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為古文支流的唐末小品文，其創作主體帶有鮮明的寒士階層的特征，這與唐宋之際門第觀念漸趨消弭、出身寒微的道德才學之士積極要求晉身的時代趨勢是一致的‍‌‍‍‌‍‌‍‍‍‌‍‍‌‍‍‍‌‍‍‌‍‍‍‌‍‍‍‍‌‍‌‍‌‍‌‍‍‌‍‍‍‍‍‍‍‍‍‌‍‍‌‍‍‌‍‌‍‌‍。 這些出身寒微的底層文人把社會生活中親身經歷的問題和思考凝練成文，貫徹積極用世、關注現實的創作原則，繼承并發揚了中唐古文革新的精神特質，變古文之正統說理為小品雜著之辛辣嘲諷。 同時他們注意將充滿藝術表現力的小品文編輯成書，以用于科舉場屋省卷行卷的關鍵之時。 這種對小品文的重視及其階層特點所導致的內容趨向，使得唐末小品文作家與當時的古風型詩人群體一起，其創作成就共同構成了唐末寒士文學的主體部分，決定了唐末寒士文學所具有的深廣的社會意義，代表了唐宋之際隱含于社會底層的古文脈絡的延續發展。

　　關鍵詞：小品文; 寒士; 古文; 唐末

　　以直面現實、諷刺當世的小品文在晚唐咸通、乾符之時出現了創作高潮，皮日休、陸龜蒙、羅隱等唐末諸家都曾致力于小品文寫作。 他們在繼承中唐古文運動關注現實的創作旨趣基礎上，變經濟世務的正統古文為刺世疾邪的小品雜著，或針對弊政而提出批評，或托史諷喻而借古比今，或寓言比興以諷刺現實，使小品文成為晚唐古文發展的重要余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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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不平則鳴”的作品凝聚了作家對時代問題的犀利批判和辛辣嘲諷，其中借助文學的表現手段來揭示深刻的政治主題，正是這些身處亂世卻依然懷抱社會責任感的士人們堅持理想、關心時政的生動體現。 以往的唐末小品文研究，多集中于魯迅先生的論斷：“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文放了光輝。 羅隱的《讒書》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 皮日休和陸龜蒙自以為隱士，別人也稱之為隱士，而看他們在《皮子文藪》和《笠澤叢書》中的小品文，并沒有忘記天下，正是一塌糊涂泥塘里的光彩和鋒芒。 ”

　　這一論點無疑是對此前歷史印象中皮、陸、羅等人所流傳已久的隱士身份的矯正，更為辯證地展現了他們深受儒家思想影響所形成的人格和文章特質。 沿著魯迅的這一認識，我們若深入到當時的士人生活和社會文化背景中，尤其是此時科舉中的“子弟”與“寒士”之爭成為晚唐社會的焦點問題，就會發現：這些小品作家的群體階層具有一定的共性，其作品也多產生于蹉跎科場、困于場屋之際。 因此，從這些作家的群體階層特點入手，探討其作品與唐末寒士文學之間的關系就顯得很有必要了。

　　作者：李 偉

　　一、唐末小品雜著作家的群體階層特征

　　歷來晚唐小品文研究重點多放在皮日休、陸龜蒙和羅隱身上，這是由于他們都曾對自己數量眾多的小品文進行過編輯整理，作品相對集中。 如皮日休的小品文多見于《文藪》中，陸龜蒙和羅隱則分別有《笠澤叢書》和《讒書》傳世，這些書前的序文中有明確的思想闡發，而且這些文章個性鮮明、藝術成就頗高。 魯迅先生對唐末小品文的稱贊即是舉羅隱、皮日休和陸龜蒙為例，當代學者中，葛曉音在《唐宋散文》中對唐末小品文的論述也是重點放在皮、陸、羅的作品上。 因此以這三位作家的文章作為晚唐小品研究的重點，本無疑義。 然而如果通覽此時段的文章，還有以下幾位值得重視。

　　一是陳黯。 作有《御暴說》 《本貓說》《答問諫者》《詰鳳》《華心》《拜岳言》《禹誥》《辨謀》等小品文，《全唐文》載有其文十篇，其中小品文占八篇。 黃滔《潁川陳先生集序》評價陳黯的創作時曰：“先生之文，詞不尚奇，切于理也。 意不偶立，重師古也。 其詩篇詞賦檄，皆精而切，故于官試尤工。 ”這里的“官試”是指晚唐科舉考試中的律賦，而“意不偶立，重師古也”則說明了陳黯的文章創作有崇古的傾向，當是指他在古文創作方面有所成就。 從現存作品來看，他的律賦之作沒有留存，惜無從考辨; 其古文創作中則以小品文為主，主要內容為探討社會問題，在批判中提出自己的理論主張。 如《華心》針對華夷之辨，因大食國李彥升考中進士之事有感而發。 時人出于中原文化心態，認為李彥升為夷人，不宜錄取。 但陳黯強調判別華夷的關鍵在于人之心理和教化：“茍以地言之，則有華夷也。 以教言，亦有華夷乎? 夫華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向。 ”而心理狀態又反映于日常生活的行為趨向中：從心理上行禮義之道，即使出身夷蠻，也可視作中華之人; 與之相反，如果行為乖于禮義，則即使生于中州，也是蠻夷之類。 這就比以往簡單地只從出身地域判別的標準更深一層，更加強調華夷之辨的內在文化特征。 可見其小品文具有一定的理論思辨性，與黃滔“切于理也”的評價相符。 陳黯生平，詳見于黃滔《潁川陳先生集序》。 據此序，知其雖成名于鄉里，卻困于場屋，蹉跎半生，竟無所成。 從階層上看，他應屬寒士一類。

