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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民俗文化是一個民族的寶貴資源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載體，承載著一個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在一個白人文化為主的文化背景下，族裔作家往往以本民族的文化資源作為創作題材，并因此獲得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莫里森以黑人民俗文化作為資源，充分發掘并利用黑人民俗文化資源重建民族文化與民族自信心。

　　論文關鍵詞：民俗文化 集體無意識 認同

　　民俗文化是一個國家民族精神的重要載體，是民族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民俗傳承著一個民族的文化和行為模式,積淀著一個民族的深層記憶， 即心理學家榮格所說的集體無意識。如美國民俗學家William A. Wilson所言，沒有哪一學科能像民俗那樣將人們與文化遺產相連。在一個白人文化為主的文化背景下，族裔作家毫無例外的借助于民族傳統文化的文化象征功能來確立自己的價值與文化權利，與主流文化抗衡。本文探討了莫里森小說對黑人民俗文化資源的利用。

　　1. 命名活動

　　命名活動在任何民族中都是一項有著深刻意義的行為。對靠口頭形式來記述一個人的歷史和身份的黑人來說，新生兒名字的選擇較之一個有書面歷史的群體更為重要。[1]

　　黑人名字是家族歷史的傳承，一首黑人詩歌見證了名字的這一意義：

　　黑皮膚的人們，請聽我說，

　　那些給了我們生命的人們在開口說話之前要考慮嚴肅問題，

　　他們說，要給孩子取名，必須先考慮自己的傳統和歷史，

　　他們說，一個人的名字就是他的轡頭，

　　黑皮膚的人們，請聽我說，

　　我們的先祖從不把名字當兒戲，

　　聽到他們的名字就知道他們的家世，

　　每個名字就是都是一個真實的見證。[2]

　　名字在非洲傳統文化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如莫里森而言，如果你來自非洲，失去了自己的名字，麻煩就大了，因為你失去的不僅僅是你自己的名字，還有你的家庭，你的部族。如果你失去了自己的名字，死后如何與你的祖輩聯系呢?那才是巨大的心靈創傷。[3]名字不僅是身份的象征，也是個人與其族群成員及其祖先取得聯系的憑證。《所羅門之歌》中派勒特(Pilate)的名字與pilot引航員諧音，她的確也如導航員一樣引導侄子Milkman完成了尋找和發現自我的歷程。Pilate這一名字是其父親沿襲家族傳統用食指在圣經中隨意選擇的一個詞，她父親只是隨便翻了翻《圣經》，發現Pilate 這個名字的字母排列“像是一排小樹中高貴、挺拔、有壓倒一切氣勢的一株大樹”(《所羅門之歌》，第24頁), 就決定以此作為女兒的名字。派勒特本人也是這一意象的化身。如同一顆大樹佑護著女兒、孫女，引領奶娃尋找自我。

　　一旦失去了名字，也就喪失了身份。對黑奴來說，命名權完全掌握在白人奴隸主手中。白人所起的名字只能標志他們的奴隸身份。因此黑奴要想獲得真正的自由，首先需要獲得命名權。莫里森作品中多次寫到黑人易名行為。黑人自主改名有深刻的內涵，象征著新生和黑人對自我身份的重獲。《寵兒》中貝貝•薩格斯做奴隸時的名字為詹妮•惠特羅(Jenny Whitlow)，暗示著自己是惠特羅家的奴隸，自由后她堅持叫自己Baby Suggs,對一個老婦人來說，這名字聽起來有點滑稽，但卻是邁向自我的第一步。一方面， “Baby”是她喜愛的黑人男子對他的昵稱，獲得命名權是黑人對白人統治的一種反抗，也是尋找身份的開始。

　　非洲傳統文化中，名字是把個人與生活連接起來的重要環節。在《秀拉》中，作者借秀拉Sula 這一非洲名字傳達了主人公秀拉錯綜復雜的人生經歷和坎坷人生經歷。在巴班吉語中，Sula 意思是“恐懼，逃跑，用棍戳、刺，由好變壞，受挫，精神上的失敗，被戰勝，由于害怕而無法動彈，不知所措”。作者借Sula這個非洲名字暗示了秀拉錯綜復雜的坎坷人生經歷。

