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被認為是典型的西方民主國家，但其民主制度又有著自己鮮明的特點，無論是君主制、內閣制還是兩黨制，都體現著濃厚的英國文化氣息，為人們從文化視角研究政治制度提供了典型案例。政治文化的提出者阿爾蒙德認為，人們對于政治現象所形成的態度類型影響著政治生活中正在進行的活動，并構成這些活動的基礎，同時也被這些活動所影響。

　　[摘要]英國被認為是典型的西方民主國家，但其民主制度又有著自己鮮明的特點，具體表現為“虛”“實”結合的立憲君主制和以兩黨制衡為核心的議會內閣制，它們都散發著濃厚的英國文化氣息。文章以阿爾蒙德的政治文化理論為基本框架，在考察了英國政治發展史的基礎上認為，源自貴族文化的順從型政治態度、理性精神與實用主義相結合產生的漸進主義行為方式是英國政治文化的兩大基本特點，因此也成為了具有不列顛紳士氣派的英國民主制度的重要文化成因。

　　[關鍵詞]英國;政治文化;立憲君主制;內閣制

　　研究任何一種具體的政治體系都應該對文化和結構兩者進行考察，既簡明扼要地勾畫出一幅其政治文化最基本的輪廓的圖畫，從而發現文化的態度類型，同時也應該相應地勾劃出一幅其結構和功能的圖畫。這一理論觀點構成了本文的基本框架，即先對英國民主制度的主要特點進行簡要的描述和評價，并在此基礎上引人英國政治文化的特點并對其進行分析;再以英國民主制度的歷史演變為背景，探討這種制度本身是如何在政治文化的影響下形成和發展的;最后就英國民主制度的整體特點與政治文化的關系做一簡要結論。

　　一、英國民主制度的特點

　　(一)“虛”、“實”結合的制度設計

　　英國民主制度最大的特點概括起來就是“虛”與“實”的結合，這首先表現在其立憲君主制的政體上。英王雖然在政治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但其權力要么只能按法律和慣例行使或受到別人牽制，要么必須在有關大臣的“忠告”并連署下行使，實際上是虛位元首，處于臨朝不臨政的地位。議會和內閣雖掌握實權，但也都是“虛”“實”結合的機構。議會是立法機關，由英王、上院和下院組成。其中，上院是貴族院，是主要西方國家中唯一以貴族政治為基礎的政治機構，議員由宗教貴族、世襲貴族、終身貴族和上訴審貴族等組成。它和英王都只有象征性的權力，而議會的立法、監督、財政等大權實際握在下院手中。下院是議會的主體，也是代議制理論的真正體現，這不僅表現在其議員通過普選產生、定期更換，而且表現在它是內閣制的基礎。英國內閣由英王授權在下院中獲多數席位政黨的領袖組建，成員必須是議員;內閣對下院多數負責，若下院通過對其不信任案，內閣要么辭職，要么提請英王解散下院重新大選，這是“實”的一面。“虛”的一面表現在，下院中獲得次多數席位的政黨成為反對黨，受法律保護，平時組成“影子內閣”，對執政黨進行監督。當執政黨大選失敗后，反對黨便可迅速取而代之，“影子內閣”成為“執政內閣”。這充分體現了“虛”與“實”的動態平衡。

　　(二)“議會至上”的民主政體

　　英國民主制度的另一大特點是體現了“議會至上”原則，即立法權在三權中居于核心地位;行政和司法機關都是立法機關的一個部分;行政權和司法權實際是立法權的派生，三者互有重疊。前述內閣制就是這一原則在行政權與立法權關系上的制度體現。而在司法權與立法權關系上，議會上院是英國最高法院，具有除蘇格蘭刑事案件外其他民事和刑事案件的上訴管轄權。大法官是上院議長也就是最高法院院長，同時還是內閣和執政黨成員。這種制度設計說明，英國政治中的三權并未分立而是合一的，但依然起到了權力制約權力的作用。在洛克看來，其原因在于立法權的牽制和平衡不是來自政府權力內部，而是來自社會和公民。因為立法權既然只是為了某種目的而行使的受委托的權力，當人民發現立法行為與他們的委托相抵觸時，人民仍享有最高權力來罷免或更換立法機關。因此，這種制度安排是為了保障執行權與立法權一樣均受社會和公民權力的支配，從而使整個政府權力系統不偏離公民對政府權力委托時的宗旨，保障公民的公共利益。但洛克同樣認為，人民享有的權力是最后的權力，即當辦理人違背他們的利益時推翻他的權力。當然，這種權力的經常行使必會帶來極不穩定的政局，這顯然不符合英國政治的歷史。.事實上，相對于提出過三權平行分立思想的法國來說，英國的政局要穩定得多。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英國政府能在沒有制度性制約力量的條件下既不濫用權力，又能保持政治生活的正常運行呢?英國成熟的兩黨制給出了答案。

