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歷史學論文投稿發表了孫中山陳友仁關系，在孫中山中國的助手中，陳友仁是孫中山晚年不可或缺的助手，他不僅在工作上為孫中山出謀劃策，同樣也為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事業奉獻一切，兩人逐漸從同事的關系發展成摯友。以下是對陳友仁的詳細論述。
 

　　關鍵詞：歷史學論文投稿,陳友仁

　　陳友仁(尤金·陳)，英文名Eugene Chen，祖籍廣東順德，1878年出生于西印度群島的特立尼達南部的圣費爾南多鎮，從小接受英國教育。1912年初，他為響應辛亥革命，回國效力，先后當過交通部的法律顧問和英文《北京每日新聞》的編輯，隨后創辦了英文《京報》。陳友仁政治觀點鮮明，文筆犀利，特別是那些抨擊北洋政府、褒揚南方政權的時事評論，使他在這時就與孫中山開始了神交。1917年底，英文《京報》因揭露北洋軍閥而被迫停刊后，陳友仁即離京南下追隨孫中山。從此，他一直伴隨孫中山左右，成為其晚年不可或缺的助手。

　　一

　　孫中山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曾有過許多助手，從早期的陳少白、陸皓東到中晚期的黃興、廖仲愷、胡漢民、汪精衛和蔣介石，而陳友仁是1917年后才追隨孫中山的，無論是時間還是資歷，都不能和那些老助手相比。但他熟知英國等西方國家的法律，有高超的英語水平，洞察力也極敏銳，因此他一加盟即被孫中山委以重任，并一直隨其左右，這是孫中山助手中比較特殊的一個。

　　陳友仁跟隨孫中山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孫中山對即將召開的巴黎和會非常重視，期待能借此而廢除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但他對北京政府派遣的代表團不放心，對北京政府任命的南方代表王正廷也不滿意，于是陳友仁就作為“歐洲和平會議專門委員”(注：《申報》，1919年2月28日。)，前往巴黎，名義上是南方代表的顧問，實質上卻“不是去參加和會，而是去監視中國代表團”的。陳友仁不負重望，在和會期間做了很多工作，“不但代表南方發表了許多公開聲明，和舉行過記者招待會”(注：《顧維鈞回憶錄》第1卷，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78～179頁。)，而且還為中國代表團起草了向和會提交的正式文件初稿(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喬.厄.莫里循書信集》，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第864頁。)，體現了國民黨在外交事務中的積極作用;當收回山東主權無望時，他又提議中國代表團退出和會，以示抗議(注：陳一文(陳友仁嫡孫)：《陳友仁及其兒女們》，未刊稿。)。巴黎和會結束后，陳友仁就山東懸案向美國上議院發了一份長電，既誠摯地希望美國能助中國一臂之力，盡快修正對山東問題的處理，又委婉地批評威爾遜總統違背自己的諾言，視中國陷于窘境而無動于衷。整份電報有理有節，不卑不亢，充分表達了中國人民不畏強權，要求實現領土完整的強烈愿望。陳友仁的電報受到美國輿論的高度評價，指出“明哲之士眼光如炬，對于此問題固自有最高之見解，即如陳君代表中國之呼吁，以中國所受之不公道置諸世界和平受危害之后，實具有卓識。蓋彼之呼吁以正義為先，而利益為后，誠有見夫大者”(注：《申報》，1919年7月31日、8月6日。)，使國民黨在對美外交中嶄露頭角。陳友仁的表現令孫中山非常滿意，從此對他更信任了。

　　孫中山曾多次向西方國家求援，但屢屢受挫。陳友仁分析了當時的國際關系，認為蘇俄在外交上十分孤立，急需在中國尋找政治伙伴，而北京政府又不太可能成為它的聯合對象，因此“國民黨應該向俄國人尋求軍事上和政治上的援助”(注：陳丕士：《中國召喚我》，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44頁。)，這對國民黨和蘇俄都是一種雙贏的選擇，陳友仁不但積極向孫中山建議，而且直接參與了孫中山“聯俄”的過程。

