是“美國例外論”與民族優越感等歷史傳統的作用。

　　“美國例外論”與美國的特殊使命感有著密切的關系，同時也是美國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外交傳統的思想根源。

　　所謂的“例外論”就是指美國與西歐和北美相比是獨特的或者是例外的。它產生于第一批清教移民北美大陸的“新世界”的假設，認為作為清教徒，他們富有特殊的精神和政治使命，將一個新世界改造成為“山巔之城”，成為歐洲所有國家的樣板。“例外論”經過美國立國前后的世俗化過程，不僅受到上帝的辯護，而且受過人類理想的辯護。于是，“美國例外論”的神話是，美國不僅是國家的典范，而且將是世界的保護者，控制著其他國家的行為，代表著拯救世界的最終的和最佳的機會。“例外論”表明了美國的獨特和與眾不同。與歐洲以根植于歷史的民族認同不同的是美國依靠的是國家意識形態：自由、平等主義和個人主義是最核心的內容。總之，基督的使命同美國特殊的政治實踐結合在一起，形成了美國人獨特的自我意識：美國是上帝的特殊選民。“例外論”思想的延伸就是“天定命運”說。“天定命運”意味著美國有責任把新教、民主體制和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帶到北美以及其他地區，成為19世紀美國對外主張的思想基礎。

　　“例外論”表明追求道德主義是美國的目標。“美國人也認為有必要在自己和其他社會的關系中以及在那些社會內部倡導他們在美國國內所追求的道德主義目標。”。這種追求目標或者是以傲慢的姿態把美國同歐洲大陸分開;或者是為了實現道義的目標而參加戰爭，同時也表明美國要成為領導核心與榜樣。美國認為自己代表了世界最高的正義與善良，所以“美國不能允許一個力量中心取代或者分享美國這種地位和影響”。。在美國戰略家看來，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構成了美國實現這一目標的障礙。

　　第四種因素是關于中美關系的歷史記憶的影響。

　　美國對華政策始終貫穿的一條主線是出于對革命的反感及共產黨和共產黨執政政權的恐懼。

　　新中國成立前，美國的反共思潮不斷抬頭。出于對革命的反感，對俄國十月革命的恐懼和敵視，美國形成了“扶蔣反共”的政策。只是在面臨法西斯軸心國的巨人威脅下美國才暫時淡化了反共意識形態的因素：二戰后，美國與蘇聯開始冷戰，美國“扶蔣反共”的政策從此打上了冷戰的烙印。20世紀40年代，美國的對華政策中處處滲透著意識形態因素，那就是反共。

　　新中國成立后，美國以意識形態為主要因素考慮對華政策，不可避免地使中國采取了以“一邊倒”為主的外交政策。朝鮮戰爭的爆發更加深刻地影響了中美之間的對抗，加劇了兩國意識形態的對立。這一對抗到20世紀70年代才有所緩和。中美雙方都出于反對蘇聯擴張的共同需要而淡化了意識形態在雙方關系中的作用，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出發采取現實主義政策。但是，意識形態始終是美國觀察國際關系的視角。即使是在尼克松推動中美關系的緩和時期，也強調通過貿易的接觸推動“東方國家內部的和平演變”。中國的改革開放也造成了一些美國人希望通過改革推動中國向美國模式轉變的錯覺。人的思維總是被歷史的慣性所裹挾，美國為贏得冷戰而沾沾自喜，卻反而難以走出冷戰。“冷戰與越南的遺產似乎已被人多數美國人吸收進他們的對外政策和信念中。”鷹派人物認為中國是美國一個“不可避免的敵手”，這顯然是有深刻歷史印記的對峙觀念的作用。

　　此外，宗教價值觀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根源。美國是世界上最篤信宗教的國家，宗教是美國政治文化的重要源泉和內容。宗教價值觀對中美關系的影響表現為：首先，宗教與馬克思主義天然對立。馬克思主義屬于無神論，而且是最徹底的無神論，對宗教持完全否定的態度。這種態度必然招致宗教信徒的對抗情緒。因此，許多在推行反共產主義政策上起關鍵作用的人物都是宗教信徒。

　　總之，上述所說的各個方面以不同的方式滲透在美國的社會生活當中，并從不同的角度影響著中美關系的發展。從美國的民族特性、價值觀和主流意識形態看，美國始終對共產主義信仰和社會主義制度持警惕和防范的態度。無論美國面臨的國際環境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國內政局發生怎樣的更迭，美國對其安全因素、戰略目標、國家利益界定的思維邏輯都是始終不變的。那就是美國的國家理念和民族認同是建立在美國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基礎之上的，威脅到美國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就是威脅到美國的核心利益，輸出美國的價值觀就是促進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始終認為，只有美國的價值觀成為世界的普世價值，世界才會更加美好和安全。無論這種傾向在哪個層面上反映出來，不管是以思想理論還足社會實踐的方式體現出來，都深刻地影響著美國外交政策的選擇，影響著與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與中國的關系。