　　在英國的兩黨中，執政黨雖然可以通過控制議會使政策符合自己的利益，但仍然必須考慮其他階層、集團和群體的利益，這樣才能避免壓力集團和社會輿論的作用導致其喪失過多的選票。另一方面，反對黨的作用更具有英國特色。首先，只有在下院選舉中獲得次多數席位的政黨才能成為合法的反對黨，起到監督執政黨的作用。其次，反對黨在監督時不能只顧自己的利益一味攻擊，還必須提出相應的具有建設性的能取代執政黨的政策。這就既發揮了監督作用，又保證了政策的連續性。同時，“影子內閣”制度的存在也使得執政黨在失去人民信任被“最后的權力”推翻時不至于出現長期的權力真空，從而保證了政局的穩定。因此，兩黨在制度框架內的合法競爭實際上最大程度地彌補了制度設計中立法權至上帶來的權力不平衡，在實踐中還是實現了分權制衡，只不過不是行政立法權的相互制衡，而是具有不同利益和價值取向的兩黨之間的制衡。這說明，沒有兩黨的制衡就沒有三權的制衡，成熟的兩黨制實際是三權分立制度有效運行的基礎。

　　由此看來，無論是“虛”“實”結合的立憲君主制，還是以成熟兩黨制為核心的議會內閣制，都有著精巧的運行機制;要想深刻理解其內涵不能僅僅用制度理論加以簡單解釋，還必須深入到英國政治文化的內核中去，結合制度本身的歷史演變過程，探詢其形成和發展的文化根源。

　　二、英國政治文化的特點

　　阿爾蒙德將政治文化解釋為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是由本民族的歷史和現在社會、經濟、政治活動進程所形成的。因此，在對英國的社會歷史背景考察之后，本文認為可以將英國政治文化的特點概括為兩個主要方面，即源于貴族文化的順從型政治態度和源于理性精神的對漸進主義行為方式的信仰。

　　(一)貴族文化與順從型的政治態度

　　順從型的政治態度是指公民在心理上對政治生活中的權威表現出一種順從的態度，即認為有一些人比其他人更適合來進行統治，其領袖與大眾輿論稍有隔離，但仍有責任根據公共利益進行統治，并最終為這種統治承擔責任。順從型政治態度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源于英國的貴族文化，即整個英國社會都具有的貴族精神的崇尚心理。英國的貴族精神主要包括：一，騎士精神，勇敢、浪漫、行事光明磊落;二，強烈的自立精神和欲望;三，強烈的主人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四，對知識和文化的推崇。盡管這些精神特質在歐洲其他國家的貴族中也或多或少可以找到，但英國的特點是整個民族都形成了一種向貴族看齊的文化傳統和氛圍，并深深地融人到了英國人的血液里，使他們產生了一種濃厚的、揮之不去的貴族情結，即使在資產階級不斷壯大、資本主義價值標準逐漸確立的情況下依然如此。

　　(二)理性精神與漸進主義

　　在哲學基礎上，理性精神源于經驗主義，認為可以通過對客觀現象的觀察和邏輯推理來認識世界，而實驗則是達到這種認識的必備手段。因此，理性精神的產生源于近代科學的出現，一開始就帶有否定上帝的激進主義色彩，在社會政治領域則表現為對自由、平等、反專制主義等思想的頌揚。但是，英國的理性精神同樣在保守主義的影響下蒙上了一層有節制的色彩，它使習慣于漸進處世的英國人在堅持理性的同時也在精神領域將宗教保留了下來，其直接政治后果就是導致了英國政教分離的傳統。宗教和上帝只存在于人們的心中，負責解決精神領域的重大問題，而在現實世界里，英國人的上帝則是牛頓，是自然神論，是主宰萬事萬物的理性和規律。正因為如此，才有了世俗的政治生活，才有了洛克的自然權利論，才有了英國民主制度乃至整個西方民主制度的誕生和成長。值得注意的是，英國人的理性精神是與他們的實用主義傳統結合在一起的，這一點明顯區別于法國人的理性精神。法國雖是啟蒙運動的發源地，但由此發展出來的理性精神卻與法國人天生的理想主義氣質結合在了一起，因此表現為對絕對完美的追求。而英國人的理性精神在實用主義的影響下追求的卻是一種相對完美，這一特點對英國人的漸進主義政治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