　　1922年4月至6月，當孫中山與共產國際代表達林就合作事宜進行會談之際，陳炯明炮轟總統府，孫中山被迫避難永豐艦，陳友仁擔當了孫中山和達林之間的聯絡員，使孫中山繼續保持和蘇聯的聯系。據達林回憶，“不久，我收到便條，要我速到東山。國民黨積極的活動家之一、孫中山的密友葉夫根尼·陳(即陳友仁)在那里等我。——陳現在隱蔽在東山，每天夜里潛到軍艦上去找孫中山”。他們見了好幾次面，當達林離開廣州前夕，“葉夫根尼·陳向我遞交了孫中山給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的信。信是匆忙寫就的，用的是一張從學生練習本上撕下的四裁的紙。”(注：(蘇)C·A·達林：《中國回憶錄》，第124、126頁。)以往人們都熟知蔣介石冒險上艦保護孫中山，而陳友仁每天冒險往返東山和永豐艦，及時向孫中山匯報外界動態，卻很少有人知道。

　　1923年1月18日傍晚，越飛偕同秘書和翻譯，登門拜訪孫中山，陳友仁作為孫中山的助手，也參加了會見(注：(美)韋慕廷：《孫中山——壯志未酬的愛國者》，中山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362頁。)。1月20日，陳友仁代表孫中山到越飛下榻的匯中旅館進行禮節性回訪，并就雙方談判中的一些細節問題進行進一步磋商(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情報選譯》，轉引自《檔案與歷史》1986年第3期。)。《孫文越飛宣言》發表后，他又公開發表談話，宣布孫中山最新的政治取向，指出“孫越談話中所含政策之最后結果如何，將視列強對俄國及對中山之態度為轉移。此項結果，可為中俄間之一種有益的合作，使彼等之物產文化供世界人類之用。反之，若列強繼續敵視俄國及中山，則或將迫俄華兩國成一堅固同盟，而從事于其他目的。”(注：(美)韋慕廷：《孫中山——壯志未酬的愛國者)，第150～151頁。上海《民國日報》，1923年2月11日。)

　　1925年3月，在孫中山病危之時，陳友仁代其起草丁著名的《致蘇俄遺書》，再一次重申“聯俄”方針。據汪精衛在國民黨“二大”會議上說：“兩張遺囑都這樣簽完了之后，另外還有英文秘書陳友仁同志，起草致蘇俄同志的一封信，由宋子文同志讀了一遍，先生聽過后，再用英文簽字。”(注：《汪精衛在國民黨“二大”會議上說明接受孫中山遺囑經過記錄》，載《中華民國史資料》上，第267頁。王俯民：《孫中山詳傳》，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3頁。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169頁。)。

　　陳友仁不但在工作上為孫中山出謀劃策，而且不惜傾其所有以支持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事業。1920年初，陳友仁根據孫中山的指示創辦了英文《上海時報》(Shanghai Gazette)，報紙繼承了英文《京報》的傳統，觀點鮮明，時政性強，特別是他撰寫的評論，見解獨到，語言精辟，很快引起國內外知識界的關注，他也被輿論譽為“用英文的辛辣作家”。但是，不久報社的資金告急。為了解決《上海時報》的經費問題，陳友仁專程回到英國，說服妻子變賣特立尼達的全部家產，由此解決了《上海時報》的資金難題，而且還資助了孫中山一筆錢。他這種忘我的精神境界，使孫中山更加對他刮目相看。

　　陳友仁和孫中山從相識、相交到相知，倆人逐漸從助手和領袖的關系，發展為誠摯的朋友，那種心有靈犀一點通的默契，使孫中山一直把陳友仁留在身邊，委以重任。孫中山素有“航空救國”的主張，因此航空局長的職務就是舉足輕重的。1923年9月原航空局長楊逸仙因公犧牲，孫中山立即任命不諳軍事的“陳友仁為大本營航空局局長”(注：《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243頁。)。1925年1月，孫中山在自知將不久于人世的情況下，任命陳友仁為中央政治委員會北京分會委員。這個安排意味深長：由于陳友仁在國民黨內的資歷較淺，又一直在他身邊當秘書，但他相信陳友仁具有擔任重要職務的能力，因此這個任命其實是為日后陳友仁在國民黨內地位的提升鋪平了道路。后來情況的發展正如孫中山所愿，1926年1月，陳友仁在國民黨“二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5月，他出任廣州國民政府辦理外交部長，開始進入國民黨的核心領導層。

　　二

　　如果說孫中山在世時，陳友仁對他傾力輔佐已頗為感人的話，那么當孫中山逝世后，他仍對其開創的事業忠貞不渝，則更讓人肅然起敬。孫中山逝世后，他的助手們對“三大政策”的態度可謂涇渭分明，胡漢民、戴季陶、蔣介石、汪精衛等人，紛紛背叛“三大政策”，成為國民黨右派;陳友仁卻與宋慶齡、鄧穎超一起，堅持奉行“三大政策”，成為堅定的國民黨左派。

