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是由《文化月刊》發表的一篇文化論文，創刊于1993年，是由中國文化傳媒集團主辦的文化刊物，以弘揚民族優秀文化為使命，以報道文化事業文化產業現狀與發展為宗旨。文化新聞、特別策劃、深度報道、品鑒、文化遺產、博物、文化青年、文化感悟、文化資訊、養生

　　內容摘要：文化的成長發展是與人們的社會實踐緊密相連的長期過程，具有自身的歷史承續性。人們實踐活動的歷史性與變動性決定了文化的流變性，在文化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通常會伴隨文化危機。當文化危機發生時，在對傳統文化及其價值觀和人們的文化心理造成巨大沖擊的同時，也為新的文化重建提供一些思想資源和經驗鏡鑒。經由文化間的互動、交流、融合而形成的文化重建是文化自覺的重要表征。全球化進程中的文化激蕩和思想激越，為當下全球文化重建提供了有利時機。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中國文化的自覺、自信、自強是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內在要求，也為新的全球文化重建提供重要借鑒。

　　關 鍵 詞：社會轉型 文化危機 文化自覺 文化重建 文化大發展大繁榮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1年度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研究(批準號：11XZX001)的階段性成果;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成果：馬克思社會有機體理論的內在邏輯研究(項目編號：12XNH192)的初步成果。

　　在歷史長河里，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這是我們對于文化和政治、經濟的關系及政治和經濟的關系的基本觀點。”[1]663-664同時，在人類社會實踐中，文化“是處于一定社會形態中的人，直接或間接、自覺或自發地為適應和改造自己生存的環境(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而進行的精神生產的產物。”[2]460而作為構成一個社會有機組成部分的文化，亦有其發生、發展、繁榮、危機、衰退、消亡的過程。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風險社會的多維時空架構中，文化愈益成為凝聚民族精神、匯聚民族共識的紐帶，是標識不同個體的社會心理基因和展示不同個體身份基質的社會遺傳密碼。一定時期的文化，在其生成過程中，是與構成該文化成長的社會建制、經濟環境、文明傳承等有著很深的淵源關系。在文化成長過程中，文化發展并非一帆風順，有高峰，也有低谷，其間也伴隨著文化自身的危機。當文化處于危機時，我們應理性分析產生文化危機的原因，廓清文化危機給文化發展帶來的危害;并有效整飭危機中的有益因子，合理、審慎地應對文化危機，在文化自覺的基礎上，為新一輪的文化重建尋求出路，使文化薪火相傳，血脈賡續，澤被久遠。

　　一

　　后工業社會的悄然來臨，使“危機”成為一個與現代社會緊密相連又難以割舍的語匯;名目各異的“危機”似乎與風險重生的后現代社會有著不解之緣。而文化危機便是諸多“危機”中的一種。在正確厘定“文化危機”的意涵之前，我們有必要對文化的本質做一詳細澄清。文化通常在“廣義”和“狹義”兩個意義域上使用，廣義的文化即為人化，它“映現的是歷史發展過程中人類的物質和精神力量所達到的程度和方式。”而狹義的文化“特指以社會意識形態為主要內容的觀念體系，是政治思想、道德、藝術、宗教、哲學等意識形態所構成的領域。”[3]503亦是指由“知識、信仰、哲學、法律、道德、藝術、風俗習慣等組成的觀念形態。”[2]460在本文中，筆者在狹義上談及文化——認為文化是人類在改造客觀世界過程中創造的精神成果的總和。在歷史唯物主義看來，物質生產方式制約著精神生產。在廓清文化危機之基本含義時，我們應該把其放在大的社會生產的宏闊視域下予以考量。據此，我們認為，“文化危機是社會危機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或方面，文化危機的根源在深層次上同樣來源于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矛盾與沖突，是社會的各種矛盾與沖突的尖銳化在文化精神方面的反映與表現。”在社會發展和文化實踐中，具而言之，“文化危機的實質是社會原有的文化系統與文化價值觀念不適應人們社會實踐的發展與生活變化的要求，人們的文化認同與社會實踐的變化之間發生嚴重的沖突與對立，從而使在社會中生活的人們精神上陷入困惑與迷茫，對傳統文化產生懷疑與喪失信心，傳統文化的生存與延續受到威脅與挑戰的一種表現。”[4]14欲透視文化危機的本質，就應跳出就文化言說文化的藩籬，從社會生產方式、政治建制、生態發展等社會有機體的大視野下，來審度文化危機的相關問題。