　　漸進主義是英國政治文化的另一大特點，也可以說是最基本的特點，決定了英國人的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是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兩大思想傳統合力作用的結果。一般人認為英國是典型的保守主義國家，守成、持重，但也因循守舊、故步自封。應當說，這反映了問題的一個方面。但英國的保守主義還有更深一層的內涵，即它并不是抱著傳統的東西不放，不思進取，反對一切革新，而是對變革的進程和方式持穩重態度。當現存制度尚能維持，仍可繼續時，它就堅定地守住陣地，不肯改革;但當已有的體制已不能滿足現實的需要時，它就允許某種程度的變化，并在這個新的變化的基礎上把守新的陣地，成為反對新的變革(同時也反對倒退)的守成力量。或者按20世紀初保守黨政治家休·塞西爾的說法，保守主義實際是人類對未來不可捉摸之命運的恐懼與惶惑。但另一方面，英國文化中同樣包含著激進主義的一面。“激進”雖然不一定是“激烈”或“偏激”之意，但肯定代表著一種徹底的革新。英國的激進主義以自然法為理論基礎，是在與王權的斗爭中逐步形成的。其要義是反對集權和專制，反對國王干涉和剝奪民眾個人的權利和自由，要求回到原始狀態的平等中去，消滅一切不公的現象。隨著資產階級力量的壯大，這種要求更多地表現在對個人財產的保護上，而反映在政治領域就是要求擴大議會權力以制約王權。但實際上，保守主義者和激進主義者各自都包含著對方的要素，因此二者都是理性精神的虔誠信徒。保守主義要求延續傳統，而對于生而自由的英國人來說，自由必定是傳統的重要內容，這與激進主義回到自由平等狀態的主張如出一轍。所以，每每在遇到重大的政治問題時，保守主義者和激進主義者總能傾向于用妥協的方式解決彼此爭端，融合為漸進主義的文化傳統，表現為對漸進主義處世風格的信仰。從這個意義上說，在英國政治文化中理性精神和漸進主義實際是一對同義詞。由此，理性精神是漸進主義產生的前提，而漸進主義則是理性精神發展的必然結果。

　　順從型的政治態度和漸進主義的政治信仰是英國政治文化的兩大核心，它們通過影響英國人的政治行為方式深深地融入到了英國政治制度的歷史演變過程之中，成為了影響英國民主制度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原因。

　　三、英國民主制度的文化成因

　　通過考察英國民主制度的歷史發展軌跡可以發現，對王權的不斷限制構成了其中的一條主線。而在這一主線的演進過程中，無論是早期貴族會議的制約，或是之后議會的產生，還是后來的一系列議會改革以及兩黨制的逐漸完善，都深刻體現了英國政治文化對促進現代民主制度成長的巨大作用。具體來看，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順從型的政治態度與立憲君主制的確立

　　在現代議會產生以前，英國政治制度中起到限制王權作用的常設性機構是貴族會議，盡管它不是現代意義上的議會，但代表了英國人為維護權利與王權斗爭的重大成果。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為權利進行的激烈斗爭中，英國人卻表現出明顯的溫和態度。比如，當1215年國王約翰在戰爭和納稅沖突中被打敗后，貴族們依然通過簽訂《大憲章》的方式將其保留下來，而不是用暴力推翻國王的統治，這一點決定了議會要在與國王反復斗爭中才能逐漸壯大起來的制度演變過程。因此，到都鐸王朝時，議會的權力雖然明顯增加，但王權卻依然強大，以至于形成了典型的國王議會權力平行的二元政治結構。之后的1688年“光榮革命”盡管根本上源于新興資產階級與國王爭奪權力而爆發的內戰，最終也確立了英國立憲君主制的政體，但形式上卻是君主再次被法律文件保留下來，所不同的只是新君主替代了舊君主，權力也受到了更嚴格和詳盡的限制。雖然這些限制經過以后的《王位繼承法》等法律和數次議會改革得到了進一步加強，議會也最終取代國王成為英國政治中的實際權力中心，但不能否認的是，國王始終沒有被推翻，而且存在于英國民主制度發展的整個過程之中，只是實權被不斷剝奪。其原因就在于，對權力順從的政治態度使英國人相信權力一定要被少數精英掌握，也許這樣會使他們脫離公眾輿論，但能更好地保持社會穩定。而以英王為核心的貴族集團就是這種精英群體的代表。盡管他們喪失了實際權力，但仍然是整個英國社會的精神紐帶，讓人們從心理上自覺地順從于現有體制，排斥劇烈的變革，使政府避免了采用威權政治的統治方式，也使英國社會避免了在急劇變化的世界中出現嚴重的動蕩甚至分裂。但順從歸根到底不是服從，對君主的保留也不是要實際接受君主制，而是仍然要求統治者按照民主原則對公民權利和公共利益進行維護。因為，對貴族文化和精英的崇尚畢竟只是一種心理傾向，它并不能代替人們的物質利益，這些利益的實現和維護最終還是要依賴民主制度的成長。所以，當那些新興資產階級通過購買爵位和聯姻成為新貴族獲得心理上的滿足之后，又要在君主制的框架下實踐民主制的原則，使這兩種本來對立的制度在貴族文化的調和下實現融合，并最終建立起立憲君主制的獨特政體。這一政體不僅是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妥協的政治結果，更是英國人對貴族階層崇拜的文化結果。