　　二是來鵠。 據全唐文小傳，來鵠為江西豫章人，咸通年間舉進士不第。 《全唐文》有其文九篇，小品文有《隋對女樂說》《儒義說》《相孟子說》《仲尼不得配祀說》《榛子云時說》《貓虎說》《儉不至說》。 從存文數量上看，小品文占據了其創作的大部分。

　　三是袁皓。 全唐文小傳載其為江西宜春人，咸通進士; 僖宗幸蜀，擢倉部員外郎; 龍紀中，遷集賢殿圖書使，自稱碧池處士。 《全唐文》中留存有《吳相客記》《書師曠廟文》《齊處士言》等小品文。

　　四是楊夔。 《民國宜春縣志》載其為袁州宜春人，《全唐文》錄其《蓄貍說》《植蘭說》《善惡鑒》等小品文。 楊夔終身不仕，以處士自居，與鄭谷、張喬、袁皓等人相善。 鄭谷稱這些人為“處士”，袁皓自稱“碧池處士”。 可見他們的出身都屬低微，應為寒士文人。

　　五是程晏。 作有《蕭何求繼論》《工器解》《設毛延壽自解語》《齊司寇對》《祀黃熊評》《窮達志》《內夷檄》，《全唐文》中留存的程晏之文全為小品文‍‌‍‍‌‍‌‍‍‍‌‍‍‌‍‍‍‌‍‍‌‍‍‍‌‍‍‍‍‌‍‌‍‌‍‌‍‍‌‍‍‍‍‍‍‍‍‍‌‍‍‌‍‍‌‍‌‍‌‍。 昭宗朝《覆試進士敕》載曰：

　　其趙觀文、程晏、崔賞、崔仁寶等四人，才藻優贍，義理昭宣，深窮體物之能，曲盡緣情之妙。 所試詩賦，辭藝精通，皆合本意。 其盧贍、韋說、封渭、韋希震、張蠙、黃滔、盧鼎、王貞白、沈崧、陳曉、李龜禎等十一人，所試詩賦，義理精通，用振儒風，且躡異級。 其趙觀文等四人并盧贍等十一人，并與及第。

　　程晏于唐昭宗乾寧年間進士及第。 據此敕文，程晏等及第士人皆“深窮體物之能，曲盡緣情之妙”“所試詩賦，辭藝精通”，可見其文章才華之高。 晚唐科舉多以律賦應試，因此程晏在這方面當有很高造詣，惜無一文留傳。 其小品文有七篇保存至今，其中《蕭何求繼論》《設毛延壽自解語》《齊司寇對》為借古喻今之作，《內夷檄》主旨與陳黯《華心》相同，都據時代發展對華夷之辨提出新見解。

　　六是黃滔。 與程晏同年進士及第，作有《禱說》《巫比》《龍伯國人贊》《夷齊輔周》《吳楚二醫》《噫二篇》《文柏述》《公孫甲松》《唐城客夢》等。 作為唐末著名的律賦作家，黃滔《潁川陳先生集序》中稱自己是陳黯的內侄，而且又和小品文大家羅隱交好。 四部叢刊本《唐黃御史文集》附錄《昭宗實錄》中載，乾寧二年二月，崔凝知貢舉，已取進士張貽憲等25人，發榜當日，又敕第二天于武德殿復試，結果這25人中，趙觀文、黃滔、王貞白等15人及第，張貽憲等5人落第; 但許以后應舉，崔礪、蘇楷等4人最劣，亦落第，并不許再舉。 對此，《唐摭言》評論說：

　　昭宗皇帝頗為寒進開路，崔合州(凝)榜放，但是子弟，吳問文章厚薄，鄰之金瓦，其間屈人不少。 孤寒中唯程晏、黃滔擅場之外，其余以程試考之，濫得亦不少矣。

　　可見，程晏和黃滔在時人眼中俱是寒士文人。

　　七是沈顏。 天復初登進士第，授校書郎，其曾祖沈既濟、祖沈傳師皆有文名。 唐末，沈顏為避亂而奔湖南，為楚辟為巡官; 未幾，仕吳，為淮南巡官，累遷為禮儀使，又歷兵部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順義中卒。 他曾經不滿于當時文章浮靡，著書百篇，仿元結聱叟之說以寓己意，故名其書為《聱書》。 小品文有《時辨》《讒國》《象刑解》《妖祥辨》《視聽箴》等。 他曾與處士曹松、張凝等友善，受到寒士文學的影響。 四庫本《黃御史集》序以為沈顏文風衰颯，站在雅正教化的立場上批評沈顏古文過于怨刺時政、失于激切。 但這種怨刺風氣，正是唐末寒士文學的顯著風格之一。

