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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期刊刊發解說服飾中的龍鳳文化

時間:2014年10月30日 分類:推薦論文 次數:

龍和鳳是中華民族服飾中最富有浪漫色彩的紋樣,積淀了中華五千年的民族文化與精神。如今,以龍鳳為主要裝飾母題的中國化衣衫,已經構成了現代生活中體現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深入研究并發揚中國傳統服裝服飾文化的精髓,把服飾設計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

  核心期刊解說服飾中的龍鳳文化 給大家推薦本站優秀期刊:《貴州民族研究》,《貴州民族研究》是由貴州省民族事務委員會主管、貴州省民族研究所主辦的民族學類綜合性學術期刊,國際刊號ISSN:1002-6959;國內刊號CN:52-1001/C。主要刊載有較高學術價值的學術論文。

  關鍵詞:核心期刊,服飾,龍鳳紋樣,民族文化

  摘要:龍和鳳是中華民族服飾中最富有浪漫色彩的紋樣,積淀了中華五千年的民族文化與精神。如今,以龍鳳為主要裝飾母題的中國化衣衫,已經構成了現代生活中體現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深入研究并發揚中國傳統服裝服飾文化的精髓,把服飾設計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并結合現代審美意識,使服飾中的龍鳳文化以嶄新的姿態登上世界服裝舞臺,從而實現“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龍和鳳是中華民族的象征,是集眾禽眾獸之美于一身并主宰萬物的神靈形象。它們積淀了中華五千年的民族文化與精神,是中國傳統圖案中最具有影響力和生命力的精華,并滲透到中國人生活的各個領域。服飾,作為人類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接納了龍鳳這兩位至高無上的客人。從一萬年前古越人紋龍、鳳于身到現代人服飾中的龍鳳紋樣,龍、鳳作為服飾文化第一個象征藝術造型,伴隨著氏族的遷移、歷史的發展,記錄了人類從蒙昧時代到文明進化的軌跡。

  服飾中龍鳳紋樣的運用從上古到現代,經歷了無數的變化,體現出各個時代的特征與審美觀的變化。

  圖騰時期的龍鳳以無所不能的超自然力量出現,形態簡單、粗獷、輕松、稚氣,具有神秘感,多以紋身方式體現在早期的身體裝飾上。至于龍鳳紋樣在服飾中的早期運用,從殷墟出土的玉石人像的服飾繡紋上得以考證:其胸前繡有饕餮紋和蛇紋,與青銅風格大致相同。龍鳳造型已脫離原始趣味,造型既具象又抽象,既神秘又怪誕。此時的龍鳳主要作為被崇拜的自然力的象征,同時維護著統治者的地位。孔子“服周之冕”,在冕服上繪繡十二章紋 :“周代冕服多玄衣而裳,上以象征未明之天,下以表示黃昏之地,然后施之以紋,帝王隆重場合服袞服,即繡卷龍于上,然后廣取幾種自然景物,并寓以含意”①。自周以后十二章紋為歷代帝王所沿用,成為統治階級權力的象征。

  春秋時期,龍和鳳變得大方而富有生活氣息,造型隨意、簡練。龍鳳超人的品德尤存,君子、圣人為了標榜自己,以龍自喻,孔子稱聃為龍: “吾乃今于是乎見龍!”(《莊子·天運》)當歷史邁進了封建社會,龍與鳳便一同上升到皇族文化中,并融入衣冠。龍和鳳除了超人的神性之外,又披上了一件維護封建統治階級地位與權力的外衣。從秦始皇以龍為其祖先開始,歷代帝王以身效仿,自稱為“真龍天子”,龍便成為帝王的象征了。嬴秦先祖崇拜鳥圖騰,所以秦宮嬪妃插鳳釵,發展到漢代變成了以鳳凰形象為主的冠飾,為皇太后、皇后所戴,所以鳳便成為帝后的象征了。龍和鳳在繼承原始文化意識的同時,以觀念、象征的方式造型,化為服飾文化,代代相傳。