　　“聯俄”是孫中山晚年重要的外交政策，也是陳友仁的一貫主張。但這個政策在國民黨內一直存在分歧，孫中山逝世后，原先潛在的分歧進一步激化和公開化，反蘇的行動也步步升級。首先，由陳友仁起草、孫中山臨終前親筆簽字的《致蘇俄遺書》，因遭到國民黨內一些人的阻撓，未能與另兩份遺囑同時見報，而是3月14日在蘇聯的《真理報》上首先發表的。其次，孫中山聘請的顧問鮑羅廷，于1927年6月被武漢國民黨中央解除了合同。最后，蔣介石、汪精衛等人竟然密謀殺害鮑羅廷。7月中旬，陳友仁收到了孔祥熙讓他轉交宋子文的一份密電，“請告出售人，商人同意按索價付款。盼如期發貨。”(注：陳丕士：《中國召喚我》，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04頁。)他明白這商人是指蔣介石，被出售的商品就是鮑羅廷。事情十萬火急，陳友仁決定讓大兒子丕士擔當“警衛”，盡快把鮑羅廷護送回國。正如陳友仁所料，汪精衛一面在武漢車站隆重送別鮑羅廷，一面密電馮玉祥暗殺鮑羅廷。據馮玉祥回憶：“我到鄭州的時候，接到汪精衛從廬山來的電報，通知我鮑羅廷即將由漢口經過鄭州回俄，請我把他扣留并殺之。我心里想的說，你要殺他，你自己何不在武漢下手?他顯然學的曹操的作法，想殺禰衡，自己卻不下手，把禰衡送給劉表，劉表又借手于黃祖而殺之。可是我決不是黃祖。”(注：馮玉祥：《我的生活》下，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3頁。)幸好馮玉祥沒理會汪精衛的電報，鮑羅廷才逃過一劫。

　　“聯共”是“三大政策”的核心，是孫中山重整旗鼓的良方，陳友仁則是這個決策的積極擁護者。孫中山逝世后，國民黨右派公開反共，陳友仁卻不改初衷，繼續堅持“聯共”政策。1927年7月14日，陳友仁在汪精衛召開的秘密會議上，明確表示他和宋慶齡都反對“分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是總理手訂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發展成今天的局面，拋棄三大政策必然要向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屈服……”(注：《吳玉章回憶錄》，中國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50頁。)后來，陳公博也在其回憶錄中證實“重要中央委員中有三個人不贊成分共，第一個是孫夫人，第二個是陳友仁，第三個是廖夫人……”雖然三個人不贊成，而大多數通過了。”(注：陳公博：《苦笑錄》，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年版，第96～97頁。)但是，當時右派的勢力占了上風，陳友仁不得不眼睜睜地看著孫中山親自建立的國共合作走向分裂。1935年“華北事變”發生后，陳友仁再次建議“聯共”，并派大兒子丕士回國拜見國民黨重要人物，懇請他們說服蔣介石，盡快建立新的國共合作統一戰線，以抵御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多年后，鄧穎超在接見陳丕士時，特就此事對陳友仁進行了充分的肯定(注：陳丕士：《中國召喚我》，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269頁。)。

　　“扶助農工”是三大政策的基礎，也是孫中山對辛亥革命失敗反思的成果。陳友仁對這個政策的解釋很明智，即“中國無論是在社會結構還是在思想上，都還處于中世紀。但這古老的結構已不穩固了，它行將崩潰。問題是要找新的社會力量來支持建立新的社會結構，以使生活重新穩定下來。這些社會力量首先應是農民和工人。滿足了這兩個階級的需要，社會基礎才穩固。因為農民提供即使是原始社會也需要的糧食，而工人支撐一切有組織的生活，即所謂文明。因此，必須滿足這兩個階級的基本需要。”(注：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千千萬萬中國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41～42頁。)陳友仁認為工農群眾不僅是國民黨執政的社會基礎，而且是對外交涉的強大后盾。他在擔任廣州政府外交部長期間，提出了“革命外交”(注：高承元：《廣州武漢革命外交文獻》，上海神州國光社1930年版，第144頁。)的口號，認為不需要特別顧及過去的條約、協定與既成的事實，而應采取強硬的舉措，借助民眾運動的力量，以達成中國外交談判的目的。1927年初，由陳友仁主持的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的談判，就是政府外交和民眾運動相結合的成功范例。