　　上述幾位小品文作家，陳黯最為年長，生活時間約在文宗至懿宗年間; 來鵠大約生活于懿宗朝，程晏和袁皓的活動時間約在唐昭宗年間。 皮日休《文藪序》作于咸通七年(866)，此時他的多數小品文已完成并編于文集中。 羅隱小品文集《讒書》編成于咸通八年。 而陸龜蒙的《笠澤叢書》編成于乾符六年(879)。 可以說，唐代小品文的創作，集中于晚唐后期宣宗至昭宗年間，有的下延至五代時期。 其中陳黯時代較早，皮、羅、陸為小品文繁榮時的代表作家。 另外，來鵠和袁皓亦作有小品文，程晏、黃滔和沈顏則是唐亡前后的小品文作家。 這些小品文作家多屬寒士文人階層，只有沈顏家庭出身較高，但他與曹松、張凝等游玩酬唱，也受到寒士文人風習的一定濡染。 他們后來雖曾為官，但大多沉淪下僚，因此對底層民眾生活和普通士人的艱辛深有感觸，并在作品中有所反映。 在唐末至五代初這段時期，以杜牧為代表的晚唐前期古文家已退出文壇，那種長篇大論、關系國計民生的經世古文已較少見，而短小精悍、刺世諷喻的小品文在此時文壇便綻放出一束耀眼的光彩。

　　二、寒士的階層特點與唐末小品雜著的內容趨向

　　縱觀唐代古文的發展歷程，盛中唐之交的元結在其諷刺雜文中繼承了先秦時《莊子》等子書的傳統，使小品文的創作初顯雛形。 元結寫作的小品文大量采用漢賦中的問答形式，通過對話的深入，抽絲剝繭，層層遞進，從一些常見的生活現象中總結出深刻的道理，以達到批判社會不公正現象的效果。 比如《丐論》，元結虛擬“或曰”“元子”“丐友”三位對話人物，以“或曰”的問題起始，“元子”和“丐友”的問答為中心，并將其置于已經瀕近危機的天寶之時，將“丐”的本義予以創造性地發揮，從而使“丐友”之“以貧乞丐”而“心不慚”與“丐權家奴齒，以售邪佞; 丐權家婢顏，以容媚惑”的羞恥之態形成鮮明對比，說明“丐”之差異背后有著士人人格崇高和卑劣之別，深刻批判了當時那些毫無節操的士人。 這種創作路數，在元結《惡曲》《惡圓》等小品文中都有體現。 而在《化虎論》中，元結在繼承大賦問答結構的同時，又設事譬喻，將動物世界與人類社會作比，指出：如同虎豹鸮蟆的兇惡本性難移，那些奸邪諂媚的小人也很難回心向善。 元結這些文章“勸之忠孝，誘以仁惠，急于公直，守其節分”的用意過于顯直，因而造成箴戒之用和作者個體性情的不平衡，缺少形象思維和文學性。 這只是小品文發展初期的一種簡單狀態，與此時古文起步不久、尚未成熟的現狀是一致的。

　　中唐古文運動的另兩位主要作家韓愈和柳宗元，也曾以游戲式的筆墨創作了一些近似小品文的寓言文章。 如韓愈的《毛穎傳》《送窮文》、柳宗元《蝜蝂傳》《黔之驢》《永某氏之鼠》《種樹郭橐駝傳》等，都假托故事、注重敘事、描寫精到，綜合運用擬人、比喻、象征等文學手段，通過有限的寓言達到闡述思想、批判世風的深刻目的。 這說明，古文運動在韓、柳手中已趨于成熟，并為小品文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雖然韓、柳這些文章的文學價值很高，但并未得到時人的充分肯定。 如張籍曾批評韓愈《毛穎傳》等文“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于前以為歡，此有累于令德”; 裴度也曾言，要“以文立制”而不“以文為戲”。 可見，中唐文人對這種文學性較強的文章還有些異議。 就韓愈、柳宗元的整體古文創作而言，這類短小精練之文的比重也不大。

　　至唐末，小品文的創作逐漸拓展開來。 這突出地表現為其內容的嚴肅性和藝術表現的多樣化使得小品文日益擺脫中唐時期那種“以文為戲”的品格，逐漸貼近現實政治和社會生活，并在藝術表現上鮮明地呈現出作家的個性精神，從而讓小品文在晚唐后期文壇為時人接受，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文學現象。 上述寒士作家的小品雜著創作的內容，可大致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以實錄的筆法真實展現唐末的時代狀況‍‌‍‍‌‍‌‍‍‍‌‍‍‌‍‍‍‌‍‍‌‍‍‍‌‍‍‍‍‌‍‌‍‌‍‌‍‍‌‍‍‍‍‍‍‍‍‍‌‍‍‌‍‍‌‍‌‍‌‍。 如陸龜蒙的《記稻鼠》，記錄了乾符六年(879)吳興大旱一事。 當時，當地連續數月無雨，農民生活舉步維艱; 為求解決生計問題，農民歷盡艱辛，轉引遠方的水流灌溉農田，但遠水解不了近渴，結果仍是“僅得葩坼穗結，十無一二焉”。 在這樣的情況下，官府依然催租交賦，甚至“毆而駭之”，以致民不堪命。 這不禁使作者想起了《詩經·碩鼠》中詩人控訴壓迫和剝削的憤慨之情。 《記稻鼠》通過對吳興大旱、農民生活困苦不堪現狀的真實寫照，借《詩經》經典名篇加以議論，透露出作者對世事的感慨。 晚唐政治生活的一些新問題，在小品文中也有所反映。 其中，唐朝與周邊少數民族的關系體現得較為突出。 安史之亂以后，隨著唐朝的衰落，周邊少數民族憑借其軍事實力不斷侵擾唐帝國的邊境，北面的回鶻和黨項、西南的南詔、南面的黃洞蠻，西北的吐蕃等都曾襲擾過河東、劍南、嶺南等地。 但在這種形勢中，中原與周邊少數民族也不斷加強文化交流，少數民族會派送一些子弟學習唐朝的文化，還形成了學習者定期輪換的制度，客觀上加強了民族融合的進程。 如《資治通鑒》載：