　　單純論及“危機”，指“危險的根由;嚴重困難的關頭。”[5]1412就文化危機而言，即指文化在發展中其自身所處的一種主體價值弱化、瀕臨消解邊緣、遭遇難以克服的挑戰和經受不可逆轉境地之狀態。綜覽人類煌煌文化史，任何一種文化的嬗變、躍遷、頹敗、衰亡都是與當時的社會生產方式和政治制度有著很深的纏結。正如恩格斯所言，“每一歷史時期的觀念和思想也可以極其簡單地由這一時期的經濟的生活條件以及由這些條件決定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來說明。”[6]335據此，在厘清文化危機原因時，我們必須把視野嵌入文化所生長的社會大背景下。一般而言，任何危機的產生，都蘊含著一定的矛盾，都是矛盾在產生和解決中熵的釋放表征——危機根源于事物自身的矛盾，有來自于事物內部的矛盾，也有來自于事物外部的矛盾，但主要是來自于事物內部的矛盾;即使受到事物外部相關因素的作用與影響，但也要通過事物內部的因素而起作用。危機來源于事物自身各相關因素間的沖突與對立，“從可能性上看，一切事物與現象中都存在著產生危機的風險。然而，也并不是任何程度的矛盾與沖突都會導致危機，一般來說，只有當事物與現象中存在的各種內、外部矛盾與沖突達到極其嚴重，陷入難于緩解，無法妥協的情況下才會爆發危機。”[4]14回望中國文化史，每一歷史時期的文化危機，皆發端于當時的社會危機——當時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發生了裂變。如春秋末期，在奴隸社會內部，隨著生產力的進步，鐵制農具的使用和牛耕技術的推廣，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諸侯力量增強，周王室式微，倚靠周天子權威建立的井田制也頹然退出歷史舞臺。春秋末期，諸侯不朝且云合霧集，競相爭霸，以致“禮崩樂壞”，使“制禮作樂”①和“尊禮文化”②的周朝宗法文化危機重重，幾近走到歷史的盡頭。在世界文化史上，與古希臘文化比肩的羅馬文化，在尚未步入文明之境的日耳曼蠻族的鐵蹄蹂躪下，隨著公元前476年西羅馬帝國的覆滅，羅馬文化遭受了致命的重擊，陷入深重危機中，“蠻族人的到來意味著古典文明的破壞和踐踏，他們看重的是土地和人口，羅馬帝國的那一套政治、經濟、法律制度對他們沒有多少價值……一切有形的羅馬帝國文化產品都遭到蔑視和踐踏。”[7]48且羅馬“文明中的城市生活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無論是社會的物質生活水準，還是人們的精神生活水準都下降到了一個極其地下的水平，文明出現了倒退。

