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6年07月13日 分類:推薦論文 次數:
這篇工業設計論文發表了“論‘反規劃’,正規化就是現行的中國式規劃編制范式,而反規劃則是從理念到運行方法的變革,我們不可否認正規化在編制方法上存在缺陷,需要長時間的努力,為此,論文探討了“反規劃”思想與理論基礎。
摘 要:評價傳統物質性規劃的功效不能僅限于用地布局細節的實現和規模預測的準確,重要的是考量對城市的生長方向和整體格局, 以及各主要功能區的框架,交通系統網絡的構建,城市基礎設施的統籌與民生質量的改善等方面的指導和控制作用。“反規劃”是一逆向的思維,是對“正規劃”的一種校正,雖不是綜合性、系統性方法論的思路,但可作為規劃研究手段應用于城市發展方向、城市形態、用地評價和選擇方面。
關鍵字:工業設計論文,正規劃,反規劃
1、“正規劃”的意義與缺陷
“正規劃”是北京大學俞孔堅先生對現行中國式規劃編制范式的概念表述。“反規劃”概念是直指當今城市規劃方法論為了應對城市化進程和不確定城市發展空間布局出現的危機而提出的。用“反規劃”概念模式取代現有的規劃模式是從理念到運行方法的變革。為此,認真審視“正規劃”的意義和缺陷顯得尤為必要[1].
“正規劃”編制制度與方法是伴隨著新中國的誕生和改革開放逐步形成的一整套的體系制度和技術方法,它是規劃學科生存的價值所在。它順應了歷史發展與城市生長的潮流,支持了我們城市的快速發展,特別是近期二十多年來,它是集約城市土地使用有效實現的路徑依賴。因此,評價這種“規模—性質—空間布局”傳統物質性規劃的功效不能僅限于用地布局細節的實現和規模預測的準確[2];重要的是考量對城市的生長方向和整體格局,以及各主要功能區的框架,交通系統網絡的構建,城市基礎設施的統籌與民生質量的改善等方面的指導和控制作用。中國社會二十多年的滄桑巨變和城市建設的日新月異,我們取得了的舉世公認的成就,傳統模式的編制方法及實施策略的效果是顯著的,廣大民眾是滿意的。
但是,不可否認這種傳統模式的編制方法是有缺陷。從科學發展觀的層面上看,它距城市科學的規劃理想還有一段距離,從理論上來講,城市規劃還不能準確演繹城市發展變化的特征和規律,還未真正形成一套可以系統地推理、實驗、證明城市規劃的學科理論。從實踐上看,眾多規劃編制成果被頻繁地修正、調整,并受主觀因素的影響,體系蕪雜,科技含量不高,尚未走上客觀的科學之路。筆者認為,現行規劃模式的缺陷是規劃學科性質使然,是學科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不代表現已存在的許許多多的沒有技術含量和不負責任的“壞規劃”。
這種城市規劃模式最大的問題是數量分析的不科學。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個長期努力的過程。但可以設想,如果沒有規模限定的依據,規劃有可能走向“鬼劃”,走向沒有評判標準的空中樓閣。城市規劃界不能把城市發展和建設過程所有問題都自己“扛”,這是涉及到機制和體制問題,是政治問題,不是單純的規劃編制技術路線問題和編制制度問題。
規劃為管理控制建設服務,城市規劃的好與壞,直接落實在規劃管理方面。規劃只有與管理科學對接,與民眾參與對等,才能實現信息對稱,與民眾達成共識。惟有如此,規劃才有力量。如果脫離規劃管理,空談規劃的編制體系與路線只能使規劃陷入八卦陣,這對規劃學科健康持續發展無益,甚至還會貽誤發展的黃金機遇期。
2、“反規劃”思想與理論基礎
后現代主義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促使人們重新審察人與自然的關系。“反規劃”這種哲學觀是后現代主義在規劃界具體的表象,它是對理性規劃模式顛覆和變異,是將規劃理論中的復雜性重新定義的表述。有一個值得推崇的觀點是,城市被看作一個動力系統,城市各個系統處于混沌的狀態,而且是在秩序支配下的復雜狀態,復雜中包含著秩序。它的理論基礎是混沌學的—個推論——分形理論[3].