　　初，韋皋在西川，開青溪道以通群蠻，使由蜀入貢。 又選群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欲以慰悅羈縻之，業成則去，復以他子弟繼之。 如是五十年，群蠻子弟于成都者殆以千數。

　　西川位于唐帝國與南詔的接壤之地，韋皋開通青溪道方便了西川與南詔的聯系。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群蠻子弟相繼入成都學習中原文化，歷時五十年、殆以千數的數據說明了南詔受到中原文化影響之深。 當時甚至有進士考試中錄取外國人的情況。 這一情況的出現隨之帶來了對華夷之辨的討論，要求時人必須以嶄新的眼光來看待華夷問題。 對此，小品文中的一些篇章曾有涉及。 如陳黯《華心》突破了以往從出生身份和地域的表象特征來區分華、夷的歸屬，而是深入到文化的層面，通過教養舉止、禮儀行為反映出的文化心態來判別，這就比前代的華夷之辨更顯深入，與此觀點相近的是程晏的《內夷檄》。 可見，這些關系時事的小品文都是對當時政治和民生的真實反映，通過這些小品文的寫作可以清楚地了解唐末的社會現實。

　　(二)諷時譏世，借古喻今。 魯迅先生對唐末小品文的贊美就是基于這些文章的譏刺特點，尤以皮日休和羅隱最具代表性。 皮日休的小品文多見于他的《鹿門隱書》。 他在繼承《論語》等語錄體形制的基礎上，運用對比藝術，通過虛擬的“古”之清明來反襯出現實的“今”之黑暗，如：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為己累，故己憂之。 今之官人也，以己為天下累，故人憂之。

　　古之隱也，志在其中。 今之隱也，爵在其中。

　　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

　　古之用賢也為國，今之用賢也為家。

　　古之酗也為酒，今之酗也為人。

　　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 今之置吏也，將以為盜。

　　在兩兩相對的句子中，皮日休借助關鍵字的對應替換，鮮明而深刻地揭示出他的社會理想和黑暗現實之間的距離。 這里沒有具體的闡述分析，只是在犀利淺白的語言之中，通過對比的藝術手法形成強烈的反差，從而具有振聾發聵的千鈞之力，以求批判現實、諷刺黑暗的效用。 需要指出的是，皮日休所謂的“古”實質是儒家等傳統思想給予他的一種美好的社會理想，簡而言之，即《鹿門隱書》中所說的“古圣王”之世; 他眼中的“今”也具有高度的濃縮性，代指當時社會的一切不合理、不公正的現象，如為官的士人大多尸位素餐、毫無理想大志和社會責任感，藩鎮戰亂引造成的凄慘世相，以及人各為己的自私自利。 皮日休的這些文句看似簡單，其實是他從現實生活中精煉而成的深刻的人生感悟，在嬉笑怒罵的諷刺中透露出一股末世的悲涼之感，有著含蓄不盡的言外之意。

　　相比于皮日休的諷刺小品文，羅隱雖然也是以古喻今，但其藝術手法有著明顯的個性特征。 在《讒書》中，羅隱擷取了歷史上一些著名的故事，即事起意，雖然是在講述古事，卻處處影射出當時的社會矛盾和黑暗政治。 在借助歷史故事的基礎上貫以己意，作出精彩的翻案文章，這是羅隱小品文的藝術特色。 如《敘二狂生》中，羅隱儼然把禰衡、阮籍當作自身寫照，而禰、阮所處的時代也和羅隱當時的唐末亂世相仿，禰衡和阮籍的生不逢時和不平之鳴其實都是羅隱身處亂世卻志不得伸的一種映照，這也是當時士人面對的普遍性問題。 羅隱思想的特異之處在于他能見前人所未見，發前人所不敢發之言。 如《伊尹有言》《三叔碑》中，歷來被儒家經典奉為圣賢的伊尹和周公在羅隱的筆下卻成為不合法的謀篡之臣。 這種改頭換面其實并不是對伊尹、周公個人的否定，而是借以批判唐末宦官專權和藩鎮割據以及“君若客旅，臣若豹虎”社會現實的工具。

　　由此可見，作為晚唐諷刺小品文的代表人物，皮日休和羅隱關注現實的精神是一致的，只是思路和方式不同。 皮日休強調古今對比，在反差中顯示對社會現實的批判，而羅隱則是借古喻今，通過翻案文章映照現實，以求發人深省的效果。

　　(三)憤激時世，從寒士立場的自身處境出發，抒發懷才不遇、有志難伸的悲感，實質是對當時壓抑才士和科舉制度的不公正的批判。 皮、陸、羅以及陳黯、來鵠等人都曾多次參加科舉，有的雖中進士卻沒有施展抱負的機遇，而更多的是蹉跎科場、久困場屋。 如羅隱“十上不中第”，陳黯也是多年應舉而不中，皮日休的登第還是緣色目員額而進，即當時俗稱的“榜花”。 《南部新書》載：“大中以來，禮部發榜，歲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謂之色目人，亦為曰榜花。 ”但登第后的“榜花”往往屢受士子嘲弄。 這就可以想見皮日休中進士后的處境‍‌‍‍‌‍‌‍‍‍‌‍‍‌‍‍‍‌‍‍‌‍‍‍‌‍‍‍‍‌‍‌‍‌‍‌‍‍‌‍‍‍‍‍‍‍‍‍‌‍‍‌‍‍‌‍‌‍‌‍。 寒士文人往往無法通過科舉順利地進入仕途，那么抒發懷才不遇之感、批評不公正的科舉制度也就成為他們小品文中的重要內容。 如皮日休在《鹿門隱書》所言：“古之用賢也為國，今之用賢也為家。 ”皮日休理想中的“古代”是真正為國家選賢用能，而現實卻是出于維護個人私利，這樣的“選賢用能”并不能真正選拔有用的人才，因此寒士文人入仕無門。 另如羅隱《敘二狂生》中曰：