　　三、超越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戰略

　　中美關系是中國對外關系中最為重要的關系。因此美國反共意識形態的存在及美國對華政策都是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的問題。以上美國反共意識形態的分析使我們看到了中美意識形態差距的客觀性與長期性。因此，如何正確看待美國意識形態中的反共因素，如何建立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戰略就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首先，正視威脅與理性對待相結合。一方面，美國的反共意識形態是與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相對立的，其出發點和終極目標是要在全球推廣西方的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因此，是與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制度相背離的。而一個國家選擇何種意識形態是由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社會發展和國情所決定的。中國選擇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人民自己的選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由共產黨的性質、宗旨和在歷史上曾經發揮過的偉大作用所決定的。社會主義實踐證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越性和生命力，放棄這一主張意味著國家要遭受蘇聯解體那樣的命運和災難。冷戰的結束并非意味著意識形態因素完全退出了歷史舞臺，意識形態領域的競爭會以各種特殊的方式顯示出來。其實，國家實力越強大，道德訴求就越突出，美國的歷史就證明了這一點。反共意識形態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無論在理論根源、價值取向還是在根本原則上都是截然不同、涇渭分明的。兩者之間的對立、沖突、較量將會更加激烈。因此，忽視反共意識形態的存在及其作用是錯誤的，誤認為冷戰結束后美國會放棄對其主流意識形態在全球范圍內的追求也是錯誤的。另一方面，理性看待意識形態在國家利益中的地位和作用。意識形態本身就是國家利益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部分，影響著其他國家利益的實現。但是，意識形態并不是國家利益的全部，相對于國家的安全利益、政治利益、主權利益和經濟利益而言，意識形態的作用并不是絕對的。單純因為意識形態的分歧而引發沖突乃至戰爭的情形有著復雜的歷史背景。正確看待意識形態的作用有助于集中精力進行現代化建設，同時有助于我們正確處理與西方國家尤其是與美國的關系。理性看待意識形態的差異是我們正確處理意識形態分歧的前提。世界上存在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是普遍現象，這是文化差異的一部分。即使是實行同樣意識形態的國家，其意識形態的表現形式和追求目標也并不完全相同。即使是在一個國家內部，不同政黨執政也會帶來意識形態的差異。　　其次，防范和反西方意識形態需要超越意識形態的思維。國家之間之所以會形成不同的意識形態，這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決定的。因此，意識形態深深地根植于文化的土壤。其中，政治文化與意識形態的關系最為密切。只有在相應的政治文化的支撐下，意識形態才是具有生命力的。因此，維護一種意識形態的安全需要文化的力量。培育什么樣的文化會深刻地影響著意識形態的價值取向。社會主義和諧文化的建設會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建設提供堅實的根基。最為關鍵的是意識形態的生命力不僅僅在于其完備的科學體系和信仰體系，主要在于現實的力量。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社會主義制度、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都顯示了強大的力量，從而有力地批駁了反共意識形態的種種思想和理論。

　　美國反共意識形態雖然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在多大程度上和層面上進入美國的外交領域，影響美國的外交決策還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一是受到美國整體的國家戰略利益的影響，還受到其在亞太地區戰略利益的影響。在一些現實的領域中，比如在臺海局勢、朝鮮核危機等問題上，美國的外交戰略更為復雜和現實，從而最有可能采取與中國合作的戰略，意識形態的對峙會退居其后。二是美國國內的政治力量對比和較量的因素。美國國內政治力量對比關系錯綜復雜，不同黨派、利益集團和政黨政治之間的較量都會對美國對華政策產生影響。

　　最后，中美意識形態的分歧突出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不同意識形態之間是否可以超越意識形態的分歧而和平共處的問題。從國際關系的角度看，建構主義更好地從理論的層面為我們提供了寬闊的視角。建構主義認為，要合理解釋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行為，除了基于權力和國際制度的考慮外，國家的身份定位和國家利益的定位都是可以建構的。“既然國家理性和基于國家理性的利益是社會實踐的產物和經驗建構，它就可以通過國家在國際進程中的互動活動中被解構、被改變、被重新定義。”這一思路啟發我們，不同的意識形態是可以共處與共存的。意識形態是否影響及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國家外交政策的選擇主要不是取決于意識形態本身，而是取決于國家利益與意識形態之間的平衡。不同的意識形態之間未必注定走向沖突，這是因為，國家之間的友好或者敵對關系是可以建構的，而不是天然地、經驗地敵對。按照建構主義的觀點，國際社會會逐漸遠離霍布斯式敵對的無政府文化，從洛克式競爭的無政府文化走向康德式和平的共同體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