  唐代國力強盛,加之絲織工藝由東漢以來的經錦改為緯錦,絲綢紋樣更是靈活多樣,龍鳳紋變得更加華美、富麗。唐代以后,龍紋越來越成為皇權統治的標記,成為帝王不可侵犯的化身。杜甫詩云: “云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圣顏”。從唐明皇到袁世凱,都以穿龍袍為貴榮,渴望世道太平,霸業可圖。其所謂: “飛龍在天,猶帝王之在位”。太平天國期間,洪秀全稱龍為“魔鬼”、“妖怪”,可自己登上天王寶座之后,卻也未忘情于飛龍,并寫下了“展爪卻嫌云路小,騰身何怕漢程偏,風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飛龍定在天”的詩句。所以格羅塞指出:“在較高的文明階段里,身體裝飾已經沒有它那原始的意義,但另外盡了一個范圍較廣的較重要的職務,那就是擔任區分各種不同的地位和階級。在原始民族間,沒有區分地位和階級的服裝,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地位階級之別的,在狩獵民族間,很難于追溯出社會階級的影跡”②。由此看來,在階級社會,作為著裝客體,表現為物的龍袍、鳳冠已是一種榮耀及權力意識的物化。作為織錦工藝中的精華當屬龍袍,直到明代,才有成熟的龍袍為帝王的標準服飾。宋元時龍為三爪、四爪,到明清時為五爪,稱為五爪“金龍”。古時稱帝王為“九五之尊”,九五之數象征高貴: “龍袍,色用明黃,領袖俱石青,片金緣,繡文金龍九,列十二章,間以五色云”③。清龍袍繡金龍有九,前后八條,第九條卻繡在衣襟里。有盤龍、坐龍、行龍、升龍、降龍、過肩龍、界龍等不同名稱。其中“坐龍”又稱正面龍,是龍紋中最尊的紋飾,用于帝王服飾正中,龍首作正視狀,龍身彎曲,猶如一條正面坐著的龍。

  由于龍和鳳是歷朝歷代帝王、帝后的象征,為此戲曲舞臺上,也將龍和鳳作為塑造帝王、帝后形象的裝飾物。宋元時期,除帝王后妃外,余人皆“不許服龍鳳紋”。但宋元政府對雜劇藝人上臺所穿的戲裝卻另當別論,《元史·輿服志》曰:“諸樂,藝人等服與庶人同,凡應承妝扮之物,不拘上例”。④

  鳳凰是歷代帝后的象征。唐宋以前,鳳的使用并不限于女子,唐代宰相朝服上也“飾以鳳池”。發展到明清后,鳳便專指女性了。秦代的鳳釵發展到宋代,后妃的金釵便繁化為九四鳳了。明代皇后的禮服是頭戴精美的龍鳳冠,身穿深青色盤領或高領右衽的袍衫,上飾龍、團鳳、鸞鳳、蟒等紋樣。皇后常服為戴雙鳳翔龍冠、真紅大袖衣,衣上加霞帔,不同時期、場合、等級,龍鳳裝飾物的多少不同。明代龍鳳冠有兩種形式 :一種是皇后的龍鳳冠,綴九龍四鳳,平常服飾冠上也有兩只珠翠鳳凰,皇妃龍鳳冠綴有九四鳳; 另一種是普通命婦所戴的彩冠,不得綴有龍鳳,只能綴珠翟、花釵等飾物,也可稱其為鳳冠。明清皇后的常服及品級夫人的霞帔上大多織繡龍鳳、花、云、石等紋樣,色彩繽紛,金碧輝煌。龍鳳翟的冠服,只能為貴族命婦享用,但古代有一種“攝盛”制度,如婚嫁時,平民也可穿用末等命婦之服。所以明清時期的鳳冠、霞帔成為流行在漢族民間的結婚禮服,象征著富貴與幸福。

  龍和鳳是中華民族服飾中最富有浪漫色彩的紋樣,具有強烈的民族精神感染力,伴隨著人類文明的歷程頑強地傳承下來。在階級社會里,統治階級用龍鳳來粉飾自己,而勞動人民卻對它們寄予美好的愿望,并體現在服飾裝扮上。龍鳳情態既無早期神龍神鳳崇拜中的兇猛之勢,也沒有宮廷龍鳳造型的威懾與華麗,而具有濃郁的人情味、裝飾味。龍形更多地保留了原始龍的短粗簡潔,稚拙可愛;鳳形已遠離自然之鳥,神奇美麗,在造型上保留了夸張、抽象、變形、概括、異物同構等原始思維方法,并運用對比與調和、對稱與均衡、變化與統一、節奏與韻律等形式美裝飾規律,與服裝協調搭配,既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又包含了一定的哲學與情感,體現出勞動人民的審美本質。如龍體現了剛毅、堅強、正直; 鳳體現了溫柔、善良、美麗。