　　茍二子氣下于物，則謂之非才。 氣高于人，則謂之陵我，是人難事也。 張口掉舌，則謂之訕謗。 俯首避事，則謂之詭隨，是時難事也。

　　文中的禰衡和阮籍，實際是羅隱的自畫像。 他們的處境也就是羅隱當時面對的時勢：故作低下則會被人輕視，而要展現真才實學則會招來旁人的非議; 如果開口言事會被人視為“訕謗”，而要委曲求全則又被目之為“詭隨”。 生于唐末亂世，寒士文人缺少援引汲譽的機會，處處受制于人，個性無從施展。 “人難事”和“時難事”的感慨中透露出羅隱“生不逢時”的身世之感，其中也隱約抨擊了國家不能用賢的時弊。

　　(四)政治問題的探討。 如沈顏的《妖祥辨》對傳統的祥瑞和妖異提出了不同意見。 他認為麒麟龍鳳代表的祥瑞和天文錯亂、草木變性的災異并非決定國家政治好壞的因素，國家的清明源自君明臣忠、百司稱職，衰亡則是由于信任讒佞、棄賢逐能。 沈顏把人事的因素視為真正決定國家興廢的“妖祥”，這就打破了以往那種過分政治附會的錯誤傾向，抓住了治理國家的決定性因素。 《象刑解》《時辨》、陳黯《詰鳳》《辨謀》等，都屬此類。 雖然這樣的文章沒有過多文學性的渲染，說理色彩濃厚，但對政治問題的深入探討和發人深省的新穎結論總能讓讀者眼前一亮。 在小品文中直面政治問題，可以說是晚唐小品文內容方面的重要突破。

　　通過上述內容的梳理，我們可以較為清晰地看到：唐末小品文已經日益貼近政治生活和社會現實，其創作中注入了作家們對社會、歷史和人生的諸多深入的思考，其文體地位大為提升，超越了中唐人“以文為戲”目之的尷尬。 其表現范圍的擴大和嚴肅性內容的探討無疑從整體上推動了小品文向著更廣闊的空間發展。 同時藝術手法的多樣化和文體的豐富性，使得小品文在貼近政治主題時依然洋溢著活潑的文學化色彩。

　　唐末五代小品雜著所深具的批判價值是與這些作者的出身階層密切相關，這就與當時那些身居高位且出身高門的文人形成鮮明的而對比。 唐末五代是繼魏晉南北朝之后的又一亂世，這対士人的心態和政治趨向產生深刻的影響。 大量出身低微的寒士積極要求政治仕進，改革政治弊政，正在成為唐宋之際的一股不可忽視的潮流。 他們的這種訴求與魏晉以來以門第取士的傳統形成此消彼長的態勢，因此就出現了“子弟”與“寒士”之爭，這也成為唐末五代科舉取士的一大社會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雅頌美飾”與“政治諷喻”成為唐末五代兩種截然不同的創作態勢，成為主導此時古文創作的思想文化觀念。

　　以皮日休、陸龜蒙、羅隱等為代表的小品雜著作家，由于出身底層，深入接觸社會的政治冷暖，其作品尤為強調對社會問題的積極批判意義。 他們直面現實的政治弊政，不僅深刻揭露種種真實的社會面相，而且將濃郁的感情悲慨融入文中，使得其文章代表著“政治諷喻”傳統在唐末五代的延續與發展。 與此相聯系的是，唐末小品作家黃滔在《與王雄書》中肯定時人行卷中的“指陳時病俗弊”之作，同時表彰王雄能在“尚辭鮮質”的不良文風中突出元結和韓愈古文作品中關注現實的品格，指示了其所具有的救文道之衰的重要意義。 與之時代接近的吳融在《禪月集序》中也大力提倡“樂府”的政治諷喻和美刺精神，從而突破了單純禮樂頌美的文學觀念，更加強化了有益于事的諷諫文學觀。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當時雖然政治危局已難于逆轉，唐帝國面臨著藩鎮、宦官和周邊少數民族侵擾等內外交困的局面，但身居高位和出身高門的文士依然寫作各種歌功頌德的文章，為冠冕堂皇的典禮儀制上粉飾太平。 這一“體國經野、義尚光大”的創作觀念，秉承的是儒家功成而制禮作樂的文化傳統。 正如中晚唐之際士人王涇《大唐郊祀錄序》中所言：

　　臣聞在昔圣王之御宇也，仰則觀天以知變，俯則考地以取象，因順變之道，作為禮樂，化成人文以光天下者，莫大乎郊祀。 著之方策，豈微臣諜一二所能盡? 臣聞禮有志誠，非玉帛無以見乎外; 樂有志節，非鐘磬無以達乎中。 故自五帝殊時，三王異禮，莫不因之沿革，觀損益焉。