　　正如一個復雜事物自身蘊含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一樣，產生文化危機的原因也是多重的。在人類社會活動中，一定時空場域中人們的實踐方式經由歷史的沉淀形成一些較為固定的慣習和行為模式，當這些慣習或行為模式一度升格為一定歷史時空中的行為范導時，映現在文化層面，就促成了主導性文化模式的形成。在主導性文化模式形成之初，該文化模式一度在社會生產層面和社會建制及社會風尚的引領上都會彰顯其正向價值。但隨著時間推移，居于主導地位的文化模式在一步步的保守、凝固、超穩定、疲軟和乏力中失去自身的優勢，并成為文化本身“自凈”和發展的桎梏——往往成為新的文化危機之始因。西方理性主義文化模式發展歷程即為明證——文藝復興后，理性主義文化模式逐漸成為西方的主導性文化模式，在高揚理性主義的巨麾下，人的主體創造性得以近乎完美的彰顯，在推動社會生產力高速發展并從根本上改變了歐洲社會人們的生存基礎和生活條件的同時，充分昭示了文化發展和繁盛對當時歐洲社會乃至西方世界的巨大貢獻。然而，在西方理性主義文化模式后續發展中，技術理性主義開始膨脹、肆虐，在單向度的技術霸權宰制下，異化使人的主體性價值漸趨弱化和消解，“現代技術就不再是某種人們可以自由選擇和取舍的、現成的和中性的工具，它正在成為一種滲透和擴展到人之生活的所有領域，自律地和失控地運轉的獨立的力量，并且還促使一些普遍的異化的社會力量失控發展。”[9]99如此一來，“對于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術征服，并未完全如人們所期望的那樣，確證人的本質力量并把人帶入完善完滿的自由王國和人間樂園，相反，它在一定條件下開始成為消解人之主體性的超人的力量，并導致了技術理性、意識形態、官僚政治等異化力量對人的束縛和統治，使人的自由自覺的創造性文化活動轉變為商品化的以消遣和操縱為宗旨的、非創造性的‘文化工業’。”[9]87在物欲的擴張下，價值的失落、對自然資源的大肆劫掠和日常事務中人際關系漸趨物化、商品化，顯現出人性的冷漠，“人們對支配物的追求意志越強烈，向外部世界攫取越多，自我也越迷惘，內在的靈性也越少。”[10]7理性主義文化原有的崇尚人文、濃聚溫情、彰顯人性的文化稟賦隨著“理性的失落”慢慢消失殆盡。在中國，至戰國以來的以“自然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文化模式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主導性文化模式，長期占據統治地位。”[11]89但到了封建社會末期(尤其是晚清以來)，這種文化模式蘊含著深深的危機：文化自身的除舊能力弱化和布新功能銳減，已與當時的以新科技革命為經濟基石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文化的世界大勢漸行漸遠，在統治者繼續閉關鎖國和“天朝上國”的迷夢中，伴隨著近代以來以民族危機為主導的社會危機，民族文化也陷入深重的危機之中而不能有效的自覺。

　　當然，在厘清文化危機的諸多原因時，我們要分清哪些因素是引發文化危機的外部因素、次要因素和偶然因素，防止將某些因素無限放大乃至擴大化的傾向。如其他論者所言，引發文化危機的原因還有：文化自身反文化因素的囂張③、以道德危機和價值危機為主的生活方式的危機④、文化自身的衰敗⑤等等。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任何社會的有效運轉都是在多維支持系統的“合力”下得以進行的，文化亦是社會大系統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對不同歷史時期引發文化危機的原因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并應有針對性地找出危機帶來的危害和發掘其應對之策。

　　二

　　在人類社會實踐中，任何危機的發生都會對社會產生一定的沖擊、震動、混亂乃至顛覆，經濟危機、政治危機、社會危機等皆概莫能外。作為人類精神生產之大成的文化，屬于社會思想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文化危機一旦發生，就會對一定時期的社會文化心理結構和文化生活以及由大眾認知、社會習俗及道德風尚所形成的主流價值觀產生一種撕割、斷裂、注銷感;對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形成巨大沖擊，瓦解主流意識形態存在的社會文化心理基座，進一步放大文化危機的社會擴張效應，致使社會信仰坍塌、規則失序、公眾焦慮重重、恐懼感倍增。

　　在文化危機中首當其沖受到沖擊的是人們的社會文化生活與社會文化心理結構，它使人們精神迷失與心靈遭受重創——直接威脅到傳統文化的存續抑或廢止，最明顯的表征是原有傳統文化的血脈萎縮，以至“禮崩樂壞”。當文化危機來臨時，處于原來文化系統里的文化精英們(即原有傳統文化守護者)，其所經受的創傷與打擊通常是刻骨銘心、撕心裂肺的。因為既有文化系統的崩潰，無異于生活其中的人們的文化臍帶斷裂、精神家園喪失。作為文化精英中的人們，當其精神與靈魂無處可依，做孤魂野鬼式的無根飄蕩時，迷茫、無助、彷徨乃至絕望之情會抓撓著他們的心緒，且一旦他們對自身存在的價值與意義喪失信心時，原有文化的守護者極易為既有文化體系的湮滅而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清末明初，某些或美曰為有氣節，或貶曰為冥頑的士大夫，甚至像王國維那樣的被尊稱為國學大師的人選擇結束自己生命的現象，便是舊文化的守護與守望者受到重創的典型表現。”[4]15-16文化危機對社會主流價值觀的沖撞、挑戰也是十分明顯的——對于社會普通大眾來說尤為如此!文化危機期，由于人們原有的文化觀念“分崩離析”且與新的社會實踐發生嚴重沖突，以社會主流價值觀為主體的新的文化觀念仍未產生，或即使產生但尚未被人們所廣泛認同與接受——在新舊文化觀和價值觀處于膠著、接榫、耦合、交替時，社會民眾往往處于文化觀上的“斷奶期”和價值觀上的“失戀期”，產生無所適從、無家可歸之感。人們躑躅獨行于價值觀失序和文化觀頹敗的心靈沙漠上而難以自拔，社會民眾在苦苦追索中，跋涉于重建屬于自己精神家園的漫漫征途!

