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對可持續生計的理論機理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將熵值法和極差標準化法相結合，確定各指標權重并進行標準化，得到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居民生計資本、生態補償政策以及可持續生計能力的量化值，并利用可行的廣義最小二乘法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發現，五種生計資本對居民的可持續生計具有正向影響，且影響程度的排序為人力資本>金融資本>社會資本>自然資本>物質資本。生態補償政策對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居民可持續生計能力也具有正向影響，說明生態補償政策有利于改善當地收入狀況，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最后，生態補償政策還可通過與人力資本、金融資本、物質資本和自然資本的交互作用，促進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居民可持續生計能力的提高。

　　關鍵詞：生態補償;生計資本;可持續生計;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

　　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是生態系統脆弱或生態功能重要、以提供生態產品為主體功能的地區，其承擔著水土保持、水源涵養、荒漠化防治以及生物多樣性維護等重要生態功能[1-2]。在中國，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與我國已實現全部摘帽的貧困縣有著高度的重疊性，其農村收入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且具有深度落后的特點[3]。

　　為實現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社會經濟與生態保護的協調發展，中央政府先后發布相關政策法規。2016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健全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意見》，提出將生態保護補償與實施主體功能區規劃有機結合，逐步提高重點生態功能區等區域基本公共服務水平，促進其轉型綠色發展。

　　2018年1月，國務院發布《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提出要推動鄉村自然資本加快增值，建立市場化多元化生態補償機制，加大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力度，完善生態保護成效與資金分配掛鉤的激勵約束機制。2021年2月，習近平同志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宣告，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要切實做好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各項工作，讓脫貧基礎更加穩固。而生態補償作為推進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重要手段[4]，有利于提高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居民可持續生計能力、改善當地收入狀況，對實現我國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義。

　　生態補償政策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會改變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居民原本的農業生產活動，使其生計決策發生變化，從而影響可持續生計能力[5]。近年來，生態補償政策對居民生計的影響分析已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國外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不同生態補償項目對居民生計能力的影響。Pagiola[6]對哥斯達黎加的環境服務支付項目進行研究，發現生態補償政策不僅改善了生態環境質量，也提高了當地居民收入水平。Turpie等[7]對南非政府開展的保護流域水資源WFW項目進行研究，發現該生態保護項目給當地居民創造了許多就業機會，使居民的整體生計能力得到提高。

　　Bremer等[8]對厄瓜多爾的安第斯山脈的生態補償項目進行研究，發現生態補償可有效改善生態環境質量，同時，提高了居民的生計能力。國內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生態補償政策對生計資本的影響。胡國建等[9]以福建閩江源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為例，研究了生態補償對自然保護區農戶生計資本的影響，發現生態補償可提高農戶生計資本。吳樂和靳樂山[10]測算了貴州省黃平縣、威寧縣和大方縣農戶的生計資本，發現不同類型的生態補償方式對農戶生計資本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吳中全和王志章[11]對重慶市生態紅線區的生態補償與農戶生計困境進行研究，認為多元化、市場化的生態補償可改善農戶的生計現狀。

　　可見，已有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生態補償對居民生計能力和生計資本的影響，鮮有學者將生態補償、生計資本以及可持續生計相結合，研究三者之間的影響機理與路徑。本文首先對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可持續生計的理論機理進行分析，然后將熵值法和極差標準化法相結合，測算各評價指標值，在此基礎上利用可行的廣義最小二乘法進行回歸分析，探討生態補償與生計資本的交互關系，以及二者對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居民可持續生計的影響。

　　1理論分析

　　可持續性生計是學者們在對全球貧困問題進行深入研究時所提出的一種新思路和新方法[12-13]。英國國際發展部(DFID)開發的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SLA)得到諸多組織機構及學者們的廣泛應用，認為在脆弱性背景下，人們為達到改善生計的目的對資本配置進行調整組合，生計活動的過程以及生計產出的效果受到“結構與制度”的影響[14]。該框架將生計資本劃分為人力資本、自然資本、物質資本、金融資本和社會資本五種類型，描述了居民生計資本結構、生計過程和生計目標之間的交互變化和相互作用。

　　考慮到這一框架是英國根據其實際情況所構建的分析框架，在中國特殊國情特別是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保護和鞏固脫貧攻堅成果雙重屬性條件下，需要根據具體狀況進行完善和擴展，以增加其適用性和準確性。生態補償政策作為保護生態環境和提升居民福利的專門政策，其政策變量更為明確，在設定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居民可持續生計研究中必須對此進行考慮。

　　2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2.1數據來源

　　選取陜西屬于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和已實現脫貧摘帽的柞水縣和鎮安縣進行調研，具體選擇柞水縣的營盤鎮和乾佑鎮、鎮安縣的木王鎮和楊泗鎮進行調研。