　　這種重視禮樂頌美的觀念在唐末五代的亂世除了粉飾太平外，幾無政治上的實際功用。 唐末昭、僖時期的郊祀活動極為頻繁，為此活動而作的官樣文章可謂宏大，但當時政局的混亂已經難以控制，唐末農民起義的蔓延態勢無可遏抑。 這些禮樂活動與動蕩時局形成了令人嗟訝的鮮明對比。

　　因此，唐末小品雜著的思想意義只有依托于作者的階層屬性，才能得以彰顯。 只有將其所代表的諷喻觀念與雅頌文學觀進行對比，才能更顯著地看出其內容背后的思想和社會文化價值，特別是在唐末五代這樣的衰亂之世。

　　三、唐末寒士文學的社會意義

　　政治性和文學性的有機統一意味著小品文成為晚唐寒士文人充分展示自我個性和體現社會責任感的有效文體，成為延續中唐古文革新精神品格的后勁。 因而羅隱和皮日休都極為重視小品創作，把自己寫作的大量小品文編輯成書，在科舉應試之前用以行卷和省卷。

　　皮日休將自己的小品文編輯成書以作省卷之用，這在《文藪序》中有所體現：

　　咸通丙戌中，日休射策不上第，退歸州來別墅，編次其文，復將貢于有司。 登篋叢萃，繁如藪澤，因名其書曰“文藪”焉。 比見元次山納文編于有司，侍郎楊公浚見文編嘆曰：“上第污元子耳。 ”斯文也，不敢希楊公之嘆，希當時作者一知耳。 賦者，古詩之流也，傷前王太佚，作《憂賦》，慮民道難濟，作《河橋賦》，念下情不達，作《霍山賦》，憫寒士道壅作《桃花賦》，《離騷》者，文之菁英者，傷于宏奧。 今也不顯《離騷》，作《九諷》。 文貴窮理，理貴原情。 作《十原》‍‌‍‍‌‍‌‍‍‍‌‍‍‌‍‍‍‌‍‍‌‍‍‍‌‍‍‍‍‌‍‌‍‌‍‌‍‍‌‍‍‍‍‍‍‍‍‍‌‍‍‌‍‍‌‍‌‍‌‍。 大樂既亡，至音不嗣，作《補周禮九夏歌》。 兩漢庸儒，賤我《左氏》，作《春秋決疑》。 其馀碑、銘、贊、頌，論、議、書、序，皆上剝遠非，下補近失，非空言也。 較其道，可在古人之后矣。 《古風》詩編之文末，俾視之粗俊于口也。 亦由食魚遇鯖，持肉偶巽。 《皮子世錄》著之于后，亦太史公自序之意也。 凡二百篇，為十卷。 覽者無誚矣。

　　文中明確指出，自己在咸通七年(866)編書，是效法元結以“勸之忠孝，誘以仁惠，急于公直，守其節分”為宗旨編輯《文編》的行為，并要將自己的文章“貢于有司”，此即是省卷之意。

　　羅隱將《讒書》編好后，屢次呈于達官顯貴以求汲譽，這從其今存書啟中可略知一二。 如：

　　《投秘監韋尚書啟》：“以所著《讒書》一通，寓于閽吏。 退量僭越，伏積憂惶。 ”

　　《上太常房博士書》：“某前月二十五日，以所著《讒書》一通上獻。 ”

　　《投蘄州裴員外啟》：“某月六日，輒以所著《讒書》一通，貢于客次。 ”

　　《投鄭尚書啟》：“某前月某日，輒以所為《讒書》一通，貢于客次。 ”

　　而且他在《讒書重序》中曰：“然文章之興，不為舉場也明矣。 ”此序是羅隱咸通九年(868)所作。 此前一年，他曾編好《讒書》，然并未中第。 咸通九年，她又因龐勛兵亂而無法赴試，故在此否定為科舉考試而作的觀念。 可見羅隱編《讒書》的目的，就是用于科舉考試的行卷。 對照羅隱有關《讒書》的兩篇序言，重序中特別指出“然文章之興，不為舉場也明矣”，明確標出反對只為科舉作文的不良趨向; 但其現實做法卻反證了最初的《讒書序》正是為了科舉應試。 咸通九年，龐勛兵亂，身在江東的羅隱無法到京，朝廷也以此為由詔告江南士子不宜參加當年的科試。 出于憤激之情，羅隱在《讒書重序》中說出了文章不為科場之言。 但其編輯《讒書》以用于科舉行卷的初衷，在兩序的對照中其實已很明顯。

　　皮、羅兩人幾乎同時編小品文成書用以省卷或行卷，其中當有深刻的社會原因。 小品文自身品格的提升，和當時科舉考試風氣乃至整個社會的文化風氣密切相關。 從此時小品文內容看，皮日休主張為文要“上剝遠非，下補近失”，幾乎篇篇繼承諷喻傳統; 而羅隱也強調自己“不能學揚子云寂寞以誑人”，“有可以讒者則讒之”，其文多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和批判格調。 皮、羅二人的主張恰好適應了晚唐科場行卷中強調經世之論的傾向。 如《南部新書》甲編載：

　　李景讓典貢年，有李復言者，納省卷，有《纂異》一部十卷。 榜出曰：“事非經濟，動涉虛妄，其所納仰貢院驅使官卻還。 ”復言因此罷舉。

　　這里所說的“動涉虛妄”，反映了晚唐一股崇尚詼諧滑稽的文學風氣。 李復言曾有傳奇小說集《續玄怪錄》傳世，有人懷疑《纂異》與《續玄怪錄》是一部書。 但不管怎樣，在科試主考官李景讓看來，《纂異》的“動涉虛妄”不合于省卷、行卷所需要的文章事關經濟的要求。 而皮日休在《文藪序》中，大力主張文章要有“上剝遠非，下補近失”之用，不尚空言。 羅隱也在《讒書序》《讒書重序》等中明確指出，不做“寂寞以誑人”的揚雄，而是要“著私書而疏善惡”，“斯所以警當世而誡將來也”。 這種抑揚褒貶、關注現實的精神，與晚唐時期對科舉考試前行卷、省卷中的文章要求是一致的。