　　2. 神話原型

　　20世紀西方的神話復興使神話成為一個熱門話題，文學與神話的關系，是批評界所關心的問題。現代文明對人及人類生活的異化，使作家開始回到最原始層面去尋找真正的活力與動因。莫里森小說中運用了大量的神話原型， 以此幫助黑人進行文化尋根，修復斷鏈的文化鏈條，并使黑人群體從中獲取自信與力量。

　　非洲人信仰萬物有靈和自然崇拜。自然被視為人類之母。莫里森小說中一個頻繁出現的意象是樹。樹代表著自然的生命力。例如，前文提到的《所羅門之歌》中的派拉特就是樹的化身。除了名字背后的典故，從外貌上看來： 派拉特是一個“吊著一只耳環、沒有肚臍、長得像一株大黑樹的女士” (《所羅門之歌》，第28頁)。她與自然萬物和諧相處, 過著黑人傳統的簡樸生活, 保持著與自然相親的原生態: 她的住所沒有電和煤氣, 全家用的都是自制的蠟燭、煤油和肥皂; 她的屋后緊靠著四棵松樹, 她用樹上掉下來的松葉填塞褥墊, 她身上總有股樹林的氣味。在非洲神話里樹木是連接生死世界的有效途徑, 死者與生者可以溝通, 生死之間沒有界限。于是扎根土地的大樹賦予派拉特以超自然的神奇魔力, 她連接了過去和現在, 可以與父親的亡靈進行交流, 聆聽非洲祖先的教誨, 并用洪亮美妙的歌聲詠唱祖先世代流傳下來的歌謠。可以說, 派拉特就是黑人文化的守護者和代言人, 她

　　被賦予了永葆活力的“生命之樹”的形象, 顛覆了白人主流文學話語中丑陋、刻板的黑人女性形象, 把黑人女性從集體失語的狀態中解救出來, 賦予黑人女性以重要的歷史文化含義。[4]

　　西非的約魯巴人總是把湖泊、溪水、河流與神和神靈聯系在一起，他們相信這樣一來，每個湖泊、每條溪水和河流都有一位主人，人們敬奉河神，以此達到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例如《秀拉》中，謝德里克就具有非洲水祭祀的原型色彩。 他的神圣本質來自于一戰期間患彈震癥后的數日無意識狀態。傳統西非文化認為，當一個人昏迷多日后，他的精神便離開軀體，進入了祖先世界，與祖先的神靈直接交談。當他從無意識狀態中恢復后，即使行為古怪異常，也不被視為精神錯亂者，而是具有了某種特殊性和精神性。謝德里克的精神性體現在他那河邊的住所，而打漁為生的身份和漁夫的稱呼將他置于河之神靈地位，或者確切的說，被置于能進行與河神對話的水祭司位置。秀拉是謝德里克的精神侶伴，也是水的神靈和河神女祭司。她右眼上的胎記在謝德里克看來是水生生物蝌蚪。西非女祭司的身體上一般都紋有標記等級的圖案。謝德里克正是通過這一印記，確認秀拉與她同屬一個河神，是精神伴侶。彌留之際的秀拉又一次與水發生聯系，生命在水中得到“永生”：她知道水就在附近，她會蜷起身子鉆進水的溫柔之中，水會帶走她，會永遠地洗浴她那疲憊的身體。永遠，誰曾說過這話?她使勁地想著。誰曾許愿自讓她自己在水中永遠長眠?(《秀拉》，128)