　　2.2指標構建與量化

　　2.2.1指標構建

　　在借鑒Bouma&Montanarella[15]、袁梁等[12]、吳樂和靳樂山[10]等學者研究的基礎上，結合英國國際發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以及調研地點的實際情況，對生計資本、生態補償政策、可持續生計的指標進行設計。

　　2.2.2指標權重

　　根據所構建的指標體系，運用熵值法對各指標的權重進行確定。熵值法作為一種客觀賦權法，通過計算指標的信息熵來判斷數據的離散程度，進而為指標的評價提供依據，可有效避免指標權重確定的主觀性[16-17]。

　　2.2.3指標標準化

　　由于各評價指標單位、量綱和數量級均存在較大的差異，因此，應對所選擇的評價指標進行標準化。

　　3實證分析

　　3.1變量的量化結果

　　根據構建的評價指標體系和量化標準，可測算得到五種生計資本、生態補償政策和可持續生計的數值。由此可知在各類生計資本中，均值最大和最小的生計資本分別為自然資本和人力資本，說明在本研究的調研區域中，自然資本相對富裕，而人力資本相對匱乏。

　　3.2回歸結果及分析

　　考慮到經典的最小二乘法(OLS)忽視了變量間的多重共線性、異方差等現象對回歸結果的影響，因此，為提高回歸結果的可信度，采用可行的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進行回歸分析，可消除回歸誤差序列間可能存在的相關性以及異方差的影響，避免虛假回歸現象的產生[20-21]。

　　4結論與建議

　　首先，五種生計資本對居民的可持續生計具有正向影響，且影響程度的排序為人力資本>金融資本>社會資本>自然資本>物質資本。其次，生態補償政策正向影響居民可持續生計能力，說明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的生態補償政策有利于改善當地收入狀況、鞏固脫貧攻堅成果，進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最后，生態補償政策可通過與人力資本、金融資本、物質資本和自然資本的交互作用，促進居民可持續生計能力的提升。根據以上研究結論，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是完善生態補償機制。完善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實施的生態補償機制，充分發揮其對當地居民可持續生計的直接與間接提升作用。一方面，對當地居民進行技能培訓和技術指導，提高其技能水平，使其可持續生計能力得到提高，逐步實現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目標。另一方面，定期監督檢查生態補償政策實施效果，防止政策效果退化，使當地居民可持續生計能力得到提高的同時也保障了生態環境保護效果。

　　二是加大對人力資本投資力度。由于人力資本對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居民可持續生計的影響程度較大，應結合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的實際情況，培育和增殖當地居民人力資本。從發展維度來看，人力資本主要包含智力、健康和技能，應從這三個維度培育和增殖人力資本。

　　三是建設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居民的金融資本、社會資本、心理資本和物質資本的增殖體系。優化金融扶貧系統，加強當地居民的社會關系培育，建設健康的心理，加大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投資力度，實現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不僅可以提高當地居民的可持續生計能力，還有利于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接續推進鄉村振興，進而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參考文獻：

　　[1]王習明，高揚.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貧困縣鄉村振興之路[J].探索，2018(4)：94-100.

　　[2]時衛平，龍賀興，劉金龍.產業準入負面清單下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問題區域識別[J].經濟地理，2019(8)：12-20.

　　[3]宋文飛，韓先鋒.生態保護邊界、社會資本與貧困縣農村收入差異[J].財經科學，2020(3)：107-119.

　　[4]王梓懿，張京祥，周子航，等.生態補償的價值目標：國際經驗及對中國的啟示[J].中國環境管理，2021(2)：27-32.

　　[5]吳樂，靳樂山.貧困地區生態補償對農戶生計的影響研究——基于貴州省三縣的實證分析[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18(8)：1-7.

　　[6]PagiolaS.PaymentsforenvironmentalservicesinCostaRica[J].EcologicalEconomics,2008,65(4):712-724.

　　[7]TurpieJK,MaraisC,BlignautJN.Theworkingforwaterprogramme:EvolutionofapaymentsforecosystemservicesmechanismthataddressesbothpovertyandecosystemservicedeliveryinSouthAfrica[J].EcologicalEconomics,2008,65(4):788-798.

　　[8]BremerLL,FarleyKA,Lopez-CarrD,etal.ConservationandlivelihoodoutcomesofpaymentforecosystemservicesintheEcuadorianAndes:Whatisthepotentialfor‘win-win’[J].EcosystemServices,2014,8:148-165.

　　[9]胡國建，陳傳明，郭連超，等.生態補償對自然保護區農戶生計資本影響分析——以福建閩江源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為例[J].生態經濟，2018(8)：145-155.

　　[10]吳樂，靳樂山.生態補償扶貧背景下農戶生計資本影響因素研究[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6)：55-61.

　　作者：王奕淇1，李國平2，延步青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