　　當文化危機到來時，因原有的社會主流文化觀和價值觀處于裂變、弱化、消遁中而新的社會主流文化觀和價值觀尚處于發軔、磨合、孕育中，這時，整個社會因缺少主體文化精神的認同、協調、凝聚的聚合力和加固力而映射在社會層面就是整個社會大環境的失序：規則踐踏、道德失范、信仰淪喪。這充分顯示了文化是社會遺傳的一種形式的功能。當然，因為文化危機而引發社會整體失序的情況在歷史上是常見的，而且是與某一歷史階段的社會結構轉型和社會形態變更有內在的某種契合度。在春秋末期，周禮文化之要旨的“納上下于道德，而后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⑥的禮制文化的危機，在周天子權威失墜的同時，諸侯蜂起，中原逐鹿。據《史記》記載，春秋300年間，“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史記·太史公自序》)而在新的社會主流文化形態尚未形成之際，文化的聚攏力處于游離狀態，社會大環境無序，征戰頻仍。在戰國250余年間，有記載的大小戰爭220多次，“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簍上》)進一步確證了文化危機中社會價值觀失序狀態下，文化聚合力對社會規則和社會秩序的一種無形的影響。在古羅馬帝國后期，羅馬文化所內蘊的: 質樸務實、融會變通、統一綜合⑦的創造性特征逐漸被日益增長的消費文化⑧觀念所裹挾，“偉大屬于羅馬”的厚重輝煌的羅馬文化面臨著危機。當然，這里的羅馬文化危機也是與帝國后期積重難返的社會政治腐敗、經濟衰退有著千絲萬縷的纏結，但羅馬后期的昔日希臘、羅馬“較為理性化的思想則受到否定”[12]294可以看作是羅馬文化危機的重要癥候，在蠻族鐵騎的入侵下，昔日盛極一時的羅馬文化連同帝國的滅亡，已成明日黃花湮滅在人類歷史的塵埃中。

　　在全球化、網絡化、信息化、后現代的當下，文化危機之影響面已超越國界，文化危機易產生“蝴蝶效應”。在現代性大幕下，工具理性大行其道，使人們在追逐日益豐盛的物質生活的同時，聲色各異的消費動機使人們滿足于角力日常生活的感受體驗與感官期待，并使“這種期待已經轉化為普遍的‘應享意識’, 我們今天正面臨著一場不斷高漲的應享革命。”[13]69生活在現代社會的我們，在“想要得到的和能夠得到的東西之間、在我們實際的地位和我們理想的地位之間造成了永遠無法填補的鴻溝。”[14]58同時，因由“人的無限的強烈的愿望在人的有限的可能性面前成為泡影。”[15]427在欲望膨脹、異化凸顯的境遇下，在“豐滿的”理想和“骨感的”現實的擠壓中，我們卻被重重的焦慮所裹挾、簇擁——日常生活之豐富的多維向度卻被日益窄化的算計思維和效益最大化的功利原則淹沒、切割、宰制——文化自身內蘊的真、善、美的價值旨歸則漸趨弱化，推進文化發展繁榮的實踐者的主體認知感和主體意識卻處于缺場的境地——人們的軀體游走于日益豐腴的物質文明的大道上，而靈魂卻踽踽獨行在精神文化的荒漠中尋找心靈的棲居、皈依之所!在全球化場景中，文化軟實力往往在以經濟和軍事為主的硬實力的掣肘下成為西方某些大國推行其意識形態和輸出其主流價值觀的便道。近年來國內外關于“普世(適)價值”的爭論，就是西方大國將區域性的一己文化模式和價值規范擴展為在世界上通行和遵從的思想文化圭臬，成為新的極權主義的和文化霸權主義的施行者與推動者。這與摒棄同質化、秉承文化多元、相互鑒借、互相尊重、深入對話，以促進人類文化根基共同繁盛的大勢相悖謬!