　　3. 民間藝術——音樂與羚羊舞

　　莫里森曾經說過，“美國黑人通過將他們的經歷轉化為藝術的形式，才使生命得以延續，創傷得以愈合，心靈得以滋養。”[5]她將作為文化資源的黑人音樂轉化成資源，一方面修復黑人斷裂的民俗文化傳統，更重要的是將黑人獨特的文化實踐作為反抗白人主流文化的一種方式。黑人音樂在莫里森小說中無處不在。《寵兒》中貝比•薩格斯在“林間空地”布道時所帶領黑人民眾進行的宗教儀式就是典型的音樂形式。她用自己博大的心靈向會眾們發出了召喚，讓他們大笑、跳舞、哭泣。于是，“剛開始時是大笑的孩子，跳舞的男人，哭泣的女人，然后就混作一團。女人們停止哭泣，跳起舞來;男人們坐下來哭泣;孩子們跳舞，女人們大笑，孩子們哭泣直到后來，每個人都筋疲力盡，撕心裂肺，沮喪地躺在空地上捯氣”(《寵兒》，113)。這種儀式類似心理學上的災后心理干預，目的是幫助經歷心靈創傷的黑人民眾重建心靈的家園，讓他們愛自己的身體和心靈。從音樂的結構上看，這種儀式是一首爵士樂的演奏。它包含三個基本元素：兒童的笑聲、男子的舞蹈和女人的哭泣，而這些元素又在貝比•薩格斯的指揮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奏出了一曲集體即興創作的爵士樂。接著，貝比•薩格斯開始了自己的獨奏，號召人們愛自己的“肉體”、“眼睛”、“雙手”、“嘴巴”、“后背”、“肩膀”、“內臟”、“肝”、“肺”，尤其要愛自己的“心”，因為“它才是價值所在”，后來，獨奏變成了舞蹈：“然后她不再多說一句話，用扭動的臀部舞出她的心想說的其他部位”，黑人民眾則來為她的舞蹈伴奏：“大家張開嘴為她伴奏，悠長的曲調持續著，直到四部和聲完美得足以同他們心愛的肉體相匹配”(《寵兒》，113)。

　　非洲有句諺語：“告訴我你如何跳舞，我就會知道你是誰。”非洲舞蹈具有原始的感染力，這種感染力來自非洲原始部落的狩獵生活和對宗教巫術神圣的信仰。信仰給人們以執著的生命信念，舞蹈使人們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舞蹈表現出強烈的生命律動，體現生命的本原。廣袤的非洲大草原，是羚羊的故鄉，也是非裔美國人的精神家園。

　　塞絲在逃亡之路時，下意識地將她腹中的胎兒想象為“羚羊” ，到底為什么想到羚羊，她自己也不明白，因為她從來沒見過一只。接著她記起了在來甜蜜之家之前的非洲歌舞羚羊舞：有時他們跳的是羚羊舞。(《寵兒》，第39頁)

　　噢，可是當她們跳起舞。男人們和媽媽們一齊跳，媽媽們中有一個肯定是她自己的媽媽。他們變換姿勢裝成別的什么，別的不戴鎖鏈、有所要求的什么，它們的腳比她自己更了解她的脈搏。就像她肚子里的這一個。

　　羚羊舞是非洲傳統文化藝術的代表，羚羊奔跑起來的速度和自由的活動，象征著他們在非洲家園時生命作為主體的自由。塞絲在潛意識中了解了自己身上流淌著的非洲祖先的血脈，羚羊舞是非洲文化基因在她身上的積淀，喚醒了她深藏的非洲族裔的集體無意識。

　　對非洲裔作家來說，民俗文化是強有力的精神與藝術資源。莫里森挖掘并將其運用中，旨在為黑人族裔找尋失落的文化傳統和寶貴的精神財富，修復斷裂的文化之根，重建黑人族裔的文化自信心。

　　參考文獻：

　　[1]. Cheryl Ann Cody,: “There was no 'Absalom' on the Ball Plantations: Slave-Naming Practices in the South Carolina Low Country, 1720–1865，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2 (1987), 563-96.

　　[2]. 陳志杰.美國黑人的取名與黑人文化身份，史學集刊，2008(7):150.

　　[3]. Thomas LeClair, “The Language Must Not Sweat: a Conversation with Toni Morrison”, The New Republic, 1981,18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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