　　(二)漸進主義政治文化與議會內閣制的形成與發展

　　蘊藏于民族性格之中的理性精神與實用主義傳統緊密結合在一起，促成了英國人對漸進主義行為方式的堅定信仰，在政治領域的表現就是他們總能通過某種妥協方式處理彼此的分歧，這對英國形成獨具特色的議會內閣制產生了重要影響。

　　英國內閣制是以兩黨制衡為核心的，因此，其形成與發展與兩黨制的形成與發展是一個過程的兩個側面。“1832年之前的英國內閣制發展宛如一輛缺少馭手的馬車，時而疾馳，時而緩行，間或倒退。”在此期間，英國兩黨通過英王任命獲得執政權，但也出現了現代內閣制的一些基本要素。比如，1721年沃波爾作為多數黨領袖主持內閣，但在1742年輝格黨分裂，他得不到多數支持只能自己提出辭職。1781年，諾斯因英軍在北美獨立戰爭中的失利備受抨擊，結果率內閣集體辭職，但此時還不是因為失去下院多數信任而集體辭職的。1783年，英王喬治三世啟用年僅24歲的小皮特擔任首相。為獲得信任，小皮特提請國王解散議會重新大選，結果獲得議會多數執政，開創了英國政治史上的新慣例。與此同時，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和完成，新興工業資產階級通過1832年議會改革獲得了更多席位，從而帶來了黨派競爭的變化。保守黨和自由黨都通過整合力量建立起了較為完善的組織機構，不僅推動了現代政黨的出現，而且還增強了它們與王權斗爭的實力，這也推動了現代內閣制的形成。1834年，皮爾為獲支持仿效小皮特解散議會重新大選，結果沒有獲得議會多數，只能被迫辭職，這進一步強化了內閣要由獲得下院多數席位政黨組成的慣例。于是1841年，皮爾在缺少王室支持的情況下單靠競選勝利組成內閣就成為了英國現代內閣制形成的標志性事件。它意味著政府的權力來源已逐漸從國王轉向了議會，這是對“君權神授”理論在實踐中的否定，也為之后以兩黨穩定輪流執政為核心的議會內閣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一歷史過程中的關鍵因素就是，兩黨始終通過和平競爭方式而不是暴力方式完成權力的更替。反觀同一時期的法國，盡管也有憲法與制度的約束，卻經過了多次革命和五次共和國才最終建立起現代民主政治的框架。這說明，制度只是民主的一個方面，關鍵是要有民主的文化與之相配合。在英國政治中，這種文化上的民主就是與實用主義相結合的理性精神，即漸進主義的行為方式。它使得兩黨在堅持各自利益的同時總能通過妥協來解決矛盾，避免了因各自固執己見而導致政治僵局或者暴力沖突，也使得基本的民主原則能在沒有成文憲法保護的情況下完全按照一系列慣例正常運轉，真正實現了民主文化與民主制度的完美結合。