　　當然，用辯證的眼光看，在任何危機的意蘊中，“既蘊含著危的意蘊，也包容著機的希望，危與機相輔相成、對立統一，沒有危，也就沒有機，危應該說是機的基礎與前提。對于文化危機來說，它雖然給傳統文化的生存與延續造成了威脅，但通常會給文化的轉型與創新提供契機。”[4]16回望人類歷史，文化轉型往往與文化新生和文化重建交織在一起，而文化危機在一定意義上就是新的文化形態誕生的“助產士”，成為文化創新與文化重建的不竭動力。

　　三

　　文化是流動的，維系著人類文明的血脈在歷史長河中奔涌前行。在歷史唯物主義視域下，文化的生成、存續和化育是在人的實踐活動中得以實現的，而人的實踐活動是隨著人的實踐方式的變革和實踐能力的提高不斷地拓展與延伸。在社會物質生產方式發生嬗變和與該物質生產方式相關聯的社會政治結構發生變動時，文化也會或慢或快地隨之發生變化。在長的歷史時段內，在社會轉型或社會變革中，某一文化發生危機后，原有處于主流“脈系”的文化的影響會慢慢的下潛或暫時性消退，在新的主流文化沒有正式確立之前，文化的發展并非止步不前，而是處于“緩慢”加速度的量變中，當該歷史時期的文化量變達到一定的臨界點時，質變隨之發生——新的主流文化正式出現。在人類文化史上，從文化危機出現到新的主流文化的確立，是一個長期的歷史漸進過程，這一過程往往與社會變革緊密相嵌且具有內在統一性，就是文化的重建過程。筆者認為，文化重建是在文化出現危機后，文化在社會發展中基于社會變革對于原有文化自身的重組、超越和凝鑄而形成新的、并對現有的社會發展起到思想引領、價值范導、規則建構的文化生成過程。

　　文化重建是文化自身吐故納新、薪火相傳、血脈相續的一個歷史過程，這一歷史過程有時是在文化系統內自然發生的，屬于文化自覺的范疇;有時是與文化所生長的社會的變革綰和在一起的，但后者往往居多。被雅斯貝爾斯所稱道的人類“軸心時代”的春秋戰國時期文化的繁榮，就是西周末年的周禮文化危機后，在社會大變革時代，文化傳播規模日盛、學術環境寬松活潑、私家學者集團興起后達到諸子蜂起，學派林立，才形成蔚為奇觀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中國文化第一次大繁榮的壯闊景觀。由于文化交流上的頻仍，在春秋戰國特殊的社會政治環境中，原有的“北狄”、“西戎”、“東夷”、“南蠻”各族逐漸“實現華夏化”[16]67，使華夏民族最終形成，并為秦漢時期強大的一統帝國和文化一統奠定了雄厚的思想文化基礎，屬于文化重建的經典范例。回望西方，隨著西羅馬帝國的覆亡，歐洲進入中世紀漫漫的千年征途。在基督教教會統治的淫威下，使得自希臘羅馬以來形成的理性思想遭到極大的扼殺，“人們的精神生活為宗教思想所籠罩，宗教所具有的陰暗面和對人的思想的束縛使得社會進步緩慢。在這個意義上，中世紀的確是西方文明的一種‘倒退’。”[8]108盡管中世紀鉗制理性，壓抑人性，社會環境陰霾重重，但浸潤中世紀千年的西方傳統文化血脈仍弦歌不絕，“匍匐”前行。并使蠻族從原始的刀耕火種發展到城市文明，從部落散居邁入近代國家，更為重要的是，被今人所熟知的“西方文明”就是在中世紀千年的櫛風沐雨和躑躅蹣跚中顯現雛形并最終形成的。同時，“中世紀歐洲文化的孕育已靠近一道關鍵性的門檻;越出這道門檻，這種孕育就不再是一些舊的結構所能包容的……即將在產生現代世界的一系列巨大的文化大變動中顯示自己的威力。”[15]249于是，在文化自身漸進性發展過程中，以復興古希臘羅馬文化為鵠的文藝復興運動沖破了中世紀的迷障，開始了新的文化重建之路，在接續古典時期人文精神的同時，高揚了人文主義，確證了個人主義在當時歐洲社會和思想中的地位，同時使世俗主義深入人心，“人類成就的新典范接踵而至。人類意識和文化的發展如此令人嘆為觀止，自西方文明誕生之初的古希臘奇跡以來是從來沒有過的。實際上西方人重新獲得了生命。”[15]253當然，文藝復興運動的勃興、發展無疑是與當時歐洲生產方式的變革及社會的發展緊密相連的。不難看出，文化危機之后的文化重建不僅是文化自身歷時性的沉淀、自省、自覺、純化、躍遷的歷史過程，而且亦是與文化所賴以存在的社會發展在共時性上有著藕斷絲連的依附、擇揀、吸納、融合、升華的歷史進程。