  現代文明雖然給人們在文化教育、生活方式、審美愛好等方面帶來巨大改變,但對龍鳳的愛戀卻依然如故,龍鳳紋樣不僅頻繁地出現在現代設計中,更賦予其新的形態與內涵。人們衣裝上精美的手工龍鳳刺繡、織錦與蠟染上的龍飛鳳舞都是巧奪天工的裝飾技藝。 這些以龍鳳為主要裝飾母題的中國化衣衫,已經構成了現代生活中體現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尤其在中國人的婚禮中,著華美織錦緞的婚慶禮服,已成為中國人生活的一種定式,這是人們將對未來的美好期盼與祝愿寄托于服飾中的一種情感體現。裙褂由上身的紅色龍鳳鴛鴦褂和下身的紅色龍鳳長裙組成,意思是有頭有尾,紅色的織錦緞面料顯得十分喜慶、隆重,流淌出喜氣的東方韻味。更有設計師在充滿現代感的服飾配件中,運用傳統的刺繡、珠片、印染等裝飾手法,結合東方服飾風格將龍鳳紋樣演繹得既富有傳統意韻又不失時代感。

  進入21世紀,世界時尚界刮起了中國風。APEC會議在上海召開的日子里,中式服裝更是大行其道,各國代表、國家領導人、主持人都穿起了中式服裝。而服裝中的團花、龍鳳等紋樣也被各國設計師視為最地道的中國味,服飾中的龍鳳文化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詮釋。如今服裝市場上大都是選擇一些很傳統的元素,如中華的圖騰、傳統的刺繡工藝、綾羅綢緞,少數民族的繡片、龍鳳、牡丹、梅竹等華麗的吉祥圖案等。龍鳳紋樣的運用,也具有時代特色: 一方面,紋樣簡潔而意象化,色彩單一,更具現代感,出現于大量成衣中 ;另一方面,造型極盡繁縟之能事,色彩則更奢華,多數出現于具有民族風格的定制服裝中,大面積的高純度底色,斑斕的大紅、暗紅、酒紅、寶石藍、咖啡色為主,兼有明黃、金黃、翠綠、黑色和金色,加之手工刺繡的龍鳳紋樣,形成豪華而瑰麗的風格,演繹出高品位的時尚。“龍鳳呈祥”、“二龍戲珠”、“云龍鳳虎”、“雙鳳朝陽”、“飛鳳”、“團鳳”等吉祥圖案,是人們對美好希望的憧憬,對吉祥與幸福的渴求,是人類世代相傳的祝福。

  中華民族是極富才華的民族,縱觀中華民族傳統服飾,服裝以其工藝精湛、風格獨特著稱于世;裝飾則以其形式多樣、內涵豐富獨占鰲頭。綾羅綢緞的富貴、美輪美奐的奢華,積淀了中國文化中最絢爛璀璨的一面。服裝和裝飾,都是人類的杰作,服與飾共同構成了服飾文化的整體,龍與鳳便是服飾文化中一個光彩奪目的亮點。

  深入研究并發揚中國傳統服裝服飾文化的精髓,把服飾設計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并結合現代審美理念,才能贏得更廣闊的設計空間,創造出更多的“古為今用不復古”的龍鳳紋樣。既體現出積極向上、樂觀豁達的現代國民氣質,又為龍鳳文化錦上添花,使服飾中的龍鳳文化以嶄新的姿態登上世界服裝舞臺,從而真正實現“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注釋:

  ①華梅:《中國服裝史》,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1994,第6頁。 /

  ②格羅塞:《藝術的起源》,蔡慕暉譯,商務印書館,北京,1987,第81頁。/

  ③ 吳士余主編:《服飾》,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第18頁。/

  ④廖奔:《宋元戲曲人物與民俗》,文化藝術出版社,北京,1989,第2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