　　漸進主義對英國內閣制形成與發展的影響還通過促進兩黨政策趨同的過程具體體現出來。早在19世紀，工業革命帶來的自由競爭使整個英國社會都沉浸在追逐利潤、要求民主改革的氛圍之中。因此，盡管當時保守黨繼承了托利黨的傳統，但除了代表地主貴族以外，還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比如主要領導人皮爾就出身于大工廠主家庭。這就使他們在對待工業革命和議會改革的問題上更加溫和，如承認1832年改革的重大成果，而且在宗教問題上也更加寬容。同時，面對不斷擴大的無產階級運動，兩黨也較容易取得一致，即通過和平更替政權的方式來制造一種民主氛圍以緩和階級矛盾。進入20世紀后，英國兩黨的政策趨同現象更為明顯。首先是二戰中各黨派在戰爭政策上的共識;其次是二戰后，工黨憑借福利政策上臺執政，之后保守黨主動自我調整，兩黨形成了30年的社會民主主義共識;再次是20世紀80年代，面對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嚴重的“滯脹”危機，以撒切爾夫人為領袖的保守黨重新強調自由市場政策的重要性，以此緩解了經濟危機并得以長期執政。在壓力下工黨也不得不作出自我調整，兩黨由此形成了直到90年代上半葉的新自由主義共識。到了20世紀末期，“第三條道路”的出現為這一古老的英國政治傳統賦予了新的內容。作為一種政策，“第三條道路”的核心價值就是超越“左”“右”之爭，將福利國家政策和自由市場政策結合起來，在保證人們基本福利水平的基礎上，變消極福利為積極福利，增加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激發人們的勞動潛能，從而提高國民經濟的競爭力。布萊爾首相提出這一政策的初衷就是要改變工黨一直奉行的公有制激進主張，希望以漸進改革的形象獲得更多中產階級的支持。事實證明，這一改變不僅使工黨連續三屆擊敗保守黨長期執政，而且也使英國成功地應對了全球化的沖擊，科技競爭力始終位于世界前列，并成為歐盟中近幾年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遠高于法、德兩國。可見，無論是早期的保守黨和自由黨，還是后來的保守黨與工黨，雖然始終存在政見分歧，但在一些重大政策問題上卻一直保持著妥協與漸進變革的政治傳統。這就為兩黨通過選舉的方式輪流上臺執政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這一點才真正是兩黨制和內閣制的核心所在;否則就是只有分立的兩黨卻沒有妥協，最后便會導致政治上乃至整個英國社會的分裂。在充滿挑戰的全球化時代，一向被認為保守穩重的英國卻能比一向激進的法國更主動地變革，這一穩一變中間體現的正是理性精神為大不列顛民族發展所注入的強大生命力。

　　四、結論

　　英國是典型的西方民主國家，但其民主制度的設計卻表現出別具一格的特點，其中的立憲君主制、議會內閣制和兩黨制構成了整個制度的三大支柱。具體來看，立憲君主制是制度的外部框架，雖然在權力運行層面沒有多少實際意義，但起到了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紐帶作用。它既是英國歷史發展過程中各派別妥協的政治結果，更是英國人對貴族階層崇拜的文化結果，因此從整體上表現出了英國民主制度獨有的大不列顛紳士氣派。以下院為核心的議會內閣制通過“國王陛下的內閣”在君主制的框架下運行，是現代民主理論在英國的具體實踐，為資產階級政黨合法地掌握權力進而維護自身和公共利益提供了制度可能，但它的存在和穩定運行又是以漸進主義行為方式實現兩黨制衡的英國兩黨制為基礎的。英國兩黨通過在下院中的理性競爭和漸進改革，尤其是“忠誠的反對黨”作用的發揮，既使奉行“議會至上”原則的英國民主政體真正實現了三權制衡，同時又沒有導致嚴重的政治動蕩，切實保證了政府在政治管理和社會服務過程中的效能。由此可見，英國民主制度中的三大支柱實際是一個緊密相連的完整體系，三者在不列顛民族特有文化的聚合作用下環環相扣，彼此影響，既是英國政治現代化的標志性成果，也成為了英國整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推動力量。
　　
　　閱讀范文：政工師論文發表行政自由裁量權

　　摘 要：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存在和廣泛運用是現代行政的必然要求。在倫理學的視野中，行政行為人是具有一定意志自由并能夠運用倫理理性進行獨立價值判定和道德決策的行政主體。因此，行政自由裁量權從本質上來講就是一種倫理裁量權。一個健全的行政自由裁量行為至少應符合公正、合理、靈活、誠信、程序等倫理要求。我們應通過加強行政倫理教育，確立正確的裁量觀，建構德性倫理，強化行政自律精神，使行政倫理制度化以及設立行政倫理監督機構等措施，實現行政倫理對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規制。

　　關鍵詞：行政自由裁量權;行政倫理;行政行為人