　　三

　　陳友仁跟隨孫中山的時間并不長，但彼此之間卻如此親密和默契;更難能可貴的是在孫中山逝世之后，陳友仁依然執著地高舉著他的旗幟，堅定地奉行“三大政策”，原因何在?1944年5月22日，顏惠慶在陳友仁葬禮上所致的悼詞，比較客觀地點出了個中的原委：“綜觀先生之生平，與孫總理有極相似之處”(注：顏惠慶：《簡述陳友仁生平》，《申報》，1944年5月23日。)，也就是說他們的人生軌跡相似，這無疑是從本質上為他們的關系作了注解。因此，我們不妨就從這個視角，對他倆的密切關系作一下剖析。

　　第一，他們的政治抱負相同。孫中山曾是醫生，陳友仁曾是律師，在事業和經濟上都是成功者。但他們并不滿足于個人的幸福，而是憂國憂民，把爭取民族獨立，實現民主共和作為人生的抱負。為了實現這個抱負，孫中山常年在外流亡奔波，宣傳革命道理，籌集革命經費，最終積勞成疾，中年早逝;陳友仁毅然離別溫馨的家庭，變賣全部家產，以報效危難中的祖國。為了實現這個抱負，他們以國家利益為重，個人則舍得一切，“認為做官是達到實現抱負的一種手段，”倘若“抱負不伸”，他們寧可“棄官不仕”(注：顏惠慶：《簡述陳友仁生平》，《申報》，1944年5月23日。)。辛亥革命爆發后，孫中山為了推翻帝制，實現共和，讓出了大總統的位置，專心搞實業;大革命失敗后，陳友仁與背叛革命的汪精衛政府決裂，棄所有官職而不惜，秘密前往莫斯科。為了實現這個抱負，他們與時俱進，適時轉變觀念，順應時代潮流。孫中山雖然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而當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后，他積極順應歷史發展，及時推出“三大政策”，建立了第一次國共合作。陳友仁回國之初，曾經對袁世凱產生過幻想，應聘過總統府秘書處的秘書(注：《公共記錄》，藏英國政府檔案館，由陳一文提供。)。但當袁世凱破壞共和，恢復帝制伎倆暴露后，他即迅速地從擁袁轉向反袁，“在‘天威咫尺’之下，直言無隱，力斥其非”(注：萬平近：《林語堂論中西文化》，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頁。)，成為新聞界的反袁斗士，乃至最終投奔孫中山的門下。

　　第二，他們在重大決策上意見一致。孫中山晚年的最大決策就是聯俄和聯共，聯俄可以獲取外援，聯共既可以取悅蘇俄，又可借用共產黨內的能人志士來發展壯大國民黨，重建中華民國。陳友仁也認為聯俄符合國民黨和蘇俄的雙方利益，國民黨可以就此獲得蘇援，蘇俄則在中國找到了盟友，有助于改善其在遠東的外交處境。陳友仁還期望通過聯共，爭取廣大的工農群眾，以夯實國民政府的根基，因此他“認為應同共產黨合作并組織工農，”因為“中國要有一個穩固的政府，首先得滿足工農最基本的要求。”(注：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千千萬萬中國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41頁。)當然，從最新發掘的材料來分析，孫中山的聯俄聯共，實質上是一種策略，其目的是很明確的，即通過聯蘇這個外援和聯共這個內援，改造國民黨，增強國民黨的實力，最終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國家。在這個問題上，陳友仁和孫中山的基本立場也是一致的。他始終堅持聯俄的宗旨就是為了蘇援，大革命失敗后，他曾與宋慶齡、鄧演達赴莫斯科，爭取蘇聯援助，以期推翻蔣、汪政權，建立國民黨左派領導的平民政權。同樣，他反對“分共”，也是出于維護“三大政策”的考慮，而并不是完全贊同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因此他盡管堅持反蔣，但卻沒有同反蔣的共產黨謀求合作，即使當他反蔣失敗而無法在祖國立足時，也還是沒有到共產黨那里尋求出路。由此可見，陳友仁和孫中山一樣，都是資產階級革命家，他們的政治理想始終是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陳友仁之所以能在孫中山逝世后，依然堅定地奉行“三大政策”，一是出于對孫中山的忠誠，二是由于他認為只有貫徹這項政策，國民革命才有可能取得勝利。

　　推薦期刊：中原文物(雙月刊)創刊于1977年，是由河南博物院主辦，龍門石窟研究所、河南省文物交流中心及洛陽博物館協辦的文物考古學術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