分形理論是Michael Battg 和Paul Lougleg提出的《分形城市》學說,其靈感來自于混沌學的一個數學推論——分形。兩位分形城市研究者在分析了一系列城市形態案例(如功能分布、城市成長方式等方面)后指出:①復雜的城市可以理解成非常簡單的實體組成;②分形不僅存在于空間還存在于時間。他們在此基礎上致力于建構可預測的城市模型,用重復、迭代的遞歸的程序來構建和發展理想的城市。他們的工作已取得階段性成果。
“反規劃”方法論從具體操作層面來說就是一種叫做疊合(SUperposition)的方法[4],用多元拼貼的手段,把四個基本子系統——防洪Sp、生物保護Sp、文化遺產Sp、休閑Sp等透明地疊置交融,四個系統都沒有包括其他系統,邊界模糊的四個子系統的組織遵守分形的長生方式,并試圖通過這樣的形式,使城市看上去像自行演進的,而不是經過規劃的。這種規劃圖上的各個系統支離破碎的形狀,讓人想起點彩派的繪畫創作手法。這種規劃自然是抽象的模型,而不具備真正制度上可運作的意義。
當今可持續發展、生態安全的課題是全球性的,彼此形成“蝴蝶效應”。解決可持續發展的問題步履維艱,任重道遠。應該說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地域,其生態安全有著不同的內涵和解決之策,當務之急需要解決的問題也不相同[5].有人說,貧窮是最大的環境污染,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在貧窮的生存環境不斷得以改善的同時,尋找建設開發與可持續發展相協調的切實可行的辦法才是必由之路。我國還有近3 000萬人尚未解決溫飽問題,因此消除貧困和發展經濟,走上共同富裕道路仍是我們壓倒一切的任務。世界是多元的,把任何一種主張當成絕對真理都會導致謬誤。但不可否認,人類的生存和進步離不開科學技術,人類的正常思維也離不開理性,理性是人類自古以來的認識世界的基本方法。“正規劃”的一切思維理論基礎是理性主義。
眾所周知,現代城市規劃從19世紀后期興起至今,所高舉的思想旗幟—直是維護公眾利益與社會公平,這也是現代規劃編制體制的價值取向和思想基礎,綜觀我國二十多年的規劃實踐,成績有目共睹,如城市規劃地位得到確認,城市規劃內容體系、技術方法也得到法律規范等。重新回到原始起點,探討建立“反規劃”抽象理想和價值是不現實的,因為使其碰壁和破碎的是中國社會經濟的環境與人、地關系的現實和城市建設的劇變。
3、“正”“反”規劃的整合思路
3.1“正”“反”規劃一體性
正反兩依依——以正為主,正反和諧,反正—體。“反規劃”是—種思維途徑,但不是惟一的,更不是改善城市環境和解決城市問題的靈丹妙藥。看看中國的國情和規劃人文社會生態,“反規劃”與現實世界是不合時宜的。規劃的思維是辨證的思維,是反思的思維,是可逆的思維。“反規劃”是一逆向的思維,是對“正規劃”的一種校正。
“反規劃”不是綜合性、系統性方法論的思路,“反規劃”與戰略規劃、概念規劃一樣,可作為規劃研究手段在城市發展方向、城市形態、用地評價和選擇方面有所作為。“反規劃”作為一種研究思路是為法定規劃辦法服務的,其成果應該被整合到現行編制體系當中,但不能形成“反規劃”對“正規劃”的異化的局面。因此,“正” “反”規劃目的、功效、內容是統一的,一個科學的“正規劃”不僅是理性發展規劃的單—模式。“正規劃”正在檢討過去某些方面存在的問題,不要全面否定它、推翻它,它是有用的,是符合現階段狀況的。雖然這種模式可能不是最好的選擇,但它是符合現實的必然選擇,這種模式通過改良,可提升科學精神,完善程序,積極應對現存的問題和規劃實施的癥結,加強規劃過程分析,形成科學理性發展的多重模式,是能實現的預想目標的。
3.2城市規劃學科的基本問題
城市規劃學科的基本問題是“科學合理利用城市每—寸土地” [6].基本問題是貫穿—個學科(專業)的全部歷史并且推動學科(專業)發展的問題,城市規劃學科這一基本問題始終推動學科(行業)發展并且始終沒有得到解決。這個問題表現形式可以是千變萬化的,它遍布學科專業(行業)全部領域,對基本問題的完全求解看來是不可能的。“反規劃”是在生態環境的思路上對這個問題的積極探索。但它不能以此來否定“正規劃”的傳統地位和運行的范式。
“正規劃”崇尚技術,崇尚科學理性,強調技術與生態結合。生態不是原始狀態,生態是—個理性、動態的平衡,而這種平衡是有待于人們永遠探究的,并不是劃定—個“反規劃”的區域,就是一個科學的規劃。規劃的生態概念是模糊的概念,人們對它理解、把握的方法難以明確,這也是“反規劃”體系難以普及的一個原因。從理論與實踐上看,城市規劃學科與其他任何學科(專業)—樣,都存在著普及與提高的相互促進,相互統一的關系,普及與提高是辨證的關系。綠色(生態)斑塊,綠色廊道的建立與開辟是城市規劃考量要素,但社會生態、經濟生態、人文生態也是不可或缺的因子。城市規劃的綜合性就是如此,它是協同的、共生的、互為依存的,這是規劃學科的意義所在。過去,由于過分強調某一個方面,忽視或不夠重視另一方面,如生態問題,產生了規劃建設難以修復的敗筆,這些必須在規劃方法論的層面引起警覺。現今的中國城市問題是系統性問題(政治、經濟、文化、土地、生態環境等),每個城市表現的形式或嚴重程度不—樣,解決思路與途徑也不盡相同。過去我們思路單一,老是用一種辦法、一種途徑、一種視覺來看問題并尋求答案。