　　與皮、羅幾乎同時活躍于詩壇的一批寒士詩人的刺世之作以及他們的生活經歷，也和皮日休、羅隱在咸通年間小品文的創作有著不可忽視的密切關系。 從皮、羅創作小品文的時間來看，同時的詩壇還有一批擅寫古風詩以刺世諷時的寒士詩人，其中的代表包括曹鄴、劉駕、于濆、邵謁、聶夷中、杜荀鶴等。 他們雖沒有元、白那種題旨明確、聲勢浩大的外在詩派形式，但風格的近似和創作內容的趨同足以構成唐末這支重要詩歌流派的特征。

　　曹鄴等人繼承中唐元、白所提倡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新樂府運動創作傳統，強調詩歌必須反映社會現實和民生疾苦。 他們的作品更是以內容充實、剛健質樸的藝術特色，明確反對晚唐詩風空乏貧瘠、綺靡艷冶的不良傾向。 如曹鄴效仿元稹《筑城曲》五解而作《筑城》三首，運用樂府筆法描寫了筑城人夫妻之間的分別悲傷和徭役的沉重，反映了苦役的無休無止迫使農民即使生還也必然是家破人亡的社會慘狀。 詩的結尾，詩人評論和控訴了這種社會黑暗，以為筑城的結果只能是“化作宮中火”。 《戰城南》雖用樂府古題，卻是指責當時藩鎮的彼此攻伐帶給人民生活的苦難，而那些將帥卻奢侈淫樂，兩種生活的鮮明對比所隱含的憤激之情不言而喻。 另如與曹鄴友善的劉駕，也作有《戰城南》一詩，但是以幾個典型意象的組合來表現戰爭帶給平民的深重災難。 其《反賈客樂》一詩，則以商旅的行路危險反襯“農夫更苦辛”。 由此可見，曹鄴和劉駕在詩歌內容與反映沉重的社會現實方面是一致的。

　　相比于曹、劉的創作投入來說，于濆在理論上的主張更顯明確，他不滿于當時“拘束聲律而入輕浮”的詩風，創作《古風》三十篇，在短小精悍的篇章中展示厚重飽滿的社會生活內容‍‌‍‍‌‍‌‍‍‍‌‍‍‌‍‍‍‌‍‍‌‍‍‍‌‍‍‍‍‌‍‌‍‌‍‌‍‍‌‍‍‍‍‍‍‍‍‍‌‍‍‌‍‍‌‍‌‍‌‍。 其《塞下曲》中，紫塞、黃沙所覆蓋的邊塞已不是盛唐的那種豪情象征，而是大戰之后橫尸荒野的凄慘之地; 最后兩句“衛、霍徒富貴，豈能清乾坤”，則是以反詰的口吻諷刺了那些自比衛、霍的將領其實只是貪圖自己的富貴，根本沒有所謂澄清寰宇、立功邊塞的雄心大志。 其《隴頭水》中對戰場慘不忍睹的意象描寫，揭示了當時戰爭中“殺成邊將名，名著生靈滅”的歷史哲理。 它如《宮怨》 《思歸行》 《古別離》 《青樓曲》等詩，從多個方面展示了當時底層民眾生活困苦、士人科舉不第的苦悶等社會現實。

　　以上詩人作品有著強烈關注現實的精神，刺世之意明顯，不同于晚唐那些風花雪月的綺靡之作。 因此，辛文房《唐才子傳》中稱贊曰：

　　觀唐詩至此間，弊亦極矣，獨奈何國運將弛，士氣日喪，文不能不如之。 嘲云戲月，刻翠粘紅，不見補于采風，無少裨于化育，徒務巧于一聯，或伐善于只字，悅心快口，何異秋蟬亂鳴也。 于濆、邵謁、劉駕、曹鄴等，能反棹下流，更唱瘖俗，置聲祿于度外，患大雅之凌遲，使耳厭鄭、衛，而忽洗云和; 心醉醇醲，而乍爽玄酒。 所謂清清泠泠，愈病析酲。 逃空虛者，聞人足音，不亦快哉。

　　皮、羅等人的文學創作，不僅小品文風格與曹、劉、于等類似，其詩論、文論主張和詩歌風格亦復相通。 皮日休贊同古樂府傳統的美刺比興，反對侈麗浮艷的詩風。 羅隱詩中亦多諷刺之作，如《江南別》《銅雀臺》《隋堤柳》等，表達了對權貴的譏諷和唐末國運日衰的憂慮。 由此可見，皮、羅的詩作和曹、劉、于等古風詩人屬于同一種文學思潮影響下的結果。 他們的小品文與此風格類似，也應看作關注現實的文學精神在當時的集中反映。 而要追問這一文學趨勢集中體現在皮、羅以及古風詩人詩作中的原因，當與他們的生活經歷和身份特征相關。