　　四

　　如上所言，立足于文化發展的歷史境遇，任何文化的重建過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其過程卻可表征出多維文化重建中的一些程式化的路徑和規則化的場景。我們認為，文化重建的過程既是對原有文化在批判性反思基礎上的甄別、擇揀、融會的更替過程;也是發現他者，學習他者，對外來文化的萃取、借鑒、吸收的過程;更是在文化自覺的基礎上，達致文化自身化約貫通、推陳出新、實現質變的過程。在文化重建中，這些過程并非線性的、單一的，有時是立體的、交叉的，共同推進文化整體的層級躍升。

　　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一個過程。而文化的承續和發展更是如此。在文化危機發生后，新的文化體系的重建，很大程度上是在對既有文化傳統的批判性反思——文化自身傳統之間所具有的一種批判意義上的連續性重建基礎上進行的。正如恩格斯所言：“同任何新的學說一樣，它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6]355關涉到具體的文化重建上，它“的前提是文化反思，如果沒有反思，那是很容易導致文化自戀和自大。”[17]94當然，這種反思是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文化實踐主體對原有文化系統自身的重新認識和仔細體悟基礎上對該文化傳統的甄別、篩選中進行的。同時，對原有文化自身批判的目的是為了重建而絕不單純為了否定，更主要的是在批判性反思基點上對原有文化系統自身精華的吸收、融匯和改造。誠如歐洲的文藝復興，正是在對古希臘羅馬既有的人文主義傳統的重新撿拾和對古典文化的重新審視的基礎上，結合當時歐洲生產關系的變革及社會發展的實際，“努力使古典藝術得到‘再生’……更多的是為了汲取靈感，‘古為今用’，是借用古希臘羅馬時代‘現成’的、閃耀著人性氣息的理性思想表達他們的政治見解和抱負，擺脫封建主義的桎梏和中世紀基督教神學思想的束縛。”[8]145-146在文藝復興中倡導的世俗主義，是在對中世紀盛行的禁欲主義的抨擊和批判中得以確立并廣播開來的。同時，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筑、雕塑和繪畫亦大都與中世紀的建筑、雕塑和繪畫有諸多關聯，并在吸收原有藝術成就的基礎上達到了新的輝煌。與此相似的是，“宗教改革與文藝復興一樣也從過去的歷史中找尋到進行變革的靈感和思想……宗教改革的領袖是從基督教之母——猶太教和原始基督教的早期思想中找到進行改革所需要的武器的。”[8]180反而觀之，文化重建中對原有處于危機中的文化的批判不是全面否定，克服原有文化中的危機因素而不是完全拋棄、隔斷危機中的文化的“血脈”。在文化重建中不能對陷入危機中的既有文化傳統一棍子打死、完全否定，盡管該文化重建可能負載著各種不能割舍的政治、社會目的。如在中國新文化運動中，以陳獨秀、李大釗為首的知識精英們高擎“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大旗，旗幟鮮明地倡導“四個提倡、四個反對”。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喚醒了近代中國人的愛國意識，以“重估一切價值”的決絕勇氣，重創以儒家倫理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促使近代中國人去忘我地汲取西方文化中有益于中國文化現代化的養分，“五四運動因此成為中國文化邁向現代化征程的真正開端。”[18]91然而，在歷史唯物主義看來，立足于文化弦歌不輟和文明傳承的視角，新文化運動中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過激，范圍過廣。沒有用辯證的觀點來審視并繼承它，這種激進地反傳統思想給后來造成了不良影響。”[19]88不難看出，文化重建中對既有文化傳統的完全隔絕、全盤否定的做法應加以摒棄，不值得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