3.3把握發展的主題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號召全體人民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緊緊抓住并用好21世紀頭二十年重要機遇期,這是由我們面臨的時代條件和國情所決定的。從“十一五”開始,我國經濟將進入一個長期、快速、平穩發展階段,如果沒有較快、平穩的發展速度,就難以緩解發展中產生的種種矛盾。有鑒于此,我們必須面對六大基本挑戰[7]:①人口三大高峰相繼來臨,在未來的二十多年當中,平均每年將新增人口1 000萬。②就業與老年人口總量都將逼近中國歷史上的最高峰值,而能源和自然資源在此發展階段將被超常規利用。③生態環境狀況在中國的整體惡化趨勢還會延續。④中國城市化的巨大壓力。根據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的一項研究資料,按照經濟的發展需要,我國城市化水平在2010年將達到61%,在2020年將達到75%,姑且保守一點,分別降低10%,即2010年和2020城市化水平為51%、65%,城市人口也將分別達到7億和9.8億,總體規模將超過所有發達國家人口之和,我們在這一時期將出現人類發展史上最壯觀的人口遷移,我國城市人口將在10年和20年內分別翻一番到兩番。⑤縮小區域間發展差距并且解決“三農”根本問題;⑥國家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全面建設與國家實力的培養。利用“反規劃”底圖關系概念(這個底應該以中華版圖為“底”,是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底”,而不僅僅是一小片區域的“底”)來確定科學的發展。在濕地、風景名勝區、生態保護區等生態敏感區,搞破壞性建設當然有問題,這不是“正”“反”規劃的共同原則。
“正規劃”具有思路清晰、普適研究方法的特征,是可操控的技術過程。規劃編制體系調整是對城市規劃問題一個或者多個切中要害的解決路徑。筆者不認為對策的選擇要迎合時下熱點課題,或非要給城市規劃編制體系做結構性的大手術,而關鍵是針對確實存在的問題,從規劃編制視角改變和解決這一問題,應在較為嚴密的基礎上把握規劃的精確性,解決規劃的深刻性、可行性。
3.4“正”“反”規劃的整合思路
概念的厘定是一切研究的前提,思路的分野源于概念的歧義。當今社會、經濟、生態正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在這個背景下,人們應進一步深入思考未來的發展趨向,如何在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同時,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這給規劃編制體制帶來新理念和修正思路——功能、規劃、建筑、交通、地景、生態五位—體,全面協同,從而醞釀出整體性方法。現在學界在城市生態問題上的研究缺陷是:規劃與綠化景觀、建筑、生態相互脫節,個體環境與整體環境相互分離。對于城市生態效益,不僅需要定性分析,更需要定量測定城市成長不同期的規劃目標,重點、區位差異性,非均衡發展的原則路徑。另外,過去我們預測規模不準,是因為分析方法與預測手段不科學,例如,傳統教科書上人口估算方法,面對高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完全不適用。而“反規劃”對于這些問題都給予了我們很好的詮釋。“正”“反”規劃都應是理性規劃的過程,其前提是“正,'”反“規劃真正做到理性,協同整合各類專業背景人才多智慧參與和公眾參與,努力做到決策民主、理性、科學。
整體規劃為我們完善現有線型思路的規劃編制技術路線拓展了一片新天地。在方案制定和實施中,堅持理性建設規劃原則路線不動搖;對每一個要素(專業門類和技術單元),不能再象過去常常在單—規劃完成后再“貼”入上去,而要將其真正融入整個規劃中。
[參考文獻]
[1]俞孔堅,李迪華,韓西麗。論“反規劃”[J].城市規劃,2005,(9):64-69.
[2]李曉江。關于“城市空間發展戰略研究”的思考[J].城市規劃,2003,(2):28-34.
[3]M Bdttg and Lougleg.The Fractd City(Abstract)[J].Architectural Desiqn,1997,(10):78.
[4]陳欣欣。建筑的科學之維[J].建筑學報,2003,(6):48-50.
[5]李宛華,吳耀東。可持續的建筑與可持續的環境[J].世界建筑,1998,(1):84—85.
[6]葉小群。關于城市規劃概念語言的思考[J].華中建筑,2004,(4):80—81.
[7]李薇薇,齊湘輝,顧瑞珍。21世紀論壇上專家展望中國未來五十年發展目標[EB/OL].
推薦期刊:《浙江化工》(月刊)創刊于1980年,由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主辦。以開展化工交流、傳播科技及市場信息、促進化工技術進步、為發展經濟建設服務為辦刊宗旨。內容上重點由學術論文和市場信息兩大塊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