　　他們的經歷中都充滿著普通寒士所必有的艱難坎坷，多年底層的生活讓他們可以更多地接觸到普通民眾的艱辛困苦。 其詩作中的描述絕非虛言，而是對真實生活的反映。 而且在這種艱苦的磨礪中，他們依然能始終堅持正義，反抗現實的黑暗和不公，其作品正是這種生活和個性的真實體現。 如曹鄴曾累舉不第，后受中書舍人韋愨引薦而被裴休擢為大中四年進士; 咸通四年，因白敏中怙威肆行而議其謚為“丑”; 六年，又以高璩交游丑雜而議其謚為“刺”; 此后，又任主客員外郎、洋州刺史等職。

　　可見曹鄴雖然有著屢試不第的科場艱難，但在入仕之后仍能仗義直言。 再如劉駕，初舉進士不第，寓居長安數年; 大中三年，進獻《唐樂府十首》，賀收復河湟之地; 六年，登進士第，后官至國子博士，不久卒。 又如于濆，年輕時曾流寓各地，遠入邊塞，咸通二年登進士第，但仕途不達，官終于泗州判官。 而皮日休出身貧寒，咸通年間多次科試不第，故四方游歷，看到很多底層民眾生活的凄慘，其《三羞詩三首并序》記錄了當時政事和南方戰事影響民生疾苦之狀。 而羅隱詩文，則有基于自己親身感受的科場落第之悲。 這也是當時許多寒士文人共同經歷的無奈。

　　更為值得注意的是，皮日休與羅隱將小品文編輯成書的時間與咸通七年溫庭筠獎拔邵謁等創作古風作品的寒士詩人之時甚為接近; 他們當時的經歷和序文，也能反映出時人科試心態的一些側面。 這說明，皮、羅兩位唐末小品文大家的創作與此時寒士詩人古風詩歌之間存在一致關系。 在《文藪序》中，皮日休表示自己是效法元結“納文編于有司”，這就說明《文藪》就是按省卷的要求在科試之前將自己選好的詩文呈送給禮部。 而咸通七年十月，身為國子助教的溫庭筠在擔任試官時，榜進了當時士子的三十多篇詩作。 其《榜國子監》曰：

　　前件進士所納詩篇等，識略精微，堪裨教化。 聲詞激切，曲備風謠。 標題命篇，時所難著。 燈燭之下，雄詞卓然。 誠宜榜示眾人，不敢獨專華藻。 并仰榜出，以明無私。 仍請申堂，并榜禮部。 咸通七年十月六日，試官溫庭筠榜。

　　其中“識略精微，堪裨教化”的詩文，指國子邵謁、李濤等諷刺時政、有助教化的詩賦數十篇。 由此可見，溫庭筠在職期間公正無私，同情并獎拔寒苦士子，并因而觸怒宰相楊收。 此事在當時影響甚大。 所以皮日休于咸通七年五月省卷的對象中，應包括關心寒士文人且喜好刺世詩文的溫庭筠。 另如《唐詩紀事》卷七十《溫憲》條載：

　　溫憲員外，庭筠子也。 僖昭之間，就試于有司，值鄭相延昌掌邦員也，以其父文多刺時，復傲毀朝士，抑而不錄。

　　在時人眼中，溫庭筠詩文的刺時特征明顯，這甚至耽誤了其子溫憲的仕進。 由此足見溫庭筠詩文在當時的影響之廣。 而溫庭筠對邵謁的贊賞，與他自己的創作特色密切相關。 溫文在當時的影響，應也傳到皮日休等文士那里，并對他們的省卷和創作產生一定作用。 如羅隱咸通八年作《讒書序》曰：

　　生少時自道有言語，及來京師七年，寒饑相接，殆不以似尋常人。 丁亥年春正月，取其所為書詆之曰：“他人用是以為榮，而予用是以為辱。 他人用是以富貴，而予用是以困窮‍‌‍‍‌‍‌‍‍‍‌‍‍‌‍‍‍‌‍‍‌‍‍‍‌‍‍‍‍‌‍‌‍‌‍‌‍‍‌‍‍‍‍‍‍‍‍‍‌‍‍‌‍‍‌‍‌‍‌‍。 茍如是，予之舊乃自讒耳。 ”目曰《讒書》。

　　序中將“他人”的成功與自己的沉寂作鮮明對比，透露出濃重的牢騷之氣。 本序作于此年二月。 結合咸通七年十月溫庭筠“榜國子監”之事及其對邵謁等人的揄揚、羅隱當時在京師生活已久并一直為科舉及第而努力等事，知此序中的“他人”，應是指創作刺時詩文的邵謁等人。 這也說明，羅隱其實也承認自己的小品文與邵謁等人詩作具有類似風格，均屬于同一種文學風氣影響下的產物。

　　作為當時的寒士文人，以皮日休、羅隱、陸龜蒙為代表的唐末小品文作家，沒有醉心林泉，逃避現實，而是以普通文人的視角和真實的感受，滿懷社會責任感地在小品文中關注重大的政治問題，反映社會現實。 他們的小品文中，既有底層民眾的疾苦悲歡，也有寒士文人的艱辛無奈。 在表現這些生活內容時，他們借助了對比、寓言、隱喻等文學手段。 這無疑有效提升了小品文的社會意義和文學品格，使之成為繼正統古文余緒的新興文體樣式。 同時這些小品文又和當時的古風詩歌創作聲氣相通，彼此互動，隨著科舉制度日益成為寒士晉身的重要保障的時代風氣的影響，在詩、文兩大領域共同構成了晚唐時期關注現實精神的寒士文學創作。 因此，這些諷時刺世的小品文也代表著古文余脈在唐末的繼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